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坊古墓考

孟晓峰

　　笔者尽量不去指摘一百三十三年前《沾化县志》的编纂者们，但他们确实错了。

文/孟晓峰

　　2020年左右，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凤凰城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于向阳那里，听说了丁坊古墓，再次听到，是五年后的文物普查季，在GPS与无人机加持的科技光影里，这段沉睡的家族记忆被现代考古的探铲叩响。

　　为什么对丁坊古墓感兴趣？因为明代，古墓所属的丁氏家族出了一个丁汝夔，丁汝夔官至兵部尚书，正二品，利津历史上已知品衔最高的是赵长龄，其做为山西巡抚为从二品，加兵部侍郎衔才为正二品，不过，这个“兵部侍郎”只是一个加衔、虚衔，并不涉及具体事务，当然，赵长龄还兼山西提督，这个官衔为从一品，否则，丁汝夔就是利津（包括始祖为利津）历史上品衔最高的官员了。

　　丁坊古墓位于凤凰城街道丁坊村，具体位置在村庄东南约500米处。丁坊古墓是个墓群，有墓3座，各有墓碑，三墓均坐北朝南，正中为丁子诚墓，西侧为丁子诚长子丁伯能墓，东侧为次子丁伯源墓。

县文物办崔志敏主任带队过去的时候，三座古墓，仿佛时光刻意为利津保存下的三枚历史琥珀，静静卧在丁坊村东南的苇丛里。

1

　　对于始祖，墓碑碑文与《丁氏族谱》的记载有所不同，碑文上明确尊丁子诚为始祖，丁子诚的父亲丁帖为太祖，而《丁氏族谱》上则尊丁帖为始祖、丁子诚为一世祖。

　　有时候，一些碑文、族谱上，会有“始祖”与“一世祖”并存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下，“始祖”可能是血缘世系的第一代，也可能是象征性的、被尊为源头的祖先，相对于“始祖”，“一世祖”则更加明确和具体，除了家族世系要明确可考外，还往往是最初迁徙到某地的那一位。

　　丁氏家族碑文与族谱上的称谓上的不同，笔者认为，不是对错，而是分歧，两者之间，笔者更倾向于族谱，因为族谱上的称谓，对血脉起点与迁徙坐标的表达更为明确，而且同时兼顾到了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下“血脉世系”与“迁徙世系”两个维度。

　　碑文上，称丁子诚为始祖当然也没什么问题，但称丁帖为“太祖”就显得不那么严谨，因为“太祖”这个称谓通常为王朝庙号，既然称丁子诚为始祖，完全可以称丁帖为“世祖”，为什么要去用一个很可能逾制的称谓呢？

2

　　三块墓碑，丁子诚的墓碑，原来的碑身早已断裂，后人用混凝土框嵌的办法进行了拼接，拼接后的墓碑，上有混凝土制简易碑帽，下有简易底座，碑芯高154cm，宽48cm，碑前有石香炉，高60cm，宽70cm、石供桌，长、宽均为77cm。

　　墓碑正面楷书碑文：

　　中一行；明赠通奉大夫山西右布政使始祖丁公之墓。

　　先说这个官职，既然是“赠”，因何而“赠”？因为丁汝夔。

丁子诚有两个儿子，即另外两座墓的主人：长子伯能、次子伯源，伯源之子名福，福有五子：文、忠、信、仁、义，其中，次子忠的长子便是官至兵部尚书的丁汝夔。

这就有问题了。

问题一：丁子诚是丁汝夔的高祖，在明代，根据《明会典》及吏部封赠条例，封赠代数与官员品级是有严格的对应关系的，最多的是一品官员，可以封赠三代，即：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二品至三品官员只能封赠二代。丁汝夔是正二品，按明制，封赠的上限是祖父母，即便他有重大功勋，皇帝特旨加赠，也只能到曾祖父母，到不了高祖丁子诚这里。

为此，笔者查阅了光绪十七年版《沾化县志》，根据卷六封赠记载，受到封赠的只有丁汝夔的父亲丁忠，封布政使，祖父丁福，赠布政使，曾祖父丁伯源，赠布政使，结合《沾化县志》的记载，我们基本可以判定，丁汝夔的高祖丁子诚并未受赠。

