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一“书虫”——我的阅读与书斋（上）作者：大虾

大虾

一 自少年时代起，我便爱读书，并萌生藏书情结，当时主要集“小人书”即连环画，极少的零用钱都被积集用于购买“小人书”，后来家从乡镇迁至县城时，我已经在县城工作，仍不忘把自己收藏的“小人书”放置一特制小木箱带进城里。后来读到刘禹锡“童心便有爱书癖，手指今余把笔痕”的诗句，颇有同感之欣。 那时是贫穷的年代，也是书荒的年代。除了“小人书”，其他方面的书籍我收藏数量极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初版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和港版《水浒传》算是当时我最为珍视的书了。那套《水浒传》是香港亲戚送我的，书的封面为彩色的武松打虎图案，并印有香港某出版社的名称。当时是极左年代，我怕香港这两个字惹来不必要的政治麻烦，用钢笔画上草丛把出版社的名称覆盖掉。 我一直爱书，一直喜欢读书、买书和藏书，一直坚信书中自有好时光，常常“长醉书香不愿醒”，恍惚间，韶华已去，两鬓斑白，自己竟然成了一条“老书虫”。然而老也不可哀，只要有书读，生活就还有乐趣，人生就还充实，世界就依然美好，“书虫”就依然歌唱。 并非依附风雅，亦非刻意营造所谓书香之家，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从年少开始，我就对文字及与文字相关的一切事物充满兴趣，对以文字为载体的书籍有一种痴迷情结。我很享受氤氲的书香，很喜欢一室缥缃的感觉。对我而言，阅读是一种情趣，一种享受，也是一种习惯，久而久之，便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鲁迅先生曾经如此描绘自己：“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这种情形往往也是我的阅读状态。 我的阅读兴趣比较宽泛，读的书比较杂，属于“杂食动物”。各种书籍我都会有所涉猎，但文学、典籍、历史、政治、经济、艺术、人物传记的书会读得更多些。读书有时会有阅读计划，有时则即兴阅读；有时会在一个时期集中阅读某类书籍，有时又会同时交叉阅读不同类的书。我还十分关注当下的书籍出版、销售、评价及图书打折情况，以掌握书讯，精准购书。为此，我成为《中华读书报》长期的忠实订户，还在一段时间订阅过《文汇读书周报》。 我买得最多、读得最常、集得也比较多的是各类散文、随笔书籍，尤其是国内几家出版社每年推出的年度散文、随笔选集，大体上应该是披沙拣金、取精用宏的成果，富含思想文化和精神情感的因子，不乏或磅礴或深邃或优雅或温暖或锦绣或质朴的好文章，可以一册在手，尽览全年创作精华，我是每年必收，每见必买，尽管其中一些篇章难免为各种版本重复收集，我仍照买不误。我也有自己喜欢的散文、随笔作家，如内地的余秋雨、祝勇、王充闾、梁衡、卞毓方、南帆、李元洛、王开林、李国文、鲍鹏山、韩少功、韩小蕙、周晓枫、毛尖、刘亮程等（这份名单几乎是内地散文、随笔一线作家最精锐部分），台港的余光中、王鼎钧、董桥等，他们的创作我一直都在关注，他们每有新作新书面世，我必会读其文，买其书。国内每年散文、随笔的优秀之作我似无遗珠之憾，这也许是我在私人阅读史上唯一有些自信自矜之处。 我自知作为“文革”年代度过中学时光的人，国学基础既浅且薄，需要自己长期乃至一辈子补课与提升，而且只能将勤补拙，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我虽无一个完整的国学阅读计划，但阅读的基本路向大体如此。通常学习国学，我会先读文白对照的典籍，回头再读纯原文的典籍，然后读典籍的校、注、评本及解读著作，以克服阅读障碍，渐渐实现与典籍作者的心智对接。除了《易经》可能是自己今生只能敬畏而无缘于心神之外，其它典籍似乎都有缘份。由此我对国学典籍兴趣愈浓，似乎慢慢地也能够体会到“少陵诗，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贴，南华经，相如赋，屈子离骚，除古今绝艺，置我山窗”（清代邓石如书斋联下联语）的那种情趣。 在诸类书籍中，我对经济类书籍产生兴趣较迟，后来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才开始接触经济方面的理论与书籍。原以为经济学那些艰深晦涩的学术词语，令人费解的图表和方程式，会把这方面零起点的自己吓倒，没想到自己反而被经济学所吸引，对经济学及有关经济的思想、历史、事件、预测的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自己后来从事的工作关涉经济事务，于是结合履职的需要，购买和阅读了大量的经济类书籍。这也是自己起初未曾预料到的。 闲书我也是喜欢读的，无论是不闲还是有闲的时候我都会读一读。所谓闲书，可能各有所见、各有所爱，于我而言，凡不致于“一篇读罢头飞雪”“掩卷仰天长叹息”的书，即可以轻松阅读、愉悦心情之书，就是闲书。