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八路高峰的革命人生

小华

信仰如炬照征程

记一位革命母亲高峰的传奇人生

龚晋华

引言

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的倒计时牌上，数字每跳动一次，都像历史的鼓点叩击着人心。此时，“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激昂的旋律在我心中回响，仿佛穿越时空，将我带回那段浴血奋战的岁月。
作为阳泉市文联红色文化志愿者，带着矿区区委宣传部、区文联、区作家协会赋予的使命，在区档案局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协调下，我终于在2025年4月18日与许宪政老人相见相识。这场看似寻常的访谈，却因老人一句“4月25日，是母亲逝世三周年的忌日”，让时光瞬间凝固。窗外的阳光依旧明亮，却好似被一层肃穆的薄纱笼罩，空气中弥漫着厚重的思念。2022年4月25日18时56分，这位名叫高峰的母亲，带着近一个世纪的风云记忆，永远地合上了双眼。她的离去，不仅是一个家庭失去了主心骨，更像是历史长河中一盏长明的灯，在完成使命后，将光芒化作了永恒的精神火炬。

太行山下：火种初燃

沁源县的群山，是太行山脉最坚韧的脊梁。青灰色的山峦如同凝固的绿色波涛，自脚下连绵不绝铺展向天际，又似一条沉睡的巨龙横卧天地之间。每当云雾翻涌，那巨龙便仿佛被唤醒，时而在云海中腾跃嬉戏，时而隐入云端俯瞰这片古老的土地。山间清泉潺潺，清澈见底的溪水欢快地穿梭于形态各异的山石间，撞击出叮叮咚咚的悦耳声响，宛如大自然谱写的动人乐章。这里，正是《在太行山上》所歌唱的热土，也是革命火种最初点燃的地方。
1925年1月16日，高峰诞生在这片被山水深情环抱的土地上。这里的每一寸土壤，都浸润着千年农耕文明的气息；每一座山峰，都见证过无数抗争的故事，孕育着不屈的精神。她的父亲高培基，是村里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当其他男人还留着象征封建的长辫时，他已剪去旧习，拥抱新思想。作为秘密共产党员、牺盟会骨干，他白天带领贫苦农民斗地主、分田地，与封建势力展开顽强斗争；夜晚则在摇曳的油灯下，为村民们讲述外面的世界，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的年代，高培基紧紧牵着女儿的手，目光坚定地说：“凤贞，读书识字才能看见更大的世界。”这句话如同一道春雷，打破了世俗的偏见。于是，高峰成为了村里第一个走进学堂的女孩。学堂的桌椅简陋，书本破旧，但她视若珍宝。她用树枝在沙土上一笔一划地练字，每一笔都饱含着对知识的渴望；在昏黄的油灯下，她刻苦背诵课文，常常专注到油灯耗尽最后一滴油。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成绩年年名列前茅，宛如一颗闪耀的星星，不仅照亮了自己的求学之路，更在幼小的心中种下了追求进步的种子。从那时起，她就如同扎根岩缝的松柏，任凭风雨如何肆虐，始终在困境中倔强生长，坚守着对知识和理想的希望。
　　
烽火岁月：青春淬炼
　　
　　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声如惊雷般划破了这片土地的宁静，也惊醒了12岁的高峰。看着家园被战火摧残，同胞被敌人欺凌，她稚嫩的心中燃起了熊熊怒火。“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在太行山上》的歌声仿佛是她内心的呐喊，她攥紧小拳头，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儿童团，从此投身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她背着自制的竹筒喇叭，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稚嫩的声音在空旷的村落里回荡：“不当亡国奴！”那声音虽带着几分青涩，却充满了坚定的力量，鼓舞着每一个村民的心。她就地取材，用灶灰和清水调配油墨，在斑驳的土墙上刷写抗日标语。刷子在墙上划过，留下的不仅是字迹，更是她对敌人的愤怒和对胜利的渴望。
　　13岁那年，她做出了一件让全村人都为之震撼的事。她亲手用纸糊了一块写有“救亡室”三个字的牌匾，郑重地挂在自己小屋的门上。这间小小的屋子，从此成为了全村抗日宣传的“指挥部”。白天，她在这里组织孩子们排练抗日歌谣；夜晚，她和大人们一起制作宣传传单。当县政府的同志路过看到这块牌匾时，无不为之震撼，眼眶瞬间湿润——这小小的身躯里，竟蕴藏着如此宏大的抗日救国之志！