这一错误，是丁氏后人记载之误，还是基于家族荣耀的情感诉求有意为之？今已无从考证。

问题二：在明代，封赠制度的原则是“对品封赠”，赠官品级与子孙官职的品级是对应的，如果子孙有重大功勋，皇帝可能通过特旨提升赠官品级，但不会出现降级封赠的情况。丁汝夔官至正二品，即使高祖丁子诚受赠，对应的也应该是正二品的资政大夫，怎么会是从二品的通奉大夫与右布政使呢？

解决问题二是关键是封赠的时间。据笔者考证，丁汝夔的祖父丁福、曾祖父丁伯源受赠发生在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丁汝夔升任山西右布政使时，右布政使为从二品，赠官品级对应也就是从二品了。丁汝夔父亲丁忠的封赠分为两次，第一次发生在丁忠生前，明嘉靖七年（1528年）丁汝夔升任山西按察司副使时，敕封文林郎，正四品，第二次发生在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丁汝夔升任兵部尚书时，此时丁忠已经去世，追赠资政大夫，正二品。抛开是否受赠不谈，碑文上记载丁子诚赠从二品的通奉大夫、山西右布政使，按的应该是丁汝夔升任山西右布政使这个时间节点。

笔者查阅《丁氏族谱》，上载“福公以孙汝夔初官，诰赠通奉大夫，山西右布政使司布政使”“伯源公以曾孙汝夔初官，诰赠通奉大夫，山西右布政使司布政使”，佐证了笔者的考证，但同时，笔者也发现了新的问题：

不光碑文，县志与族谱的记载也出现了错误——看问题三。

问题三：封赠的本质是“推恩”，不是“授职”，丁汝夔的先人受到封赠，须遵守明代的封赠制度，只授虚衔（散阶），不授实职。碑文记载丁子诚赠“山西右布政使”，县志记载丁忠、丁福、丁伯源赠“布政使”，族谱记载丁福、丁伯源赠“山西右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使是一省行政长官，是实职，所以，碑文、县志、族谱的记载均与明代封赠制度冲突，何况，碑文与族谱记载的还不是一个泛泛的布政使，不光明确了官职，还明确到了任职地点——山西，县志虽然没有明确到山西，但却错记了丁忠，据笔者考证，丁汝夔升任右布政使时，他的父亲丁忠并未受到封赠。

　　碑文、族谱的记载，至少还保留了“通奉大夫”的虚衔，县志只记载实职，确实是常识性的错误。

　　抛开对丁忠的记载是否正确不谈，有没有这种可能：这就是县志记载封赠的格式？笔者认为不是，来看一下同时期《利津县志》是如何记载相关内容的。

　　赵著，赵长龄的祖父，光绪《利津县志》对其于道光十五年受封的记载为“以孙长龄任翰林院检讨加一级貤封文林郎”，同一栏，对赵长龄父亲赵志敏、外祖父郭瀚的记载分别为“以子长龄封文林郎”“以外孙赵长龄貤赠文林郎”，因为同一栏前面已经有了，后面就省却了赵长龄的职务。笔者又查阅了多部地方志，印证之下，光绪《利津县志》记载封赠的格式是正确并且规范的。

　　笔者尽量不去指摘一百三十三年前《沾化县志》的编纂者们，但他们确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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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碑正面碑文：

　　右两行：公讳子诚字守真，配王氏诰赠夫人。

　　左一行：大清同治五年十月初一日古旦丁氏立。

　　丁子诚字守真，“字”是人们成年后获得的称谓，古时，能有“字”的多是有一定社会地位或文化背景的人，普通平民有“字”的很少。“字”一般由父亲或长辈赐予，“字”与“名”的意义通常相关联，比如我们熟悉的杜甫，字子美，“甫”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他的字中的“美”便与“甫”形成呼应，李白，呼应的更叫一个直白——名“白”字“太白”，还有诸葛亮，名“亮”字“孔明”，诸如此类。丁子诚字“守真”，“守真”与“诚”呼应，不难看出，这个家族的家风和宗族长辈对丁子诚在为人上的期许。

