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凡：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动员工作及效果——以日藏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太行人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转发。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动员工作及效果——以日藏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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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凡|传播学博士，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 第6期

[摘  要]作为世界近代史上最坚定的反共国家之一，日本为达遂其侵华野心，对中国共产党宣传动员工作的相关情况进行了长期、全面、系统的关注，留下了大量相关记录。由于这些记录多为提供决策的情报之用，所以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为我们今天研究党的宣传动员工作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尝试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系统梳理与解读，从“他者”视角，试图考察近代日本当局关注中共宣传动员工作的发展历程、主要角度与关注点、应对策略及效果以及相关评价等问题，以图丰富中国新闻史、抗日战争史及中共党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动员工作；日藏史料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挑起卢沟桥事变。在这一年的抗战中，虽然中国军队不屈不挠、顽强抵抗，但由于国力悬殊、统帅指挥无方，导致战局不利、丧师失地。1938年5月19日，徐州陷落，武汉危在旦夕，抗战前景似乎一片晦暗。值此民族危亡关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的演讲，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从此，人民战争战略就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战的核心战略思想，正是在它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得以领导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赢得了民族独立与解放。

应当说，对人民的力量在全民族抗战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不独中共有之。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蒋介石便在“庐山谈话”中有所谓“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观点，但能够把它真正付诸实际的，唯有中共。而中共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原因就在于其对话语权的高度重视。“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注重对外话语权建构”，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正是凭借这支“文化的军队”的深入、细致且全面的宣传动员工作，中共和他领导的军队以及建立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不仅获得了民众的认同与拥护，更赢得了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一致赞誉，成为中共后来赢得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

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宣传动员工作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我国学界逐渐认识到日藏档案史料的重要价值，出现了一些以此为主要材料的重要成果。如赵新利以日本馆藏档案为基础进行研究，指出中共不仅领导解放区各日本反战组织进行对敌宣传，还通过第三厅积极开展对敌宣传活动，他还认为，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中共不断优化对敌宣传策略，通过日本工农学校积极转化、教育日俘，并利用日俘进行宣传；陶祺谌指出，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构建了“党、军、政、民四位一体”的抗日体系，运用多种媒介对日军展开了广泛、灵活、持久的宣传战；张屹、徐家林认为，中共在晋察冀边区推动了民众组织的发展，动员工作成效显著。前述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总的来说，既有研究仍大多局限于以中共为主体的视角，且多以某一时期、某一地区为对象，缺少全时段的研究。日本对中共的关注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特别在抗战期间，作为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直接短兵相接的敌手，日寇对中共的宣传动员工作能力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根据地的相关工作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留下了丰富的记录。由于这些记录大多是出于“灭共”的目的、作为情报收集整理的，所以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记录可以为我们提供考察中共宣传动员工作的独特视角，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更重要的是，纵观这些记录，虽然对中共极尽污蔑抹黑之能事，但即便是日寇也不得不敬佩中共的抗战意志和他们进行宣传动员工作的能力。

2015年6月30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抗日战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王奇生教授指出，“我们的研究长期局限于‘抗日’战争史，只研究中国一方是怎么‘抗’的，而对日本一方是怎么‘侵’的，却缺乏切实的探讨”。10年过去，在新闻传播史领域，对日文文献的应用仍有待进一步加强。我们认为，对日藏中共宣传动员工作相关史料进行系统研究，对于丰富和完善中国新闻史、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有鉴于此，笔者不惮浅陋，将历年收集整理之史料略作爬梳，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近代日本从何时开始关注中共的宣传动员工作，共经历了几个阶段？（2）全面抗战时期日寇主要关注中共宣传动员工作的哪些方面，又进行了哪些应对？（3）日寇记录中反映出中共宣传动员工作的效果如何，日寇对其的评价又如何？

