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校园

黄惠民

　 这些年，睡眠少了许多。每至天色熹微，生物钟就准时响起，再无睡意了。此时，脑海中浮起一些杂乱的旧事，母校的轮廓就如一幅泛黄的画卷徐徐展开，由模糊而渐渐变得清晰。
　 它竟镌刻在记忆深处，难以忘怀了。

　 三明一中在城关西南方的红印山下，离我家很近。每天清晨，出家门是一个三岔路口，沿一上坡走五六分钟，就到三明一中校门。校园在晨光中静静伫立，白墙灰瓦掩映在绿荫中，操场上跃动的身影、清脆的铃声，朗朗的读书声……这些都是记忆中极熟悉的画面。

　 三明一中前身是“三元县立初级中学”；1950年更名为“三明中学”；1956年设高中部，更名为“三明第一中学”。整个校园东高西低，自东向西分为三个区域，呈阶梯形状。
　 校园东南面是一片山坡，依山势挖成一块块菜地，是学生们挥锄种菜的学农基地。山坡下是三明一中的主体区域，有学校大礼堂、教学楼、操场、医务室和广播室、教职工宿舍和食堂等。
　 西面地势最低，紧挨着学校大门右侧，是一个简陋的硬地运动场，，长方形面积很大，四百米跑道还绰绰有余。边上有两间平房，是校办工厂，还有一大间平房——学校图书室。七十年代，这一偌大场地被市政府征用了，成为一条通往富兴堡的公路，另一部分划拨给“养路段”和“蔬菜公司”。于是，三明一中的校门便移至现在的位置。

　 当年，走进校门是两座白墙黑瓦的平房，南北朝向，各有两间教室。走上几级水泥台阶，就是一幢三层教学楼，教学楼坐南朝北，中间是一个篮球场，教工宿舍在最北端，正对着教学楼。
　 我的初中是在白墙黑瓦的教学楼中度过，读高中时，又转至东面的红砖教学楼上课。初中时，文革之风盛行，学生们每天要在水泥操场上列队，高唱“东方红”和“国际歌”，还有队列训练、刺杀训练……老师、工宣队站在主席台上严肃扫视，场边还有老师纠正动作，若学生不认真，动作差错，当即被拎出队列，场边罚站。当时学生的心里压力可想而知。
　 这样的操场活动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现在回想起来不禁好笑。

　 教学楼的后面有一条小路，穿过一片树林，是学校食堂和寄宿生宿舍。记忆中，有一排水龙头对着一个小池塘，池水浑浊，蛙声此起彼伏。此地是校区的南端，有些偏僻。
　 与南端相邻的是“工人新村”，居住的是60年代从上海迁徙的“五金厂”职工家属。那时三明一中没有围墙和保安，，完全开放，富兴堡一带居民都是穿校而过，穿校而归。这样的捷径畅通无阻，直至高中毕业不曾改变。

　 校区里有一条又深又长的堑沟，由东至西，蜿蜒甚长，人称“万人坑”。这名称听起来阴森森的，一定是人为赋予了浓烈的阶级色彩。
　 当年，“五金厂”与三明一中北端相邻，仅一路之隔，但职工大都居住在南面“工人新村”，出门就是一条深堑沟，上下班要绕道于“酱油厂”，极为不便。职工们情急之下从厂里搬来一些木料，在堑沟上搭建一座小木桥，桥长几十米，很窄，行人相向而行，要侧身相让。从此，这座小木桥就成为通往“工人新村”、“地质队”和“三标厂”的一条捷径。就这样，“五金厂”职工为富兴堡居民做了一件大善事。

　 生活中的“苦”和“乐”从来相生相伴。当年的物质条件极为贫匮，七十年代初，学校里穿拖鞋上课的同学不在少数。记得读高中时，班上有一男生穿一件的确良衬衫上课，立刻吸引了众多羡慕的目光；倘若有一同学啃着一块九分钱的白糖大饼，一定是极其奢侈的味蕾享受。
　 即便如此，每天的校园生活都会驱散物质的贫瘠，在精神层面注入一种简单而充实的快乐。
　 首先是童年读书的快乐，它来自校园硬地运动场的那间大平房。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文革风高浪急，学校一律停课闹革命，我68年小学毕业，离“复课闹革命”还有一年，整日闲来无事。
　 邻家有一位老初二男生，瘦而黢黑，酷爱看书，作文写得好。那天上午，他拉着我直奔三明一中。文革红卫兵各立山头，派系林立，校园冷清寥落，空旷无人。我们在西面运动场一间平房前停下脚步，他三两下打开房门，挤进去不见了。我隐约觉得不是正经事，心里莫名地发慌。忽听里面在叫唤，慌忙进去，门窗紧闭，光线极阴暗，有一股难闻的霉味。他递来一摞书籍，我急急接过，转身就走，一抬眼，身边是几个白森森的人体模型，我哪知道那是生物学的教具，吓得差点摔倒在地，夺门而出。