　　再来说“诰赠夫人”。“诰”“赠”的使用有严格规定，一至五品的官员授以“诰命”，六至九品的则授以“敕命”，这个用错了是要杀头的。再就是“封”“赠”，官员的亲属，生前受荣称“封”，身后受荣称“赠”，这两个字如果用错了，特别是“封”用成“赠”，皇帝不杀你的头，你咒人家官员的亲属，人家官员也会杀你的头。

　　这里的“夫人”不是泛指意义上的妻子，其使用也是有严格规定的，一品、二品官员的妻子受荣才称“夫人”，三品的称“淑人”、四品“德人”、五品“宜人”、六品“安人”，最后是七品及以下，称“孺人”。

　　左一行记载了立碑的时间，仔细辨认，确实是“古旦”，但在墓碑碑文中，“古旦”并非常见词语。古时，为了避免直接刻写具体日期，人们会以雅称代称，比如“谷旦”，语出《诗经·陈风》，意为“良辰吉日”，“吉旦”与“谷旦”同义，我想，应该是刻碑的工匠在刻碑的时候少刻了“吉”字中间的一横。

4

　　墓碑的背面，碑文记载了清同治五年重建祖墓事宜，全文如下：

　　吾族丁氏，明洪武朝，始祖讳子诚由直隶蓟州卜居邑东之大庄里郑家店，太祖讳帖，墓犹在蓟。继而以地垫湫隘，复迁于庄之东北九十里以居，今所称丁家坊是也，而墓在焉。二世祖伯能、伯源分为二支，附葬于此。

　　伯能一支，世居乡，务农业，其入邑志孝友传，祀忠义祠、食饩明经者亦各有人。

　　三世康懿祖，伯源子也，由乡徙城，生四子忠、信、仁、义。嗣德饶阳令，初登仕版，相继为大司、为大司空，簪缨代媢，遂称沾邑望族。虽曰后嗣克自振拔，然皆祖功宗德，有以垂裕靡穷也。迄今五百年，所沧桑几历，墓碑剥蚀殆尽，生斯际者，能不望松楸而怅惘，感霜露而兴悲乎！兹议鸠工修葺，另建碑石并为文以记之。使后之祭扫墓前者，知吾族之水源木本，其来如此云。

　　董是事者，丁家坊之明堂、东桥、宗钦、裕钦、咸钦、文德，城中之若亷、长绶、也正，例得备书。

　　莱州府教授十一世孙载撰文。邑庠生十二世孙炳第书。

　　碑文没有标点，但2020年，凤凰城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于向阳曾经请文史专家对碑文进行过识别、整理，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笔者调整了几处地方，并重新进行了分段。

比如“其入邑志孝友传祀忠义祠食饩明经者亦各有人”，原来断为“其入邑志孝友传祀忠义祠、食饩明经者亦各有人”，笔者断为“其入邑志孝友传、祀忠义祠、食饩明经者亦各有人”。

邑志就是地方志，孝友传就是孝友人物传记。何为孝友？《旧唐书》说：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能作为孝友入志进传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

比起入志进传，祀忠义祠同样荣耀。作为封建王朝表彰模范人物的方式之一，从祀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拿县一级从祀为例，先得县里有名的绅士具结，再由儒学训导做“看语”、知县做“看语”，然后儒学覆结、本县覆结、知府审查并作“看语”，最后还要由学道副使批示，前后7道程序。

食饩明经虽然连起来说，其实是两回事。明清时期，生员成为廪生后，国家每年给予一定粮食或银两称“食饩”。廪生资格的取得极为不易，一个读书人，要先通过童试取得“生员”身份，再在岁试与科试中取得一等前列成绩，才能获得一个“补廪”资格，因为廪生名额由官府严格限定，廪生名额出现空缺，获得“补廪”资格的增生才有可能通过考核补为廪生。廪生再往上是贡生，是地方通过选拔向国家推荐的最优秀的廪生（所以才称“贡”）。明经最初是汉代选拔官员的科目，因为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所以才称“明经”，到了明清，“明经”已经成为对贡生的尊称。

