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上过街的农妇

一盅清茶

我插队的农村附近有两个镇，一个是乌江，远；另一个是桥林，六七里路，大半个小时。我们常去的是后者，这是一个建制镇，仅次于县城珠江镇，被知青戏称为“江北伦敦”。

农民平常没事也不会去镇上，一是时间不允许浪费，二是没钱也办不了事。不过要说去桥林，那倒不是稀罕事，就连小孩子们捕鱼捉虾后都会拿到“街上”去卖，赶回来上课也来得及。

但这么近的桥林镇，顺子妈从来没有去过，在方圆几里路的小圈子里，她活了六十多年。

妇女确实比男人上街少，她们除了与男人一样辛苦劳作挣工分外，还有沉重的家务事。带孩子浇菜地烧锅煮饭洗衣浆衫，把中年妇女熬的像老太婆。再说，身上没有钱，上街做什么？

秋收后交公粮，男女社员们要一担担把稻谷挑上街到指定粮站。聪明的生产队干部就留下一担稻谷，带着大家来到街上的饭店。热情的店铺伙计迎上来招待大家入座，抬个大称过来称稻谷，然后过来点菜。

上菜很快，就是红烧肉或肉丸子，鱼虾是不算菜的。伙计们知道农民最需要什么，早有准备。男人们倒一碗酒轮转着喝，女人是照例不入座的，她们本份地坐在店门口的阴凉处，箩筐上搭个扁担就是舒适的座位。泼辣的队长老婆也只是咋咋呼呼地走到桌边，抓起谁谁的筷子吃一口菜表示男女平等，然后还是出门坐自己的扁担去。

照例是德高望重的林家三爷吩咐伙计：“给她们送几个烧饼。”于是妇女们踊跃起来，吃一个，带一个给娃娃。

虽然是二等公民，但女人们对上街并不稀罕。

你说县城没去过，那不奇怪；近在咫尺的桥林镇，六十年了还没有去过，倒真有些匪夷所思。同学指的那个老妇人，她正在阳光下幸福地晾晒沉重的棉被，十一斤半。

顺子妈是隔壁朱家巷的，和我不一个队。同学要带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就是六七里路远的街上。很快就成行了，她的儿女也同意了，还给了她两毛钱“随便用”。

镇南头有家馒头店，姚家兄弟俩合开的。这哥俩除了冬天，都是光个膀子在揉面，浑身上下和馒头一样白白胖胖的。我们南方是稻米为主，麦收只是小品种，各家也不会做馒头，只会擀面条。我们的农妇怯生生地走过去问了价，掏出钱来要买一个吃。

一个馒头五分钱，收二两粮票。可是顺子妈是农民，农民是没有粮票的，而顺子妈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粮票。姚胖子听说她平生第一次上街，于是大发善心，给了一个馒头连钱都不收了。

顺子妈去了一趟桥林镇，大开眼界。她从来没有看过商店，没见过汽车、石头桥、电线杆、饭馆。她回来后精神明显地好，每逢有人问：“街上好玩吗？”她总是很开心地告诉别人，她看到了什么什么。

眼看快到春节了，队里的知青也陆续准备回家和父母一道过年。顺子妈积累了好久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这天，她来找小朱，掏出几块钱纸币，让小朱过年后回来带一个灯泡和一段电线。这里不通电，要这些做什么？

原来她在街上商店里看到了电灯，明晃晃的，比乡下的油灯那是亮的多了！她准备用电线把灯泡栓起来，那就会亮了。

我们这里的农民都是点油灯，而且还是棉籽油。这个油吃到嘴里又苦又涩，点个灯也是一半火苗一半黑烟。我们是用柴油照明，10号柴油比棉籽油也好不到哪里。

顺子妈以为电灯就是她看到的一根电线挂一个灯泡，她希望自己的钱能够给家里带来光明。怎样和她解释呢？

大队书记描述的社会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可是什么时候能把电拉到我们这里，没有一个时间表。实现这个目标还是在1977年以后，那时全国都已经从蛰伏中苏醒过来，焕发出无穷的力量。

我们在离开学校、离开城市后，确实在接受着“再教育”，不过不是官方所设计的那种形式。我们在用自己的眼睛、通过自己的大脑观察着这不同的世界。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青年，在这点上，我们这代人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