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 李金秀

成善

**序 言**

当指尖轻轻拂过这本沉甸甸的回忆录，翻开那些泛黄或依旧鲜亮的照片，八十载春秋便如锦江春水般，在眼前缓缓流淌开来。这本集子，是我——一个在成都这片沃土上成长、耕耘、奉献了毕生精力的普通教师，对往昔岁月的深情回望。

回首起点，成都七中的书声琅琅，为我奠定了求知的基石；成都一师的严谨学风，则塑造了我为人师表的初心。从青涩学子到执起教鞭，我的人生便与教育、与孩子紧紧相连。在成都龙江路小学、沙河堡小学的岁月里，在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讲台和领导岗位上，我把最炽热的年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教育事业。三尺讲台，一方校园，是我践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信念的广阔天地。令我无比欣慰的是，当我挥别岗位时，师大实验学校的领导们以《一身正气，无私奉献》撰文留入学挍《十年辉煌》的发展记实中。《一身正气、无私奉献》这八个字，于我而言，是比任何勋章都珍贵的肯定，它道出了我一生的追求与坚守。

这份“奉献”，不仅流淌于校园，更深深植根于血脉亲情之中。身为家中六姊妹的长姐，父母早逝的重担让我早早懂得了责任与担当。作为大姐，我竭尽所能，以柔弱的肩膀为弟妹们遮风挡雨，这份对亲人的无私付出，是我生命中同样重要的篇章。而当我与部队服役的胡树权组建家庭后，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又让我将这份爱与责任倾注于小家之中。抚育一儿一女成长，经营温馨和睦的家庭，同样是我倾注心力、无怨无悔的“奉献”之地。家庭，是我力量的源泉，也是我温暖的港湾。

岁月如歌，往事并不如烟。退休后的清闲时光，并未让我停下脚步。整理那些跨越数十年的照片，一张张面孔，一幕幕场景，都承载着时代的印记、个人的悲欢与时代的变迁。它们不仅是光影的定格，更是情感的锚点，牵引着我回到那些激情燃烧或宁静安详的瞬间。提笔书写“我的一生”，并非为了标榜，而是为了梳理——梳理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女性在时代浪潮中的足迹，梳理一个教育工作者对事业、对家庭、对亲人的赤诚之心，梳理那些值得铭记的欢笑、泪水、奋斗与收获。

这本回忆录，是献给我自己的岁月纪念，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一份家族记忆，也是对所有曾与我同行、给予我关怀与支持的亲友、同事、学生们的一份真挚谢意。它记录了一个从蓉城走出的女孩，如何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中，以“一身正气、无私奉献”为信条，走过平凡而又无愧的一生。

在我妹弟陈洪光（也就是美篇笔名“成善”）的帮助下，编辑整理了这册美篇书，感谢他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愿这些文字与影像，能穿越时光的尘埃，传递一份属于那个年代的质朴、坚韧与温暖。

**作者 李金秀 谨识**

**二零二五年六月**

一、个人简介

我于1943年农历9月28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九眼桥附近，一个叫《徐家巷》的地方,听爸妈说，我前面的三个姊妹都是出生后7天就夭折了。我是在《金陵大学》的一位教师帮助指导下，才保住性命生存下来。后来还举行了拜她为干妈的仪式,干妈还送了我银碗、银筷子等,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算得上贵重礼品了…

后来我妈又相继生下五个孩子,总共六姊妹，现还有兄弟姊妹五人。

当时家庭生活来源，主要靠父母养奶牛维持全家生活。我们很小就要给家里做很多力所能及的事。早上送牛奶,中午做家务,下午放学后带弟妹,假期跟母亲一起割牛草等，割草时左手二指姆手上留下的伤痕至今可见。

我是家中的老大,承担的家务活自然就多而繁重。早上五点过背着牛奶瓶,提着奶桶,到《成都工学院》一家一家送到厨房,送完牛奶后,学院才敲起床钟。

我于一九五一年就读于成都太平横街小学。 由于学校与《四川音乐学院》一条小巷之隔,每天在琴声歌声的熏陶下,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嗓音还不错。在学校还由老师选入《红领巾合唱团》。

当时，在一个由部队转业到校教音乐的郑日全老师的指导下,一次参加成都市比赛(我记得在人民南路市政府礼堂)， 我校包揽了比赛所有奖项。(伴奏、领唱、指挥、合唱等奖)，大家高兴极了,郑老师还带我们外出玩耍，请我们看《夜半歌声》的电影。

一九五七年小学毕业,我顺利考上《成都七中》，每天上学,放学都来往于《成都工学院》校园中。当时七中分了男女生班,我班女生中,我和杨正律等几位同学是班上年龄较大的几人,其他同学都小我们一两岁。我们几个喜欢音乐的，可以把全班同学请出教室，以拿票看节目的方式,一个一个进来看我们表演。我唱《撵野猫》,当时同学们还说我是金嗓子。杜琪美,涤伯蓉演川戏《拾玉镯》，每天都象叽叽喳喳的小麻雀,真好玩。我们还给老师取歪名，比如一个叫甘大秀的老师，我们叫别人湿小丑…

在校三年期间,学校还安排了每周每班一天的劳动课,有帮厨房择菜,打杂,做卫生等。我因身强力壮, 每次都派到学校伙食团与师傅一起到《府青路》煤场拉煤(当时叫拉飞娃)，由于我吃苦耐劳,还曾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

一晃初二结束了.面临初三的毕业考试，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在七中时,我成绩一般,再加上要帮家里干很多家务活,没有时间复习功课，老师为了我成绩提高,亲自到家说服父母让我住校一年。并请一个成绩好的邓幼苹同学帮助我。当时耍心大,并没用多少时间认真复习,而是每天爬到学校图书馆顶层(堆放杂物的地方)去藏猫猫玩耍。