　　1941年，日军发动第一次大扫荡，村庄被战火笼罩，田地荒芜。16岁的高峰临危受命，被推选为妇女队长。白天，她带领着姐妹们在被炮弹炸得满目疮痍的田间抢种庄稼。面对弹坑和废墟，她们没有退缩，用柔弱的肩膀扛起锄头，一锄一锄地翻土，一粒一粒地播种，与时间赛跑，只为让战士们能有粮食吃。夜晚，在昏暗摇曳的油灯下，银针在她们手中穿梭不停。她们的手指被针划破，鲜血滴在布料上，但没有一个人喊疼。三天三夜，她们硬是赶制出50双军鞋。当专署干校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时，她摸着磨出血泡的手指，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将通知书紧紧贴在胸口：“终于能为革命做更多事了！”那笑容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与坚定，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沁源县西阳城作为八路军的重要秘密交通点，承载着特殊的使命。高峰在世时，曾经收到过老家村支书的来信，这封信至今仍被高峰的儿女们视若珍宝般珍藏在家中。信中详细讲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奉中共中央之命，率领100多名干部，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五旅第十三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回延安的艰难征途。从华中到延安，他们要突破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设置的103道封锁线，每一道封锁线都是生死考验，沿途的艰难险阻超乎想象。
　　当刘少奇一行艰难跋涉至沁源时，高峰的父亲高培基，作为村委会党组织负责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护送任务中。高培基对这片土地的每一处沟壑、每一条小路都了如指掌，他与当地抗日军民齐心协力，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人墙”。护送途中，他们昼伏夜出，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过人的智慧，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一次次化险为夷。使得刘少奇等随行干部安全顺利通过沁源地区，最终胜利抵达延安，开启了新的革命征程。
　　关于这段历史，村里曾多次联系高峰老人，希望能深入挖掘其中细节，但因年代久远，许多具体情况已难以考证。不过，至今仍留存着诸多历史的印记——在高家老宅，有一处窑洞，窑洞后方延伸着一条神秘而悠长的地道，这条地道或许曾是传递情报、掩护同志的重要通道；直至今日，高峰儿子的家中，还珍藏着老人抗战时期的几件珍贵物件，其中包括我军缴获的日军军毯、军用手套，还有他们儿时使用过的日本蚊帐，这些物件不仅见证了那段烽火岁月，更是高培基、高峰夫妇投身革命，获上级嘉奖的历史见证，每一件都承载着沉甸甸的革命记忆。
　　
血色浪漫：爱与重生
　　
　　1944年，沁源围困战的硝烟仍在山谷间盘旋。在为牺牲战士筹备追悼会的日子里，高峰正俯身扎制白花，突然与洪赵支队三连指导员史峰夫在临时祭所相遇。那时的气氛凝重如铅，敌人的巡逻队不时在村外徘徊，可他们心中只有对烈士的追思。史峰夫帮高峰削制竹篾骨架，高峰则轻声诉说着牺牲战友的英勇事迹，两人在无声的协作中相熟。此后，每当夜幕降临，他们便在摇曳的油灯下整理烈士遗物，在核对烈士名单时，共同的信仰让两颗年轻的心渐渐靠近，爱情在肃穆的战火余烬中悄然生长。
　　1945年，他们的婚礼简单得只有一碗小米粥。没有华丽的嫁衣，没有热闹的宴席，只有战友们的祝福和炮火的“伴奏”。但在他们心中，这是最珍贵的时刻，他们在战火的见证下，许下了“革命到底”的誓言，约定要携手走过一生，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
　　然而，幸福总是太过短暂。1949年初，解放前夕的太原战场硝烟弥漫，炮声震耳欲聋。史峰夫在激烈的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当时24岁的高峰正在夏县负责征兵工作，收到噩耗的那一刻，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她浑身止不住地颤抖，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她深知，自己的情绪可能影响百姓参军的积极性。于是，她强忍着内心如刀绞般的疼痛，将丈夫的照片小心翼翼地塞进贴胸口袋，继续坚守岗位。她的声音依然坚定，鼓励着每一个前来参军的青年，但没有人知道，她的内心正承受着怎样的痛苦。
