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姐

周强国

表姐周素芳，表哥周荣光，是我崇拜的偶像，从小。也可以说是我们全家崇拜的偶像，源自于卡在书桌方镜背面的那张她俩的半身合影，还有母亲常给我们提起姐弟俩保家卫国小小年纪就上了朝鲜战场。姐弟俩着实英俊潇洒，意气风发，头戴志愿军棉帽，身穿志愿军棉衣，尤其是胸前那方“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更是让人肃然起敬。我对着照片，举起右手，手握拳头不知发过多少次誓“我也要做这样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才知道“我做不了这样的人”，家庭成分高，父亲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官。但是，姐弟俩“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形象却在我心中越发高大，自豪和骄傲。
随着时间的流逝，母亲在我们面前提及表姐表哥的往事越来越少了，直至闭口不谈，还要求我们也闭嘴，通信也戛然而止。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怕我们不光彩的家庭政治背景影响到了他俩。

1966年6月，我有幸去攀枝花大三线林区当工人，母亲塞给我一封信，让我到了成都按信封上的地址去看望表姐。我们住在西门车站，经打听，去一号桥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赶公交倒也方便。我没敢上，因为要钱。离家时，母亲给了我五毛钱，去重庆杨家坪动物园，从两路口来回走路，门票花了五分钱，在地摊上花五分钱买了本廉价的日记本。因为我有个每天写日记的习惯，直至今日。兜里剩下四毛钱，能省就尽量省，去表姐家，我一路走一路问，到表姐家已近黄昏。舅妈见到我，很是高兴，小时候她带过我，还拿出相册给我看她抱着我照的照片。表姐夫刘共和是和表姐一起从朝鲜战场下来的，同在一家大型综合医院工作。表姐夫见到我，立马带我到医院理发室理了个发，后又带我去浴室洗了个澡。第一次开洋荤，那淋浴真舒服，神奇的花洒将水魔幻成无数条晶莹剔透温柔的线条，均匀地洒下来，包裹着我的全身，恍若水帘洞仙境。
舅妈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餐后，表姐看着我不足35公斤的体重，不满15岁瘦小的个头百思不得其解，说道：“姑姑也太那个了，这么小就舍得把娃娃送到大山里去当工人。待会儿我去找你们的负责人把你退回去。”
我急忙回应道：“表姐，不用、不用。是我自己要出来的，招工组那里也是我软缠硬磨‘磨’出来的。”

表姐看我态度坚决，只好作罢。临别，表姐把我送上公交，还替我买了票，另外还给了我两毛钱。自那以后，每次回家探亲和回单位，都要去表姐家打一头。那时，回攀枝花无论是汽车票、火车票都很紧张。表姐就把我带到跳蹬河去坐北京车队给攀枝花运输物资的顺风车。因为他们那里的司机有病都在他们医院就诊，一来二去表姐就和他们熟悉了。这样，我不但省下了车费，而且更安全。因为北京车队一出发就是几十辆，车门上有个大大的白圆圈，圈中间是个大大的“1”字，一看便知“北京车队”。车身的正前方都有醒目的有关渡口三线建设的不同标语：渡口建设不好，毛主席睡不好觉；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等。这样一来，不管是造反派、保守派都不敢动歪脑筋。

我不满4岁，父亲就离开了人世。表姐得知后，动员母亲举家来成都生活。母亲谢绝了，主要原因是拖着三个娃娃来成都生活消费肯定高，而且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公婆，父亲又是独生子女。在达州小镇上，母亲是医生，挣钱虽不多，总能维持住基本生活，婆婆还能做家务、煮饭，看孩子。
退休了，我们兄妹都定居成都，母亲不满五十岁就含恨离开了人世，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在成都，每到节假日，我们兄妹聚首，不论谁做东都要把表姐、表姐夫请到位。几年前，表姐不慎摔了一跤，行动多有不便，出于安全，聚首也就没再邀请他俩参加了，毕竟快九十岁高龄了，只是有时去家里看望二老一下。我有些日子没去了，近日看望她，着实老了一头，背也弯下去了不少，行走也慢了很多，毕竟91岁高龄了。不过，让我很是欣慰的是，她耳不聋，手不抖，还能看手机，发微信，头脑很清晰。一阵摆谈过后，临别，她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翻出100元钱，硬要塞给我。我断然拒绝说：“我都多大了，您还给我钱。”
在我的记忆里，表姐就是这样一个人，每次到她家都是这样热情，临别总要拿点钱，成了她的一种习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是三毛就是五毛。那些年，表姐一家也实属不易，工资不高养三个娃娃，还有舅妈。可我从未听她叫过一声苦，见着我总是夸我“强国不容易，那么小就去山里当工人”。在我心里，表姐才是真正的不易，舅舅早早地离开了人世，那么小，姐弟俩就上了朝鲜战场。

2025.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