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历史的印记

老顽童

文章选自网络 图片选自网络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个逐渐被遗忘的、生而有罪、被歧视、曾经存在的族群。 ——编者 一 . 烙印 烙印的释义‌烙印‌是指在器物或牲畜身上烫成的印记，象征不易磨灭的痕迹，常用于比喻深刻印象或历史印记。 ——摘自百度百科何为烙印？朋友，看过《水浒传》吧，还记得武松脸上的金印吧！只不过，现代的“烙印”是无形的，但它深深的烙在人们的心上。 ——编者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196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在提到敌人的名称时，应遵照中央，中央文革历来文件中所明确规定的用语，如：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文件对如何对待这10类的子女有明确的规定：“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犯错误的人的子女，也要多做思想教育工作，争取其中的大多数逐步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使其中少数坚持与人民为敌者孤立起来。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 《烙印》序林贤治 六七年前，我曾问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一位青年教师：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瞠乎不知所答。从那时候起，我便起意要做一部关于这类子女的书，通过这本书，让人们记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族群，并藉此被遗忘的族群，了解一个已然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时代。 从1949年起，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积累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这些人各有名目，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天才发明了“黑五类”一词，简明易记，又富含阶级感情色彩，于是，人们也就乐于使用。至1979年，宣告“阶级”不复存在，这时，“黑五类”已经繁衍了好几代人了。我未曾见过有关全国黑五类子女的统计数字，但推算起来是庞大惊人的。然而，作为一个耦合群体，他们并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三十年间一直处在一种自我封闭、互相隔离的状态，只今看来，其实是一个“记忆共同体”而已。惟有记忆存在，共同体才有可能存在，虽然是虚幻的存在；但当记忆丧失，整个群体就将长此消亡。名为群体，实不见群体的存在，此等状况，大约惟有物理学中“蒸发”一词差堪比拟。 考革命史，被称为“极左思潮”者由来已久，大可上溯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农民运动兴起之际。星火未及燎原，即有清算AB团之类的运动，到了延安时期，又有“挽救失足者”运动，性质近于清洗。打江山坐江山之后，“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制造种种敌人并实行专政，从过去的偶发性、阶段性、策略性扩大为一种战略需要，进一步地意识形态化、制度化和日常化。在群众性运动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不但“黑五类”分子受到更严厉的制裁，连他们的子女也为父母的阴影所覆盖，成为潜在的、假想的敌人，受到程度不等的歧视和打击。尤其在文革期间，不少“黑五类”子女受到直接的政治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漫长的三十年间，黑五类子女一开始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对他们来说充满歧视和不公的世界，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身份的危险性，从而不断地放弃自己和防备他人中度过。他们必须承认现存的秩序，学习与这个秩序和平共处，学会顺从，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内心过程，都是一个粗暴的摧毁性过程。文革结束以后，情况如何呢？可怕的是，受歧视的生活是一种不可逆的、最终有效的、贯穿一生的生活。只要被侮辱被损害的创痛楔子般进入生活，就进入了内心，虽然种种大事件或小事情都已成为过去，痕迹无存，甚至连记忆也变得一片空无，然而，那些曾经发生的带有情绪创伤的体验早已成为生命的有机部分，成为他们的天性，成为永恒。在我所认识的众多这类子女中，除了极少数较为开朗、豁达，愿意跟人们交谈来往者外，大多数长成内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动，沉默寡言，离群索居。他们敏感于周围细小的变化，对世上的人们多抱一种不信任感，包括自己在内。明显地，有一种宿命的悲观色彩笼罩其间。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的小说《无命运的人》写到集中营世界的幸存者柯韦什的内心感受时，有这样一段话：“新的生活——我认为——只有在我重新诞生或是我的大脑出了问题、患了病时才有可能开始，……我们决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永远只能继续把旧的生活过下去。”读罢除了感叹唏嘘，实在无话可说！ 由于事物的相关性，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说与这么多带着他们的屈辱和创伤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黑五类子女没有关联。即使我们不曾直接向他们施以暴力和凌侮，那么，我们有没有阻止过加害于他们事情？有没有拒绝过他们在旷野中的呼告？