浪遏飞舟

化文

龙人

　　

现在琢磨起来，我来到这个世上并不是一点儿设计都没有的。爷娘创造我的时候是在一个叫龙山的地方，中国叫龙山的地方有很多，我的家乡并看不到山，但附近有一座宝塔，属龙华寺。古人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那我的出生便自带仙气。

我肯定不是神仙，不可能记得我出生时的异常迹象，但我真能想起医院的环境。我一定非常不安，并且活动能力很有限，所以我余生都记得这个情景。那是医院的无影灯，几个灯组成一个大圆，在房间的顶板上。所有穿白大褂的人都不搭理我，只要一个戴口罩女的对我威胁我说：“不要哭，再哭我就给你开刀了”，然后我听到手术器械在搪瓷方盘子里铛啷啷的响声。我当然不懂"开刀"是什么意思，但她拿这个来吓唬我，我可以推断它不是开心的事情。

等我醒来时，我是躺在有护栏的病床上，家长走了，我心情很糟糕。透过栏杆，我注意到有个大男孩，他能自由活动。我求他帮我把床边的护栏放下来，我好看到一个有目的的世界。他听从了我的要求，我一下感到了与世界的联系，心情平静了许多。在病房里，我对一个玩具狗还有模糊的印象，它是我妈的大表姐陈姨妈送给我的礼物，这赛璐璐斑点狗能够从斜坡上自己走下来。回家后，从亲戚互相交谈中获悉我是做了“小肠气”手术，其时不到两岁。 这是我对于我本人的最初的仅有的一点记忆，但为什么要做手术以及它的方法我后来没去了解过，因为除了两道对称的浅白疤痕，我对疝气没有过任何感觉。

父亲给我起名叫飞舟。但自我能理解这两个字的时候起，它就给我带来很多麻烦，我得反复告诉他们，我这个飞舟，不是你们以为的飞舟。记得我和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孩子蹲在泥地上玩的时候，他就刨根问底儿说，你的飞是怎么写的，然后用木棍在地上画出像鱼骨头一样的图案。我告诉他：不是，我的“飞”是，“乙”加上三丿。我当时也没学过写我的名字，但我肯定看见过我哥写他的名字。我父亲的解释是，生我哥的那年正好是苏联人造飞船成功上天的时候，所以起名“飞宇”，四年后有了我，起名“飞舟”。我们兄弟俩没怎么碰到同名的同学，也许它们是好名字，反正我这辈子花了不少时间在给人解释我的名字上。

一年后苏联变成苏修了，阿爸不再向外人解释名字的起因。木已成舟，就像已经住进去的房子，不能因为和设计师赌气就不住了。我儿时所在的工人新村的楼房据说是按苏联风格建的。坡顶上铺着赭红色的方片瓦，它是一家飞机制造厂出资建造的，新村北侧有职工礼堂和草坪，有水系在村中和周边流过。新村第一批房子有两个单元，一个单元里有12户，每层4户人家、一共三层。第二批房子每个楼层里住七户人家，分别住在三个总门里，两家有套间，其余四户都是一间16平米的屋子，还有一户是小间，有9平米。我家4口人，住在一个16平米的屋子里，和另一家合用一个厨房、阳台和卫生间。厨房里有两台铁铸的管道煤气灶。

在这样的居住环境里，群居的氛围很浓。但是父母不让我随便散步到邻居家去，但小孩的好奇心就像猫一样，越不让去的地方，越是想去溜溜。隔壁家的女主人宝英特别开朗，在厨房见了我就说：

"舟舟，来阿姨抱抱。哟那么腼腆啊，不会再哭了吧？你胆子那么小啊，看到那个假的牛就要哭呢！”

她说的是我爸书桌上摆的那个白色的磨砂瓷牛，那牛的眼睛点了釉，黑黑的发着光，栩栩如生。男孩生性胆小是令人讨厌的。我那时经常的哭，是因为恐惧、疼痛、还是没有陪伴，都很难说，显然我是比其他孩子都能哭。我外婆就说我是蚌壳精，我哥哥看着我说：“碰碰就要哭的，对吧？” 我外婆却没有同我们讲蚌壳精的美好童话。

我外公外婆也住在同一个工人新村，也就是小区，因为我外公就是飞机厂的资深技工，住在三楼的一大一小共24平米的公寓房里，不过他们的楼房是第一批房子，楼梯和家里都是红漆木地板，而我自己家是水泥地的。外公一家和另一户住在一总门里，合用厨房、浴室和厕所。厂长们也在这龙山新村住，不过是占总门里的所有屋子，而不和别人家分享煤卫间。我外婆是那时定义的“家庭妇女”，没有工作，我幼年时满眼都是外婆，因为她一直照看我到我上学。我外婆是性格开朗的本地人，个子不到一米六，圆圆的脸庞，说话声音响亮。她没有裹脚，可也没有上过学。

早上我懵懵懂懂地醒来，外婆立刻就来到床边。

“醒了啊？不要马上起来，躺在床上醒醒透。要尿尿吧?"她总是笑呵呵的。她拉下我的裤子，端起痰盂，我就站床上解手。外婆和其他老人一样，嘴里”嘘——嘘——“地吹起哨音。我放开闸门，在痰盂里灌了小半壶，她叫道：”哈哈，那么一大脬！晚上没有画地图，真来赛！好好，再躺下咪一歇，不急着起来“。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尤其在冬天，会躺下再被窝里赖着，眼睛开始东转西转，重新认识这十小时前碰触的环境。一会儿，外婆就端来热开的牛奶或糖粥、糍饭糕、炖蛋什么的。

我跟着外婆每天要上下好几遍三层的楼梯，外婆搀着我的手，一边数楼梯台阶 。这是个基本生活技能，因为到了晚上，楼梯的灯都是坏的。我长大后，心里数数必然是用乡音。

“六，七，八，九——啊哟！没了，没了。”外婆反复说：“你小孩刚学上下楼梯，要一格一格地走，还不能像大人一样两脚连着走，不然就容易摔下去”。 有一次我没有扶扶手，就真的从楼梯上滚下去了，幸好楼梯也是木头的，没有磕出乌青来。

外婆有时带我去“合作社”买东西，那个合作社是新村附近最近的小杂货铺，粮店也在那儿，也就是10分钟的脚程。外婆和我一起去，走到一半我就喊累了，外婆有时会把我背在背上前行。在外婆的背上我觉得自己高了，视野好了，不想下来。我外婆后来还帮着我大姨、小舅带他们的孩子，她也习惯背孩子，而不是抱在胳膊上。多年后外婆的背越来越驼了。

我哥哥飞宇开始要上小学了，到了寒暑假，他也在外婆家吃午饭，这时外公外婆就不得清静了。他和外婆家楼上楼下的小孩到处疯玩，我则不停地要做他的跟屁虫。外公外婆是看不住他的。飞纸飞机最好玩了，我哥从习字本中缝拆下一空白页用来折纸飞机，本子上都不留痕迹。普通的纸飞机很容易折，但那老鹰飞机折起来就复杂了，我只能看着大孩子玩。还有那个很简单的直升飞机——其实是直降飞机，看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一个小长方纸条，一头分成两个瓣儿，腰间剪对称的两个小口，叠起来成为花梗那样，根部打个弯折，不让它散开。我哥做了四五个后，飞宇哥就捧着直升机去楼梯口了，我也拿着我做的一个一边跑一边呼叫着：“直升飞机要飞啦！直升飞机要飞啦！” 哥哥在三楼从木扶手栏探出头，把纸飞机一撒手，那个飞机旋转着双桨，像一朵花儿似的稳稳降到了一楼的地面。我也把我的纸直升机放了下去，我的飞机两瓣螺旋桨不匀称，在空中打着圈下降，结果落到了二楼的梯阶上。我们放完手中的飞机就下到一楼捡起来，再爬到三楼继续放，来那么两回就满头是汗了。而我哥下楼不是走着下的，而是骑在楼梯扶手上滑下去的。外婆怕我上下楼梯摔着，马上出来叫停。可哥哥还想自己玩，沉默寡言的外公忍不住干涉了：“飞宇啊，不要疯了，不听话就给你吃麻栗子！” 所谓吃麻栗子就是拿中指关节敲脑瓜，特别痛的。我哥只得暂且作罢。后来我这个游戏也越玩越好了，还会和同龄小孩继续折飞机，老鹰飞机也学会制作了，果然在空中滑行的时间长，飞行线路直，成为我的宝贝。此生和飞机制造的关联恐怕也就是这么点儿。

小时候长一岁就是一个新世界，我的活动范围就扩展到了附近的花园。那个花园有半个足球场大，有草坪和一个中式亭子，四周有木兰树和涂了柏油的竹篱笆墙围起。中间散落着几棵亭亭的棕榈树。家里有结婚等等的重要场合，居民们都会以亭子为背景照相。放学后的孩子自然都会在这个小花园里流连。星期六下午四点半父亲会接我和哥哥回自己家，他骑着一辆28吋的老自行车下班回来。他在外婆家楼下把我抱上自行车横梁上，我侧坐在横梁上，手扶着车把中间。我们沿着新村主路向北，然后右转经过小花园，有时我哥在花园里等到我们，就跳上自行车的后座，一起回到新村西部的那栋47号楼。如果父亲载我们去远的地方，下车后我的右脚得麻半天。坐后座的哥哥也叫屁股疼，因为那个架是铁扁条，薄面朝上，割肉一样。单元门里面楼梯下的一点地方停满了自行车，回来早的把车放在里面，第二天要早走的话就麻烦了，需要挪三四辆缠绕成一团的自行车才取得出来，完了还要把其它车归位。这对我“四眼”的父亲来说还是很吃力的。

父亲身体单薄，不时地会咳嗽，骑车时通常戴着口罩。不仅他的自行车土得像农民拉拖车的老坦克，他戴口罩的方式也特别土，像医院里的医生。他也让我戴，我特别不愿意。我要戴，就想要有些读中学的大哥哥那样的，绳挂在耳朵上，特别帅。

回到家邻家的两个姐姐见了我分外的欢乐，蹲下来又看我的耳朵，她们说我的耳垂真大，简直像两个铃铛。我楞在那儿也不知说什么好。“他要是摇摇头，两个耳垂会抖起来呢！”一个说。“嗳，真会的呀！舟舟你摇摇头让我们看看。用力摇！快一点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她们笑得不亦乐乎，我明白了她们拿我寻开心啊。 还有好多大人说我耳朵大，有福气，好像是表扬我，我也想不出来，福气会怎么影响我的明天。

阿爸让哥哥淘米做饭，自己拣菜洗菜准备晚饭。母亲一般要6点左右回到家，她在一个房屋维修队做库房管理工作。我则在家东看看西摸摸，翻我家书桌的抽屉，或到厨房阳台走动，顺便看看邻居家的女主人做什么菜，总是发现邻居家的饭菜比自己家的香。宝英阿姨炒青菜时，把菜油烧得冒烟，菜下锅时很大的爆裂声。吃饭了，我们围在一个圆桌周围，圆桌上有一块玻璃台面，下面有一方台布，父亲喜欢在玻璃底下压一些照片、或者他的备忘字条。父亲会给我们讲饭碗里的饭要吃干净的，吃菜不要挑挑拣拣，不要只吃眼前的菜。除了咸淡，阿爸很少会谈论吃喝，我们小孩也受影响，吃饭就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哥哥吃饭速度经常是“头一名”下桌，我还得坐在那儿顽强地完成任务。吃饭就怕吃着小石粒，哥哥淘米时没耐心拣沙石，咬着小石头的情况常有。我妈咬着石头的情况比我们多，也许是她吃饭嚼得细吧。碰到这情况，她通常就不想再继续吃了。妈撂下的半碗剩饭和桌上吐出的那口饭渣特别扎眼。

