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三识

水易

独秀三识 水易 2021.11.5 近日读党史专家祝彦先生专著《陈独秀与近代中国》，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对工人运动的认识”章节，偶然发现陈在党的早期工人运动中，有些相关的信息闻所未闻，或闻所少闻。 祝著认为，陈独秀对工人阶级，并不是传统教科书所批评的那样不看重。其实，早在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前，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了向工人宣传和组织工人的活动。他曾在《新青年》《工界》等刊物上发表支持工人的文章，热情讴歌工人阶级，“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 对陈独秀有关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认识与实践，有三个新知，梳理转述如下。 其一，对劳动运动和组织认识的“三点”判断。1921年，中共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祝著说，陈独秀对上海各业工会表示由衷的赞扬与欢迎，他认为做劳动运动的人，应该认识劳动组织有三个系统，即“①党派组织，不分劳动者所属的职业或产业，但依党派的政见而结合；②职业的或产业的组织，乃是一地方的某种职业或某种产业的联合会；③地方的组织，乃是联合一个地方（市或县）的各种职业或产业工会而组织一个地方的劳动团体，进而联合各地方的团体组织一个省的劳动团体，更进而联合各省的团体组织一个全国的劳动团体。”百年之后，反观我们现在的劳动团体组织体系，似乎无出独秀先生当年认识其右。 其二，投身领导上海“五卅”惨案“三罢”运动。祝著说，陈独秀积极支持工人运动，在“五卅”运动时期体现得更为坚决。在日本人枪杀顾正红之后，陈独秀连续签发中共中央第32、33号通告，向党内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号召工会、农会等社会团体援助上海纱厂工人，开展一场“反对日本的大运动。”此时，陈独秀已有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全民族的政治斗争的决心。1925年5月28日，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和上海地委成员召开联席会，决定5月30日在上海租界内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惨案发生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张国涛等出席，决定发动首先反抗外力压力的“罢市、罢工、罢课”运动。祝著引述郑超鳞回忆，“五卅”运动期间，自始至终在上海参加领导工作的中央委员只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国涛三人。 其三，就地指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祝著说，陈独秀领导工人运动最为著名的还是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祝著分析，前两次武装起义，由于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加之过于依赖国民党人钮永健和资本家虞洽卿等人，结果归于失败。祝著记载，1927年2月23日，为了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扩大武装组织，成立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等8人组成，下设特别军事委员会和特别宣传委员会。从1927年2月24日到3月30日，特别委员会开会31次，陈独秀出席30次并必发言。3月20日，北伐军进抵龙华，特别委员会于21日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祝著转述郑超麟《怀旧集》称，陈独秀就在四川北路横滨桥南安慎坊的中央宣传部“听汇报、约见干部”，“遥控暴动的战斗”。 上述陈独秀对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认识和实践的史料，除特别专业的工作者和高层次党史研究者接触和深入研究外，一般人很少或很难接触到，转述如上，以为更多的人“闻所有闻”，视线从过去传统教科书中有所拓展。不过，我们还应有一点唯物史观素养，不必“非此及彼”，走向另一个极端。 当然，这从祝著中也得到印证。祝著认为，由于客观的局限和认识等方面的原因，陈独秀也存在对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矛盾”心理，并作了探讨分析。有兴趣者，可以找来一读。 开卷偶得，书友分享。 开卷偶得（2）15492021年11月15日作于邗上，2021年11月28日美篇首发（138）。2025年4月25日配图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