由上可见，丁子诚长子丁伯能一支，虽然不像次子丁伯源一支出了个兵部尚书，先贤亦是不少。

碑文本身并不晦涩，笔者会将全文翻译放在最后，在这里，仅对碑文中一处有争议、一处表述不清并且出现错误的地方进行注释。

　　5

再看丁伯能墓，其碑文为：
　　中一行：明处士丁公之墓。
　　右两行：公讳伯能字裕九行一，配（缺）。
　　左一行：同治五年阳月之吉立。

　　处士，《荀子》载：“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处士并非官职，而是对有德才却不慕名利、拒绝出仕的读书人的尊称。

　　古代，不光是墓碑，族谱也是，人们会给予先人超越实际身份的荣誉、称号，将先人塑造为符合士大夫价值观的典范，这种现象在缺乏科举功名的家族中尤为常见。这些道德符号、文化标签中，最常用的便是“处士”，后人通过“处士”来模糊先人的实际身份，表达对非功利性德行的崇尚，即使先人未涉足仕途，仍然可以通过这个称号获得社会尊重。

　　也许，丁伯能到底是不是读书人，以及其在丁家坊是否享有较高声望，为其立碑的后人也不太清楚，但根据沾化丁氏后人对丁子诚的考证，丁子诚书画臻熟，尤擅画竹，二儿子丁伯源得到家传，成为一个有竹君之风的读书人是完全可能的。

　　碑文中，“康懿祖”即丁伯源的儿子丁福，丁福有几个儿子，碑文与族谱的记载不同，碑文记载有忠、信、仁、义四子，族谱则记载有文、忠、信、仁、义五子。

　　丁福到底有几个儿子？五个，族谱的记载是正确的，这点其实不难考证。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笔者推测，丁子诚的两个儿子，长子丁伯能一支世居丁家坊，次子丁伯源一支，自丁伯源子丁福起迁居沾化县城，由于古时交通通讯不便，两支自此联系便少了许多，而丁福的长子丁文迁居沧州后便与家乡失去了联系，自此，族谱上便再无丁文一脉的记载，丁文是第四世，撰写碑文的是十二世丁炳第，两地八世之隔导致后人失考，漏掉了丁文，所以，才出现了丁福有几个儿子，碑文与族谱记载不同的情况。

　　表述不清且出现错误的地方是“嗣德饶阳令，初登仕版，相继为大司、为大司空”。

　　首先，这里的表述，很容易让人们误以为担任饶阳令的与大司、大司空是同一个人。其实，担任饶阳令的是丁福的次子丁忠，丁福是读书人，曾在管家庄（今沾化区古城镇管家庄村）延师课子，古云“学而优则仕”，父辈开始读书，儿子学优登仕，所以碑文里说“嗣德”（继承美德），丁忠于正德癸酉科（1513年）考中举人，曾任饶阳知县‌，因为这是丁伯源一支第一名官员，所以说“初登仕版”。“大司、大司空”指的是丁忠的儿子丁汝夔，因为丁忠在历史上的知名度远不及丁汝夔，仅凭碑文，确实容易让人们以为是丁汝夔先担任饶阳令，后来，又升任了“大司、大司空”。

　　其次，“大司、大司空”，前面，“大司”后漏了一个字，而后面，“大司空”的表述则与史实不符。

　　明代，六部尚书有一套兼具古典韵味与官场礼仪的称谓体系，这些称谓与《周礼》的六官制度密切相关，例如，对应《周礼》地官司徒，户部尚书称大司徒，对应夏官司马，兵部尚书称大司马，对应秋官司寇，刑部尚书称大司寇，对应冬官司空，工部尚书称大司空。丁汝夔是兵部尚书，按这套称谓体系，应该称“大司马”才对，怎么成了“大司空”？笔者详细考证了丁汝夔的履历，在地方，他先后担任过甘肃、保定、应天、河南巡抚，在吏部，他先后担任过考功司主事、文选司员外郎、吏部左/右侍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升任兵部尚书兼督团营，成为全国军事行政最高长官。如果笔者的考证没错，丁汝夔并没有担任过工部尚书，也就是大司空，此外，能以“大司X”相称的，丁汝夔只担任过大司马一个，再无其他。