毕业时班主任老师考虑到我家姊妹多，家庭经济困难,把我分到《成都一师》就读，(学校包吃住，三年没交一分钱)

1960年8月底到了《成都一师》后,为了培养我们的专业思想，学校专门请了《龙江路小学》的袁丽华老师作报告,简述她的工作业绩,并提出作教师的要求等(当时她已是全国特级教师了)。

1960年正逢国家困难时期，粮食、蔬菜及各类物资短缺，学校为了让师生能吃饱，每周安排一个班到《百花潭》附近劳动，种厚皮菜、种油菜，我和钟俊容、曾子清等同学，每次都是拉粪水车的中杠，给菜施肥。当时算得上有力气、能吃苦的人。

在学校，我积极要求进步,进校第二年就加入了共青团,当时要入团可严格了,我班三年共发展了三个团员,接着又被选为学生会体育委员,每天在台上领操,两条辩子随着身体的摆动而甩来甩去。(现在想起来真好笑)

在成师,我学习也很一般,但各方面发展较全面,毕业时在《君平街小学》实习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各科都取得了较好成绩。毕业分配时,龙江路小学谢国光校长到教委选人时，他说,”我选人不看该生成绩如何优秀,而是要看此人各方面的综合能力”，我因实习成绩好发展较全面而有幸选入该校。

成都七中

成都七中

成都七中

2005年4月12日是七中建校120周年，我们有幸被邀回到母挍。上午是80岁以上老人参加，学校为我们赠送了纪念章，并派学生负责带领我们参观。现在的七中与以前的校舍面目全非，除留有一块原校牌外，一切焕然一新。操场墙上还展示了历届毕业生照，看到了60年自己15岁的模样真好笑，好多同学因毕业后来往较少，都叫不出名字了。我还有幸留有一張在校门口背着布书包的个人照。

成都师范毕业照

成都师范老师同学聚会

昔日同学，我们八十了！

我于1963年8月由教委人事处分配到《成都市龙江路小学》，当时校址在新南门《乐器厂》附近的龙江路。到校第一天,校长谢国光对我说:“我知道你喜欢体育,我校已有体育教师了,你去教数学吧。

8月底到校后,正逢学校要搬迁到新南门河边的新校址(离新南门汽车客运站100多米的地方)。开学前全校师生及家长,就象蚂蚁搬家一样,抬着课桌椅等，来回不停的搬了好几天。

九月一日开学后,学校就开始分科教学(语数分科)。我但任两个班的数学课(还是不同年级)，学校为了尽快提高年轻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导处排课时有意将有教学经验的教师排在第一节,新教师必须去听他们的课。当时我经常去听同年级叶乃琴,刘文壁的课,这样对自己的业务能力提高很快。每天由于要备课，上课,听课,批改作业等,大约要忙到晚上11点过才睡觉休息。

为了自己班的成绩不落后,每天放学后还到学生家里补课，所到之处，没喝一口水.没收一分钱，那才叫真正的无私奉献。我的这一作法深受学生、家长的好评。

我记得一次一年级数学考试,全班几十人都考得很好,100分和99分的占了98%。全班平均成绩都在99分以上。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步行串连到武汉长江大桥留影

1968年，与学生们合影

在龙小期间,我们还参加了三次区上的表演,一是舞蹈《社员都是向阳花》,有刘文壁,陈俊福、施炳秀、贺光亚和我等七人,伴奏是音乐学院乐队,一出场就听到掌声不断。(主要是乐队很有气势)另外还演出了《十送红军》,当时由袁丽华老师朗颂,幕布刚拉开,这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都是冲着袁老师的朗诵),后来还表演了藏族舞蹈《马群归来》,我校所演的这些节目在区上都获得了奖项。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全国一盘散沙,开始停课闹革命,教师每天学习,写大字报,开始群众斗群众,所有领导及知名人士靠边站,都被打成走资派被批斗。谢国光校长被批斗时，胫部还掛了一个用铁丝套的小黑报,被拉来拉去,胫上留下了深深的铁丝印，他也忍着疼痛坚持到最后。而袁丽华老师因是全国知名人士,面子观点严重,受不了每天的批斗,于1967年跳楼自杀,现在想来袁丽华老师的去逝，是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属于保守类型,没参加任何派别的活动,每天约上成师同学钟俊蓉上街看大字报。后来我又与学校彭先成,温树安,贺光亚和“东丁字街小学”几个人去步行大串联。背着被盖、步行八九十里,到了龙泉，第三天到了乐至后,大家都把被盖寄回了家,(因一路都有接待站,还包吃住)，我们一路途经龙泉、简阳、乐至、遂宁、重庆、万县、巫山县、荣阳、湖北姊归等县。由原来的每天走几十里到一百多里,脚下走起了泡,晚上用针挑破,第二天继续走,每晚住下后还要开会总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扬好人好事(现在想起来真是太正统了)。就这样我们一路从成都走到了湖北姊归。途中因巫山的一段路难走,怕出危险,坐了一段船，其余路程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爬山涉水，途中虽累而辛苦，但我们看到的美景，确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可惜的是那个年代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后来中央提出停止步行串联.尽快回到自己单位恢复生产，途中的人都尽快靠近铁路沿线，免费回家。我们就从湖北光化老河口乘车到了武汉,再由郑州转车回到了成都。

回校后恢复复课闹革命,当时也没正规上课,而是每天学习背诵毛主席语录。文化大革命确实耽误了一批学生的学习。我教的一批学生,65年进校,66年文化大革命,他们都说那几年真没学到什么东西。而是全班有幸统一分入七中后才真正学到一些知识。