一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对中共宣传动员工作的记录

作为世界近代史上极力反共的国家之一，“日本强调共产主义与其国体根本对立，把防共作为其重大国策和长远目标。”然而，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本当局开始并未给予重视，只是将其当作苏俄和第三国际在中国势力的延伸，反共重心仍然指向苏俄。彼时的中共力量仍很弱小，“如果没有苏联的经费支持，陈独秀领导的中共恐怕停留在‘杂志党’状态：就是一帮小知识分子办一份杂志，做一些笔头革命的工作而已。”“笔头革命”即文字宣传工作，几乎是当时唯一可做的工作，也是最早引起日方注意的方面。以笔者目力所及，中共首次进入日本当局的记录是在1922年7月26日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上交给陆相、外相等要员的一份报告记载了是年6—7月间陈独秀、胡适等人与“メトシ勞農政府”北京代表等人会晤，计划在京召开“亚细亚共产党大会”。日方收集这一情报的主要原因在于注意到其中有流亡北京的朝鲜复国主义者参加，其主要目的仍是防范苏俄对朝鲜进行“赤化”宣传。中共再次出现在日方材料中的明确记录是1925年12月，在亚细亚局第一课提交议会的报告中，提到了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是孙中山时期中共中坚人物。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日本只是将中共视为苏俄或国民党的附庸，并未加以重视，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1926年4月29日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向外相币原喜重郎汇报《京报》社长邵飘萍因宣传共产主义而被奉系军阀杀害一事的电报中，特别强调了邵飘萍与苏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要员的关系，对其与中共的关系却未置一词。

1928年5月发生的济南惨案是日本当局对中共认识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事件中，虽然日本凭借在宣传手段、渠道等方面的巨大优势颠倒黑白，“得到了宣传战的胜利”。但中共在事件中表现出的优秀的宣传动员工作能力仍然引起了他们的高度关注。在外务省针对这一事件专门进行的舆情收集活动中，与中共有关的记录占了相当部分。此外，日本当局还非常重视防范中共对各地民众进行的反日宣传活动：6月5日，朝鲜总督府驻北京特派员致电该府及外务省亚细亚局等机关，提醒需警惕“潜伏在北京的共产党员及反奉天军便衣队必定会借民众运动之机扰乱北京治安”；6月12日，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专电外相田中义一，认为中共在政府的严厉打击下已明显陷入困境，但此次事件的发生成了他们绝佳的机会，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试图通过宣传反日和反国民党重新获得民众支持，彼时上海地区的反日活动“其背后有共产党的策动”。7月，内务省警保局主办的《外事警察报》报道了中共在广东活动的情况，认为济案给中共提供了活动的机会，使其得以在广东各地动员骚乱，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可以更好地动员罢工、罢市、罢课等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活动与抵制日货等反日活动。第74号更将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查抄苏联驻华使馆时查获的俄文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概况》全文译载，此文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发展的历史，并特别强调了创办报纸、杂志等行动在建党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中共在五卅运动中进行反帝宣传，对工人群众进行动员教育的情况。同期刊载的《广东工人的共产化》则记录了共产党在济南惨案发生之后，采用“巧妙而隐蔽的宣传”，发动广东工人学生进行反对国民党当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事迹。

济南惨案发生后，日本当局对中共宣传动员工作的认识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关注程度明显提高，在其势力范围内的东北地区更是如此；二是改变了原来“言必称苏联”的情况，虽然仍强调苏联对中共的指导，但已不再将中共看成苏联单纯的附庸，开始认识到中共有自身的独立性。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尤其加强了在其殖民地地区即所谓“关东厅”及周边地区对中共宣传活动的查禁工作。以1930年8月中下旬“关东厅警务局长”的相关活动为例：16日，该员向拓务次官、内阁书记官长、外务次官、内务省警保局长以及在华各地事务官与各警察官署长汇报9日在寄给“大连电气公司王树仁”的邮件中查获以“中国共产青年团哈尔滨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委员会”等名义印刷的中共反日宣传品之事，并直言查无此人，却也无法确定是否是化名，并附上查获宣传品之译文。21日，又汇报8月1日冯姓共产党员在东边镇守使署向副官长以下全体干部进行以红军的目的与组织、共产主义理想以及中苏联合等为主题的宣传讲演一事，并称此次宣传“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这在南满多事之际起到了极大的效果”。26日，再报告中共满洲省委贯彻中央政治局6月11日《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中“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部分，计划在满洲地区进行发动群众的宣传与组织活动，为将来发动“武装的叛乱”，夺取政权做准备等事的情报。28日，又上交数十页的《满洲共产主义运动的考察》报告，同日还将哈长农民协会筹备处组织宣言摘要译报。短短半月时间，便有5件记录，此时日本殖民当局对中共宣传动员工作之重视，可见一斑。