父亲晚上他要备课，批改中学生的作业。周末有时他会在书桌角上刻图章，旁边放着线装的康熙字典。他有时刻图，青田石上刻山水，一个人站在山上，江里有几个帆船。阿爸嘴里念念有词：“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他用有音高的方式吟诵，有节拍，不知他为何那么得意。当时他没跟我说“浪遏”是什么意思，我从他表情看似乎是个好的意境。

万岁

每当路过和小花园比邻的厂俱乐部，我便想起来我看过的电影。因为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可以免票观看，我有几次被带了进去。有票的大人们对号坐在翻板木椅子上，在过道里有很多小小孩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看。那时候只要是电影大家都乐意去看。经常放的是老电影，《南征北战》里有戴大盖帽白手套的国民党军官，解放军都是一样的棉布军装军帽，有位指挥员脖子上受伤缠了绷带。电影最后都是枪炮声一片，敌人中弹倒下，他们中弹的姿势各种各样，然后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我哥告诉我：“电影都是演出来的，那些坏人没有真的死掉”。说完他假装中弹，全身一抖就软在地上，闭上眼睛装死，半天叫他不醒。

正片放映之前，都有《新闻简报》放映，有的是吸血虫病的纪录片，有的是上海百货商店卖布的黑白片，有的是周总理接见外宾的事情，有的是毛主席畅游长江的片子。新闻片中大人们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不太明白，这喊的是什么意义。

电影《收租院》里没有活的人，都是泥塑，讲的是农民把谷子交给地主，地主不劳动，收租最狠心。泥塑人的眼睛不知道是用什么做的，反着亮光像真的眼珠子。收租院里还有水牢，别的孩子说水里还有蛇。我从此对蛇充满了恐惧，但我相信那是“解放前”的事，解放前天空上没有太阳，地主资本家会拿着鞭子准备抽我。《三条石》里面有一个小童工的腿好像被机器压住了，工头还在揍他。里面拉人力车的工人手指都被机器切断过，手握紧车把都不能。以后只要听说《三条石》我的心就被三块有沟痕的石头给压住了。

一天我哥哥从学校里回来说：“啊哟喂，今天学校里要我们吃忆苦饭，真太难吃了！老师不许我们扔掉，都要吃完。有女生边哭边吃，也没吃下去”。我问：“那是啥味道啊”！ 哥说：“谷子脱下的皮做成团子，嚼不烂，还没有盐没有糖”！我似乎已经感受到了地主资本家的凶残，他们自己吃鱼吃肉，穷人只有吃谷糠野菜。幸好我长在了新社会，还有饭吃，不用吃糠。

一天我妈带回来好几个新式的毛主席像章，放在五斗橱的最上面抽屉里的一个硬纸盒里。我又长了一年后，我有能力爬到我家的四足圆凳上，和哥哥一起翻看妈妈的宝贝。大多的像章是金属的，红的背景和金色的毛主席的浮雕头像。一盒子闪闪发光的像章让我激动不已，我可以一个一个端详半天。同样的东西有人可以做出那么多样式，我似乎有了初步的审美教育。

有软塑料上印的彩色毛主席头像的，也有晚上会发光的荧光材料做成的。 除了有圆形的，还有长方的，如周总理戴的“为人民服务”；有一种像一本书一样的塑料白底，我很喜欢。大的有杯口那么大的，小的只有指甲盖那么小，感觉特别精致，哥特别喜欢那个小的。好多人开始在左胸上佩戴毛主席像章，我会留意他们的像章我家是不是也有。他们戴的好多我没见过，但总觉得我家的更好看。我家来了一个江西姑姑家的表妹，她带来了景德镇瓷厂出的毛主席穿着军装的侧面彩像，有大人的脸盘那么大。我爸就把它高高挂在屋子的墙上的正中间。

我爸还带回来一幅宣传画《毛主席去安源》贴在墙上，画上毛主席年轻时候，穿着长衫，胳膊下夹着伞，一个人在山上走着。在家里，我抬起眼皮就能看到他，有时会自己瞎想。毛主席眼睛真好看，大眼睛双眼皮，年轻时是长脸，头发背梳着，特别帅。后来就变了圆脸，双下巴，笑起来特别慈祥，个子腰围比较大，就是伟大领袖的样子，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没有人能长得像毛主席一样。

夏天，我妈和大阿姨合计在新村大门口拍照片，她们最近都换了短发型，戴上自己喜欢的像章，还要带上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我大舅舅用一个上海牌皮腔式照相机给他们拍，那是他们几年前凑钱买的。她们手背都一律朝外把小红书贴在胸前照相。我妈穿着她最喜欢的酱红色百襇裙。

“完了给飞宇飞舟也拍一张”，大舅舅提议。

我妈说：“不要拍了，浪费胶卷”。

大舅舅坚持要拍，说胶卷够用的。大人们也把红宝书塞到我们手里让我和哥哥像他们一样照相。后来我经彩过照相馆橱窗，看到店里都是统一那么照的。

一周大部分时间我住在外婆家。我外婆总是穿着立领斜襟的蓝色衣服，戴着袖套。天还没亮她就去买菜去了，我还在睡梦里。

这时外公也已起来了，在卫生间用软毛刷把肥皂沫打在脸上，然后拿一把鹰牌刮胡刀刮胡子。听到外婆说买到了梭子蟹，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你那么早去买小菜，抢了头一名吧？”

“哦哟，老鼠抢生肖，我必须是头一名呀，哈哈哈”！外婆打趣着说。

外婆做家务的时候，我就跟着在屋子和厨房等地方晃荡来晃荡去，开开这个门，拉拉那个抽屉。有一次看外公在阳台上修自行车，外公有一个铁工具盒，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工具。我看他还用叫“牛油”的东西抹在有钢珠的轴承槽里，钢珠就不掉出来了。我看到好多新的银光闪亮的细长的车轮钢条，一头是弯的蘑菇头，一头是有螺母的，外公用一个圆形有两个缺口的工具把螺母拧紧，车条就牢牢固定在轮圈上了。我看见过有大孩子拿车条弯成一把手枪的，然后把火柴头上的火药刮在螺母的眼中，上面的撞针弹下来就会把火药压爆炸。

外公见我东摸西摸，便命令我进屋里去，我悻悻回到屋里，又把方桌下面的抽屉拉开翻杂物玩。抽屉里有剪刀、头发夹子、顶针、纽扣，等等，也够我玩一会儿。其中最特别的是两样东西，一个是三块颜色鲜艳的塑料板，上面刻着镶金边的数字100，也有小一点的，刻着50，我问外婆那是什么，外婆说是“白相贯”，我没见过别人有这样的玩具。另一个玩意是一个吓人的大甲虫，它的身子是光闪闪的有一层层深黄色纹路的石头，它被固定在一块金属网上，那虫像活的一样，我厌恶那个东西，看一眼就把它翻转过去。

外婆家的家具除了那红棕色五斗橱，都是磨掉了漆的老式家具。外公外婆的大床是黑色铁架子的，五斗橱是深棕色的，橱脚是老虎爪子的形状。屋子墙上挂着一面个长方形的大镜子，框子是洋派的木雕，镜子已经老化了，特别是靠下方部位，水银都有了锈斑。镜子下面放着一个黑色长的衣柜，三个长抽屉外侧分别有两个铜拉手。我太矮小，必须离得较远才能看到自己的半身，镜子里的地面有点儿倾倒，里面的世界都是反着的。

房间西面有一台隼牌缝纫机，小阿姨放假时经常会用，似乎有做不完的衣服。我喜欢站在边上看机器缝纫的过程，座位上没人时还试着转动手轮，或踩踏板，然后把线从针眼里拉出来了，招来制止。

“缝纫机是个聪明的东西，它似乎理解我们要什么，特别是它不会在一个地方扎针，而是会把布向前推进”，我想。

但小阿姨有时也控制不了它，底线有时会断掉，要从它肚子里拿出底线轴，把线头拉出一截来。

楼下隔三差五地会传来吆喝声，由远到近，听多了就明白他们各自的意思。修床的不紧不慢地喊：“坏的棕绷修伐、藤绷修伐？”弹棉花的用棒槌敲他的大弓的钢丝，“噔，戈噔噔——噔，戈噔噔——”收废铜烂铁的则是吹短笛：“哆来咪，来咪哆——”对于拿来少量铜铁的顾客，那挑担的男人并不给现金，而是给“来哉糖”，他打开一电影胶片盒，里面有圆圆的一张白面团一色的薄糖饼，用刀切一角下来，拿杆称称一下分量，作为等价物。拿铜铁来的通常是孩子，换了糖蹦蹦跳跳地回去吃了，其他围观的孩子跟着跑，想看那糖吃到嘴里的过程。

下午四点后，逐渐听到有孩子的叫嚷声，那是上幼儿园托儿所的孩子被接回来了。我爬下椅子去看他们。他们手里拿着糖果或饼干，我对外婆说我也想要，外婆说：“什么糖？你不是才吃了一粒薄荷糖吗？那个呀，那是他们托儿所发的点心”。我从来没上过幼儿园，我知道他们都一起吃饭、睡午觉。我上午经常看见有老师领着一对戴围裙的小孩在新村大路上散步，那些孩子手拉着前面孩子的围裙带别扭地走着。我觉得不好玩，因为哥哥以前常说他最烦幼儿园睡午觉了，他睡不着。我也不羡慕上幼儿园的孩子，除了没有他们的点心。外婆家隔壁的小惠姐和她弟弟也攥着点心上楼了，他们的父母规定他们不可在外面玩，因为外面有病菌。他们父亲曾看我脸上有白色块，说我可能有蛔虫，让我也吃了一颗他买来的宝塔糖，说能去蛔虫。好几天我拉完大便都惊恐地看马桶里有没有他们说的长虫，但是没有。

村里大多数家庭都是两个孩子。我的脑筋里就形成了很主观的结论，两个孩子是正常的，三个四个孩子是非常奇怪的。左邻右舍几乎都是一般的大，不是属牛、虎的就是属兔的。大人似乎很关心生肖，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动物。常常人们不问年龄，而是问“你属什么的”，这就能推算出年龄，我不懂为什么。当听到有人属老鼠、属猪、属猴，我就会笑着产生一些联想，观察他或她哪里像这些动物。

我知道我的属相是在外婆和一阿姨的对话中。一天我们在新村门口围观消防队员训练，消防队员一边跑一边放长长的看上去是帆布的水管，他们腰间还挂着铅色的水龙喷头。有一不认识的阿姨看到我就逗我，外婆就和她聊起天来。

“啊哟，这小囡老乖的喏！胖嘟嘟，还有双下巴呢”。那阿姨说。

外婆道：“哈哈，是呀。我小外孙呀”。

“啊哟，外婆福气好啊，已经有两个外孙啦”。

外婆道：“啥福气啦，哈哈，都是促狭的败鬼呢”！

“小朋友几岁了？”

我答：“三岁半”。

“哦，属兔子的呀，和我外孙囡一样大的呢”。

外婆道：“啊，真的吗？”

“一点不错，是63年的嘛”。

外婆说对。

于是我就以为我是属兔的，兔子就是大白兔奶糖上的样子，似乎挺招人喜欢的，只是没有属龙属虎的厉害。小伙伴东青很自豪地告诉我他是属老虎的，“哈哈，你是属兔子的”！他也知道了我的底细，我觉得很抬不起头。直到我进入中学的时候，我才搞懂了阴历和阳历的不同，属相是跟着阴历走的，我出生的时候还是阴历的虎年，我是属虎的。我一下有一种平反昭雪的感觉，我似乎看到了我画皮之后的老虎的真身，我是王者！