　　直到完成任务，她才跌跌撞撞地奔向战场。在一片焦土废墟中，她跪在弹坑旁，双手不停地刨开泥土，指甲缝里满是鲜血也浑然不觉。她一边刨，一边呼唤着丈夫的名字，声音嘶哑而绝望。终于，她找到了那枚熟悉的军章，那一刻，她的泪水如决堤的洪水，倾泻而下。她紧紧握着军章，放声痛哭，仿佛要把所有的悲痛都释放出来。
　　太原解放后，她将丈夫的遗体运回老家，做了永久性的安葬。她还把国家给的抚恤金一分未留地全部交给公婆，坚定地说：“爹，娘，峰夫走了，我就是你们的女儿。”是什么支撑她熬过这锥心之痛？是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很快，她擦干眼泪，重返夏县，继续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她知道，只有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才是对他最好的告慰。她用行动诠释着对信仰的忠诚，也让自己在悲痛中获得了重生。
　　
峥嵘岁月：铁骨担当
　　　
　　在经历太原战场的生离死别后，高峰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行。每当夜深人静，她摩挲着珍藏的那枚军章，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回到那段烽火岁月——她的爱人史峰夫，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八路，曾在战场上续写着热血传奇。
　　时间回溯到解放战争时期，临汾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彼时的史峰夫虽已牺牲，但在高峰的记忆里，那段历史依然鲜活如昨。1948年6月，随着临汾解放，党组织将保卫霍县、巩固新生政权的重任交予史峰夫，任命他为霍县城防司令。
　　那时的霍县局势波谲云诡，残余的国民党势力暗中勾结，妄图卷土重来；土匪流寇占山为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秩序亟待恢复。面对这千头万绪的危局，史峰夫迅速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坚定如钢的革命意志。白日里，他头戴草帽、身着便装，穿梭在霍县的大街小巷，与摆摊的商贩、劳作的百姓亲切交谈，仔细聆听他们的苦难与诉求，耐心安抚民众惶惑不安的情绪；夜幕降临时，他又回到城防指挥部，在摇曳的油灯下，与参谋们展开激烈讨论，研究防御策略，制定详细周密的剿匪计划。
　　为彻底肃清匪患，史峰夫带领部队多次冒险深入山林。他凭借多年征战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对地形的敏锐洞察力，巧妙设伏。在一次围剿盘踞深山的顽固土匪行动中，史峰夫亲自勘察地形，选定绝佳的伏击地点。战斗打响时，他手持步枪，身先士卒，带领战士们如猛虎下山般冲破敌人的防线。面对敌人疯狂的反扑，他沉着指挥，与土匪展开殊死搏斗。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成功剿灭匪帮，让霍县百姓得以重见天日，保障了一方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巩固城防工作上，他更是亲力亲为，一次次爬上城墙勘察地形，精心指挥修筑防御工事，组织民兵进行严格训练，将霍县打造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钢铁堡垒。
　　这些关于史峰夫的记忆，是高峰在漫长岁月里反复咀嚼的珍宝。他在霍县城防司令任上的这段经历，虽短暂却光芒万丈。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无畏生死的勇气，为霍县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段峥嵘往事，不仅是史峰夫个人革命生涯中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更成为支撑高峰继续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她的心中永远闪耀着不灭的光芒。