在龙小复课闹革命期间,我负责《红小兵》的管理工作,我做了一件胆大冒险的事。一天下午一点半左右,我一人带了几百学生到《南郊公园》活动。一路上由各班干部负责喊着一、二、三、四的口号,口号声此起彼复,经过锦江河边,南门大桥,浆洗街,顺利到达南郊公园里面。各班按事前安排好的内容开展活动,五点结束,又按去的路线顺利返回学校。(现在想起这件事真是后怕,好在没出什么事)

龙小好朋友聚会

参加龙江路小学80周年庆

一九七一年,为了照顾家庭,请求教委把我调到离家近一点的学校,后来把我调入《沙河堡小学》，因假期教委组织教师学习，同意我开学后到部队探亲， 国庆后到校报到,叫我临时去上体育课,当时有老师说:看她弱不经风的样子,能不能管住学生哦。我本身就喜欢体育,又有较强的组识能力,要求学生严格,体育课上得有板有眼，真叫老师和学生刮目相看(其实当时我已有身孕了)。

一学期后,,我又改教数学，并兼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我把在龙江路小学的教学方法用于实践,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好评。我把自制的教具，无私的给同年级的教师们使用，他们都觉得我人品不错，值得交往。

沙河堡小学

沙小好友合影

胡兵与他的好友

师大附小原址

1978年和李生若老师搭班教一年级数字,当时五位教师子女都选读该班(其中包括我的儿子和李老师、张校长的女儿)。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后，因川师附小缺大队辅导员，我由教委调入该校，两个孩子也转入该校就读。

一九八一年八月我调到川师附小，担任大队辅导员工作并兼任一个班的数学。我来到该校一看学校的校舍和环境，我心都凉了，这那像一所学校嘛，学校的操场就是每周日的电影广场,学校三道门没有关拦,任何人都可以穿行于此。周一到校,操场就是垃圾场,有的教室里还有屎和尿，我们都说川师附小以教学质量高而有名气，但校舍及环境连有的农村学校都不如…

开学后面对脏、乱、差的环境,我首先从改变学校和班级的卫生入手，订制度,勤检查,公共区域分班级承包，公布班级评分，每周一总结等措施,短时间内让学校面貌大有改观。

面对学校如此的教学场地及危房,学校领导也无能为力。因体制问题,我们成了两管两不管的学校,教委管业务提高和培训,川师大管人事。我作为一个大队辅导员,除了要抓改变学校和班级的环境，首要任务要把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抓好抓落实，而对有的教师只重教育不重视德育的现象，每周五的思想教育课，我亲自一个班一个班的检查,并及时总结提出表扬与批评。

在我担任大队辅导员期间，在全校教职员工的配合支持下,搞了两次大型活动：

一是利用每年三月的文明礼貌月，举行了一场专门进行文明礼貌教育的文娱节目,(当时由已故的梁捷灵老师所教班级主演)，这次活动搞得很生动、扎实,大大提高了师生要懂文明,讲礼貌,并自觉从身边小事做起…

第二是在少先队建队周年那天（每年的九月十三日），各班组成不同的方队进行检阅(有鲜花队,和平鸽队,红樱枪等10多个队型)我们还请了空军部队的解放军走最前面示范,各班不同的队绕场一周进行汇报。当时教委也派了领导及兄弟学校代表参加，这次活动影响较大,得到了教委领导、兄弟学校及教师的好评。紧接着我又在学校成立了《少年军校》，（这也是成都市第一所少年军校）学生轮流到部队训练。从站姿、向左向右向后转、齐步走最基础的训练开始。孩子们还参观了部队的《荣誉室》，接受国防教育，从小学习解放军的优良传统。

在我担任大队辅导员的几年间，学校及班级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也得到重视，我还亲自上思想品德观摩课，区上组织教师来校听课，得到了大家的称赞。后来学校还被评为《四川省德育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并颂发了奖牌。

由于我工作勤勤恳恳,吃苦耐劳,每天早出晚归,来校后第二年就被评为《成都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1983年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4年学校的领导班子改选,被川师大任命为副校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

师大附小领导班子成员

1983年8月谢祥群从沙小调入该校接替大队辅导员工作，并兼一个班的语文课，她的工作也搞得很出色。谢祥群是一个十分爱学习的老师，特别是1988年当选副校长后,她工作尽职尽责，深受教委、师大领导、学校教职工和家长的好评。不久后又转任正校长，全面主持工作，她几乎每晚都要到学校办公、学习，我当时还开玩笑说:全市都难找你这样的校长。她是一位能创新.接受新生事物特别快的的校长。

1995年.谢校长到南京出差参观学习,受到了启发。回校后与班子商议,我们不等,不靠,不要,只能靠大家想办法,出主意。决定由教师们集资70多万,修了一号公寓和一个小食堂，招收住校生(当时是公办学校第一所这样做的)。为了解决生源问题,我和谢校长亲自到荷花池各摊位发招生广告,还和班子其它成员，利用星期天到各公园及热闹的地方掛上标语宣传,全校教师也积极参与，找亲朋好友帮忙等,就这样秉承着艰苦创业,实干.苦干的精神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总结,历经千辛万苦，总算把学校的住校部办起起来了。第一学期只收到23人，后来每学期递增到50多、80多、100多…根据学校的发展，后来又第二次集资100多万，修了二号公寓。由于全体教师齐心协力,无私奉献和实干苦干的精神，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得到家长学生的好评，金杯银杯不如家长学生的口碑。几年的时间，住校部由二十几个人发展到几百人，学校的规模由原来的几百人,发展到现在的3000多人（走读和住校生），还供不应求,当时因受学校地理位置所限,不能再扩招了…