二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相关记录剖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于维护其殖民统治、扩大侵略利益的需要，更加关注中共的宣传动员活动。在其殖民统治下的伪满地区，日伪视中共为洪水猛兽，采取各种残酷手段予以镇压。1932年12月31日，一度蛰伏的中共满洲省委再次活动，在哈尔滨道外中九道街等处的电线杆上张贴“庆祝广州暴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满洲国”“中国共产党万岁”等传单标语，引起了日伪当局的高度警觉。哈尔滨总领事森岛守人于1933年1月20日利用专电向驻伪满洲国“大使”武藤信义报告此事，并汇报满洲省委将在新年扩大宣传攻势，增加印刷部门人员，全力进行反日反满宣传等情况。1934年5月21日，森岛又向此时驻伪满洲国“大使”菱刈隆汇报中共平南洋反日游击总队队长李荆璞于4月28日在宁安附近散发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名义印刷的反日传单一事，并认为李部的宣传工作给当地居民注入了相当浓厚的反日反帝的思想，“应当予以相当的重视”。

在其一时力有不逮的地区，日本当局则主要采取了与当地反动政府合作，共同扼杀由中共领导的反帝爱国宣传活动的策略。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正式签订《日“满”议定书》，同时发布一份声明，宣布：“日本政府对‘满洲国’表示正式的承认。”这引起了国人的强烈愤慨，又适逢“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之际，中共和各抗日团体便频繁进行宣传动员，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并散发大量传单、张贴海报。但“（国民政府）下达了特别严重的镇压令，针对这些特定的阴谋，采取了彻底的镇压方针”，所以虽然“情况变得异常紧张，但最终没有发生特殊或突发的事件。”陆军省调查班于10月11日将相关报告发回国内，并不无得意地声称，尽管中共“对当前政府的状况感到不满，但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很难有所作为。”

还是在上海，1933年5月31日，在法租界从事反日革命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吴振鹏、王履冰不幸被租界警察局逮捕，从他们的行李中发现了以“中国共产青年团江苏省执行委员会”名义、以“日本的士兵与水兵兄弟们”为抬头的日文反帝宣传品，号召日本士兵与水兵不要再被帝国主义者驱使去从事侵略中国的不义战争，而应该与中国和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法租界当局将此事通报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射猪太郎，石射随即于6月20日向外相内田康哉报告此事，并称赞这些宣传品“以极流畅标准的日文写成”。在此之前，吴振鹏被法租界当局引渡给国民政府，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于6月14日英勇就义。