扎三刀

我无聊不过了便站在椅子上看南窗外的马路，那条中山路上有不少车辆经过，大多是解放牌的卡车，就是雷锋开的那种；有三轮的小卡车，手扶拖拉逐渐多起来，突突突地惊天动地；41路公共汽车前面是大车厢，后面还拖着一个小车厢。我若是上车一定和我哥一起站在大水箱后面的栏杆后，看大玻璃窗外的景色，还可以看司机操控方向盘踩油门刹车和挂档，感觉司机特别牛气。“人长大了就可以去玩这种厉害的东西”，我想。

楼下西边篱笆墙围起来的是一所五四年建的中学，有四层楼高。上学的日子，早上8点学生们集合在操场，对着毛主席像唱《东方红》。我有时就从西边的窗户向学校那面张望，看学生们在敲锣打鼓地叫喊什么“原子弹”之类口号。天空中飘过一股股颜料化工厂刺鼻的烟。

哥哥懂的东西比我多很多，所以他做什么，我也一样照着做。譬如，他在手腕上画了一只手表，然后，在小朋友面前不停看表，说：这是印纳格牌手表。我马上也试着拿那支圆珠笔在我的左手腕上画一大圆圈，然后，我照着桌上的钟，画出1、2、3的表盘，还有三根长短的指针。画完，我便觉得手腕发痒，再看笔画过的皮肤开始发红并肿起来！我意识到，我的皮肤过敏现象又来了！我把我的表给我哥看，我看了大叫：“快来看，飞舟的表真的是肉表，突起来那么高！快来看呐，隔壁的小朋友看了都狂笑。而我心情很复杂，我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平时，我手上如果被指甲或硬物划一下，那里就会肿痒起来。不过，过了半小时就消下去了。有经过的大人说：”这是身体有毒气“。我会不断观看那皮肤，焦虑半小时。

有一天，我听到楼下有阿姨在喊：“宋家妈！宋家妈！开会啦！里弄开会啦！” 我连忙转告在北阳台上洗东西的外婆，有人叫开会呢。外婆嘀咕说：“还要我去啊！？我要看外孙呢”。外婆到楼梯口回道：“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外婆停下手中的事，拿着一个小竹椅和蒲扇带着我下楼，来到两栋居民楼的中间的树荫下，那里已经围坐着一圈老人，听一个居委会的阿姨读报。同时，新村里有好几个没单位的居民学习小组在同时开会。他们读的什么我不清楚，我就在他们附近转悠，并和东青等小朋友一起看蚂蚁，拔萝卜——看谁捡的树叶梗更坚韧，或用石头在地上画图。东青一边念一边在地上画。“我有六角六（画了两只眼睛），我到大世界去兜一圈（画了脸盘的大圆圈），买了根大蒜头（画了个鼻子），还有四角八（画了嘴和两撇胡子），买了三根葱（画了额头纹和头发），落掉三角三（画了两只耳朵），回来做瘪三（画下巴上胡子）”。我看着乐了，这个老头样子可笑，也是可以反复玩的游戏。我也跟着画了几遍。不一会儿，听到开会的人唱了起来：“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我知道他们的会议要结束了。这个歌听多了我也会跟着哼了，我大概明白了船要有舵才能用。

周日父母在家爸妈就会做些好吃的，一次我们包大馄饨吃。爸在妈的指导下忙活半天，馄饨热腾腾地捞在大碗里，我坐在小圆桌前看着一个个元宝似的馄饨，口水都流出来了。

“不要急着吃，烫的呀”! 妈说。

我舀起一个吹两口就吃了，有点烫，但还能咽下，一会儿就把碗里的吃光了，汤也全喝了。但像前几次吃馄饨一样，我的天花板（硬颚）微微地疼，舌头可以添到破了的皮垂下来。馄饨没有吃完，妈妈让飞宇把其余的馄饨送到外婆那儿去，我也自愿随从。我哥端着一搪瓷长方盘子走在前面，我在后面紧跟着。快走到小木桥的时候，“咣当”一声，我哥扑倒在地，馄饨大半掀翻在地上，一个个沾满了土。我咧着嘴哭开了，我哥看着一地的馄饨楞了一会儿，捡起了几个稍微干净的煮熟的馄饨，继续向外婆家走去。我也抹着眼泪跟到了外婆家，外婆外公见了我们立刻明白了情况，好好安慰了我们一番。

小娘舅从技校回来了，他对着鱼缸里的金金鱼发楞。看到我们也过来看鱼，问：“飞宇你喜欢金鱼吗”？

“喜欢”。

“这鱼给你养要不要”？

“真的吗？要呀”！我哥激动地答道。

“要就拿去”。小娘舅确定了。

我也特别开心，这四条漂亮的金鱼竟然要到我家了。小娘舅把鱼和鱼缸送到了我家就走了。然而，阿爸看到了这鱼满脸的不高兴。

“不可以养金鱼”。他很干脆。

“为什么不可以？”飞宇争辩。

“为什么要养？”

飞宇回答不出来。

阿爸说：“养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你整天去捞鱼虫？那么游手好闲？”

飞宇想争取：“我想养”！

妈摆手说：“弄得家里臭臭的，不要养”。飞宇知道没有争取的余地了，眼泪扑簌簌掉下来。

当天傍晚，父亲把东西放在一个菜篮子里，责令哥哥把它拿回外婆家。我在阳台上看着飞宇挎着篮子满脸失望地走在小道上。小道两旁有在土中互压的青砖构成路和非路的边界。

一天我又在外婆家窗前看前面的中山路。很高的杨树都秃了，原来楼下的竹篱笆不知道被什么人拆解得没了，这倒好，我们坐公交方便了，出了单元门就是车站，用不着从大门口绕了，我看马路也清楚了，可以看到路对面的菜地，菜地的尽头是龙华寺的宝塔。忽然看到有些楼下的孩子跑到马路边上，看一辆又一辆解放牌卡车从楼前驶过，车斗里站满了戴着安全藤帽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他们有的手持着大旗和写着字的纸旗。

隔壁小惠的爸爸下班后会对我外公兴奋地说一些大人的事：到北京去告状……安亭卧轨……保皇派…… 三楼各家的小孩也围拢过来听。

火车压过来，要死的啊，我想。见过外婆杀鸡，一只鸡脖子被割开，血滴在碗里，一会儿就不挣扎了，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也吃不到馄饨了。那些人不怕死，多么勇敢啊。

又过了些天，人们都在传一个事：龙华庙里的菩萨被敲掉了。我原来对那个庙没有什么印象，模糊地记得那庙有油漆斑驳的大拱门，没什么人进去。

隔壁小惠家的门总是关得严严的，她妈妈是个表情严肃的人，也许有代沟，她很少和我外婆聊天，外婆也不主动和她说什么。小孩间也几乎不一起玩耍。夏天他们家门开着的时候多一些，他们姐弟在叫喊什么的时候，我会在门口看一眼，仅此而已。这种界限在别的邻居之间也差不多，但总是有几个活泼的哥哥姐姐会把其他孩子带动起来。

一天我听到三楼楼梯口又喧哗起来，出去一看是东翼两户李家和黄家的三个女孩子在玩游戏，口中有念：”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吃你的肉，还你的壳，张家伯伯卖糖粥。哈哈哈哈，我们来玩‘炒黄豆’吧，炒、炒，炒黄豆，炒好黄豆翻跟头……“，她们见我来了，也带我一起玩，开始手拉手，面对面，后来翻过来，背对背摇着胳膊。

她们家中都没有祖辈和她们一起住，她们不上幼儿园时，中午就在家自己热一些前一天晚上的剩菜剩饭。

一天外婆念叨说：”好长时间没去龙华吃小馄饨了“。她好几天在挂在墙上的越撕越薄的日历上找了一个日子，决定和我一起去吃小馄饨。我们坐上公共汽车，终点站就是龙华。下车后，外婆紧紧拽着我的手朝龙华寺走去。

一言不发的外婆拉着我在大殿转了一圈，神坛上的菩萨和金刚全没了，只留下厚厚的灰尘和墙角的少量碎块。我看到原来神像前供膜拜的刷红漆的木箱还在。我从来没有向人跪下过，心中猜不出有人甘愿给菩萨磕头的动力。我觉得不再向泥菩萨磕头是件好事。

庙里没有别人，我们绕过一棵高大的树，踏着落叶默默离开了那里。往西一百米开外，就是一家点心店。人很多，我们在别的吃面点的客人背后等着空座。像我们这样等着的人有七八个。有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在店里的方桌之间慢慢走着，他的眼睛迅速扫视着桌上的碗，他看到一个碗里还剩一点点馄饨汤，有一点犹豫。服务员正要收碗，他突然出手把碗抢到手，仰脖喝掉了那残汤。我呆呆地看着，知道他多么想吃到多一些的残羹。

那天我吃馄饨到最后把汤也喝了。

那一段时间外公不怎么上班了，抽烟抽得很凶。他抽完扔下的香烟包装纸我见到就拿过来玩一会儿，闻一闻烟丝留下的味道，里面一层单面银色的纸，能映照见我的脸。外面一层是印着彩色图案的纸，铺平了就是一张长方的纸，上面有“大前门”三个字，图画是一座三层的有箭垛的楼，楼顶是山形的古式飞檐。我用铅笔在包装纸空白的地方瞎划八划，像电影 《列宁在十月》里的小姑娘划两个连着的弧线，中间加一短横，就是天空中的鸟。或是学着写“大”字。一天，外公开口对我说：“飞舟，你到楼下玩一会去，我看好几个小孩在楼下玩呢。”

外公叫我到外面去玩，我自然开心地飞出去了。住在一楼的东青见我来了，就拉我一起玩扎三刀，我说：怎么玩? 他说：“看我，捏着这螺丝刀的头，这么让它一转，它就扎到泥土里了。先划个'田'字，这是我们的大本营。我们轮流扎三刀，然后从大本营出发，把三点连起来。你连的线不能和我的线交叉，交叉了你就输了”。我学着他捏着螺丝刀尖往下摔，它却扎不到土里，我拿着木柄往下摔它有时还能站住，于是勉强和他玩了起来，但刚画完我的一条线，他就把他的线向我的线挤靠过来，我说：“我的线不能往前走了”。东青说：“哈哈，对了，我要困住你，让你无路可走”。我下一轮划线必须回头躲开他的线，这样我的扎刀技术必须非常准，才能不和他的线交叉。

正玩着，忽然小惠急匆匆地跑来拉着我说“你家有很多人，快回家！”我俩看她那么紧张的样子觉得很奇怪，停了游戏就跟她回到外婆家，果然外婆家门口挤了两三层的陌生人，也有邻舍隔壁的大小孩子。我扒拉那些人的腿挤进了屋子，看见外公外婆肩并肩站在了屋子中央，我走到外婆身旁拉她的手。而外婆拉着我却仍然保持着原来低着头的姿势。我再朝周围看，发现家里的椅子上坐着些陌生人，只有小娘舅是认得的。那些人都围着看外公外婆，也在看我，我楞了一会儿，就后退到小娘舅身边去了。有一个男的带着红袖标，在那里拿着一张纸读着什么，我一点儿也听不懂，但看那阵势，外公外婆好像是犯了什么错。被那么多的人围着看，并且低着头一言不发，我感受到了外公外婆的屈辱，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难过。