教育阵地：坚守初心
　　
　　1952年，命运的齿轮将高峰和许坚（时任三矿矿长）带到了阳泉矿务局。此后的岁月里，她辗转多个岗位，从三矿党支部干事到局医院人事科长，每一次工作变动，她都毫无怨言，全身心投入。无论在哪个岗位，她都秉持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努力做好每一项工作。
　　在晚年的回忆中，高峰经常向儿女谈起一段引以为豪的工作经历——她曾亲自参与创建阳泉矿务局第一中学。
　　1958年，正值“大跃进”时期，全国各行各业掀起建设热潮，教育事业也迎来快速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矿务局党委抽调高峰筹建第一中学，并任命她为首任党支部书记。当时，筹建工作面临两大难题：既无校舍，又缺教职员工。高峰与时任校长班瑜带领十几名从各单位临时抽调的教职工，四处奔波寻找校舍、招聘教师。经过不懈努力与协调，马家坪职工业余学校同意让出三间简易小平房和一间不足20平米的家属宿舍，用作教室兼办公室。就这样，一群志同道合者在简陋的条件下，让阳泉矿务局第一中学初具雏形。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短时间内，学校从最初不足20人的筹备组，发展成为拥有30多名教职工和三个中学班学生的校园。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保证教学质量，稳定师生情绪，高峰组织全校师生召开誓师大会，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校领导和师生们一致表示：“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定要教出合格的学生！”此后，师生们起早贪黑，加强政治思想与业务学习：老师们认真备课、批改作业，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学生们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不少人从初中升入高中，还有同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保家卫国。矿务局党委为表彰学校的办学成果，为教职工颁发10元、8元、6元三个等级的专项奖金。为激励一线教师的工作热情，校领导主动提出将一、二等奖让给一线教师，高峰和其他领导只领取三等奖。
　　随着学校不断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创建后的短短一年里，学校从最初的三个班扩招至六个班。为解决校舍、运动场地及教师就餐等问题，1959年上半年，学校与马家坪小学临时合并。到1961年，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班级数量增至12个，师资力量也显著增强。为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矿务局领导决定将矿一中与煤校合并，合并后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管理模式，隶属煤校管理。1961年下半年，高峰调离学校，回到局机关工作。
　　离开学校后，高峰依然心系学校发展。每当报纸刊登有关矿一中的文章，她都会逐字逐句认真阅读。阳泉矿务局第一中学承载着她的心血与汗水，她对这所学校的深厚情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未曾消退。
　　1975年特殊时期后期，组织安排她到洪城河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面对知识分子扎堆的环境，仅有有限学识的她，内心充满了顾虑与担忧。她深知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也担心自己无法胜任这份责任。但她明白，组织的安排就是使命，不容推脱。于是，她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
　　学校当时百废待兴，教学秩序混乱，师资力量薄弱。她决定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利用星期日，她一家一户地走访教师。敲开老师家门后，她就坐在简陋的客厅里，耐心倾听老师们的想法和建议，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要点。晚上，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她在那里研究教学方法，翻阅大量资料，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常常忘记时间的流逝。
　　她积极寻求提升之道。一方面“走出去”取经，带着干粮坐绿皮火车去省城学校学习。火车上，她舍不得买卧铺票，只能坐在硬座上忍受长途颠簸。到了学校，她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收着每一点知识，把人家的课程表、教学计划都一一抄回。另一方面“请进来”传经，多次登门拜访教育专家，用真诚打动对方，邀请他们到学校指导。
　　她把办公室变成了“作战指挥部”。在会议上，她坚定地对老师们说：“咱们要让孩子们知道，知识就是枪炮，能打跑落后和贫穷！”在她的带领下，老师们的热情被激发，大家齐心协力提升教学质量。1976 - 1981年，洪城河小学连续五年教学成绩在全局排名第一，学校和党支部年年荣获先进称号。面对荣誉，高峰总是将所有证书锁进抽屉，淡然地说：“这是大家的功劳。”她从不居功自傲，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
　　
精神灯塔：永不熄灭
　　
　　1981年，高峰正式离休，但她的精神却从未“离休”。