所以，碑文中，前面那个“大司”不单单是漏字之错，它根本就不应该有，后面那个“大司空”应该是“大司马”。

6

　　丁伯源墓，其碑文为：

　　中一行：明赠资政大夫兵部上书丁公之墓。

　　右两行：公讳伯源字逢其行二，配刘氏诰赠夫人。

　　左一行：同治五年良月吉旦立。

　　通过前边的内容，我们已经知道，中一行对丁伯源受赠的记载是错误的。丁伯源受赠发生在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丁汝夔升任山西右布政使时，右布政使官阶为从二品，对应的应该是从二品的通奉大夫，而且，按照“只授虚衔（散阶），不授实职”的原则，对应的也只有通奉大夫，所以，按照碑文的格式，中间一行应为：明赠通奉大夫丁公之墓。

　　再看这三座墓碑，比较其它后人为受到封赠的先人所立的墓碑，这三座墓碑在格式上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右段抬头，除了先人名讳，多数墓碑还会写明生卒时间，末段落款，除了立碑时间，一般还会写明立碑人、撰文人姓名，这些三座墓碑上都没有。

　　不过，不写立碑人、撰文人姓名可以解释，因为相关内容已写入碑文，不写先人的生卒时间也可以理解，想必是因为年代久远，这些内容已不可考。但是，中段正文，应当书写逝者全名，三座墓碑却只写了姓氏，虽然抬头已经写了先人名讳，但正文这里，这几个字确实不应该省。

　　丁子诚墓碑上记载，立碑时间为清同治五年十月初一日吉旦，丁伯能、丁伯源墓碑上的“良月”“阳月”都是阴历十月的意思，由此，三座墓碑应当是同时立的，所以，在丁伯能、丁伯源兄弟的名讳后还写上了排行，这也是与常见墓碑不一样的地方。

7 最后，把碑文全文译为现代文放在这里：

　　我们丁氏一族，始祖丁子诚于明洪武年间，由直隶蓟州迁徙到位于沾化县城城东的大庄里郑家店，太祖丁帖的陵墓仍在蓟州。后来，因为迁徙的地方地势低洼，适宜居住的处所狭小逼仄，又转迁到郑家店东北九十里的地方，即后来的丁家坊，始祖丁子诚就葬在这里，二世祖丁伯能、丁伯源分为两支，和始祖葬在一处。
　　丁伯能这一支世代居住在丁家坊，族人以务农为主，也有荣列地方志孝友传，被供奉在忠义祠，考取廪生、贡生的后世才俊。
　　三世祖丁福，谥号康懿，是二世祖丁伯源的独子，从丁家坊迁居到了沾化县城，丁福有四个儿子，分别为：丁忠、丁信、丁仁、丁义，丁忠继承先祖美德，当了饶阳知县，成为二世祖丁伯源一支出仕的第一人，接着，又出了兵部尚书丁汝夔，从此，丁氏一脉达官贵人辈出，成为沾化的名门望族，虽说这是后人自己奋发图强才有所作为，但又何尝不是祖先积累功德留下的无穷福泽呢。五百年来，丁氏家族历尽沧桑，而今，墓碑风化剥落，我们这些生活在这里的后人，望着萦墓松楸、秋霜晨露，怎么能不心生悲怆呢？所以，族人们才商议募集工匠，修葺祖墓、新立碑石并撰勒碑文来记载这件事，让以后来祭扫的后人们能通过祖墓，知道并记住宗族的本源。
　　参加和操办这一义举的，有丁家坊的丁明堂、丁东桥、丁宗钦、丁裕钦、丁咸钦、丁文德，还有沾化县城的丁若亷、丁长绶、丁也正，按照惯例一并记载在这里。
　　碑文内容由莱州府教授十一世孙丁载撰写，碑文由邑庠生十二世孙丁炳第书写。

　　后记：

　　碑阴文字如同一部微缩的家族史，在数百年的时空褶皱中，我们看见洪武移民的迁徙轨迹在“蓟州-利津-沾化”的地名链中若隐若现，透过碑阴文字，我们能够看到暗含儒家伦理的修身理想，看到科举制度下庶族寒门的文化焦虑，当我们把这些文字置于明清文化的宏观视野，便能读懂，丁坊村东南的苇丛里，被混凝土框嵌的不仅仅是断裂的石碑，更是一个家族试图凝固永恒的文化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