　 现在想来，这间大平房就是三明一中的图书室，堆放了一些教具和许多“封资修书籍”。我们自然做事不地道，但是，总比将这些书籍付之一炬要好一些。那天虽然担惊受怕，但是顺来了一些书籍，给我们带来长时间的精神快乐。

　 当年，三明一中教学楼后面有一片苦楝树，我一直觉得，那是童年的花园。每逢春天，这一片苦楝树绽放着淡紫色小花，麻雀和白头翁在枝丫间欢快跳跃着，煞是美丽。盛夏季节，苦楝树枝叶繁茂，浓荫如盖，成为一个天然的避暑胜地。到了秋天，树叶凋零，一串串金黄的果实挂满枝头。这是鸟儿们最爱的美食，一群群白头翁落在枝头，欢快啄食着果实。
　 这里是童年的乐园，也是鸟儿的天堂。

　 苦楝树的“苦”字，容易让人联想到生活的艰辛，宋代王安石却写道“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诗人借苦楝花飘落之景，渲染一种清新优雅的氛围，意境极好。

　 于我而言，手拿着弹弓，穿行在苦楝树林中与绿树花儿相伴，听白头翁在枝头跳跃鸣叫……何其美好! 这一片苦楝树陪伴了我的童年，给予了难以复制的快乐，是一段最难忘的记忆。

　 学校大礼堂也常带来精神上的快乐。三明一中有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带队的是蔡广汉老师。此人身形瘦且高，双目有神，天赋异禀，才华横溢。麾下的宣传队异常活跃，闻名山城。文革时期的文艺演出无不充满浓郁的政治色彩，学校大礼堂的文艺演出不能例外，但在我的眼中，依旧精彩无比。
　 节目通常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会师”；从“抬头仰望北斗星”到“八角楼的灯光”；一会儿“爬雪山过草地”，一会儿“钟山风雨起苍黄”，继而欢快的“洗衣歌”，最后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的载歌载舞。台上时而慷慨悲壮，时而欢欣鼓舞，台下目不转睛，如痴如醉。
　 当时盛行革命样板戏，记得年段安排每个班级排练演出现代京剧“红灯记”，一共十一场戏，年段只有六个班级，就分别演出六场，剩下五场不知去哪里了。最有趣的是每场戏都有悬念，每个班级出场的李玉和、李铁梅和鸠山都不是一模样，或高或矮，或胖或瘦，风格迥异，让台下的我们觉得特新鲜，忍俊不禁。

　 前几年，原“三明一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众老校友，精心筹划，组织了一次大聚会，节目编排，道具服装、着装扮相，重登舞台，再现当年的风采……
　 我饶有兴趣地看了这次聚会视频，觉得很亲切，很感慨: 有些记忆是难以磨灭的。只要心
存热爱，这种情结就难以释怀。人同此心，情同此理。

　 有一天，路过三明一中，注视眼前的校门，六根大理石立柱拔地而起，校门中央是电动开合的门扉，既有现代的简约，又有传统的典雅，通透而不失厚重。金色的阳光给校门镀上一层温暖的轮廓，折射出和煦的光泽。眼前的母校熟悉又陌生，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校园的变化着实令人惊叹。
　 一群身着校服的学生正欢快地走出校门，看着他们，便觉得一种压抑不住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这些孩子清澈的目光充满好奇与探索，一如当年满是稚气的我们。

　 写至此处，对母校的回忆如小溪汩汩流淌，还有老师、同学、五七农场、初中毕业、高中插队……唉，那时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荡然无存，只能存留在遥远的记忆中了。

　 想起一首俄罗斯小诗《短》，令人回味:
　　 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
　　 就已经手握黄昏
　 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用美好年华
　 就已经身处迟暮

　 岁月逝水，经历的很多事物已模糊淡忘了，但三明一中始终离我很近。我知道，这种“近”是与生命交织的一段感情。

2025.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