学校的发展也离不开大学部罗校长和唐校长等付出的艰辛。罗校长动员农民搬迁，说破了嘴!与修建学校的陈xx，设计施工，出了不少力…唐校长为得到省教育厅的批复文件和谢校长跑了不少路.有时还在教育厅的街沿边上等领导解决问题…

学校发展壮大了,了确了大家的心愿。把实验学校比喻为一棵树,前人把树栽好了,长大了,开花了，结果了。为了让这颗树结出更多更丰硕的果实，还望年轻的一辈,要传承老一辈艰苦创业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把学校办成让教师敬业、家长放心、学生快乐健康成长的摇蓝…

在学校工作期间，我本应1998年退休,后因工作需要,又返聘我继续工作到60岁才主动提出正式离岗。

在学校工作的二十多年中，我几十年如一日,工作积极肯干，任劳任怨，作风正派。管理工作中，敢说敢批评,从不怕得罪人,只要不按学校规章制度办的，都敢在会上会下提出严励批评，从不任人为亲，坚决执行奖罚分明。

学校工作中，特别是接近退休前几年，我虽没像现在的领导那样得到什么高额的回报,但我的心态是平衡的，从不攀比。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学校编辑了一本书《十年辉煌》（1999～2009），其中,专门为我写了一篇，名为《一身正气,无私奉献》的章节（全文附后）,我十分高兴,这是对我在校工作的高度评价,这是用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荣誉。我值了！知足了！

师大附小现址

在我工作期间，从1963年到1972年我每月都按时拿20元补贴家用，那时候20元可不少了。我只留下10元5角作生活费及日常开支，我给母亲承诺，等我有了孩子就不拿钱给家里了。这事还要感谢我的婆婆妈郑素清，结婚后我每月拿钱给娘家，她没有一句怨言（因她和我爸妈早就认识，知道我们家里子女多很困难），我也是很同情郑素清妈妈，她24岁就守寡，守住她唯一的儿子，我1966年才与胡树权恋爱的。

结婚前，我每个星期天都在胡家帮助绞面，大门不出一步。 1969年元旦，我与胡树权结婚后，每天骑车往返学校与家中,途中要骑车40多分钟,每天早出晚归,冬天早晚都是摸黑赶路上下班，途中还要经过空军部队和面粉厂两个又长又陡的坡路,那时年轻,还是一鼓作气蹬上去了。我是家里唯一的年轻人，要帮着煮饭、担水、洗衣等。每天晚上还要帮着包面（一斤一把）。每到过年前，要大搞卫生，洗衣被，下午还要和母亲一起缝被子，当时的条件很差，是在两条櫈子搭的门板上缝，需要弯着腰，缝完被子后腰都直不起来了…。更为值得提到的事是，我有身孕时，每天还要挺着大肚子到附近的塑机厂池塘里挑水。当时我想，农村的妇女要生小孩了还在田地里干活，什么都要做，孩子没满月又下地干活了，她们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为此而感到对得起婆家的两位老人。特别是我为胡家生了一儿一女，让两位老人十分高兴，母亲逝世时，孙儿已满八岁，孙女也有六岁了，我想这也是给她老人家唯一的安慰了。

我与胡树权结婚后，共探亲三次。第一次是1969年7月暑假，到云南剑川，途经昆明再转一段火车，下车后要立即飞奔到长途汽车站乘车到下关，否则错过了时间要等第二天才有车。到下关部队后，正好与老胡错过见面的机会，他和首长一起到宾川考核干部去了。我只好随部队的运输车到了剑川，由老胡在部队的好友张德才接待了我。他临时把我安顿在一个陌生的部队家属家里（后来才知道他姓高，我叫他小高），留住了一晚，第二天胡树权回来后再转到了部队的临时家属院。我不愿意在部队食堂吃，各自在家里自己做（由部队提供柴米油盐）。

一个月左右的探亲假很快就到了，当时生活用品、各种物资都很欠缺，我回家时带了肥皂、冰糖、核桃、棉絮等，我把肥皂包在棉絮中背在背上，上面放上一大包核桃，两个手上还提着很多东西，部队的车把我送到绿丰火车站，再转昆明回成都，一路上都听别人在说：“这个女人还得行啊，一个人拿了那么多东西。”

第二次探亲是1970年暑假到河南安阳，我记得是老胡用自行车把我搭回部队的，到部队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老胡的部队当时是五十四军，纪律严格，看电影都是部队在一边，家属们排队集合坐在另一边。部队的家属管理员还组织我们打扫卫生，吃忆苦饭。老胡是早出晚归，只有星期天才能陪我到外面玩一天，这样的安排令我十分不快。

第三次探亲是1971年9月（因暑假期间全区教师组织学习），特批我开学后才去探亲（我那时刚调入沙河堡小学），在部队只呆了十多天，九月十三日晚，部队紧急集合，全团很快消失不知去向。几天后才知道是因林彪事件影响，五十四军是嫡系部队，全部队都转移到了防空洞内，断绝了所有通讯来往，来探亲的家属都劝其返回，我当时因要等一个即将到部队的老胡的好友的爱人小唐，而暂时未走，等小唐到了部队后我与她一起回了成都，还带她去成都人民公园玩耍，在成都耍了几天，她才离开成都回家。

经过每次探亲，体会了路途的艰辛，有时还有惊吓，再加之老胡家里的实际情况，我决心要让他提前转业回家。每次到部队时，我都会给首长述说家里的实际困难，部队的人每次来家里，我也会告诉他们家里的难处，特别是1972年6月生了儿子胡兵后，家里就更难了，上有老下有小，全靠我一个人承担。部队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忍痛割爱批准了我们的请求。（老胡留在部队发展前途很大，如果不转业，马上就要提拔了）在这点上，老胡的转业我是拉了后腿的…

