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票据上的历史】渝商传奇之“钢铁大王”胡子昂

汪海

　　在重庆近现代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商人，在他95年漫长人生中，商业生涯虽仅有22年，但民国时期却赢得了“商业奇才”、“钢铁大王”的称号，抗战中他创办的钢铁厂高峰期为重庆兵工生产提供一半的所需钢铁量。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从“实业救国”到投身政治，由成功商人到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爱国民主人士，解放前官至重庆市参议会议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解放后又担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一生都致力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将自己的毕生精力，聪明才智乃至个人私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国家，奉献给了他所钟爱工商事业，也奉献给了养育生养他的巴渝大地。他就是出生在巴县，在重庆起家的渝商——-胡子昂。

　　我收藏有一张受款人为胡子昂的《中国银行支票》，时间为民国35年（1946）10月28日，金额1万元正，签发人为“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胡子昂为“四川丝业”常务理事。票面上还留有“华康银行”提出交换的戳记，胡子昂是该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也是一位银行家。

胡子昂，原名鹤如，字子昂；1897年3月生于四川省巴县南坪镇（今重庆市南岸区）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末的入学补廪，以教书为业，维持清贫的家境。胡子昂居七兄妹之长，父亲对他寄予厚望，故取名为“鹤如”，希望他卓尔不凡；字“子昂”，激励他昂霄耸壑，建功立业。
胡子昂从小就受过良好教育，青少年时代，辛亥革命给他以追求光明、追求民主的深刻影响，立志要做一个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的人。1919年胡子昂到北京求学，就读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大学前身），正值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他即投身于这一爱国运动的洪流。1923年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他返回四川，在重庆、巴县教书，任中学教员、校长、视学、巴县农会会长、重庆市教育局局长等职。
　　在民国初年那个大浪淘沙、风起云涌的时代，他曾运用“诚学会”发动全省教育界，驱逐四川省教育厅长，产生很大影响。他曾创办《市政周刊》，发表文章，倡导兴办实业，揭露市政的腐败，引起当局忌恨。1925年英国军舰炮轰万县，造成历史上有名的“万县惨案”，他愤慨万分，代表重庆各界携款到万县慰问、救济，并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但受到当局的阻挠。1926年，胡子昂又投身军界，任刘文辉的24军政务委员会建设股主任、川康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长，总揽川康交界20多县的县政。在主持川康边务期间，开发铜矿，兴建农场，创办银行，禁绝鸦片，减轻赋税，实施了一系列利国利民举措，也曾一时政绩斐然。 但由于军阀混战，时局动荡限制了他的作为与实现政治抱负，苦闷的胡子昂1933年出川到南昌江西农学院任技师兼总务长。

　　1935年胡子昂重返重庆，有感于国家贫穷落后，内忧外患，决心以“实业救国”，遂与友人共同创办实业，将目光投向了重庆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想以此带动川渝地区民族实业的发展。他利用自己在军界和政界的影响，先后与他人合作创办重庆第一个自来水厂、大溪沟电厂、西南最大的南岸水泥厂，华联炼铁钢厂，以及成渝铁路第一总段68.15公里的筑路工程等等。从1937年开始，胡子昂就开始构建华兴机器厂、华联钢铁厂以及木厂、矿厂等一批华西系列工厂，至1939年，短短几年就发展为西南地区最大的一家工程技术和工矿企业。这些实业和工程项目对改变了重庆城市的落后面貌，现代工业的起步，以及城市现代化都起了关键作用。胡子昂在西南工商业也声威大振。
　　