三

“七七”到1940年间的记录详情探究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对中共宣传动员工作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事变爆发之初，日本当局曾一度将国共两党的抗日活动混为一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共产党是国民党政府抗战战略的附庸。1937年9月3日和1938年1月24日两次发布的《对支那事变的宣传方略大纲》第三版和第四版中，都宣称“中国方面的排日、抗日、侮日及共产党的策动阻碍了日满中三国的共存共荣，此次事变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要揭露过去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其他的失信不法、排日抗日侮日的事实，普及排日抗日教育的实际状况，共产党及人民战线运动的现状。”随着战局的发展，日寇很快意识到两党抗战意志和决心的差别。1938年9月，外务省情报部发布了《支那事变中情报宣传工作概要》，在这个侵华战争前期的纲领性的宣传工作文件中，明确规定了当时作为主体力量的华北情报网的工作目的首先是“探查、消灭苏联、共产国际及中共的妄动”，然后才是“防范、镇压国民党政府方面的策动”。从任务顺序和用词的变化中，我们不难看出日寇对国共双方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更直接的记录来自侵华日军部队。1938年11月18日，寺内部队参谋部完成了对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当地八路军部队的调查报告书，记录了中共在当地对民众进行“提倡民族革命、培养民族英雄意识”的宣传教育，并努力进行“使日军士兵丧失战意”的宣传的种种举措，并对后者给予了特别重视，全文翻译了八路军发布的号召日军官兵反战的檄文、《敬告日本士兵诸君》公开信、优待日军俘虏告示等宣传品，并着重强调了利用日本民谣改编的反战歌曲，如以“草津节”调改编的“我们的前进道路”，以“酋长的娘”调改编的“八路军的笔记”和以“旅笠道中”调改编的“战争十分残酷”等。虽然此件只是记录事实和材料，并未作任何评价，但从日寇对这些内容的重视不难看出它们的效果。

随着战局的发展，日寇不得不承认中共宣传动员工作的巨大成效。1939年2月宪兵司令部完成的《华北地区共产党及共产军的宣传状况》中，虽然对中共和八路军极尽恶毒污蔑之能，却也不得不承认，“经过长年的抗日教育，（中共）创造利于（向民众）宣传的基础。”“即使在日统区，也有相当广大的区域无法与日本军队接触。这些地区处于游击队或蒋政权各机关的权力之下，宣传工作更加便利。”所以，“在中国民众看来”，他们“相信即使现在中国军队处于战败状态，日本国内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并且中国已经取得外交胜利，一定能够取得抗战胜利”，并且“对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和游击队的战果怀有敬畏与信赖。”“这体现了中方民众工作的效果。”

公开发布的文件已是如此，内部的报告则更是无法掩饰。1939年3月，在由陆军省组织的一场题为《华北共产党军队的宣传战术》的内部演讲中，演讲者对当时中共和八路军的宣传工作给予了极高评价，开篇即称“他们（中共）正以抗日救国之名收揽民心，慢慢扶持共产思想，向民族革命的方向引导。”“共产党军队猛烈地实施统一且巧妙的宣传”“散发传单的次数在明显上升，宣传文都使用了日语”并且“直到去年春季左右文章的内容都还很拙劣，但最近开始变得非常优秀。……不是日本的左翼人士不可能写得出来，因此它们的宣传效果也好了很多。”“模仿流行歌曲进行的宣传也在开展。这类传单主要散发到了日军营地及列车内。此外，他们夺取信件后，也会向发信士兵的家乡寄送传单。通过这些方式，他们企图创造逃避战争、反对战争的氛围，实施思想破坏。虽然战斗中士兵都能保持紧张，但无战事时他们想起家中的生活困难，对比日本的军需工业暴涨、社会发展不均衡等，往往情绪低落。共产党的宣传犹如火上浇油，很可能会有相当大的效果。”并在演讲结束后的问答环节中亲承“整个华北几乎已经全被赤化，目前我们正在进行肃正，但事实上治安状况并没有顺利恢复。”

有趣的是，我们在日本档案中发现的一封电报恰可以成为这一说法的最好证明：就在这次演讲进行的同月25日，日寇独立混成第七旅团长濑川四郎致电留守第七师团长酒井镐次，告其“本年1月21日津浦线地区第七师团后备步兵第三大队西村中队在讨伐匪贼激战期间，将一部分军用行李交给敌方。该行李中有士兵的物品，也有掠夺而来的物品。这些可能会被他们（指中共）反向利用为宣传资料，这是他们的常用手段，请您知悉。”濑川时为陆军少将，酒井为陆军中将，都是日军中的高级军官，而惊动这两位的事情竟只是一个中队“交给”敌方的一部分军用行李，唯恐被中共利用为宣传资料，中共宣传动员工作的效果，由此足见一斑。