外公过世开追悼会前后，我记得外婆找出一枚奖章，奖章上部是匾状的，下面是悬挂着的圆形部分，上面有两架飞机的图案。1976年后，我才稍微了解了一点“两航起义”事件，外公宋玉华1949年前应该是中航的维修工人。

鸟声

　　听说小阿姨串联去了，我也不懂那是干嘛。后来听他们传说要坐火车几天几夜，不用买票，戴上校徽就可以去北京、去韶山……很多人还坐铁皮火车去的。没有地方上厕所，女生很狼狈。但我想到和小伙伴们一起不睡在家里一定很有意思。

我哥就读的小学也停课了，他变得很兴奋，不用写作业了。我经常跟着他在新村的各个角落游荡。新村周边的竹篱笆被孩子们拆得所剩无几，村的南门和西门只剩孤零零的两个混凝砺土方柱，上面浮突的村名依然笔法刚健。

我们俩走过俱乐部前面的篮球场。那球场很久没有举行比赛了，球筐上的线网都没了。地上煤渣场地也开始坑坑洼洼。在俱乐部的一侧堆着锅炉房烧过的煤渣，有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小男孩在煤渣堆里扒着，他们身旁的篮子里有捡起来的比较黑的煤渣。他们一定不是住在新村的房子里的，而是住在周围平房里的居民，因为他们还在用煤炉或土灶。烟筒里冒着黒褐的烟，煤尘掉落下来，会飘进眼睛里。这对母子全不在意，只顾捡煤渣。

俱乐部的正面是拱形的水泥墙，墙顶有旗杆，下面有五角星，大门的两侧还有副门，门前有五级大台阶，扇形的展开至地面。我和飞宇被敞开着大门的俱乐部礼堂吸引了，以前都是由大铁链锁起来的。我一边嘟哝着：“噫，没人的”一边进到大礼堂里，一看里面吃了一惊，以前整齐的座椅被挪走了好些，剩下的被推倒在四周。我注意到原来那些座椅是由很长的木条连在一起的。舞台上两边的大红丝绒幕布也不见了。这个礼堂的地面是平的水泥地，没有高低层次，和正经的电影院有差距。地上有白的碎玻璃和纸片。

突然，我听到身后一阵急跑声，我俩回头一看见一个和飞宇差不多大的男孩跑进礼堂，两手一举，”当“地一声，大厅顶上的一个乳白的玻璃灯罩被击碎了。那小子猫着腰继续猛跑，有玻璃在他脚下溅落。我呆在那里，刚刚目睹了一场暴行。我俩赶紧离开了俱乐部。

以后的两天，我还惶惶不可终日，好像我也是那场暴行的一部分，大人会来追究我。然而，一直没有人来找我，我应该是安全了。这一幕我一直记着，他的击发精准度让我难忘，我还记得那人跑动中打破的好像是礼堂上最后一个完好的灯。

我妈有一天下班回来从包里拿回来一个断的玻璃弯管，而不是好吃的食堂做的肉馒头。那弯管表面是有凸起的花纹，好似有些大姐姐留的大辫子。我和哥哥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我妈掂了掂有点重的玻璃管说：“这是大吊灯上面的，洋房里的。已经被砸碎了“。

我哥抓住这弯弯的玻璃，像拿着手枪一样东指西指：”灯怎么是这样的？砰、砰，歪把子机枪吧“！

母亲说：“这断口还是尖的，不要扎着人。礼拜天我要去值班，你们想一起去吗”？

”好呀“！我们雀跃起来。

星期天，我们坐公交到了衡山宾馆附近下车。在马路边上，妈妈压低声音指着一个绿树环抱的小草坪说：

“这里面有一个在劳动改造的人，我们都说他像刘少奇”。

我在某个场合听过“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但他究竟是什么人我不知道的，在劳动改造的人一定是坏蛋。

我妈说过她的工作有了调动，目前在区革委会里上班。我们去的应该是她的新单位吧，我认为。我们进了那个洋楼就上上下下巡视了一圈。首先就感觉那屋子的天花板好高啊，里面没有家具，近期并没有人住过的样子。看见壁炉，我猜不透为什么要用它，难道以前没有煤气吗。我还看到了那扔在墙角的吊灯的主干部分。那吊灯直径约有1.5米，应该有六个或更多的玻璃管分枝。我们进了一间铺着瓷砖的屋子，见里面有浴缸、洗手池、马桶，还有一个长圆的和马桶一样高的白瓷器物。妈妈说：这是卫生间。

我叫道：“啊！这么大的卫生间！比我们家的屋子还要大”。其实它有两个我家的面积，我想象自己在里面洗澡，那会多么空旷孤独，很不合理。

我和哥哥又在那第二个马桶前研究了一番，看见底部有一个向上的出水口，认定那是洗拖把用的。妈妈似乎也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我们兄弟俩对建筑的好处并没有什么特别兴趣，很快我们跑到花园里奔来奔去，飞宇还拿出一个玩具在那儿吹。平时那玩具已经玩腻了，可现在拿到这个树木荫郁的安静的私家花园里，它是那么好听。那是一个塑料的鸟哨，鸟肚子里面有一个小球，尾巴是一个吹气口，灌一点儿水后吹它，那哨子就发出嘘律律的鸟鸣声。

我自然要和哥哥争抢着吹，但我不太敢在花园的深处吹，怕碰到那个扫地的“刘少奇”。他在草坪边缘的树丛里，我远远地看到他，但他似乎也在躲着我们，低头弯腰怕被人认出来的样子。那个阳光艳丽的星期天，草地是鲜绿的，但阴影同时也特别黑，那老头呆在了最适合他的黑暗里，和电影里完全一样。

我还记得，那天中午我们去衡山饭店的一个职工食堂里吃饭，那两张油印的饭票可以买两个素菜，也可以买一个红烧小黄鱼，我们买了小黄鱼，虽然菜不够吃，但这小黄鱼很鲜美，因为平时我们家很少吃到。

一天阿哥在外婆家的阳台上神秘兮兮的，两只手掌上都是黄泥。他见了我来到阳台，就催我进屋：“飞舟，不要在这里，到屋里去，去画图去，卡宾枪是啥样子的？你看看我画的”。我知道他在瞒着我干什么，就乖乖地回屋去了。在屋里转了一圈，我又悄悄地走到厨房，看阳台上的他在干嘛。我看到他趴在阳台水泥栏上，手伸到外面，往外墙上放什么东西。我发现一点线索后，就赶紧带着秘密回到房间，坐在饭桌上拿蜡笔画美国直升飞机被越南民兵的卡宾枪打爆炸了。那枪的子弹匣是直的。这都是我从哥哥从学校带回来的《红小兵》画本上看来的。

等我听见飞宇下楼去了，我遍来到阳台，跳起也趴到栏杆上，伸出脑袋看外墙，啊！我发现在外墙的突出的水泥亜字形装饰上，摆着一排红土泥丸子，有些好像干了，有些还是湿的。这个无疑是阿哥的秘密，我当然也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但是，我心里有些害怕，这个泥丸子用大弹弓射出去打碎玻璃是肯定的。我看到过有少年拿着粗铁丝弯出来的弹弓在玩，什么都想射击。

一天，父亲去参加哥哥小学的家长会了，回来之后大发雷霆，好像是知道阿哥逃学了。阿爸不仅训斥他，还开打了，我在厨房吓得魂不附体，不敢进屋里，听到”啪啪“的击打声，和飞宇的哭喊声：”我一定改正！我一定改正“！

父亲喝道：”你写保证书！听到没有？你写个保证书！不听老师话，那还了得“！

我他听到屋里平静些了便走了进去，吃惊地看到地上都是玻璃碎片，沙发上放着一把红色的蓬松梳，梳子背面的镜子碎掉了。我瞥一眼站在那里眼睛发红的阿爸，再看看那一地碎片，再看看抹着眼泪的阿哥，想象着他的屁股，我的眼泪也忍不住了。

一会儿，飞宇就在桌子上开始写保证书，大半天他拿着铅笔在那里发楞，好像写了一晚上。我自己乖乖地先睡了，希望哥能改悔，天下太平。

第二天我起来看到墙上贴上了一张保证书，保证书最上面的一行是”最高指示“，下面一行：”复课闹革命“。然后下面写的是保证不旷课之类的话。旁边是原来就在墙上的飞宇画的美术课作业——一个很大的红太阳下面四五朵葵花，这是我对向日葵的初始概念，中间是网格状的，每个格子里面还有一个点。太阳的光芒哥哥画得很满，画到纸张的边缘，光芒有红的线条和黄的线条组成，非常灿烂。在角落，有老师打的勾和”优“字。

把保证书和美术作业贴在墙上不知是谁让做的，反正就像街上的标语一样是件重要的事情。那得优的作品应该是证明飞宇不是没有优点的意思吧。

在一个很平常的下半天，我睡完午觉独自坐在矮凳上发愣，耶斯塔灰知了突然安静了下来。隔壁的小惠拿把自家的竹椅子过来对着我，也不说什么，左右看了看没人，然后给我展看了短裤遮挡的部分，正面和反面都是人间的秘密地带，我肯定我们是踩入禁区的! 那天后我变得更加木讷了。

牛奶

　　大姨在一所警备区幼儿园当老师，这个工作很适合她温和的脾性，她说话有鼻音，语速慢慢的。她结婚后很快生了个女孩，第二年，又生了个女孩。坐月子的时候，大阿姨都住在外婆家。

外婆拿旧衣服做了很多尿布。小毛头一会儿哭了，一会儿拉了，外婆外公忙得头头转，我也碍手碍脚地跟着跑。看见尿布里稀黄的排泄物冲到下水道，外婆把尿布用手搓干净，晾在窗外竹竿上。屋子里有挥散不去的腥味。眼看着小婴儿满月后，长得不像小猫那样了。

我的第二个表妹出生后，小阿姨好欢喜，叫她“大眼睛”，我仔细比较一下，确实眼睛挺大的，是双眼皮的，和她姐姐不一样。小阿姨把小毛头塞给我说：”你当哥哥了，来抱抱小妹妹“。我突然被安排了这么重要的角色，几乎被惊掉下巴。不知道该伸出哪个手臂。小阿姨说，右手抱住她的大腿，左手在上托着她头。对了对了，还蛮像样的。

旁观的大人们都笑起来。

第二天，我问外婆一个她一定知道的问题：”小孩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外婆转身走了，我以为她没听见，便又问了一遍。外婆也不看我，嘟囔着说：”从肚脐眼里生出来的“。我说：”啊？！肚脐眼那么小，能生小孩”？

“从屁眼里出来的”。

我对这个回答还能接受，因为母鸡都是那么生蛋的嘛。

表妹出生后，阶段性地给她们喂母乳、奶糕和牛乳。奶糕那时候在大城市里较普遍的代乳品，应该比牛乳更容易被婴儿消化。外婆会把奶糕煮好，灌进玻璃奶瓶里，再放到凉水里冷却到合适的温度，滴一两滴在手背上来测试。孩子很快就大了，喝得也多了，大姨发现奶糕出不来了。

外婆琢磨了一下说：“把橡皮奶头上的孔剪大点”。

弄完一试，大姨叫起来：“太大了，奶自己会流出来，弄在嘴巴外头都是”。

什么也难不倒外公，他有个主意，让外婆再去买新的奶嘴。我也跟着去合作社。中山路南边有一据说是总装备部的有围墙的大院，大门朝北，一般都是紧闭着。墙上刷着新的标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经常听邻居说起珍宝岛、乌苏里江什么的，看到一些宣传画，英雄孙国玉拿着冲锋枪。我知道大院的东墙里面有猪圈，经常能传出猪抢食的叫喊声。