游记、尺牍、笔记、序跋、杂言之类的文字，每每烟霞满纸，充满趣味，为我所喜；美食、风土、志异、寓言、幽默之类的小品，往往人间烟火，飘逸人生快意，亦为我所爱；绘本、书法、摄影、影评、音乐之类的书籍，常常各有魅力，养眼养心，同样为我所好。如美食之书，我最为喜欢的是香港蔡澜、台湾焦桐两位美食家的书，他们的性情文字与人生态度都令我羡慕与向往，尤其是焦桐的那本《暴吃江湖》简直是美食情书，我甚至产生有生之年若能与蔡澜、焦桐两位先生吃一顿饭该有多好的念头。 读书既要有兴趣，也要有勇气与毅力。早年读到杜甫的诗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时，感到极为吃惊，认为万卷书是天文数，人穷其一生是无法读完的，诗圣是在吹牛，而且是超级吹牛。后来才发现，古书的一卷与今书的一卷是不同的概念，古时的一部《全唐诗》九百卷，现在印出的篇幅仅十五册；《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现在印出的文白对照版才五、六卷册；司马迁的《史记》一百三十卷，现在印出的三家注版仅四册；苏辙的《龙川略志》十卷，现在原文加上译注印出才是薄薄一小本（篇幅不足170页）；而今篇幅仅一卷的《古文观止》，在古代就算十二卷。原来古代一卷书的篇幅相当于现在出版物的一章而已，古代的万卷书其实并不多，没有那么吓人。据说古时读过百来本书的人已经算博学之士了。如此算来，我虽然离“下笔如有神”的境界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但几十年来的阅读量，按照杜甫的要求恐怕也不会相差太远。此话就当聊以自慰吧。 长期以来我读书不止，购书不断，迄今为止到底积聚有多少书，我自己也不清楚，因为从未统计过。只能说日积月累，已略有可观。若问我这么多书能读完吗？回答肯定是读不完，不可能也不必要都读完，毕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的阅读有通读、选读、深读、浅读、备读等五种：通读即对全书至少通读一遍，把书读完，对一本书形成整体印象；选读即在一本书或一套书中选择感兴趣的内容阅读，或为写作参考阅读书中的部分内容；深读是在通读的基础上加以精读与重温，以力求体会书之要义；浅读即余光中先生所说的略读，稍作翻阅，犹如人际初交时的点头浅笑，虽然未免匆促，却有可能成为与一本书结缘的开始；备读是等待机会阅读或为写作时而参阅查阅。当然，按照培根将阅读分为品赏、呑咽、细嚼和消化三种的分类，也不无道理。 而有些书是为版本、版式、装祯、插图、收藏、馈赠而买，甚至重复买。有些书则是为纪念某个作者、某位人物、某个日子或事件而买，如我今年3月得知李敖先生辞世，便买了一本《李敖自传》；今年10月获悉金庸先生过世，则网购了《重读金庸》和《剑桥简倚天屠龙史》各一本，均作纪念之意。我从来没有想过、也远远不够格做什么藏书家，更不了解藏书家们诸如真、古、精、稀、新、廉、秘等等藏书要诀，也从来没有去寻找什么秘本与珍籍，我只是一名很普通的聚书者，购书与读书都很纯粹，未作他想，多自随兴，出于喜欢，也止于喜欢。互相赠书也是一件乐事。我有自己的书友但不多，其中一位是骨灰级书友，我们常常结伴访书购书，分享读书体会，并互相赠书，当然还是他赠予我的书为多。 我尤为赞赏老诗人公刘先生说的一番话：“从数以千计的汉语词汇中间，倘要我挑选一个最珍爱的名词，我将毫不犹豫地拈取‘书香’二字。”对我而言，书香的吸引力是无法抗拒的，即使是在我还是忙碌一族的漫长岁月里，我都把业余时间的大部分用以亲近书香，沉潜书香，享受书香。即使出差在外，甚至住院检查治疗，我也不会忘记带上自己的书。每每买到新书回家，独坐书斋，翻阅新书的时刻，书香扑鼻而来，沁入肺腑，那种纸醉书迷的陶醉感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和形容的。古人以雪夜闭门读书尤其是读禁书为快事，以夜为幕，以雪为障，绝一切打扰，断任何杂念，自闭于书斋，沉溺于阅读，而如痴如醉。我生活地属南方，并无雪趣，但常有雨夜时空，此时亦是闭门读书的最佳时刻，我往往沉醉于“夜来风雨声，读书知多少”的意境之中。对我来说，雨夜读书乃是“天下第一等乐事”。 读书人与藏书者的爱书情结到达极致，就会人书不分、物我两忘，这是一般人难以完全体会的。大英图书馆第一任古籍保存部主任尼古拉斯.巴克说过：“有人问我‘你藏书吗？’我总是说，‘不，书藏我。’”人书两相蔵就是爱书情结的极至境界。 当阅读成为自己生活不可乏缺的一部分时，阅读便成为一件很日常、很自然的事情，但细想一下，其实每一次阅读似乎都是神圣的，难忘的，除非偶尔读到的是不入流的读物。因为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余秋雨语）。”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似乎真正理解了“书架是人生的目录”这句西谚，阅读便从自己生活的日常变成一种生命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