如果没有，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像以往一贯的那样心安理得而不感到羞耻吗？ 如何处理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份精神遗产，成了时代的考验。 如果说我们需要历史的话，就因为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影像中重新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历史首先意味着还原真实。但是，清除了个人记忆，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构成的历史肯定是残缺不全的，不真实的。鲁迅所以说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就因为史官单一地从帝王的视点出发，忽略了更广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他们的精神状况。在我们的历史读物当中，应当有更多的传记、自传、回忆录，更多的个人关系史、迁流史、生活史、心态史，等等。必须有私人性、精神性的内容对历史的补充。惟有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创伤记忆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并且形成对于人道主义、社会公正的普遍的诉求，包括文革在内的民族苦难的历史，才能转化成为有意义的历史。 刚刚逝世的波兰裔诗人米沃什曾经援引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描绘的图景：地球上一个叫作“白天之子”的部族，他们无忧无虑、没有记忆，当然也就没有了历史；结果，在遭到地下洞穴中的居民，食人肉的“黑夜之子”时，完全失去抵抗。失去记忆的族群，注定要受到时间的惩罚。可是，在“黑五类”子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生活中被抹去以后，我并不曾看到遗下的关于它的存在的记忆。 历史不可能为沉默的人们作证。说，还是不说？于是成了问题。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我注意到，无论是纳粹的子女，还是犹太人中的幸存者，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努力说出事实真相，一种则始终保持沉默。其实，这两种态度在“黑五类”子女中同样存在。不同的民族历史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不过，那种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对于不同国度的青少年来说倒是颇为相似的。 为了履行内心的承诺，去年春节，我曾特意带上一部小录音机，打算借回乡的机会，采访村里熟识的地富子女。头一个被访者是一个曾经改嫁的农妇，她因为害怕留下自己的声音，要求把小匣子撤掉，然后诉说她的故事。意外的碰壁，使工作的热情颇受影响，加上别的事情的压迫，计划便搁置了起来，直到年前，才使我在一种追悔的心情中重下了组织书稿的决心。 经过大半年时间，星散于全国各地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作者，断断续续地，总算把他们的声音汇聚到这里了。欣慰之余，顿然生出一种焦虑——对此，世上可有愿意倾听的人？ 遇罗克《出身论》作者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月5日），男，北京人。1959年从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毕业。曾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后做过代课教师等临时工。曾写《出身论》等围绕出身问题的文章。他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写了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及其他文章，最著名的是第一期的《出身论》，反响巨大。遇罗克于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和另19位政治死刑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被宣判死刑并被执行枪决。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二.家庭出身代码 家庭出身代码中国国家标准1984年，中国国家标准《家庭出身代码》（GB/T 4765-1984）颁布，其中列出了45类“家庭出身”。2004年，因为使用范围减少，《家庭出身代码》国家标准被废止。 制定背景这个标准号为GB/T 4765-1984的国家标准，规定了家庭出身的代码，适用于人事档案管理、社会调查、公安户籍管理等工作。它产生于1984年。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事管理从手工向计算机过渡，急需形成资源共享网络。而“家庭出身”，是人事管理信息系统指标里的重要一项。该标准解释，“家庭出身”系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或参加革命工作时的家庭阶级成分。通俗的理解就是，父辈的“阶级成分”，即是“家庭出身”。简单地讲，不同地方、不同级别、同一级的不同单位，各有各的填法，后来搞信息化管理，为了方便信息交换，制定了这个标准。当时并没有全国性的正式文件，来规定‘家庭出身’到底该怎么划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该标准的起草者之一张爱回忆，“当初起草的时候，中组部给了我们一些资料做参考，我们只是将历史积累的、约定俗成的叫法进行归纳分类。” 代码列表《家庭出身代码》如下：工人1；社员2；农民3；雇农4；贫农5；下中农6；中农7；上中农8；富裕中农9；干部10；革命军人11；革命烈士12；职员14；城市贫民15；自由职业16；店员17；小手工业者18；小商贩19；商人20；小业主21；游民22；资本家23；房屋出租25；小土地出租26；地主28；富农29；富农兼工商业30；地主兼工商业31；职员兼地主32；破落地主（破产地主）34；管公堂35；旧职员41；旧军官42；旧军人43；旧官吏44；华侨手工业46；牧民50；奴隶52；农奴53；领主54；土司58；土司头59；百户60；千户61；其他99。 