　　离休后，高峰依然保持着战士般的作息。每天清晨五点，当城市还在沉睡，她房间的灯光便已亮起。戴着老花镜，她坐在窗前读报。遇到重要文章，就用红笔仔细圈起来，再小心翼翼地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这些笔记本记录着她对国家大事的关注，见证着她终身学习的信念。
　　70岁那年，她患上脑动脉硬化，手抖得握不住笔。可她依然坚持撰写回忆录。一开始，写几个字就会划破纸张，字迹歪歪扭扭，但她没有放弃，而是用左手扶着右手，一个字一个字地坚持书写。孙女帮她开通博客时，心疼地问：“奶奶，您写这些累不累？”她轻轻摸着孙女的头，微笑着说：“不累，要让你们记得，今天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她的文字没有华丽辞藻，却饱含对历史的敬畏和对后人的期望。
　　2001年，与高峰同为老八路的革命伴侣许坚离世，这对86岁的高峰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携手走过了许多风雨岁月，共同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生活的磨砺，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与夫妻感情。
　　那些日子里，家中的每一个角落，都留存着许坚的气息，每一件旧物，都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回忆。深夜里，高峰常常独自坐在丈夫的照片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她的眼神中满是思念，仿佛在与照片中的许坚轻声诉说着心里话。她回忆着两人相识相知的点点滴滴，想起他们在革命道路上相互扶持、共同奋斗的场景，那些曾经的誓言和梦想，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
　　然而，在儿孙面前，高峰总是挺直腰板，展现出无比的坚强。她坚定地对他们说：“哭啥？革命年代连命都能豁出去，这点坎算啥！”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家人，要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不能被困难打倒。她的坚强，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给儿孙们树立榜样，让他们传承革命先辈们的坚韧精神 。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还念叨着要给重孙发“奖学金”红包，盼望着孩子们都能长成栋梁之材。她的心中，始终装着家人，装着后代，装着对未来的希望。
　　2005年12月，阳煤集团24所中小学校移交矿区政府管理，这一变动让高峰的党员组织关系陷入“迷局”。已离休十余年、年逾八旬的她，发现自己竟无处缴纳党费。向教育处留守人员询问，得到的答复是组织关系已转至矿区；可联系矿区相关部门，却被告知离休人员组织关系尚未接收。
　　焦急的她不顾年迈体弱，毅然踏上寻找组织的路途。亲自前往矿务局党委组织部，却被告知需到所在党支部或党委缴纳党费。寻遍各处仍无果后，高峰将应缴党费郑重地装入信封。她特意选在办公室无人值守时，再次来到矿务局党委组织部，把承载着信仰与责任的信封从门缝轻轻塞进。面对儿女的不解，她目光坚定地说：“党员入党时就宣誓要按时交纳党费，党章规定，六个月无故不交纳党费，视自动脱党。”那一刻，儿女们才明白，在母亲心中，党员身份早已融入血脉，是她毕生珍视的政治生命。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撼动山河。在组织尚未发出捐款号召时，高峰第一时间赶到矿区老干部局，毫不犹豫地捐出500元。这在当时并非小数目，可她没有丝毫犹豫。在她看来，为国家分忧、为受灾群众解难，是一名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她用微薄之力，传递着对祖国深沉的热爱，彰显着对党的无限忠诚。
　　如今，我们站在沁源的山巅，望着连绵起伏的群峰，“太行之山高巍巍，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在太行山上》的歌声仿佛仍在山谷间回荡 ，仿佛还能看见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小女孩，举着“救亡室”的牌匾，在烽火中奔跑；看见那个坚定的女战士，在革命的道路上勇往直前；看见那位无私的母亲，用爱与奉献守护着家庭与后代。高峰的一生，是千万革命女性的缩影——她们用信仰作火炬，照亮了一个民族的征程；用母爱作灯塔，指引着子孙后代的方向；用坚韧作基石，构筑起精神的大厦。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遗产，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闪耀着永恒的光芒，必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为理想而奋勇前行！

谨以此文
缅怀和纪念革命先辈老八路高峰逝世三周年！

晚辈龚晋华写于2025年4月25日

本张相片为1948年，老八路亲友在夏县，与老战友共同合影，其后排右一为高峰先辈。

今天是一位革命先辈，一位“女子老八路”去世三周年纪念日。我想谨以此文，深切缅怀和纪念这位革命的英雄母亲——高峰！​

2025年4月25日，会是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日期。

二排右起第四为高峰

本张相片为洪赵支队三连连部领导成员合影照，其中右二为史峰夫，时任三连指导员。

珍贵难忘的映像视频资料。

也许转发就是对这位革命先辈最深切的一种缅怀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