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为什么参加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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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波

我写这篇文章时，脑海首先跳出来的是闻一多这个名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人都有从“反共”到“亲共”的发展轨迹。但闻先生的“反共”与比他年长14岁的马叙伦有所不同。从时间上看，早在留学美国时，闻先生就加入了信奉国家主义的大江会；从原因上说，闻先生视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并因此对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共产生不满。可以说闻先生的“反共”，主要出自家国情怀。马叙伦之所以参加“西山会议派”，主要是不赞成中共当时的政策。他后来在浙江参与“清党”也是出于对中共政策的疑惧。以我之见，闻一多和马叙伦后来的“亲共”，主要是出于对国民党专制腐败的痛恨，以及中共在那个时期政策的转变。

讲到马叙伦先生创建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王绍鏊这个名字不可不提。事实上，王绍鏊在与马叙伦共同创建民进的同时，也是民盟盟员。1946年2月20日，民盟在沪中常委和部分盟员在愚园路749弄31号开过一个茶会，主持人是黄炎培，梁漱溟不仅参加还讲了话，民盟上海市支部筹备委员会就是在这个茶会上诞生的，王绍鏊被推举为筹委会委员。半年后，民盟上海市支部正式成立，王绍鏊任主任委员。

若论马叙伦与民盟前辈的渊源，首推沈钧儒。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马叙伦就和沈钧儒共过事。但关系非但一般，还有过过节，以至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马叙伦不但积极参与“清党”，还对被国民党扣押且有生命危险的沈钧儒和褚辅成不闻不问。然而时过境迁，1946年2月16日，刚从重庆飞抵上海的沈钧儒却成了马叙伦主持的40多个团体联合举办的招待茶会上的座上宾。之后，马、沈携手，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演绎了波澜壮阔的民主大剧。

马叙伦领导的民进与民盟合作的第一个高潮，便是被李维汉誉为“大革命以来上海乃至全国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六二三”反内战大会。

如今一说“六二三”反内战大会，似乎只讲民进，但在我看来，这个“六二三”可谓多党合作的典范。比如，“六二三”反内战大会的创议是由民进与民盟在民盟盟员投资的南海花园饭店商定的；推派代表赴南京呼吁和平的主意出自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华岗；赴南京请愿的代表中除了民进的马叙伦、雷洁琼，还有民建的胡厥文、盛丕华等；在南京下关遭围殴（史称“下关惨案”）的人员中有民盟中央委员叶笃义和民盟盟员浦熙修、高集。

“下关惨案”发生还不到一个月，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前后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7月16日，民盟政协代表在南海花园饭店招待文化界人士，马叙伦力排众议，强调李闻不应是国葬，因为烈士反对这个不民主的国家；也不应是同盟葬，因为烈士不仅仅属于民盟，而应该是人民葬，因为烈士是为人民而死的。就在这个招待会上，马叙伦用坚定的语调说：“我们人民团体也愿意做民盟的尾巴！”

我第一次看到马叙伦“愿意做民盟的尾巴”时，感念之情油然而生。

让我再次产生这种感觉的是1946年12月22日，马叙伦在上海各界欢迎民盟主席张澜由渝抵沪大会上的那个讲话。当年报纸是这样报道这个大会的：虽然要凭请柬进入会场，还须缴纳5000元的茶点费，人们仍像潮水般涌来，争睹民主领袖的风釆，表达和平与民主的心愿。张澜入场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大会主席马叙伦首先致词：我们上海民主团体为什么要这样热烈欢迎张表方呢？因为人民大众希望实现真正的和平与民主，并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民主的领袖身上。现在全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民盟的政治主张始终如一，是民主前线上的领导者。今天，欢迎者源源而来，求和平、民主的人民，急于张先生来领导我们！

由此看来， 1949年10月20日马叙伦和民进在京常务理事许广平，理事周建人、徐伯昕，会员严景耀、葛志成、雷洁琼、冯宾符经过商议做出“总分会的理事全部以个人名义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或地方机构，其他会员如有工作上的需要，亦请其个人分别参加”“各地会员如愿意参加的，可由个人分别参加”的决定，应该出自他对民盟的深刻认识和深厚的情感。

念之所及，心之所向。对于马叙伦率领民进多位领导和重要成员加入民盟，民盟是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