划分方法此表显示，从01开始顺序编码，中间缺省若干数字，最后一个是99，总共45个代码。张爱解释，中间缺省部分是故意留的，为了方便使用单位在此基础上增加——标准化术语叫“延拖”。换言之，这45个代码所指代的45类“家庭出身”，只是最基本的划分；或者说，它们是全国范围内各式各样“家庭出身”名称的“交集”。代码废止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1979年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地、富、反、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享受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不仅仅是农村，在城市，随着一系列的平反，阶级身份体系也逐渐开始消失。1994年，在“全国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统指标体系分类和代码”里，依然有“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直到2002年才取消了这两项指标。2004年，“因为基本上没有单位用了”，《家庭出身代码》国家标准被废止。然而，不少地区在设计表格时仍在沿用这一用法，带来了诸多不便。 这个标准号为GB4765-84的国家标准产生于1984年,规定了家庭出身的代码,适用于人事档案管理、社会调查、公安户籍管理等工作。该标准解释:“家庭出身”,系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或参加革命工作时的家庭阶级成分。通俗的理解就是,父辈的“阶级成分”,即是你的“家庭出身”。很显然,“家庭出身”与“阶级”有关。这在中国不仅仅是分析方法,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成了社会动员和社会分层的工具和标准,至少在1949年到1980年底,它占据着几乎所有中国人生活的重心。1 . 分层划分阶级,明确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的论点,被中国共产党作为思想和组织原则。1927年,国共分裂,此时大批知识分子党员退党。党内领导层认为,知识分子在危难关头容易动摇,而农民出身的党员普遍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忠诚度高,革命彻底性强。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明确工人阶级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国家的政治基础;民族资产阶级既是革命的盟友,也是革命的对象;知识分子则是一个中间阶层;而国民党残余力量、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则是新社会的敌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城市人口也被定为各种不同的阶级成分。至此,全国所有的人,开始拥有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身份标签――阶级成分。但在解放初的几年里,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轻一代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1949年春季,河北省魏县秦庄村,祝伟坡的父亲被划为破产地主。当时,他不满十四岁。但祝伟坡不仅顺利读完高小,还在1950年考上魏县初级师范学校。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县立郝村完小任教。1956年9月,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比祝伟坡小七岁的遇罗克生活在北京,他的父亲是工程技术人员,母亲是一家小私营企业的业主,家庭出身自然不算很好。可遇罗克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他一上中学就写了入团申请书,在学习计划里豪言:“每天不看完五十页课外书,我决不睡觉!”这些快乐的年轻人没有想到,一个新的社会等级结构正在孵化。处在这一结构顶端的,是“阶级成分”好的工农,处于底层的,则是“阶级成分”不好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商人等等。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也会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因为,父辈的阶级成分就是他们的家庭出身。2 . 升温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划成“右派”。一家人的生活水平倏然降低,遇罗克的操行,过（http://wwW.niUbB.nEt）去年年得“优”,这一年突然变成了“中”。1960年夏末,发高校录取通知书那天,班上只有两个人什么也没接到,一个是有盗窃行为的学生,一个是门门功课一直名列前茅的遇罗克。因为,他的父母是“右派”。开封育才中学高59届的学生袁剑平记得,二百余同届考生,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后来得知,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做了政审。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当时这样做的,不只开封育才中学一家,也非河南一省。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评定学生成绩和提拔师资的时候,应首先注意政治觉悟。不仅仅是升学,出国、晋升技术职务、毕业分配、工作等许多方面,“家庭出身”都成为重要指标。一个基本原则是,优先选拔出身于工、农、革命干部等家庭的“根正苗红”的子女,同时限制剥削阶级子弟向上流动。3 . 高潮1968年7月,祝伟坡的妻子到妇产科医院生子时,填登记表,要写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医生和护士一看是“富农”,就冷眼相待。