四

1940年后相关记录的深度考察

如果说此前日寇感受到的只是中共宣传动员工作的软实力的话，那么百团大战则是让他们彻底地体会到了人民战争的硬拳头，从而更加深了对中共动员能力的认识。1940年8月开始的正（定）太（原）铁路即日寇所谓“石（家庄）太（原）线”破击战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核心，战役于9月初结束，给骄横的日寇以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10月7日，日寇第一军筱冢部队宣传班紧急完成了《对八路军袭击石太线中宣传工作的观察》，对八路军在此次战役中的各种宣传工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可以作为这一时期从日寇视角观察和评价八路军宣传动员工作的典型案例，兹细述如下：

日寇首先关注的是八路军针对日本军人的宣传，八路军制作的传单“将皇军分为将校与士兵两个阶层，认为将校是与财阀勾结的军阀，士兵是被压迫的劳农阶级。言辞中流露对士兵的同情，对军阀的暴行义愤填膺。对这次事变进行了无意义的谴责，并用哀切优美的文字表达怀念家乡之情，或对日本占领后的政治经济的破绽矛盾现象等各方面进行歪曲和夸张，引起士兵的厌战心理，教唆士兵对上层阶级产生对立心态。”这些“传单虽然简陋，但可推测其惑乱人心效果甚佳。”其次是“与日军有关的中国人，如爱路村长、部队苦力、保卫团员、青年训练所学生等”，以往八路军将他们“一概被视为汉奸并处决”，此次却在抓获后“不可对其施加暴行，对其说明本次袭击需要的指示，而后释放，令其收集日方情报”，所以他们“在宣传工作中尤发挥了突出作用”。最后是“日占区及沿线的民众”，八路军对他们“采取怀柔手段”“一方面耐心详细地对民众解释本次袭击的目的，恳求民众帮忙，祈求妇女的帮助；一方面夸大宣传袭击的成果，二者相互配合，增强民众对八路军武力的信赖，动员民众参与他们的阵营，企图对日方的后方进行扰乱和急袭。”总之，“共产党对本次铁路袭击的宣传计划相当周密。尤其重视对沿线民众的工作”，在此次战役中，八路军“进行了各种宣传工作，其方法相当巧妙周密”。

在这份文件中，日寇还特别举了芦家庄一个被八路俘虏后又放回的日本饭馆老板娘的例子，认为她的例子“能够明确前述的本工作（即中共宣传工作）特征”:“最初老板娘感到不安、恐惧，后来与日语流畅的队长交流，恐惧与不安逐渐打消，最终能够一起谈笑风生。”不仅如此，“此事在日本人之间广泛流传，不出数日传到太原，成为街头巷尾女人们的谈论焦点。‘报纸上说共产军犯下暴行，这都是假的’，甚至出现这样的言辞，规模甚大”。日寇将此事与德国进攻法国时的宣传工作相类比，认为其“收效迅速”，并要求“我方应在如今实施的民众工作方面下一番功夫，在中国的日本人要提防对方的宣传，应当迅速制定应对方法。”

虽然日寇试图“在民众工作方面下一番功夫”，但在现实中却收效甚微。百团大战结束后，多田部队参谋部紧急于1941年2月17日完成了题为《中国共产党运动的解说》的报告，其开篇便哀叹：

“为建设东亚的新秩序，确保以皇国为盟主的共荣圈，皇军持圣战之矛奋战已经过去三年半的岁月。如今华北的治安已经稳定，各方面的建设工作正不断取得成效，新秩序的基础在华北这一方天地已经巩固，无人可以动摇。

然而在这光芒四射的建设背后，仍然有一个病根潜伏。随着伟大建设事业的发展，其势力也在不断扩大。

……

由于我方的多次扫荡，华北共产党军队的活动范围逐渐被压缩，兵员及武器不断损耗，战斗能力也在下降。但是，共产党军队的活动却仍旧趁我方警备的间隙在继续，游击根据地及游击区的抗日红色工作也还在开展。共产党军队的装备、兵员素质比世界上的任何军队都要恶劣，面对精锐的皇军居然抗争三年有余，且还不断组织民众，完善政治机构。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何方神圣？它的组织力、战斗力的秘密究竟在哪里？”