到了几乎每周必来的“合作社”小商店，马上能闻到酱菜的味道。进店墙上标语映入眼帘：“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字不认识，我佩服能把那么复杂的字工工整整写刷到墙上的人。我喜欢看玻璃柜里面的糖果，五颜六色的，有的是用“玻璃纸”包的，亮闪闪的。最便宜的硬糖是菠萝糖，一分钱一颗。还有无包装的粽子糖，里面有松子仁，也是一分钱。外婆给我买了两颗。

回家后，我目睹外公把缝衣针烧红了把橡胶奶嘴小孔改大，问题就解决了。

小时候城市周围一直有很多奶牛棚，鲜奶量的供应并无限制，只是比豆浆贵，不少家庭选择把这笔钱省下来。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而送牛奶的按传统都是在早上六七点钟开始送到新村，很多没有老人的订牛奶人家起不了床去大门口取奶。不知哪家想出来的，有人在晚上把空奶瓶和奶卡放在竹篮子里，然后从阳台用绳子吊下来，送奶工早上先推车在楼下分送到篮子里，然后在大门口等候到八点钟，没取的第二天补。

我觉得这个方式很好玩，看到一个个从楼上悬在空中的篮子，有的是竹篮，有的是黄白尼龙带编织篮。平时拿牛奶的飞宇当然也要尝试。可父母觉得很不妥，坏人太容易趁机偷拿了。这样的事还真的发生了，第二年冬天就没几家继续了。

楼下单元的门一直是敞开着的，门框内有一个木头信报插。木头的信报插在一个雨天坏了，信都扔在了地上。父亲每天回来要看信，这下他着急了。第二天他就找了几片旧木板，又锯又敲，重新做了一个没有刷漆的信报插。因为工具有限，木材厚薄不均，但聊胜于无。这个单元里，我们家用信报插是最多的。

母亲的亲戚没有在外地的，而我父亲的亲戚全不在同城。父亲告诉我，我的老家在巨州。在那里有我爷爷和三嬢嬢和四嬢嬢。然后，在北京、江西和云南也有我的嬢嬢和大伯。感觉很遥远，我弄不明白他们是谁，但我逐渐认得不同的笔迹和不一样的信封。我奶奶在北京和我二嬢酿在一起。

但我爸对我说：“巨州俗话，你要叫她嫲嫲”。

我哈哈笑道：“嫲嫲，嫲嫲，妈妈嫲嫲怎么分得清啊！”

不久我收到了一封外面写着“内有照片，勿折”的信。晚上父亲打开后我们兴奋地看到两张小小的黑白照片，一张是全家福，一张是我的表姐和表妹，戴着像小常宝一样的长毛帽子。我奶奶的眼窝很深，眼睛又大又有神。我爸看了信后说：二嬢嬢一家六口全去黑龙江了，因为是去五七干校。信里说他们都慢慢适应了那里的环境。

我爷爷在巨州，可父亲很少说他的事。只记得有一次，三嬢嬢的信里夹着爷爷写的几句话。周末，父亲就去邮局给他汇了钱。过半年时间，就会轮到父亲给爷爷寄生活费。我家的影集里我没见过爷爷的照片，所以在我的脑子里，爷爷几乎不存在的。

又是一个冬天，阿爸说小学校这年春季要加招一批学生，我是适龄的。但我们新村里的小学校照例只收飞龙厂职工的孩子，而我爸已经从飞龙厂保卫科转业到一所在南郊的中学多年了。我应该是去我哥上的那所小学，离家有十五分钟的腿程，而去子弟小学只要走5分钟。这时候，我上学报名的任务交给了我外婆，因为我外婆和子弟学校的一位老师很熟，她是我们同村的村民。

我记得那天一早，外婆脱掉袖套，缕缕依然很黑的齐脖短发，拿着我家的户口簿，紧拉着我的手去报名了。外婆楼里的另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在前一天已经报名上学了。 到了俱乐部北面，竹篱笆围起来的学校里面，我看到三排平房排成凹字型，西侧是一个煤渣跑道环绕的小足球场，那就是整个学校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职工子弟不子弟的事，所以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我外婆看到了江老师就喜笑颜开地聊了一通，我就顺利地被录入了江老师的春一(2)班。

那天我特别开心，憧憬着尽快可以和哥哥一样到学校里认识许多孩子。阿爸下班后带我到天钥百货商店买了绿布书包、铁皮铅笔盒、新铅笔、橡皮擦、削铅笔的刀片、塑料垫板。这些新文具我摸了又摸，看了又看。

开学第一天，我和哥哥一起出发去上学，我发现四年级的哥哥是把书包一个肩挂在身体右侧，我也把书包背带缩短，垂到腰部，只要和别的孩子一样就很正，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傻样。我先到了我的学校，哥哥继续走去北边新村的学校，我找到了离校门口最近的一年级春季班的两个教室，老师根据身高给近50名新同学们安排了座位，我属于班里第二高的，坐在了最后排。课桌椅都是木头的，两个同学合用一个长桌和长椅子，我和一个姓郭的女生坐一起。老师发了语文数学课本，我打开看见每一课文都有插图，真想知道里面所有的故事，第一课我记得是一句话“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听大孩子说过，台湾是坏人占据的地方，在海中，我们经常用炮轰那边的岛。台湾特务会过来，混在我们中间。老师让我们课间不要随便说话、不要做小动作，然后说：百货商店有卖包书纸的，可以去买来把书包上。

到星期一，我们就正式上课了。八点钟，全校学生站在黄泥地操场上，在一位老师的起头下，全体师生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嗨哟，哪里人民得解放。”

第二段歌词，一年级的都不怎么会，就跟着哼哼。一边哼哼，一边想：毛泽东就是毛主席，毛主席有另外的名字。这时，有两名学生，把国旗慢慢升到了旗杆顶上。那天回家后我问阿爸，“呼儿嗨哟”是什么意思，阿爸也不知道，然后说：原来升旗是奏国歌，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田汉作词，现在他被批判了。鲁迅曾经骂他是“四条汉子”之一”。我一听确实觉得这歌词真不怎么样，什么“做奴隶”，和现在社会很不相干啊。

就这样，我开始每天上学了，一开始学汉语拼音、学加减乘除。中午到外婆家吃饭，下午两节课结束放学后到外婆家，等到阿爸下班把我接回自己家。对我来说上学很好玩，虽然每节课40分钟有点儿长，但比成天在家里看窗外发呆要有意思。下课的十分钟，学生们全冲出教室，男孩在操场上追逐打闹，女生会跳皮筋、扔沙包。我班最高的同学叫丁建国，特别活跃，喜欢模仿电影里看来的台词。在下课时，他就拦住前面的同学，喊着：“让列宁同志先走！让列宁同志先走！”下课期间，他反复大声对一个碰巧在他边上的同学说：“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然后，他心满意足。

　　

　　

下乡

　　读一年级的时候，中午在外婆家吃午饭，放学后在外婆家等阿爸来接我。一天我放了学，在外婆家厨房写作业。作业是用“立刻”造句，我想来想去，想出了一句：小朋友立刻把一枚毛主席像章戴在胸口。写到“枚”，我想不出来，那个字了。我就问外婆，外婆让我去问外公，外公刚刚退休了，厂里前几天还敲锣打鼓地用小卡车把他送回家。我走进房间看见外公戴着老花眼镜在看相册。我问外公：“外公，一枚两枚的枚怎么写啊？”，外公想了想说：“木字旁，一个反文”。我不懂什么是反文，第一次听说这个字。他让我给他笔，他在香烟包装纸上写下了“枚”字。我就按样子，写完了这个造句。

写完作业，我自己就下楼去玩。在学校里上过几节体育课后，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有劲了。体育课经常做的是跑步，分两队，一个队分两组相对隔开三十米排成列。体育课的黄老师一吹哨，排第一的同学就拿着接力棒往对面的本队同学那里跑，把棒交给他，他接棒再跑回来交给第二个同学。另一队的同学也在跑，看哪个队先跑完，就是胜出的队。我回想着体育课脚下有点痒痒，看到单元门左右各一个水泥方形花坛，就想跑过去跳上去。我两个手都还插在裤兜里，跳到半米高的水泥坛上后，根本站不住，人就摔进了内部没有土的坛里，头部左侧刮在墙壁上。旁边有几个大小孩子先是大笑，后来围住我惊叫起来：“耳朵掉下来了!耳朵掉下来了”！我一摸耳朵手上全是血，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看又看不见。我就在单元门里面大喊：“外婆！外婆！” 喊了半天，外婆都听不见。后来，不知哪一个同楼的孩子，上楼把我外婆叫了下来。外婆看见后，急成一团，上楼拿了钱和一块布，抱起我捂住左耳朵就往41路车站跑。都车到了，就说去龙华医院。外婆一路向乘客及售票员道谢。到了医院急诊，医生给我缝合了耳垂以上的耳朵撕裂口，他们说掉下来的是耳垂段。医生夸我勇敢，全程不哭不说话，没有麻药，就挺过了五针的绕线。好几个星期，我的耳朵被纱布裹着。一个脑子灵光的同学当面说，我像动画片《小螺号》里面的坏蛋一样。他那乐不可支的样子让我耿耿于怀。

小舅舅在飞龙厂技校毕业后就按照要求去贵州遵义的三线工厂工作。这对我们家是一个重大事件。外婆一家人在楼下拍了全家福。爱好摄影的大舅舅说要拿两个方凳下楼，让外公外婆坐中间，他用三角架和上海牌120相机很清晰地拍出了全家福。

小舅出发的那天，全家都去送行，没有坐过火车的我和哥哥也吵着要去。我们坐公共汽车到了北站，车站内外到处都是人。那时送行的人数是不限制的。大人们安顿好行李之后，离开车的时间还早，小舅让我和哥哥也上火车，我们从火车窗户探出头来，大舅舅給我们照了像。

一年后，小舅黎敏回来度探亲假，带回来很多好玩的烟花爆竹。他给全家绘声绘色地讲那边的经历。两件事情我永远都记得，一个是那边山里有狼；另一件是是有一个厂里的同事去野外，被野蜂围攻，满脸被蛰，最后死了。小舅是飞机厂技校毕业的，写信对他来说很容易，他的来信每次都写满五六页，读起来都是完整的故事。这些故事我哥记得最深刻。

小舅对我哥说：“飞宇，和我一起去遵义吧？”

我哥使劲点头。我妈说：“开玩笑的，那里很远很远的，去了就回不来的。”

小舅说：“那边倒是有学校有食堂的，到那里借读好来。”

飞宇去不去遵义阿爸妈一直没决定，但我哥似乎已经铁了心，他跟我说过：我教你怎么烧饭，放水时你用手指插到米里，用拇指量米的高度，然后再从米的表面量水的高度，达到一样的高度就好了。这是大米和籼米混合的水量。

小舅回遵义那天，我父母和飞宇都去送他。那天晚上，父母见到我说：“飞宇跟小娘舅去遵义了”。我懵了，因为这几天并没有给哥准备什么行囊。随后的日子里，我突然觉得家里空了很多，心里一直想着飞宇此刻到了没有在做什么。