他拿着孩子的出生证,到派出所去上户口,工作人员在户口本上把孩子的家庭出身填写成“地主”。“我参加革命工作和加入中国共产党都十多年了,共产党员怎么能生出一个‘地主’?”那个工作人员回答得很干脆:“不填写地主,以后还有地主吗?!”这个月的29日,在北京,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大学学生谭力夫贴出一副红卫兵对联,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对联的意思很明了:父亲是高干,作为儿子的他肯定也是好样的;反之,如果父亲是“牛鬼蛇神”,他的子女肯定也是反动的。“红五类”和“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红卫兵对此反响不一,“红五类”自认根正苗红,要接过父辈的衣钵,革别人的命。“黑五类”子女则受到打击。“血统论”激化了社会阶层的分裂。1968年4月3日,北京西单商场发生了一起爆炸案,死伤上百人。这个叫董世候的肇事者的“反动思想基础”是:他是地富子弟,由于成分问题一直娶不上媳妇,又受村干部的歧视,觉得没有前途,对现实极端不满,感觉“活着没意思”。扬言“到大城市,抓住高压线去死”,制造一个国际事件,“让他们(政府)照照”。“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的《出身论》一文,如此开宗明义地说。作者是遇罗克。在文中,遇罗克估算了被这个问题牵涉的人群数目和比率: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5%,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不难想象,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群体。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纯正的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他进一步说:“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1967年4月17日,当时的中央文革表态:《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他们对他进行了八十多次的“预审”,但没有找到所谓“恶毒攻击”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证据,最后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等虚无的罪名判处死刑。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枪决,年仅二十七岁。4 . 余波遇罗克去世八年之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成为动员工作中心。“出身论”走向终结。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地、富、反、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社员的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享受与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不仅仅是农村,随着一系列的平反,城市里的阶级身份体系也逐渐开始消失。 三 . 烙印下另类的生活 尘封的历史：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草根故事茶社2024-11-20吉林历史领域创作者 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在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笔者是1959届高中毕业生，同学中有不少是新中国教育史上这一极“左”招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尘封于历史死角的一段往事笔者的中学时代是在古城开封度过的。从民国时期一直到50年代初开封都是河南省省会，这里代表着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母校育才中学的师资、学风、学生在开封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届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这真让人费解。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不敢询问原因，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改革开放后，“左”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原来，我们上高三时，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这里略举数例。江雪，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初二，始终保持各门功课5分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1959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是很自信的，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后来，江雪才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落榜，并获悉在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分数最高。当时有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政策面前望而却步。