不过，真正让胡子昂名声大噪的，还是他创办的华联钢铁厂（后并入中国兴业公司）。
1938年，抗日战争前线形势日紧，平津、沪宁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武汉成为抗战指挥中心。大敌当前，一心抗战想为抗战出力的胡子昂决定用自己的行动寻一条抗战救国之路。他数次飞赴武汉向国民政府申请贷款，拟将华联钢铁厂扩建为大型钢铁企业，生产供应抗战兵工制造急需的钢铁产品。在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插手下，1939年7月，在华西公司基础上组建成了官商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官股占80%以上，公司董事长为孔祥𤋮，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汝霖任总经理，胡子昂为协理（副总经理，公司实际操盘手）。胡子昂毫不记较个人得失，全身心投入主持了钢铁厂的扩建工程，较短时间内就使之成为抗战后方钢铁厂中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涵盖采矿、冶炼、机械制造全产业链，打破了外国资本和沿海企业对钢铁业的垄断。他们还引进了德国克虏伯炼钢技术，同时结合本土资源创新“土法炼钢”，在四川綦江铁矿附近建立炼钢厂，利用本地煤炭和矿石生产优质钢材。1937年当时华西公司年产钢材达5万吨，占西南地区钢铁产量的70%以上，成为战时中国最重要的钢铁来源之一。扩建后的华兴公司更成为抗战时期钢铁保障的核心支柱。为兵工厂供应钢材，生产手榴弹壳、枪管、迫击炮部件等。据统计，华西公司提供的钢材占重庆兵工厂用量的60%以上。
胡子昂致力于钢铁生产支持抗战在社会上赢得广泛赞誉。1942年《新华日报》称其为“大后方的钢铁支柱”，《中央日报》则直接使用“钢铁大王”称号。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指出：“若无胡子昂的钢铁产能，抗战后期的军工体系恐难以为继。”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授予胡子昂“抗战胜利勋章”，以表彰其“钢铁报国”之功。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兴业公司能够生产那么大量的优质钢材，堪称民族工业一大奇迹，胡子昂功不可没。但由于受官僚排挤，1942年初，他被廹辞职到成都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1944年因兴业公司管理混乱，经营亏损，政府又不得不重新起用胡子昂回公司任总经理，但由于时局、人事变化，他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1945年11月，国民政府经济部通知中国兴业公司全部停工清理，遣散员工，后彻底倒闭。
　　眼看着自己倾注全部心血的企业倒闭，胡子昂痛心不已，也对国民党政治失去信心，开始走向寻求民主救国，与共产党合作的政治道路，这才有了后来新中国历史上红色资本家之一的胡子昂。

　　值得一提的是，胡子昂在“实业救国”中，还十分重视金融的作用。1941年他自筹资金150万元，在重庆开办华康钱庄，亲任董事长和总经理，1944年改组为华康银行，并陆续在成都、武汉、上海设立分行，在川帮银行中成为一家后起且有影响的银行。他还出任多家川帮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董事，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金融家。
　　

纵观胡子昂一生，他对政治的热情从未减退过，经历民国和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都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早在1938年他就与中共周恩来等领导人有过多次接触并深受影响。他还同张澜、史良、黄炎培等上层民主人士交往密切，积极参与民国时期的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秋，胡子昂积极支持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建立，以后一直参与民建的组织领导工作。
1946年，胡子昂出任重庆参议会议长，并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立法委员。在他任议长期间，重庆参议会不挂国民党党旗；在立法会议上，他公开反对蒋介石轰炸解放了的济南市，表现出一个爱国民主人士的骨气。由于与执政当局格格不入，特别是公开批评蒋介石发动内战，遭国民党特务监视，1948年，胡子昂离开重庆前往香港。

　　1949年9月，胡子昂应中共中央邀请，赴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12月随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重返重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副市长等职，积极投身新重庆建设。担任重庆市副市长后，胡子昂做出了人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与人民大众同甘共苦。他将华康银行和在各企业的全部股票、所有房产以及个人珍藏的书画、古玩，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家，帮助政府度过当时的经济难关。仅保留一处基本住房，家庭成员全部与普通民众一样，靠工作领工资，养家糊口，其赤子之心，前无古人，光耀后世。
　　1956年后，胡子昂调北京，历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副主席，第二、 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作为民主党派负责人，担任国家领导重要职务。
　　胡子昂的一生，始终与工商业发展与国家经济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以经济为中心的强国之路。此时的胡子昂先生已年逾八旬，但他依然保持旺盛的斗志。1979年1月，邓小平邀请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五位工商联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设火锅宴盛情款待，请他们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献计献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老火锅宴”。在这次会见中胡子昂对工商界中在技术、经营管理和经济人才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小平同志叮嘱大家，“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此后，胡子昂更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己，继续担任全国工商联和政协、人大领导工作。1984年，胡子昂已年近九旬，但还是亲自筹办了全国第一家综合性多职能的贸易商社——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亲任董事长，并积极参与沿海开放和与港澳台经济合作，为改革开放和国家统一大事贡献出毕生的精力和聪明才智，成为受人尊敬的全国工商业者的楷模、典范，也造就了一个传奇的渝商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