调入沙小的第二年，1972年6月4日早上，我腹痛难忍，知道要生产了，母亲陪我到了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那里离我们的家很近），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痛苦的生下了一个又瘦又小的男孩（只有五斤多），这个小东西把我折腾了一天，生下后还没有哭声，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不断拍打小孩的屁股，边拍打还边说“打得你妈心痛、打得你爸心痛”，后来终于发出了哭声。这时我虽然十分痛苦、疲惫不堪，但因生下的是男孩，心里也暗自高兴，想到胡家的独子终于后继有人了。因胡树权还在部队，故给儿子取名叫胡兵。

第二年1973年12月25日早上八点过，我又顺利快捷的生下了老二，听医生说是个女孩时我高兴极了。那天我早上七点多去医院，晚上七点多就回家里了。这个小家伙很乖，每天吃了睡、睡了吃，只有饿了才听得见她的哭声，老二取名胡敏。就这样在一年半多的时间里，我完成了儿女双全的任务，也了确了对四个老人老胡和我的心愿。

两个孩子出生后，由于双方家庭都很忙，孩子就交给附近的一家相处较好的邻居（汪伯伯、汪姆姆）带着，每天我上班前送去，下班后再接回来。他们两老对孩子很好，照顾有佳，经常把他们分配的白糖给孩子吃……后来孩子两三岁了就送到了沙小幼儿园（我骑自行车前面搭一个，背上背一个）真辛苦啊…孩子再大一点又送到了402厂幼儿园（这时胡树权已转业分到402厂了），两个孩子在沙小读书到二年级和三年级后，我调入师大附小，他们也就到我校读书了，小学毕业后两个孩子都进了师大附中，我和老胡每天都忙于工作，没时间管他们的学习，更说不上培养什么兴趣爱好。初中毕业后，他俩因成绩一般，选读了职高，毕业后，他俩的工作在朋友的帮助下都到了比较满意的单位。在工作期间，两个孩子边工作边学习，虽然都拿到了电大文凭。在这一点上我和老胡还是觉得亏欠了他们很多。

回部队时在安阳公园

河南安阳公园

重庆万盛留影

海南三亚

三、我的父亲母亲和亲友

我的父亲李世才，1917年6月初九出生在四川遂宁，后来到了成都，帮过人，开过茶铺，他们一共有五姊妹（二爸、三爸、幺爸、孃孃）他们几姊妹都相处得很好。我的父亲是一个顾家和有担当的人。从我记事起，他的厨艺很好，平时能做出可口的饭菜与家人吃，逢年过节家里还会弄出一两桌招待客人的饭菜，吃后大家都称赞李伯伯的手艺不错。特别值得提到的事，我家六姊妹在困难时期，没有尝到挨饿的滋味。全靠勤劳的父亲，利用下班时间，在沙河堡牛奶场河边种了不少的红苕和芋头，有时晚上打着电筒还在浇水施肥，红苕和芋头成熟后，利用晚上的时候，借一个架架车一车一车拉回家（当时父亲母亲不在一个牛奶场，母亲在九眼桥附近的红瓦寺牛奶场），路上有人用三块钱一斤想买父亲的红苕他都不肯卖，可见他心中只有儿女和亲人…退休后不久，因胡树权的母亲1979年59岁时因急病过早去逝了，父亲和母亲来我家，帮助料理家事，父亲后来患了肝癌，73岁时在胡家去逝。

我的母亲蒋素华，1921年腊月初十出生在四川乐至，后迁移到成都与父亲认识结婚。母亲是一个能吃苦勤俭持家的人。从1943年9月我出生后，后面每隔三年都生了一个小孩，但前面四个都是女孩，总想生一个儿子继承香火（当时的社会都有这种风气），终于在1952年5月生下大弟李永泉，父母亲把他当成宝中宝。又在1955年生下二弟李永成，总算了确了父母的心愿。

当时家里的生活仍靠养奶牛，出售牛奶来维持全家生活了\，牛奶卖不了时，就自己家里的人吃，什么牛奶泡饭、黄油夹锅盔、牛初乳蒸后煎豆腐，按那时候的生活水平，应该是高级的营养餐了。

1957年公私合营，家里也过了一段苦日子，父母亲工资只有七十多元，要养活我们六姊妹，真是为难他们了。每月都是没钱了就向别人借，发了工资后又还这样一个月拖一个月。直到1963年我参加了工作，二妹李秀珍也到了蒙山茶场，三妹李玉贞1965年进了新华印刷厂，家里的日子才好过点了。

母亲在59岁时患了帕金森综合症，行动不便，几姊妹都曾轮流照顾，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后来又请人照顾，轮椅都坐烂了三个，前后拖了二十多年，于2005年冬至前去逝（去逝时快84岁了）。

这里顺便提及我的孃孃李世珍，由于她只有一个儿子，她家经济条件好些。而父亲有六姊妹需靠父母亲微薄的工资养活，实在是有些难。这时孃孃伸出了援助之手，经常帮助父亲，随时还给我们几姊妹点零花钱。

让我记忆最深的事，是1969年我和胡树权结婚时，那时物资匮乏，市面上什么都买不到，收到的礼品中多数都是红宝书之类的，唯有我们孃孃因她在成都人民商场工作，好不容易买到一床红色花纹缎面被单送给我们，我高兴极了，那是当时最好的礼品了…由于孃孃的无私付出，我们几姊妹都很尊敬她，逢年过节及她的生日，我们都会尽其所能表示表示。她是父辈中活得最长的长辈，93岁才去逝。

李家四姊妹

兄弟姊妹们

与7436厂朋友相聚

四、关于我家楼房的修建

关于我家楼房的修建

胡树权家原来往的是破旧而简陋的茅草房，1974年他妈妈存了些钱加上他的转业费，在洪门铺他大爷的帮助下，一砖一瓦亲自动手，将茅草房改建成有围墙的平房，有前后院，顶宽敞的。