范天成，是老师眼中的文理全才，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化学中的电离理论，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已经在有意识地追寻前代成功学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以期为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研究做好准备，这样的学生也因家庭出身问题被“不宜录取”。他找工作时碰到一个急需语文算术代课教师的小学，听说他语文算术都能教，高高兴兴地把他领走。吕延梅，初中时是“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开封师专属两年制大专。吕延梅虽被该校录取，上的却是一年制的数学短训班，这种短训班不算学历。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不宜录取”遍及全国吴祖光一家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吴老在这里记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儿。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夫妻二人曾带过一个业余班，里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学生，这些学生不能升学更不能进工厂。老师说他们都很刻苦，既爱学习，又能干活，良好的学风、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夫妻至今难忘。冯骥才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录取”者。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冯说：“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那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美术学院进不去了，就到‘天津国画研究会’去画画、仿古，沉浸在艺术里，……”（《文坛反思与前瞻》，新加坡，明创出版社，1989年）遇罗克遇罗克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之后，他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不宜录取”最终伤害的是国家利益“不宜录取”执行的年代并不是考生过多，而是考生不足、国家急需高等专门人才的年代，从当时河南省教育厅下达的文件可知。1959年高考因招生名额不足，部分高校于1960年又进行春季招生，还鼓励在职人员报考或保送大学。1960年4月25日河南省教育厅颁发了“关于从高中二年级学生中动员部分学生报考高等学校的通知”。该通知指出，1960年各类高校在河南招生17300人，而应届毕业生仅为14756人，其中因政治、健康条件不合格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学的按10％估算，将为1476人，把这部分学生扣除后，还缺少4010人。经省委同意，动员高中二年级的4000多名学生报考高等学校。这个不能升学的10％，主要成分是政治条件不合格的预估人数。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学习成绩上等、胸怀报效祖国志向的人才苗子。就全国看，“不宜录取”政策的执行也有较宽松的。80年代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聂荣臻语）的蒋筑英之所以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当代英雄”，和他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是分不开的。他有父亲被劳改的家庭问题，竟考入北京大学，实在应感谢他的母校对他网开一面。开封育才中学前校长，在天津某中学读高中时也是老师喜欢的高才生，他报志愿时，因有家庭问题，老师曾暗示他不要报机密专业、不要报一流大学，他报了第二批录取的洛阳农机学院，被顺利录取，他至今感激老师对他的爱护。类似这样的例子相信在全国也不少。本文提到的江雪、范天成、吕延梅均在日后的工作中做出了优秀成绩，其中两人入了党。1998年10月31日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获奖的美籍华人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宝丰。这一消息使我和我的中学同窗感慨不已。因为崔琦是我们的同龄人又生于河南，更因为崔琦有三个姐姐在香港的严重家庭问题。如果当年崔琦不去香港上中学，而是留在河南宝丰，他也很难逃脱“不宜录取”的命运，岂能与诺奖有缘！相反，那些“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之中，如果有人被命运推上崔琦式的人生轨道，获得诺奖也不一定是痴人说梦。此类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反差，显然不是仅凭个人的聪明才智、技术手段等所能消除的。更需要一个崇尚文明、民主、宽松、和谐的教育生态环境，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有保证。十分有趣的是，开封作为古都汴梁，一千年前曾是宋朝的都会，我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出自宋朝，这是因为北宋的高等教育当时在世界居领先地位。我国太学始建于西汉，经过隋唐进一步发展为教育体系完善、学科设置齐全的国子学，到了宋朝已成就了一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队伍，才推动了宋朝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繁荣。