父母也开始让我学着用煤气，中午回自己家吃中饭。我接任哥哥平时做的家务，除了打扫屋子，还要去打酱油，买早点，偶尔给我一点钱买一点菜。每天下午到了四点半，如果没有剩饭，就要淘米做饭，用一半梗米、一半籼米，挑出明显的石子儿、米虫后，就放到煤气上煮，开锅时最容易米汤瀑出来浇灭火苗，慢慢地有经验了就知道在马上要开锅之前可以把锅盖提前打开了。后半程小火焖饭难的是把火苗调到最小而不被风刮灭。经常发生的是焖过头了，铝锅底都焦糊了。合用厨房的邻居三个孩子如果看见了会喊：“飞舟！饭焦掉啦！”或者，“飞舟！煤气灭掉啦！”

隔壁家有三个孩子，听我妈提起过，前两个是宝英阿姨“拖油瓶”，和前夫生的一儿一女，第三个女儿莉莉是在家的这个黑瘦的爷叔生的。我去厨房总能看见这爷叔坐在一老式木床上抽雪茄喝浓茶。那个大儿子叫光明眼睛深度近视，眼镜片很厚，说话有点结巴。楼里孩子都不太跟他玩，一是他比多数孩子年龄大，已经20出头了，二是他的智力有点儿低。

那些天，广播里经常有一女播音员用高亢的语调在重复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很快，家长们都聚在一块儿，紧张地谈论着孩子未来的去向。大学早已经停止招生了，工厂也不能安排所有的毕业生，现在国家让城市的毕业生都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具体办法是：三个孩子的，一个去农村，一个去农场，一个留在城市；两个孩子的，一个务农，一个务工。谁去农村，谁留城市，家庭自己决定。光明阿哥知道了这个情况毫不犹豫地要去新疆兵团，他妹妹也快中学毕业，她报名去安徽的农场。

很快他们都出发去了外地。宝英阿姨家16平米的屋子本来住着五口人，现在只有三个了。家里的家具也就做了调整，不像原来那么挤了。宝英心里非常挂念着孩子，人变得少言寡语。

休息天，我爸自己也按着一个电路图，去买了零件，组装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没有电烙铁，他就用一把螺丝刀放在煤气的火上烧，刀头烧红了就马上点焊锡，把电阻、电容等零件焊接到一个电路板上。我在边上好奇地围观，把玩着那些零件，看绿色的电阻上印着很小的字，认识了欧姆的符号；看那黑色的磁棒上怎么绕上铜丝。父亲的工程弄弄停停，突然有一天他高兴地宣布大功告成了。他拨弄着一个绿白色的塑料匣子边上的转盘，里面发出杂音，一会儿竟然有人的说话声了。我们都喜笑颜开，妈妈说：”这下我可以学唱样板戏了“！

我中午放学回家，收音机可以让我独享。打开收音机把调台的转盘从这头拨到另一头，两头是卡住的。一会儿是中央台，一会儿是上海台。有些日子，中央台整天在念名字，什么按“姓氏笔画为序”，有女同志的不多，读到江青，还要加上“女”，还有”邓颖超，女“。晚上重播时，阿爸说，邓颖超是周总理的夫人，我问毛主席有夫人吗？阿爸说，是江青呀。我很吃惊，我极力回想江青的模样，我见过报纸上的照片，她总是穿着军装，带着男人的军帽，但帽沿翘得很高，后边形成一个鸭屁股，军装上并没有领章。很像男的。我也没见过毛主席和她一起接待过外宾，总觉得他们可能不住在一起。

调到少年儿童节目，一边听一边到厨房熱剩饭剩菜，吃午饭。有些歌曲总是会重播，慢慢地我在上学的路上也会哼那些回荡在脑子里的歌：“我家小弟弟，半夜笑嘻嘻，问他笑个啥，”梦见毛主席“。学校的音乐课上，老师也教广播里的歌《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很快就会背唱了，知道天安门和毛主席是差不多的。

我阿爸有一天回来说，他被安排到漕镇的上山下乡办公室工作了。从表面看，他还是很平静的。有时，他会对母亲说，沈同事不怎么样，但经常说席先生很不错，还有“小方块”老师，他还带我去过她家里和几个老师聚会。到漕镇政府上班后，周末值班时阿爸还带我和飞宇去过他办公的地方。那是一个挨着大门的接待室。本来父亲每天面对的是学生，现在要面对很多下乡孩子及其家属。他说，工作头绪很多。

有一天他回家对我说：”有的家长老来闹，今天一个家长说我骂他了。我说哪里骂他了，他说我的话里夹着‘册那’‘册那’。我以前从来不会说的“。是的，我爸不会用脏话骂人的。

父亲的胃疼病最近越来越厉害，医生说是胃溃疡，他每天都要吃药。有一天下班回来，他捂着胃说，胃痛得厉害，不能吃东西了。我看他脸色发黄。那天母亲晚上很晚了没回来，我看着他歪躺在卷起得被子上，头上疼出汗来。我给他倒了杯热水，他吃下药，闭着眼睛等着好转。我后来就睡了，不知他怎么熬过来的。第二天我醒来，阿爸说他的大便是黑的，说多半是胃出血了，他说他马上去医院。

中午我放学回家，阿爸躺在床上，桌子上放着好多药包。我爸说，胃出血要用猪血粉治疗。其它的药我没记得，猪血粉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病假了十多天，父亲的病情有所好转，他又继续去正常上班了。

小学两年级就开始有孩子加入红小兵了，我们班第一批里有四五个同学被批准了，没有我，尽管我一向很遵守纪律，上课不讲废话，不做小动作。考试成绩都不错，只是体育成绩比较一般。我也不太懂是那些新红小兵是怎么被老师看中的。加入红小兵就有红领巾和一块塑料的臂章，别在左袖上。

我就读的厂子弟小学有一块跑道围绕的小足球场，我们体育课通常男生练足球，女生扔沙包。放学后，校队的球员经常在球场训练或比赛，听说在区级比赛中，我校是名列前茅的。女生体育课上，老师拿出四个木板，上面画着几个坏人的漫画头像，女生在五六米远的地方拿沙包扔向坏人的脸。老师也不介绍那些人物，高年级同学说的我没记全，有一个红鼻头是刘少奇、一个浓眉毛的是勃列日涅夫。体育课我最害怕爬竹竿，全班能爬到顶的只有一两个男同学，半数爬到一半，而我抱着粗竹，两腿前后夹着，能这么呆一分钟就不错了。

课间休息的时候，邻座的女同学丽珍用纸折了一个四方形的玩意儿，然后用左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套在底部，问我要东南西北哪个方向，然后问要几，让我随便说个数字，我说完，她就用手指把那个锥形的折纸横一下竖一下张开，在数到我说的数字时停下，说我是“汉奸”，因为那个可以豁开的折纸内侧写了八个不同的好或坏的身份。我又说了不同的方向和数字，能得到好几个结果。

“教我怎么做！”我也想有一个这么好玩的玩具。她故意卖关子，不教我，说：“上课了！上课了！”把那折纸放进桌子的书包格里。课上我思想都在开小差，想着我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玩意儿，我都往上填上什么选项……

有一天，学校通知，上学必须要佩戴毛主席像章，否则不能进校门。我回家就从五屉柜里选了一个毛主席去安源的夜光像章戴上了，过两天我就换另一种。周总理戴的“为人民服务”像章我家还真没有，也没见别的同学戴过，也许是周总理专用的吧，我猜。第二天早晨，学校门口站着两名高年级红小兵在检查像章佩戴情况，有不少同学没戴。一个同年级同学也是我们同楼的邻居拉住我说：你进去后，把你的像章传出来，啊！我当时也不知道该不该答应。进去后，我先躲到一个角落把像章摘下来，然后到门口去找他，却没找到他。但我看见有别的学生通过篱笆缝隙把像章传给了外面的同学。

备战

　　龙山新村的小河像许多江南的小河一样，不会干涸。地下水位很高，水总会慢慢地流到大河里去。它也起着排污的作用， 楼房里很方便的马桶一冲，通过水泥管子汇聚到小河里。沉淀的秽物偶尔有抽粪车从地下管道里抽走。小孩的眼睛看到的一切就是世界的自然。

冬天来了，离排水口远的小河面上会结起薄薄的一层冰。通往菜市场的路要经过一座小木桥，木桥用了十多年，开始摇颤起来。自行车在桥上非常巅，但很少有人下车，大家冒着车散架的危险，骑过木桥去上班。

　　在新村东侧的菜市场是一个三层的大建筑，一二层是菜市场，三层是棉花仓库。小时候并不知道那大包是什么，后来在新闻里看到棉花都是打成那样的大包。家里买菜都是阿爸在下午买的，有时他给我一点零钱，去买一点肉酱，或者随便什么青菜。

下午的菜场和早晨完全是两种情形。早上4点半，菜场就会排起长队。而下午是空空如也，但仍有稀少的破菜。我到卖肉的水泥台前，看到有很肥的五花肉，红的部分很薄很薄。有绞好的肉酱，那也是白多红少。但那是按肉酱的价格卖的，其实是肥肉的本身。我按照嘱咐买肉酱，把两角钱给营业员。她把称重后的肉酱放在一张纸上给我，我把它放在菜篮子里。我到卖蔬菜的台前，也没什么顾客，那里放着一些卷心菜和矮脚油菜。我觉得油菜好吃，就买了四颗带着黄叶的蔫软的油菜。冬天就是菜少，天热得时候是有菠菜、冬瓜、茄子、毛豆卖的。

那些家庭有早上买菜精力的能买到较多的新鲜菜。听说有些居民和菜场的工作人员是亲戚，总是能买到吃香的菜品，如鱼虾蛋之类的。没亲戚的，就靠体力了。有人前一天下午就拿竹篮子在柜台前放着，说已经排队了。这些篮子的主人往往是不怕吵架的主，到了早上把排前面的人扒拉开就插进队里去了。后面的人见状也不管什么队伍，就挤到第一排去，第一排的密度就是前胸贴后背，一个解不开的大疙瘩，个子矮的菜篮子也挤瘪了。到早上六点，那些水产品基本就被抢购一空了。

我阿爸有时6点以后去一趟菜市场，鸡蛋买不到，但能买到冰蛋或鸭蛋，冰蛋是鸡蛋搅拌后冻成方块的蛋液，里面是添加了水分了的。

也许是要解决买菜难的问题，不知道什么人决定，菜场给各家各户分蔬菜了。菜场把菜送到楼下，楼长和居委会的人把菜分成等分的一家一堆，钱交给楼长。菜是冬天的基本种类，卷心菜、黄芽菜、萝卜等比较好存放的。真的好几天不用去买菜了。不过也许是工作量太大，没实行几个月就停止了。

晚上，阿爸说想吃油条吗，想吃早晨你去买油条。我说：“我自己去啊？”“是啊。你会买吧？”我说：“这有什么不会的？”早晨，我起早，刷牙洗脸之后，去买油条。阿爸给了二毛钱和 一张一两一张半两粮票。“拿好篮头！”我说，我家的篮头太大，我拿根筷子就行。

到了大马路边一栋陈旧的二层楼房，早点摊就在一层门外。旁边是卖煤球的，周边住平房的是没有通煤气的，家里用煤炉做饭。有七八个人在排队，大部分是叔叔阿姨。炸油条、做大饼的师傅一直不停地忙着。排队真是很无趣的事，看他们干活儿一会儿也腻烦了。做大饼的要把饼胚贴到柏油桶改造的炉子的内壁，他的右胳膊是裸露的，方便干活。圆的饼是咸味的，椭圆的是有红糖夹层的。队伍前头交了钱的通常还要等饼出炉。油条出得快，油油的面卷抛到油锅里，即刻它就膨胀着氽到表面，五根油条夹上来，放到一个沥油的框架里。收费的把油条夹给已付费了的顾客。油条出得快，但常常有买七八根的，排队的长度有增无减。终于轮到我了，我递上钱和粮票。