1992年我和胡树权做了一件十分有经济头脑的事。当时，有朋友告诉老胡，下半年钢材、水泥等可能要涨价，我们就商议是否将平房改建成楼房，我们大概预算了一下，估计要六万多元，当时我们自己只有一万多元。我们达成决定修房的共识后，便大胆的迈开了借钱修房之事。我找表哥杨喜忠借了二万元，胡树权约上他的幺爸到云南兰坪找到幺爸女婿家向滕涛借了三万元，合计六万多元。我们请了亲戚罗远明帮助验收每晚运回的沙石等建材，还请了胡树权单位同事搞了一楼一底楼房的设计，共200多平方米。楼下临街修了三间铺面用于出租，后院修了一间教室大小的平房准备办学用，楼上有五间房。在大家的帮助和努力下，1992年底楼房终于落成，当时可算得上是周边一转有气派的人家了。不出所料，下半年各种建材均涨价一倍多，我们真幸运哦！

楼房修好后，前面临街的三个门面都租了出去，每月可收入一千元左右，当时我们看见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杂货铺，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打公用电话，星期天人更多。我们也有了安一部公用电话来赚钱的念想。当时安公用电话要申请审批很复杂很不好办。后来找了邮电学校一家长帮忙，花了八千多元安上了电话，请了一个人守候。那时候的公用电话真来钱，每个月都有一二千元的收入，最高时甚至可以达到三千多元。我们借的修房款，以后在几年的时间就还完了…

关于后院准备办学用的那间房，当时准备办一个幼儿园，在朋友吴桂芬学校借来了桌椅板凳，后来考虑到办学风险高、责任大，万一出点什么不安全的事就不得了了，便打消了办学的念头。后来只是利用暑假期间办了一个代管班，帮助学生完成假期作业，并请了我校的一个老师代管，这件事也办得不成功，搞了一年后也就没兴趣停办了。

后来有人想租此房开卡拉OK厅，并要求将三间铺面中间一间屋开一道门进出，由于当时给的租金还可以，便同意租给他们了。这件事我们考虑有点欠佳，可把我们害苦了。卡拉OK厅每晚十一、二点还有人唱歌，我们住楼上影响可大了，后来才慢慢的习惯了，只有在别人的歌声中是睡非睡。好在以后办卡拉OK厅要经审批才能办，他们就改成火锅店了。

几年后胡树权又请单位同事帮忙。利用废旧门窗买了些玻纤瓦把二楼顶上搭建起成了三楼，房子就更宽了（大概有300多平方米了），三楼用来煮饭、吃饭、玩耍，老胡还摆了一张写字桌在上面办公用。

几年后，因城市改造，农民搬迁，赖家新挢街道冷清了，房屋也无人再租了。我和胡树权也于2001年搬到了师大明珠苑去住了（由于是福利房，140多平方米四室一厅只花了十三万多元）

我们搬走不久，楼上的门窗就被小偷破坏，一座三层的楼房孤邻邻的空闲着无人敢租。后来只有廉价租给了一个收废品的人，每个月仅300多元。直到2009年，由于国家征用，找到我们谈赔偿问题，我们及孩子们都不愿意去附近的小区，就按市场价赔偿给我们260多万元。我和胡树权都没有想到赔偿款这么多，高兴极了。此赔偿款我们和儿女都受益，女儿同意多分点给哥哥，我得到了50万元。这是我人生中得到的第一桶金。

2007年女儿胡敏在万科魅力之城四期买了房，她为了照顾我们，也叫我们从师大明珠苑搬到了她原来往的大观城市花园一期，这里离她的新家很近，步行也就二十多分钟。

我们搬到大观城市花园后，胡树权花了二十多万元进行了全面装修，并在后园搭建了玻璃顶棚，修了围墙，改造了厨房，多了一间十余平方米的麻将房。

我们搬到大观城市花园后，原明珠苑的住房就出租了，由于租户不爱惜房屋损坏较重，那里房屋楼层间距又矮，我们商议之后，以100万的价格出售了，我也就成了无房户了…

我是一个从不计较钱的人，我的孙女在我校读书六年多，请了龙泉驿的大姐来照顾，每月三百多元的费用及四个人的生活费，都由我支付。后来孙女读中学、高中、大专及专升本的费用，全部都是我支付的。

胡树权退休后，我们出国及省外游，基本上是我付的钱。记得一次到美国，19天的吃住行（包括儿媳妇共三个人）共花了九万多元，全部都是我付款，可见我就是一个无私的人。

母亲生病住在二妹家，我每月也按时拿200元补贴家用，我对姊妹们说，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母亲住在那家，其余姊妹没出力就出钱。当时大弟在做生意，他的经济条件较好，每月他都比我们拿得多些。由于我的无私和宽容，我和胡树权从没有为钱的事扯筋和闹不愉快。

照片是我与母亲在新楼房里的留影

五、我的退休生活

退休后,我和胡树权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决定趁脚腿还硬朗,应该到处走走看看。先到了西欧七国、美国、日本、印尼巴厘岛、斯里兰卡、迪拜、东南亚，俄罗斯，也到过台湾等地。

工作期间，我由于有寒暑假，走的地方就更多些,中国29个省都蜻蜓点水去过了不少地方。记忆较深是和老胡去过长江三峡往返19日游(从重庆到了上海.又乘汽车去了南京、苏杭、无锡。我们还和朋友乘坐《量子号》大型游轮,从上海到了日本。我还与学校的同事到过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柬埔寨、越南等二十几个国家。