使汴梁成为十一世纪举世向往的科技文化中心，也是举世稀有的拥有百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抚今追古，这一段“不宜录取”历史对我国在二十世纪中期培养科技人才队伍方面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不宜录取”政策，明显烙有那个年代“左”的印记，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年之际，受害者受的是“内伤”，具有隐蔽性，故而时至今日，“右派”公开“改正”了，国门打开了，历史上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了，而关于当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却尘封于历史的死角，极少被公开提起。然而这段历史的教训却是不应被忽略的。注：摘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来源：光明网，本文原载于“经济文化天地”公众号（感谢知青情缘主编刘乐亮老师荐稿）作者：意轩书屋 "另类"生活赵园《书摘》(2010年09月01日）我已不能准确地记起，自己是什么时候有了"出身"这概念的。或许并非在"反右"之后；只不过"反右"使我获得了一种身份﹣-"右派子女"。"出身"的严重意味，肯定是到这时，才被深切地领略的。此后发生的事情略有一点戏剧性，即在那时常常要填的诸种表格中，起先在"出身"一栏填的是地主﹣依据的大约是后来所谓的"查三代"的原则，到中学毕业前夕（想必与高考有关），如同施了某种小小的诡计，随大流地将"地主"改成了"职员"。这种小伎俩自有被拆穿的一天。记得文革最热闹的那段时间，躲在宿舍里听外面的辩论会，就听到了如下问答：（众声喝问）：什么出身？（答）：职员。（众）：什么"职员"！滚下去！那之后，在诸种填不胜填的表格上，我也仍旧填我的"职员"，却总像是有点鬼祟。而在这过程中，有了心理症似的对此种表格的恐惧，填写直系、旁系亲属的"政治面貌"一栏，总令我有当众受辱之感。我始终不能在这种事上麻痹自己，将此视为惯例而处之泰然。也不记得打从何年何月起，这类表格竟少了起来，而且其上渐渐隐去了"出身"一项。我想最初我肯定会有被大赦似的庆幸的吧，奇怪的是，竟也并无此种记忆。此后的事态发展更匪夷所思，我的姐妹中竟有了不止一个党员，且有人从事过"党的工作"，而我记得我的这个姐妹是连入团也曾大费周章的。时至日，我们自然早已适应了新的身份与处境，无不心安理得。"忘却"这一心理功能实在是上帝之于人的一大赐予！因而当今年劳动人事部的"履历表"发下时，我竟像是猝不及防似的，有时间倒转之感。当然那种感觉只是瞬间而已。在上述变化发生之前，我也曾像同类那样，被不断地告知应当"划清界限",更严重的说是"背叛家庭、阶级"，较温和的告诫则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的姐妹在选择配偶时，无不以"好出身"作为一种即使不明言的条件。只是到了我以大龄青年而与后来的丈夫相遇，在听了他极坦白的自我介绍后，竟因了曾同属"另类"而放下心来。时值七八十年代之交，人的思路有了如此微妙的不同。与他相熟起来之后还发现，这两个绝无机会相谋者，竟作出过同一决定，即不要子女，以便"消灭剥削阶级"。其实即使风水转换也可能是积渐而至，只是人们往往不大察觉罢了。就我的经验，那变化的契机正在将"出身"强调到了极度的文革中。大约是文革中后期吧，我突然领到了一种身份，"可教子女"（全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出自伟大领袖的一条"最新指示")。当时北大在京郊平谷县的山区搞"教改"，被认为属于这种身份的同学，被军宣队召到了一处"落实政策"。由我看去颇有点讽刺的是，这当儿和我待在一起的，正有几年前还视我为"另类"者。我猜想他们一定会为与我归入了一类而感到耻辱。有趣的还有，这些被"落实政策"的子女们像是全无感激之意，倒都有点悻悻。甚至如我似的老牌"黑五类子女"竟也不安分地想：凭什么说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难道他们都是不必教育、天生革命的？这"可以教育好"岂非认定了我们本来不好？在某种意义上，"可教子女"也如"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文革中所发明的像是意在"解脱"却使当事者备感屈辱的名目；有理由认为使对象受辱（亦一种隐蔽的惩罚）正是动机的一部分。我们这民族从不乏将人分类以及命名的艺术，也是一种"语言智慧"吧，上述构造精致的语言材料即可资证明。这类文本到了现在已必得详加注释才能为年轻者读懂，我却认为包含其中的意味，即使再详尽的注释也不可能传达。"出身"作为问题在文革中的经历，还远为复杂。即使有过大量迫害的例证，同属"另类"者的文革记忆也仍不妨互有不同。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可能体验过某种"解放"之感。在我的经验中，正是混乱与破坏，给了他们这稀有的机缘。我的相册上保存着二姐文革初期在天安门前私自戴着红卫兵袖章拍的照，摆着当时最流行的姿势（我认为那姿势由二姐做来，特别的帅），将小红书抱在身前。那袖章我只在她的这张照片上见到过，也无从猜测当她将这袖章戴在臂上时，有没有类似"浑水摸鱼"的不安。多半没有的吧。二姐是我的姐妹中最单纯的一个了。此后大规模的串联中，她和我的妹妹更大着胆子，走到了尽可能远的地方，据说所到之处并未遭遇与"出身"有关的盘查。由于某种身份自觉，我没有参与串联，我的姐妹也不曾想到有可能邀我同行。只是她们自己现在也未必说得清楚，她们在行旅中享受与"红卫兵小将"同等待遇，是否就真的心安理得。有没有过"鬼祟"之感。"派仗"也属于此类机缘。据我所知，文革中各地的派仗，那个被对手以"大杂烩"攻低的组织，通常即所谓的"造反派"。"大杂烩"自然指成份的不纯，"藏污纳垢"。这固然因"造反"者对秩序的蓄意破坏，也往往出于实用的目的，即招兵买马（亦对手所揭露的"招降纳叛")，扩充实力，无论如何，这给了你混迹"群众组织"的机会，你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公开亮出的身份，" xx 革命群众组织成员"。尤其令人玩味不已的，是"革命"二字。非亲历者绝对不可能想象这身份对此类人的意义。他们中的有些人，文革初期为了证明"决裂"与"忠于"，曾将毛像章别在胸前的皮肉之上，当着此时，即不惜为了这袖标而在派仗中从容赴死﹣﹣那些甘冒矢石的勇士们尽管汇集在同一名义（"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却不妨骨子里有如上的不同。提示上述差异未见得多余。我早就在担心笼统的判断正在使人各不同的经验、经历湮没不闻。何况有些经验，非亲历者固不能形容，即亲历者也未必能形容。"历史"大约就是这样，因不断删繁就简终至于众口一词，像我在南方所见熏干且上了色的腊肉，永远失去了"复原"的可能。至于我本人的身份，在文革中另有复杂性。事实上这"身份"究竟是什么，我直到现在也并不确知。