“三根油条？粮票正好，钞票找侬八分，侬用筷子？自己穿好来。”营业员说。

我把八分放进衣服兜里，阿爸说过，我去买东西硬币零钱归我的。我把筷子插到油条两股的中间，就平举着回家了。走到一半，其中一根油条的中缝豁得越来越大了，我赶紧一路小跑回家，快到楼下时，它在震动下油条拧着的两股撕开了，掉在了地上。我从地上拣起沾了土的油条，哭丧着脸回家。阿爸怪我不听他，拿篮子就好了，或拿那个绿塑料洗菜篮。我还在坚持：“我哥也用筷子买过油条！”阿爸说：“你下次用筷子穿，你朝油条硬的一面穿过去，不从缝中穿过去。”我没法反驳我爸，但仍然觉得他说的不太可信。

每年元旦左右，父亲不知从哪里领回新的购粮本和粮票、布票。那些新的票联在一起，我觉得很好看，上面的每一个小字和花纹都让我叹为观止。上面清晰地印着年份，不分米票和面票，当年使用有效。我家四口人每月能买16斤梗米、20斤籼米。听说，有些农村的人会拿鸡蛋来城里换粮票，我不懂为什么，心想：米都是农民种出来的，他们怎么还要买米？我们家没有多太多的粮票，也没人有时间去换鸡蛋。

我第一次独自去买米，心里有一种终于长大了的兴奋感。粮店排队的人倒是不多。那男营业员下巴上有个大黑痣，痣上还长着长长的毛，他也留着。他在购粮本上记了我买了16斤大米后，收了钱和粮票，就用铁皮桶放在一称上，上面是一大的倒金字塔斗，里面是米。他抽开斗底部一块板，米就花花落在白铁桶里。他捧着桶到前台，问我袋子准备好了没有。我用布袋对准了一个木头的方形出口，但是我对米的分量和冲击力根本没有经验，没有用劲抓住米袋，他把米从宽口倾倒下来，那力量一下子差点把米袋冲脱我的手，不少米从口袋外泻到了地上。我啊啊地急叫起来，营业员已经收不回来手了。他倒完就在里面坐着去了。我在那里，一时手足无措，满心是失败的懊恼。那米扫起来一定很脏的，我一赌气，不捡了，就拿着米袋回家了。一路走，一路觉得这米袋子好轻。晚上我对谁都没说这事儿。

我大姨夫叫阿昌，一开始我和哥都叫他爷叔。他梳着大背头，不太爱笑，显得很成熟、很男人。他说话有个感叹词：先生。他来我家时，父亲就陪着他说话。记得他们时常提到“房子”这个词，我记住这个是因为大姨夫有个口音，把它说成“王子”。

“曹杨那面一楼的王子太远了，想调到龙山新村呀。哦，这里王子不属于房地局管？先生！”他举着香烟，眼光很迷茫。

“飞舟，香烟缸在哪里？没有香烟缸？先生！”

我在父亲的指点下，拿来一个塑料痰盂，里面放点水，放在大姨夫脚边。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向外看出去，看到楼下两条人工小河夹围的空地有很多人在挖土。

他问：“这里要造王子吗？”

我抢着回答：”他们是在挖壕沟“。我们小孩这两天都会去看人挖壕沟，有的地方还挖出了死人骨头。

“挖壕沟 ！先生“！大姨夫似乎看不懂的样子，他转向我爸：”这是要和苏修打仗吗，姐夫“？

我爸说：”文汇报报头毛主席语录上最近写的都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形势好像蛮紧张。”

阿昌写了封信给区的房地局，要求调剂房子，让我爸过目后，在我家要了个信封，拿饭粒封了口，让我帮忙去寄，还给了我四分钱。

我从来还没寄过信，但点头答应了。我知道新村大门口有个电话亭，亭墙外挂着一个绿色的铁皮邮箱，邮箱的投信口有个需要推上去的活动盖，真去推这个滑盖让我很兴奋。那天下着小雨，我挤过排队打电话的人，踮起脚用一个手把信顶开滑盖塞进了邮箱。然后，我把四分钱叫给电话亭里的服务员，她问我是要买邮票吧，我说：“寄信。”她给了我一张四分的邮票。我糊涂了，拿着天安门图案的邮票回家，给了大姨夫。

大姨夫目瞪口呆，说：“信呢？”

我说：“投进信箱了”。

”你没贴邮票”？

”没有”。

我爸说：“没贴邮票，邮差不给你投寄的”。

大姨夫说：“我以为你都懂的呢，先生！你们家不是经常写信寄信的吗？”

我从来没有明白邮票是寄件人付费的证明，以为只是好看的花样，信投进邮箱就一定会递到那个省市。我满脸愧赧，手足无措。大姨夫说：“这怎么弄法？我要么把邮票塞到邮箱里，写一个字条，说忘了贴邮票了。只有这么办了”。我爸也说要么等邮差取信的时候，我们候在那里，把那封信找出来。最后有没有成功我不得而知。

我哥在遵义随我小娘舅呆了一年就回来了。他变了一些，变得更有主意了，在吃方面，他叫着要吃辣的菜，吃榨菜头不洗掉外面的红辣腌卤。吃面的时候，放很多胡椒粉。他说那里有很多山，山里还有狼，晚上不能出去。他的经历那么丰富，让我和邻舍隔壁的孩子们非常羡慕。他在那里也上学，他说那里上学很轻松，他拿出那边发的作业本，都比我们的格子大，纸的颜色都不太白，我晓得了那边当然是乡土一点的。回来后，阿爸说飞宇应该留一级，因为要跟上原来的班是很吃力的，但哥不答应，说不要留级。那时我就听到很多关于“留级生”的负面说法，是被很多孩子嘲笑看不起的。最后，学校也同意他回到原来的班级。学校根据上级的精神，在小学五六年级增加了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课，简称“工基”、“农基”课。我听大孩子说“工基”觉得很好笑，便联想起了高年级女孩子们玩的游戏：两拨人手挽手向对方走去，一拨口中唱着：“你们都有什么ji呀？”另一拨边唱边后退：“我们有个大公鸡呀”。这游戏男生不玩的，所以我没弄明白怎么玩，有个成员突然被两队争抢，大呼小叫乱作一团，很好玩的样子。

飞宇告诉我爸：“工基、农基课不会考不好的，因为是开卷考试!" 我问：”什么是开卷考试”？哥说：“就是考试时可以翻书找答案”。我学到了“开卷”“闭卷”的知识。

挖壕沟是为了战士守卫阵地的，电影里有，《地道战》里打鬼子，游击队挖地道，保证我们打仗取得胜利，我想这壕沟是差不多的意思。但壕沟挖在三层的居民楼下的实际意义，我长大后也没有懂。有人说是躲避空投炸弹的。我哥说，军训中学到，听到炮弹呼啸声，就卧倒，捂住耳朵，嘴巴张开，不然耳膜就震破了。我总想，如果炸弹落在我身上呢？

我们小朋友非常喜欢壕沟，它给我们增添了无穷乐趣。我们假扮解放军和敌军，手中比划着各种枪，或从腰间掏出手榴弹，扔向对方；舌头灵活地在口中抖动，发出机枪的连发声。

然而，天下了雨后，壕沟里的水好长时间不干。到了夏天，敌机没来，蚊虫泛滥，居民深受其害。我爸也学着别人家，去买了塑料的细网，裁成窗户大小的，挂在窗口，阻挡蚊子的拥入。到了傍晚，很多蚊子在亮处盘旋。我爸教飞宇用一个脸盆，里面抹上肥皂水，向蚊群挥舞，能一下粘住好些蚊子。他的战果卓著，也让我跃跃欲试，第二天我就盼着黄昏的降临，我早早准备好脸盆，来给它们一个伏击。

居民委员会也开始搞爱国卫生运动，说是有疾病传播。我对流行病的来源于一部电影院放的科教片，讲的是江西等地的血吸虫病，那血吸虫形状像蝌蚪一样，在人的身体里活着，造成人得“大肚子病”。电影里那些人皮包骨头，肚子却特别大。然后，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医生和当地的人们加强防护，卫生饮水，消灭了血吸虫病。毛主席为此写了一首七律， 赞颂这一成绩。

我爸很喜欢毛主席的诗词，有时高兴了，用一种抑扬顿挫的音调吟古诗词。他说古代人就是这么吟唱的，而不是像广播里那么朗诵的。但我觉得很没意思，因为它的调子重复性很大，表达不出诗词的意境。但阿爸却吟得很有乐趣，在课堂上还给学生示范，我觉得那多出洋相啊！不过他吟唱得样子在我的脑海里是去不掉的：“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咪咪扫拉，拉豆拉扫豆，瑞瑞咪瑞豆扫扫拉，咪咪扫拉扫豆，旋律还挺跳跃。我有点不信这是古代的吟，有点太不严肃了。

居委会挨门挨户发敌敌畏水，各家拿出几张旧报纸或其他废纸，接住一瓶盖的敌敌畏。吃完晚饭，爸让我们都出门，关上窗户，在铁皮簸箕里点燃洒了敌敌畏的旧纸，然后关门让屋里充满敌敌畏的烟雾，好杀死蚊子。这时候，整个村里都飘散着敌敌畏的味道。楼下的空地上，大人小孩都拿着竹椅板凳，摇着扇子纳凉。隔壁开始上中学的莉莉姐姐拉我和我的同班女生做游戏，我做过这游戏，但觉得很痛。我们把手叠成一个串，口中念道：“啊哟喂！做啥啦？蚊子咬我呀! 快点儿上来呀!”在最下面的那只手就上到最高层，两指捏住它的手背肉。他们的手指有指甲，捏得我好痛。大孩子看见小孩子龇牙咧嘴得样子，笑得很开心。

牛鬼

　　父亲在上山下乡办公室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接触了很多学校里很少碰到的人和事，有时候他憋不住会和我们讲讲。有一次他讲的事让我有点承受不了。他说 ：

“我接待了一个家长，他说的事太恐怖了。他的儿子在西双版纳插队落户，现在在那里疯掉了，得了精神病了。他家长要求让他儿子回上海。他儿子在下乡时，和几个知青一起去附近的部队农场里偷玉米，后来被那农场的青年给捉牢了。他儿子被装在大麻袋里，吊起来用扁担打……结果，他儿子变得木呆呆的，不正常了。天下竟有这种事情！”

阿爸有点说不下去了。我听了半天无言，想象着我在麻袋里挣扎的心情。我拿起扫把，把家里积灰的水泥地小心扫了一遍。收音机里播音员在激动地播报新闻：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然后，有一个电子的《东方红》的音乐，从收音机里传出，我想：这下全世界都能天天从收音机里听到《东方红》音乐，这卫星真是好东西！晚上，新村很多居民跑到楼下的一块空地去看卫星。我也随着人群在那里仰望。一会儿，有人欢呼起来：“那个是！那个是！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哪里？哪里？”人群都沸腾起来。有人原地蹦脚鼓掌嚷道：“真的！真的！它在动!" 我的眼睛急切地在黑暗里来回寻找，有很多亮点，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看到了他们说的那一棵。”在哪里啊？在哪里啊“？有一阿姨也找不找。有拿着收音机的人说：卫星已经飞到别的城市去了，看不到了，人群就慢慢散去了。第二天，在学校同学问，看见了没有，我都回答”看见了“。