回顾我的一生,我是无私奉献的一生,上对得起组织！下对得起两家父母,兄弟姊妹,亲朋好友！我为我的一生感到骄傲自豪！

我和女儿在斯里南卡留影

迪拜留影

在日本与龙江路小学学生留影

荷兰、法国旅游

最好的闺蜜贵芬八十岁留影

亲密好友合影

胡树权战友朋友合影

与7436厂朋友合影

北海合影

蒙顶山景区合影

谢祥琼爱人王老师79岁生日留影

云南弥勒

云南弥勒

北海相遇好友

六、一些交待

我给儿女们说:“妈妈那些年虽然辛苦,为工作,家庭付出了很多,但退休后我们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这辈子我值了。80岁前自学吹会了《电吹管》，由于它轻便易学，调音也方便，我真喜欢上它了，现已会吹几十首曲子，有的曲子还可以自配独唱，自我感觉良好。现在我每晚7点半至9点，按时在手机上，跟着重庆的黄老师学习电吹管的技巧吹法，提高较大，同时也学到了不少新歌。人就应该有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其它器乐，如葫芦丝、口琴、笛子、钢琴也会一点，唱歌也是我一大爱好，从小唱到老，从退休后直到现在，我一直参加了学校的《尚美艺术团》合唱队，以前参加老胡战友们的聚会，必有我的独唱节目，什么《兵哥哥》《妻子》《永远是朋友》《故乡的河》等，有点自我陶醉。现在年纪大了，高音唱不上去了，器乐方面的艺巧也跟不上了，吹得不完美，但我这个年龄，达到自娱自乐就行了。

人都有离开的一天，我去世后你们不要伤心,这是自然规律…去世后如眼角膜能用,就捐了吧！我的眼角膜能给人以光明,就等于我还活在世上。 另外身驱烧了后,大部分洒入《九眼桥》的河中。(我在那里出生,几十年都生活在东边)剩下少许骨灰可埋在卧龙寺父母墓后的柏树下,你们去看望爷爷婆婆时也就看到我了。 如我生病能很快离世，这是我的福报,不拖累儿女,不给你们添麻烦是我最大的心愿。但如出现其它想不到情况,如没有生命体症,就放弃抢救治疗，千万不要靠插管引流食物等手段来维持生命.这样活着没有什么意义。如行动不便,头脑清醒,送我到较好一点的养老机构,与那里的老人共度余生。

我是一个性格十分开朗的人,在我的一生中也遇到一些让人不快的人和事，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生气不呕气,时刻牢记一句话“不要用别人的缺点错误来惩罚自己”，遇到不高兴的事，立即哼上几支小曲或听听音乐就过去了，所以每天过得很快乐！

我为自己是一个经济能独立、生活能自理、自尊、自爱的女人而自豪！

八十岁生日姊妹弟兄们合影留念

附：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文章（十年辉煌2009～1999）

《无私奉献 一身正气》

-记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副校长李金秀

在困难中开创新局面

1981年因为需要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李金秀调入师大附小。 当时的附小，操场是师大的露天电影放映场，尘土飞扬，破烂的校舍就分布在所谓的操场四周。不说安全保障，就是连清洁卫生都无法保障。 每次放映电影之后，纸屑遍地，垃圾成堆，甚至教室里都有大小便。李金秀一看这情形，心冷了半截。但她很快就想到要改变，要用自己的行动改变这一切。

作为大队辅导员，主管学生思想工作。她从学生日常规范抓起，从最基础的清洁卫生工作抓起。建立制度，提出要求，组织学生进行检查，由学生打分，每周评比。环境是如此恶劣，有时下午打扫干净了，晚上一放电影，第二天又是一塌糊涂。再加一些老师不理解，觉得只要学习成绩好、 分数高，清洁不好有什么关系？还有的人不认真上队会课，把应该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时间用来讲语文、数学。她坚持天天巡察，对违规者当面指正、以确保朝会、队会切实用于德育教育。初来乍到的她，确实是困难重重。但李金秀工作上有一种韧劲，只要认准是正确的，她就要坚持到底， 她认为，坚持就会形成习惯，习惯就是不成文的制度。

接着她规范少先队中队建制，培养小干部。至今让她难忘的是有一年少先队建队纪念日(10月13日)，全校举行了隆重的少先队检阅式。每一个中队都有一个主题，分为鸽子方队、鲜花方队、红缨枪方队等。她所教的班是红缨枪方队。那一支支红缨枪是她亲手领着孩子们做的，买来红漆涂枪杆，用银粉涂枪头。当孩子们扛着红缨枪，呼着口号，整整齐齐地通过主席台，接受来自全区学校代表检阅时，李金秀心中充满自豪，因为她知道，新的局面终于打开了。

接着，李金秀和大家一起，成立了少年军校，这是成都市的第一所少年军校。学生轮流到部队训练、参观，接受国防教育，学习解放军的优良作风，这对孩子们一生都会有深远影响。在授牌仪式上，部队首长来了， 省市区领导来了，从双流远道赶来的一个连队，专门为孩子们进行了军事表演。孩子们身着迷彩服，端端正正立在操场，像真正的军人一样。附小的少先队工作又揭开了新的一页。李金秀先后被评为市优秀辅导员、区优秀德育工作者、区良师益友。

1984年，李金秀任师大附小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那时已经开始有了打破大锅饭，多劳多得的思想意识。李金秀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教师中发放“红包”，拉一拉分配的差距。实际，那时经费非常少，“红包”中也没几元钱。但这一举动在学校引起喧然大波，不少教师不理解，表示反对。在平均主义的体制下，人们已经形成习惯思维。要改变人的认识，确实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那时，教师之间不团结，班子内部思想不统一，作为主持工作的副校长，确实非常难。但是她想，再难也要把工作做好。