这种神秘性才能构成真正的威慑。到研究所工作之后听说，室里的一位同学，1957年"反右"后，带了某种身份被遣到外省，在被诸种用人单位一再拒绝后，他本人竟还不知情。这些应当是写卡夫卡式的小说的材料，记得也有人写过，只是终不能如卡夫卡作品的有力罢了。我们本应有"自己的"《审判》或《红字》，我们对那种情境、体验绝不应感到陌生。甚至还不止于此；发生在我们这里的怪诞与荒谬，岂非早已抵达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话说得远了。我还想说，你要在被划归"另类"的境遇中，才有机会体验被遗忘之为幸福。哥哥曾说起当年他在"牛棚"时，宁愿在大冷天被派到远离单位的地方干活，因为这样他才能将棉衣连同缝在上面的"牛鬼蛇神"的黑袖标剥下，哪怕要为此而狂奔取暖。我也在这过程中。喜欢上了走在全然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们中，只为了被遗忘，同时遗忘（被身份符号所指认的）自己。因了同样的理由，我对两年的插队生活心怀感激。在那间借住的农舍里，我与临时凑成一家的几个大学生，在乡民眼里是平等的。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没有过以我为另类的任何提示或暗示，竟至使我忘乎所以，直至"再分配"那一天到来，才理所当然地由幻境堕回了现实。我还能记起那被重新指认时的绝望，心灰意冷。与可疑的"身份"一起的，另有其他暧昧的传闻。我也在这时才得知，发生在"文革"前夕的自杀事件，已被调制成了极合大众口味的故事。一个分配在公社卫生院的医科学生，将她听到的关于我的谈论告诉了我，那神情态度中既有怜悯，又有牵连受辱似的嫌恶。怜悯、疑惑与嫌恶混杂的神情，使我整个心颤栗不当日的目标，只是逃回父母所在的郑州；所欲逃离的与其说是乡村，毋宁说是当地之政治环境，即有可能因出身与流言而将我室死的环境。到此时我已失却了乡村之为伊甸园，因劣迹昭彰而无从隐匿。我的师弟解释他对北京的依赖，说北京毕竟是个大一点的水池。对于当时的我，郑州也如此。直到现在，起诉无门的不仍然是农民？上世纪70年代末重返北大后，到住在京郊的朋友家做客，她是云南人，曾在北大文工团与我同操乐器。坐在她家附近的山坡上，听她谈到一个志在科技且极富才华的友人，因出身而被分到了不相干的大学，一次郊游中，水性极好的这年轻人，竟头也不回地向滇池深处游去。此后亲友将他葬在高压线路下，高压输电线即其时所能找到的"科技"的象征。这故事让我脊背发凉，悚然于那"头也不回"的冷静决绝。但细细一想，这自杀也不免奢侈。更多的同类甚至不能得到这样的自杀的理由。"出身"这概念已然陌生，或许我们的后代再也不会有如我所写的噩梦。写了这句话后，我并不真的就这样乐观。不是又有了新的等级与新的歧视？只不过"大款"、"白领"以及永在金字塔尖上的"高官"替代了"革干"、"革军"、"工人"、"贫下中农"。还有层出不穷的新的"类"与"另类"。即如："特困生"。我得承认，这种名目总让我看得不舒服。清初的唐甄说到过施舍的艺术，说的是"君子之处贫士。惠非难，不慢为难";"不慢"方可谓"善施"。可惜此义已不大为今人所知了。我无法设身处地地体验"特困生"的感受，只是怕那种大张旗鼓的宣传，公布其名单甚至照片，正包含着"慢"。我以为总应当有更好的办法，顾到受惠者的尊严。这是一点多余的话，姑且写在这里。（摘自《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回忆》，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版。） 四 . 揭印 《揭印》 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人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他们在今后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经此，全国有440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规定：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他们的子女的本人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以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其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该一律为社员，不能再看做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这个决定，在今天看来很平常，但是在那个年代，则涉及到上千万人的政治生命甚至生存权利，是一件应该载入史册的大事。 早在1948年，我党就在“老解放区”宣布，“地主劳动满5 年、富农不剥削满3年就可以给他们公民权”（参见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313页；《中共中央关于地主、旧富农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问题的指示》，1948年10月16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562－563页，转自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明确规定，“凡地主成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得按照其所从事之劳动或经营的性质，改变其地主成分为劳动者成分或其他成分……老解放区的富农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合于上述条件满三年者，亦得以同样的方式改变其成分”（转引自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60页）。但是，这个决定并没有真正落实。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根据各地区不少地富的破坏活动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为看，目前似不宜做统一的明文规定”，只可个别试点（《中央关于村选中改变地主成份与取得公民权问题复东北局电》，1952年11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9／94－SPAN>，转引自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毛泽东主席后来甚至根本反对轻易给地富分子“摘帽子”。