对于这一问题，“宣抚班”的报告恰是最好的回答。1939年6月，时任杉山部队宣抚班黄城事务所宣抚官的三崎良一潜入我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和顺县地区，通过各种手段对根据地的政治、行政、财经、货币、教育、文化、民众抗日团体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写成长达十余万字的报告书，在这份“珍贵的灭共资料”的开篇，三崎对他眼中的八路军抗日工作的模式进行了这样的概括：

“八路军的工作目标一方面在于抗日，然而另一方面暗中以抗日为由首先对民众进行抗日宣传，然后以抗日民众工作的名义将民众组织化，开展集体行动，在集体行动中发现有理论工作领导能力的人员，发展为共产党员。此外，还企图通过将乡村民众自卫队编入基干自卫队，再将其从地方游击队编入八路军正规游击队的方法增强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扩张。至此，经过第三阶段的准备时期，第四阶段从高度的人民战线政权又前进几步，不断完善所谓地方战时红色政权的一大支柱——县政府，同时逐渐加快共产党政策的推行。”

三崎的这一判断反映了宣传动员工作在中共总体抗战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抗战四年多来，经过中共扎实细致的宣传动员工作，广大民众早已成为了抗战的坚实基础，而日寇则真正变成了毛泽东口中那头冲入火阵的野牛，人民战争战略的伟大力量，于此得以初显。

百团大战后，日寇明显加强了所谓“政治宣传工作”的力度，其中1941年夏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在晋察冀边区西部作战中的经历颇具代表性：是年夏，日寇华北方面军为消灭晋察冀边区的中共势力，出动主力发动了“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7月9日，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大将亲自下达作战命令，并特别制定了“报道宣传计划”，宣称“应使民众深刻理解华北共军为日中的共同敌人，使之看清我军不将共军驱出华北决不罢休的决心和实力”，“应使民众周知，晋察冀边区共军的存在实为华北治安的最大隐患。肃清该共军，不但对边区民众，即对华北全区民众的生活提高，也将做出极大的贡献。”作为参战的主力部队之一，独立混成第四旅团被编入第一军，负责娘子关—巨城镇—河底镇一线作战。8月3日，该旅团司令部下达出发令，并发布《作战宣传纲要》，宣称要达到两个目的：“1.使共产党军与一般民众分离。2.在共产党军内部，分离核心分子和外围分子，引导党军分裂。”在同时发布的《政治工作要领》中，要求各参战部队至少有80%要配备政治工作班和宣传班，并要求他们要“根据以往的经验，发挥各自的创新精神，确保任务的完成，力求万无一失”。

从上述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出日寇对此次“肃正作战”中的宣传与政治工作的重视，这很明显是吸收了多年与中共和八路军对抗的经验教训的结果。正如该方面军报道部长在8月24日发表的谈话中所言，“此次作战的特点，……就是使用的绝对优势的兵力，并由政治工作班积极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工作，配合了日军的军事行动。”那么，事实究竟是如何呢？

我们还是以日寇自己的文件来考察：此次“肃正作战”结束后，独立混成第三旅团进行了战役总结，由于第三、第四两个旅团在此次战役中一直是联合行动的，所以这份报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第四旅团的情况。从这份报告来看，就其“宣传与政治工作”的效果而言，大体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是共产党、八路军与民众的关系：“共军对民众的态度，其纪律更是严格谨慎，亲密无间。”“敌区的居民，被动员起来，密切协助共军抗战，达到所谓军民一致的状态”。

二是共产党、八路军民众工作的效果：“共军的民众工作极为彻底，居民对有关八路军的情况，均不轻易出口。各村的‘空室清野’，也均严格执行。”“支援共军的民众，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巧妙地传递情报的能力，并有可怕的谍报组织，因而想要捕捉歼灭共军，至为困难。”

