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任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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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故事内容来源于光明日报出版社《上山下乡》一书。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接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生活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的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用我们的双手绣红了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这首歌曲,原名《我的家乡》。它的作者是任毅,南京人,1968年底高中毕业来到江苏省江浦县永宁公社插队落户。

　　随着上山下乡运动初期狂热情绪的冷却和理想主义泯灭,失望情绪在知青中迅速弥漫。特别是知青们发现农民对知青的到来并不欢迎，他们在给知青盖房时偷工减料,使知青们倍感不公，心中涌起难以排遣的郁闷和思乡的情绪。他们在劳动之余，借助其它方式来倾诉自己的苦闷。任毅自小爱好音乐,擅长吉它,在朋友的提议下,依据高世隆从新疆带回南京的自编歌曲《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的曲调重新续写,改名《我的家乡》。任毅的创作一旦完成,便在所在的社、队的知青中迅速传播。1969年7、8月,江浦县以及苏北宝应县等地遭到特大洪灾,生活不能自给的知青,在自然灾害面前,纷纷倒流回城市。在虚妄的颂歌声中,这曲倾吐知青衷曲的歌曲在知青之中受到广泛的欢迎和喜爱。并更名为《知青之歌》,在传播之中还续写了几段歌词。

　　《我的家乡》还流传到国外。苏联此时与中国因边境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处于剑拔弩张的严重对立局面。他们在对华的广播中就反复播放了这首与中国当时的主旋律颂歌相悖的《知青之歌》，借此攻击中国意识形态的矛盾。任毅却因之受到批判、逮捕、入狱、判刑等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险些丢掉了性命。任毅在南京街头和插队的公社广泛掀起对《我的家乡》批判时,不愿自己的青春因此葬送,便向插队所在地的社、县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坦白了自己是这首歌曲的作者,并写了书面检查,深刻检讨了自己“在创作思想上的错误观点”。

　　《我的家乡》并没有因作者的检讨而停止流传,反而在知青中流传更广。1970年春节前夕,上海市普陀区某中学将返沪知青在学校附近哼唱这首歌的情况,立即向区委、市委汇报。市委立即向中央报告,引起姚文元、江青的关注,并对此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指示。张春桥还专门指示“上海市革委会成立专门小组抓这件事”。

1970年2月,中央发动“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投机倒把”的“一打三反”运动。一场围剿“反革命”的运动铺天盖地席卷全国。在此大气候下,任毅被冠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罪名拘留。

　　任毅以“3127”的代号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在入狱至这年8月长达5个月中,几乎每天都接受审讯。审讯者除了一口咬定《我的家乡》是反动歌曲外,还企图挖掘出歌曲是集团之作。他们为了罗织罪状,曲解歌曲的字句,牵强附会,以发掘出歌曲的反革命实质,说明任毅是一个思想反动，一向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分子。与此同时,还强迫任毅交待他“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等反革命罪行。连任毅平时的一些言谈,诸如“肯尼迪年轻有为,是美国历届最年轻的总统”、“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写得有水平，有可能他要打开与中国友好的大门”、“希特勒的闪电战”、“汪精卫的梅花字写得好”等,均被认定为“吹捧世界人民的公敌”。“现在学生天天学政治,学毛主席语录,学不到文化知识,是挂名的中学毕业生,今后中国科学技术靠他们怎么行”,“美苏宇宙飞船上天,我是十分关心和羡慕的,人家都到月球上去了,我们还在一锄一锄地干活,太落后了”等也被认定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审讯者的断章取义、捕风捉影和无限上纲,其目的是要把任毅打成一个“现行反革命”。

　　任毅为此3次被拉到公判大会上给死刑犯“陪绑”,受到几十场群众大批判。在他插队的江浦县,成立了批斗任毅的小分队。小分队押着任毅在公社间轮番批斗,以肃清他的反革命思想在知识青年中的流毒和影响。任毅的《我的家乡》唱出了广大知青的心声。因而,任毅的落难和遭遇受到知青们的广泛同情。每次批斗任毅的大会,知青们都会在台下起哄,使组织者始终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只好草草收场。有的知青,还想方设法援助钱粮,关心和照顾他的家人,使任毅坚定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1970年5月20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南京市委写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在《报告》中称“任毅出身反动家庭、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革命言论,污辱宝书、宝像，发展到严重破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流广毒深,罪大恶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研究判处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死刑,立即执行”。

　　6月6日,南京市委研究同意市公检法军管会的意见，报省委审批。江苏省委接到这个《报告》后，发生了严重的争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认为对像任毅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判处死刑。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同志,看到这份报告后认为任毅年纪轻轻，一首歌曲几句言语,犯不上死罪。于是,7月11日江苏省委批复:判处任犯有期徒刑10年。8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红卫区公检法军管会在公判大会上以(70)区红军管字第76号刑事判决书对任毅进行了宣判:

　　“任犯思想反动，长期收听敌台,散布反革命言论，攻击污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969年5月编写反动歌词《我的家乡》,流传甚广,毒害很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行严重。在拘留审理期间,尚能认罪。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依法将现行反革命犯任毅逮捕，判处有期徒刑10 年(刑期自1970年2月19日起算)。”从此,任毅开始了漫长的劳改生活。“四人帮”垮台后,任毅开始了不屈不挠的申冤斗争。直到1978年4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后,才渐渐有所好转。南京市红卫区法院接到最高法院批转的申诉后,于同年8月4日,提出了《关于任毅反革命罪一案的复查结案处理报告》。

　　在报告中,追述了任毅反革命案件的案发经过、审理情况和处理经过后,提出了“复查分析意见”。认为任毅收听敌台是错误行为,不是犯罪。据《参考消息》所发表的个人看法,不是对人民公敌的吹捧。《我的家乡》是有错误的,任毅的世界观中具有较强的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和狂热。受其世界观的制约,创作的《我的家乡》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消极情绪,某些措词欠斟酌推敲。因而,《我的家乡》从文艺角度讲,还是一个属于错误的文艺作品,不能认定为反动的文艺作品。因此,任毅的错误是应受到批评教育的，其错误与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是有原则区别的。并宣告,撤销原判,无罪释放,安排工作。

　　红卫区法院的《报告》,虽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那个时代的局限,但毕竟冲破了极左势力。这才使任毅在1979年初结束了长达9年的囹圄生活。

任毅平反出狱后,被安排在南京一家丝织厂工作。后与一位老同学的妹妹喜结连理。他凭着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从业务员升至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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