作为领导，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胸怀宽广。李金秀从来都是坚持原则， 对事不对人，处事公正，待人公平。即使反对过她的人，只要工作有成她从不计较对自己的态度。她还特别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用人之长是她工作作风的一大特点。她发现梁捷灵老师工作很有能力，便大力扶持。一次，梁捷灵带的一个班竟然排练出一台节目，李金秀知道后，就安排在3 月文明礼貌月为全校演出，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此后，梁捷灵老师一直发展很好，教学不断出成果，论文经常获奖。

那时候，李金秀就发现谢祥琼工作有能力，能说会写，动手能力很强， 经常在学校看书看到很晚，她就非常佩服。现在回过头去看，她说，学校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直到谢祥琼主持工作后才真正解决。

兴家犹如针挑土

1988年，谢祥琼主持学校工作后，所抓的第一件事就是领导班子的团结，她定下了规矩，凡是集体通过的决议坚决执行，凡是内部的意见分歧， 一律不能外传。个人意见可以保留，但行动上必须服从集体决议。李金秀坚决支持谢祥琼的工作，并在以后艰苦的岁月里和她并肩战斗。

谢祥琼从沿海参观回来后，带回许多新的信息，为了改造附小危房， 提升办学档次，提出了开办住校部的设想。班子进行了反反复复的研究， 李金秀给予了坚决支持。在发动教师集资时，她带头拿出了2万元，以后又拿出了4万元。这不仅是她当时的全部家当，其中还包括了找亲戚朋友筹借的一部分。

此后，李金秀就担负起住校部的管理工作，这是一项从没做过的全新的工作，需要的是高度的责任感、大胆的开拓精神，但更多的还是无私的奉献。

新的住宿楼还在修建，招生工作就开始了。到荷花池、琉璃场、双流棠湖公园，每个星期日就是招生的日子，将牌子一摆，就开始发宣传单， 向人们解说。那时，头脑中根本没有报酬补贴之类的概念，想的就是学校的发展，想的就是当领导就应该奉献。这样艰苦的工作一干就是几年。第一年，招收了23个学生，以后每学期成倍增加，80,100,200,400。 这固然是住校部教育教学质量高，赢得了家长信任的结果，但同样也和锲而不舍的艰苦的招生工作有关。

“兴家犹如针挑土”，为了节约每一分钱，开办住校部时，所有的床上用品、窗帘等等，都是自己一手缝制的。李金秀永远记得住校部的草创期， 当时一起奋斗的有李从容、谢彬等老师。李从容有一部缝纫机，搬到学校来，一有空，住校部的生活老师就脚踏机器，进行缝制。那时，到荷花池批发物品，老板总是要问:“发票开多少钱？”那意思是可以多开。但李金秀马上说:“我们是给学校买的，是多少开多少。”她主管住校部多年，从没占过一分钱的便宜。这种作风被一直继承下来，并成了学校的规章制度。

住校部一成立，李金秀就和大家一起定下铁的规矩:不能收受任何家长的钱物，不能接受任何家长宴请。一旦违反，严惩不贷！有一年中秋， 有家长送来月饼，不知道是谁送的，无法退回，扔掉又可惜了，于是李金秀决定，在会上由全体生活教师分享，每个人分到一小牙。这一小牙月饼向大家表明，在住校部，没有私下利益，只有公共利益，原则必须坚持。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不仅难在物质匮乏，更难在创立一种精神。开头的人立下了好的规矩，后来者才有遵循。李金秀作为开创者，为后来住校部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发展基石-一身正气，不循私情的精神。

对孩子，李金秀付出了她全部爱心。刚住校的孩子，生活肯定不习惯， 如果一个孩子开始哭，就可能引发全寝室的都哭。这就要细心观察，及早发现孩子情绪变化，要花大量时间去照顾和安抚。要会鼓励:你真勇敢: 要会激趣:老师给你讲一个故事；要会分散学生思家的情绪:你很能干， 来帮老师做一件事。无论孩子怎么哭闹，都必须想办法解决，不能给家长打电话，不能给家长添麻烦，一定要家长放心。至今李金秀还记得一个姓肖的孩子，刚住校时，又哭又闹，踢人、碰墙、打滚，在他身上不知花了多少精力。后来，这个孩子发展很好，还当上了中队长。这种爱心、细心和耐心，还有许多方法、事例和经历，都是逐渐积累起来的住校部的宝贵财富。

为了加强管理和为学生提供细致的照顾，学校决定，低年级小学生的寝室，由一位生活教师专管一室。这在成都市也是没有先例的。这一举措， 无疑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产生了相当好的影响。

李金秀说，当领导的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决不允许搞任何特权。她自己总是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对其他干部也同样这样要求。学校制定了住校部值班制度，干部每日轮流值班，负责住校生活动、就餐、晚自习、就寝等全过程，巡视校园，检查清洁，处理偶发事件，并作好记录。一次，她查到一个值班干部没记《值班日记》，对他的工资照扣不误。没有理由，不需作解释，制度必须执行，铁的规矩不能破坏。

从制度的建立，到生活教师的培训；从作风培养，到经验的积累；李金秀经历了住校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全过程，付出了她全部心血。

正是李金秀和全体生活教师的共同努力，才赢得了家长的充分信任。 许多家长反映，他们把孩子送来住校，就是看中了我们学校的管理，看中了我们教师高尚的师德。这正是住校部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1998年，李金秀退休，后返聘担任学校督导，工作至2004年。 在任督导期间，李金秀负责制度检查，每一个细节她都不放过，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落实。她的公正和刚直，赢得了大家的信服和尊重。

回忆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的经历，李金秀谈得最多的还是精神，她说； 路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事业是一招一式干出来的，决不是耍出来的。 干事业，靠的是正气，靠的是精神！

现在，李金秀退休了，安享着幸福的晚年，但她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学校，关心着她钟爱的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