他表示说：“过去规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现在看来，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按照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地主、富农们的“帽子”一戴就是30年。期间，他们和“反革命”、“坏分子”共同称为“四类分子”，后来，又加上右派，构成“黑五类”，也叫“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他们之中，一少部分被被判刑甚至杀头，大部分被放到“群众”中长期管制。1964年，最高法院领导人宣称：“在依靠群众实行专政这一根本路线的指导下……人民群众能不能制服四类分子，敢不敢把四类分子的绝大多数人管起来进行改造，既是衡量一个地方群众是否充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彻底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这个地方的人民法院是否贯彻了群众路线的主要标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1964年12月26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这些失去“公民权”（按五四宪法的表述，应该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地富分子，“一切会议无权参加，一切问题无权发言，一切组织无权参加，一切权利无权享受”，包括平时言论、行动、居住、活动及写信，均无自由权，且对其财产，“农民有随时追查的权利，如发现其浮财、牲口、粮食、车辆等，立刻没收。”（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尤其在镇压反革命、反右斗争、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他们随时可能遭遇到难以想象的灾难。文革期间，北京市大兴县和湖南道县，曾发生大批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惨案（章成：《文革时期湖南道县的大tusha纪实》，《爱思想》网，2011年8月14日）。按照公开的说法，我们要实行“有成分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政策，地主富农的子女与地主富农分子有区别，是团结教育的对象，后来还把“黑五类”（文革时期加上走资派，变成“黑六类”）子女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虽然带有歧视的味道，但毕竟给这些出身不好的年轻人带来希望。然而，能够有幸被当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典型的，只能是万里挑一。比如在推荐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县能有一两个出身不好的优秀青年被选上。众多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不但与升学、招工、参军等能够“进步”的好事无缘，连找对象都要降低条件。在学习大寨实行评工计分时，地主富农子女要想评上一等工，要多付出很多辛劳。有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虽战战兢兢地工作和生活，仍不能逃脱被整肃的命运。哈尔滨市原体委主任王闻新，出身于望奎县一个小地主家庭，在读高中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土改工作队。为了表示与家庭划清界限，春节都不回家，后来一直积极工作，谨言慎行。但在1959年，却被定成“右倾反党”分子，并清除出党，行政13级降到23级，全家下放到农村改造。处分决定说他是“为了逃避土改斗争，逃进哈市，伪装进步，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王闻新：《土改工作日记》，《哈尔滨文史资料》第29辑，第107——164页）。原绥化地区农机局副局长李富贵，逊克人，1925年生，当过国兵，1946年11月入党，1947年参军。土改时父亲被打死，后来定了个中农成分。文革期间被打成漏划地主、叛党叛国分子， 1968年8月12日含冤自杀，1979年4月获平反（绥化市委组织部存，李富贵个人干部档案）。望奎县海丰镇恭头二村（郑长江屯）农民郑永学（1949年出生），系当年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的堂弟。他说，我父亲哥五个，种几十墒地，我父亲是赶车的。但土改时却被定为富农。我十七岁中学没毕业就下地干活，活挑重的干，啥都不让说。贫下中农扣义务工300分，我要扣600分。后来邓小平给我们“平反”了，我还当上生产队长，别提多高兴了，我当时还写了一首诗。“四类分子”有多少呢？有资料称，全国曾有两千多万地、富、反、坏分子失去“公民权”（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一书第162页写道：据统计，1977年底全国尚有地主分子277.7万人，富农分子189.5万人，合计467.2万人（不含地主富农子女）。全国各地为贯彻中共中央上述决定（即：《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做了大量工作，将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摘了帽子……467万地富分子，加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这“四类分子”的家属子女，至少有上千万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随后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改变其子女成分，使这些人改变了“贱民”的社会地位，获得了政治身份的解放。 谢谢您的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