好像也是在那个季节，我正在背着课文《喝水不忘挖井人》：“瑞金城外有个村子叫沙洲坝……”，同楼层的邻居跑到我家对门看家里回来人没有，口中慌张地说：“宝英阿姨出车祸了！宝英阿姨出被汽车撞了！”我连忙问：“怎么回事啊？厉害吗？在哪里啊？”他们有的也是听别人说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汽车，阿姨骑车拐弯时没看后面来车，撞上了，人从自行车上摔出去好远；说看见她满脸都是血，人是送医院了。

第二天傍晚，我听到楼梯有很多脚步声，走到家门口就看到对门的叔叔扶着一个阿姨进来了，阿姨的头上缠着纱布，几乎蒙住了眼睛，脚半步半步地挪动身体。我看着他们还有跟随的邻居进了他们的屋子，让她马上躺床上。我没有跟着进去，怕碍事。随后有好一阵子，宝英阿姨由她瘦黑的丈夫在照顾。看他经常在厨房做饭、煮茶，依然是没什么话，没什么表情。他直接用搪瓷缸子在煤气灶上煮茶，茶缸内壁都是褐色的。

上学有很多事发生，比在家当然有意思。每次放假后，开学是令我兴奋的事。发新书、抄新的课表、认识新的老师……都让我开心。

我发现，我的课本要比前几年的课本漂亮，更多的插画，彩色的: 白求恩、焦裕禄、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 他们的形象在我心中放出光彩。新的课表抄下后，隔壁的大姐姐会把课表做成能放在铅笔盒盖子内的手工作品。她把每节课都做成向上翻的小纸窗户，打开才能看到第二层写的“语文”或“数学”，这真太妙了，我也学着做了一个。上课时，把铅笔盒打开就不合上了，欣赏自己的杰作半天。

隔壁的大姐姐还有好玩的，她的一些书里夹着好多糖果玻璃纸，好几本，把我看呆了。我哥也收藏了几个，但没有她多。我也开始把吃完的糖果包装纸留着，夹在旧书本里。可我收的尽是普通的菠萝硬糖、香蕉硬糖的。只有妈妈带回同事、亲戚的喜糖时，才有些双喜的图案、牡丹花的图案。我发现，有些好吃的糖包装并不是玻璃纸的，像花生牛轧、大白兔奶糖。家里有个饼干桶，桶上印了一个大公鸡，原装也是装饼干的。原来的饼干我没有记忆，肯定是很早的事情，因为上面印的干字是繁体字“乾”。这个桶里面的食品一般都装不满，只有装爆米花和爆年糕片的时候是满的。母亲喜欢吃苏打饼干，会放在里面。我很少想起来要吃零食，哥哥会想着。阿爸有时会说：“啊，那么快就那么点儿啦”。据说，“三年自然灾害”闹得很多孩子都很馋痨。

飞宇喜欢画画，阿爸就买一些美术方面的资料放在桌上。书中有很多铅笔素描供初学者使用，画那些画要用浓淡不一的铅笔。我觉得那些画太高级了，画得跟照片似的。我还是刻我的花样吧，也就是剪纸。但同学都是用刀片刻，从来没见过谁拿剪刀剪。我用的是文具店有卖的削铅笔刀片，他们有的用钢条自己磨出来的刀。刻出来的细节特别多。一开始，我会借同学刻好的简单一些的花样，放在垫板上覆盖上练习本空白页，拿铅笔在上面大面积地均匀划线拓印，慢慢地下面花样的图案就出现了。完了，把原版花样还给主人，自己开始刻，很快，我的塑料垫板就变得划痕累累，十分难看。

下午三点都放学了，男生们一般都要在周边逛荡到父母下班的时间回家。海涛同学穿的衣服比较干净，不怎么打闹，我下课会跟着他走，他和同一个楼里的杨同学经常在一起。新村里要加盖公房了，很多砖和钢筋水泥板堆在小花园里。我们会爬到石子堆上，扔石子，或在把砖垒起来做掩体，玩藏猫猫游戏。我们经常碰到比我们大的孩子，在村里东张西望地逛荡。他们戴的帽子里垫着纸叠的牛角圈，软软的军帽就变得像国民党的大盖帽，威风凛凛。我们都不敢拿正眼瞅他们。 海涛也扮演起电影中的人物，把外衣改成披肩，扣子只系领口那个，假装用戴手套的手摸了摸炮口：“你们的大炮是怎么保养的？嗯？！” 我笑了，还真有《渡江侦察记》中孙道临的样子。

盖房的机器和工人很少，不过两栋楼的样子慢慢也起来了。我和同学有时躺在工地边上的一片野草地里，感受着没有老师和家长监督的自由。那天是周六，下半天没课，我们在草丛里趴着，像邱少云一样，观察周围有什么动静。我看见远处有一个驼背的男人在工地附近慢慢走动。

“看！前面有个人，偷偷摸摸的，可能是地富反坏右，”我压低声音说。

我们仨都卧倒在草里，紧盯着那个一百米以外的影子。我还用匍匐前进的标准动作，移动身体，避免被“敌人”发现。观察半天，那个驼背人也没有做什么，越走越远了。我又匍匐前进了几米，突然摸到有一个很粗的麻绳。我便就捡起来拽这麻绳。拽着拽着，发现它是和工地上的一个吊臂连着的，我们三个一起高兴地用力拉这根绳子，那个铁吊臂就转动了，拉到拉不动了，我们就放下了，没想到那个吊臂有它的重心，向反方向转回去，我们眼看着它转到原来的位置，拍在铁柱子上，发出“哐”的一声巨响，我们吓得马上趴在草地里，不敢动。半天，也没人出来理会。原来，工地上没有人在工作。我心里好生害怕，起来拍拍衣服，把书包背好，说：“我不玩了，我回家去了”。

杨同学说：“啊！正好玩呢，你怎么就要走了？”

我咕哝着说：“嗯嗯，我要大便去”。我头也不回地走了。没走几步，我又听到“哐”的一声——他们俩还在拽那根大麻绳呢！

一天晚上，我妈回来说：中央发文件了，林彪叛逃了。 把林彪的照片要剪掉，名字要划叉。

我原来对这个人并没什么印象，印象里周总理事情最多，报纸上经常看见。我妈把家里的一些毛主席语录和以前的杂志找出来，我才发现他的照片还真不少。他长得矮矮小小的，眉毛很浓，和毛主席的形象没法比。有一些照片底下的文字写着：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我也不懂这个定语的真正意义。大人说，他是副主席，第二号重要人物。我不太相信，他好像没说过什么让我觉得深刻的话呀！

我也没多问，就觉得找名字、划大叉像做游戏一样，挺好玩的，我们全家都干到了晚上10点。毛主席著作的扉页几乎都有他题词的手迹。

第二天的读语录的班会上，我从书包里拿出毛主席的五篇著作小红书，邻座的同学也拿出了她的小红书。我拿过来一翻，林彪的题词还都没涂改过。我纳闷怎么人家就没有动作呢！老师开始带领我们读《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班会完了再出操，然后校领导拿着电喇叭说，大家回到教室把喇叭打开，听传达中央文件。每个教室门后头有个小木喇叭盒，一拉开关绳就能听到广播室话筒传来的声音。广播里说了很多内容，我记得的就是林彪的三叉戟飞机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九大名单里常听见的叶群、吴法宪、黄永胜、邱会作等都是坏人；林豆豆向周恩来报告了林立果的情况，林彪在搞什么571工程，林彪的女儿是好人；还有什么辽沈战役中毛主席怎么怎么说，我没弄明白，反正意思是林彪有错误。大家非常认真地听着，上午正常的课都不上了。后来的几天，同学们表情都很凝重，感受到了国家大事的严峻，我脑海里浮现出家里墙上毛主席的手书：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毛主席多伟大啊！

很长一段时间，报纸上在登共产党的十次路线斗争，最新的就是同林彪的斗争。我的小脑瓜开始出现斗争的惊心动魄的场面，那些人的名字让我发生联想，就凭那些名字，我会闻到他们不祥的气息。每次斗争，我会看到报纸或街头有很多漫画。这次可好，有十个大坏蛋，他们都长什么样，报纸上好像没有一起登出来，我就坐在刷过猪血粉的旧凳子上，凭空想象着这些人物的样子，在空白纸上把他们一个个画出来。那两个凳子是我大姑姑离开上海时送给我家的家具，包括我小时候送的那个长沙发。凳子的原漆都磨得斑驳了，我妈把人家做家具剩下的猪血粉调出来的涂料拿回家，让我爸把凳子刷上涂料。那涂料不容易干，好长时间，特别是夏天，那凳子上的涂料很久后还是软软的，裤子的布纹能留在圆凳的面上。等我画完从陈独秀、瞿秋白、罗章龙、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 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我一站起来，凳子都被带起来，惹得我哥乱笑。晚上父亲回来，看到我画的人头，说瞿秋白挺像的，说彭德怀不是那么戴眼镜的人，而是个浓眉大眼的军人。我发现父亲对我喜欢画画还是很赞许的。

学校里有美术课，教课的是我们班主任黄老师，他也是我们的体育老师，他总是穿一身运动绒衣裤，感觉很干练。他喜欢画画，因为他每天会在黑板的边上用彩色粉笔画一小勾花的小窗口，里面写着“值日生”，下面是两个学生的名字。他的字带着行书的笔意，有连笔，十分潇洒。有一天中午，我在家吃完饭就早早地回到学校，教室里小黄和小杨他们在学校食堂搭伙的，在教室里玩耍，在黑板上乱写乱画，我也和他们一起。我们又对黄老师画的值日小窗口围观了半天，我突然说：“这老骚了”。他们没有吱声，我盯着那几个字又说：“老骚的，是不是啊？” 然后，一回头，整个人僵住了——黄老师就在我身后站着。他很严肃地对我说：“放学后，你到我办公室来。” 那两个同学退后在一旁，等老师走后，捂着肚子笑成一堆。

这是我第一次被老师要求放学后留下来，整个下午我脑子里都是嗡嗡的。放学后，我乖乖地去办公室找黄老师。老师沉着脸，在那里看东西，见我来了，就瞪着眼睛问：“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怎么答辩。“骚”这个字也是我从一些男同学那里学来的，他们看到一些女生很可爱活泼，就说这女生“老骚的”，从情境中我也体会到那是个贬义词。我今天怎么就拿它形容起老师的字。我当时觉得非常得罪了班主任老师，这肯定不是在赞赏老师，而是在骂人。我就在那里哭了起来。办公室里有其他老师，我站在那里哭让他们都有点好奇。黄老师很鄙夷地看了我一眼，也没说出什么来。

“你怎么那么喜欢哭？知道错了吗？”他终于说。

我使劲点头。

“走吧，走吧！” 他挥挥手，像赶苍蝇一样。

一天早晨，我从小门进入学校，发现有些师生很紧张，在窃窃私语。我问同学，为什么教室里不像往常一样有人准备上课。一个同学说：“你这都不知道啊？发现反动标语了！在大门口。” 我也赶忙去学校大门口，一出校门，就看到一群人围着一块路边潮湿的泥地。泥地上有些绿绿的泥苔。而有两处盖着全部打开报纸，四角压着碎石。几个学校工宣队成员站在边上，让围观的人散开。但效果不好，人们还是站着，盯着地上的报纸看。我听说过，“反动分子”是要被镇压的，有的是要被游街，然后拉到郊区被枪毙的。然而，就在我们周围发现反动分子的作案行迹还是让我震惊不已。很快，上课铃响起，学生们都不舍地离开了现场，没有等到警察来揭开报纸的时候。等中午放学的时候再来看，人群已经散去，地皮上已没有了任何可辨认的书写痕迹。

小拉三 反潮流 宋江 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