三是民众对日寇的态度：这份报告中用了几个生动的事例来说明这一问题：“（1）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2）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3）草野支队两名士兵，由于迷失方向，被村民带到敌军第四团第二营营部所在地。”

四是对“政治工作”的教训：“对断然进行封锁的敌区居民进行匪、民分离工作十分困难，必须与宣传、宣抚工作同时进行，并且应有重点地固定地进行工作，方有成功希望。”

通过上述总结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日寇极力粉饰遮掩，但此次“肃正作战”中的“宣传政治工作”的彻底失败，当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证据是，虽然日寇反复宣称其宣传工作“收到很大效果”，却无法像叙述前述之民众对其态度的问题时那样，举出哪怕一个因受其宣传感召而投向“皇军”的事例；而其所谓“方有成功希望”之类的表述，则恰好证明了其“政治工作”实际上毫无成功的可能性。总之，这份报告可以算得上是日寇对其所谓“宣传政治工作”的无奈的哀鸣，更是对中共在根据地的宣传动员工作的有力褒奖。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战局发生变化，日寇逐渐将其在华宣传工作的重点转向由“新民会”等汉奸机构为主体，以沦陷区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为主要对象的“思想战”；其政治工作的重点，则逐渐转向对蒋介石集团进行政治诱降。至于针对根据地民众的相关工作，则基本没有任何进展，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在此后的日寇对根据地的“扫荡”中，再也没有见到类似的战略级的“宣传政治工作”的文件；其针对中共及根据地宣传动员工作的记录，也基本处于一个保持存在的状态。日寇在此次“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中得到的教训，应当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五

结论

近代日本当局对中共宣传动员工作的关注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当时日本把中共视为苏联和国民党当局的附庸，并未予以重视。济南惨案后，日本当局开始意识到中共宣传动员工作的力量，提高了对其关注度，并且开始重视中共自身的独立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伪满地区对中共的宣传动员活动保持了密切关注，视之为洪水猛兽而严防死守；在其他地区，则采用了与反动政府合作扼杀的策略。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当局高度重视中共在根据地的宣传动员工作，进行了许多专门调查，特别是在“百团大战”之后，更是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共宣传动员工作的威力，并采取了许多具有针对性的应对之策。

全面抗战时期，日寇首先关注的是中共对日军官兵的反战宣传，尤其注意其中的这样几个问题：（1）把日军分为代表军阀财阀阶级的将校和代表劳农阶级的士兵的“两分法”的宣传理念；（2）以日语书写的传单、公开信等宣传材料；（3）借助日本民谣重新填词的反战歌曲；（4）中共优待俘虏的各种宣传。日寇对其高度重视，在多份报告中都位于重要位置，因为这些内容可以从根本上动摇“皇军”对“坚战”的信心。其次则是中共对民众的动员以及经营军民关系的种种策略。日寇深知民众的支持对中共维系抗战的重要意义，并将其视为仅次于对日军官兵的反战宣传的重要因素，并且在针对根据地的“扫荡”中组织了专事宣传和政治工作的部队，妄图将民众与中共和八路军隔离开来，但所有这些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无论日寇是出于何种目的，也无论他们使用了多么恶毒的词语对中共进行污蔑，在所有这些报告中，他们都不得不承认中共宣传动员工作的巨大成绩，并且多次给出了高度评价。在与中共长期的战斗过程中，日寇甚至开始向中共学习动员民众的方法，比如，在前述第三旅团之总结中，在谈到宣传手段一项时，要求以后对民众宣传要“以通俗易懂的文件、绘画攻其弱点要害”，并要求“应召开民众大会，会上由村中有力人士说明宗旨，其内容要一般人都能接受。”而这些手段，都是中共在根据地民众宣传动员工作中所经常采用的。日寇此举，乃是中共和八路军在抗战时期宣传动员工作效果的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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