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伟教授：一项需要自上而下推进的反腐制度

曲平

游伟教授：一项需要自上而下推进的反腐制度

【内容摘要】在官员个人收入、家庭财产透明、公开和接受民众监督上，虽然也需要有徐州贾汪区那样的探索，需要基层实践的经验积累，但我们更愿意看到，这种公开透明的举措能自上而下地推动，能从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那里开始起步，并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的、真正具有“法治化”意义的官员个人及家庭财产状况的“阳光法案”。

官员财产公开是预防和检测腐败的一剂良方。我一直想问，现在试点和探索工作究竟做得怎样了？ 记得广东省召开第十一次党代会时，当时的媒体报道称，其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下一步要进行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的试点。由于广东省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的排头兵、试验田，也始终是舆论聚焦的一块热土。因此，这一消息曾引来社会各界的关 注和热议，人们期待这项试点工作能够有一个情况总结和反馈，看看是不是真正取得了实效，或者能不能产生可复制、可推广得效用。2012年底，广东省确定3个财产申报与公示的试点县区，不过此后一直未见后续报道。

就在同一年，又见媒体报道称，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的600名科级干部，根据规定在网上晒出全部“家底”，而且，这次不是在机关内网上晒，而是晒到了外网，这在全国也市独家之举。而从这次公布的财产状况来看，也比较详细。比如，“朱珺，区财政局副局长，分工行政、政法、科教文财务管理和核算中心。共有住房三套：一套位于团结路1号，自住；一套位于天智大酒店南，父母居住；一套在传世基业小区，对外出租。除每月5000多元工资收入外，有部分投资收益。配偶在小学任教，儿子在国内读大学。 ”但是，以后提任是干部是不是也是如此，同样不得而知。

其实，关于官员个人及家庭财产向社会公告并接受监督的讨论，由来已久，且一直是热议话题。根据政府治理的经验，这项被称之为 “阳光法案”的制度，确实是预防和监察官员清廉的一把利器，早已成为法治国家制度反腐的共识和实践。因此，在我国，每当有这方面的地方性探索或进展动向，都会引来各方关注，并成为制度完善的推动力。

就目前情况看，具有社会公示意义的官员统一财产公布制度，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的制度基础。但由于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和民众的不断呼吁，一些地方早在多年前就开始探索推行干部财产的透明化机制。 比如2009年1月初，新疆阿尔泰地区首批55名县（处）级领导干部网上公示他们已申报的财产资料，接受社会监督；同月中旬，浙江慈溪施行“廉情公示”，向社会晒出了700名官员的资产 “家底”；重庆市也从2010年起，开展对司法机关部分重要岗位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试点，强调凡不申报或虚假申报的司法官员，一律就地免职；浙江省平湖市则实施了拟提任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考察对象被要求填写 《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后，还须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纪委、组织部门进行核实，保存财产申报信息，通过核查后方可任职履新；湖南省浏阳市对当时拟升职的75名领导干部，在浏阳党风廉政网上公布了他们的年收入、房产、投资、车辆等所有财产；而2012年后，江苏省一些地方推进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也是风生水起。但这些“公示”也大多限于机关“内部”。因此，上述徐州贾汪区的做法被媒体赞誉为“最彻底”的模式，尤其引人注目。

来自地方的“探索”和“尝试”在得到肯定的同时，舆论对这种制度的合理性、科学性乃至可操作性、长久性等提出一番议论，更多的人士则希望地方的探索最终能够推动建立一个统一的“阳光法案”，从而使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常态化、法治化。

的确，从严治吏、廉洁从政的制度和措施，虽然可以进行某些地方性探索和实验，但却不能各自为政、各显神通，需要在充分调研和利益考量的基础上，尽快统一思想、统筹兼顾和通盘设制。严格来讲，它应该是一种由上而下、全国统一的“法治化”制度安排。这是因为，在我国，无论是哪一级官员，也无论他们在哪一个岗位上履职，都是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廉洁从政”要求履行职责，特别是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在接受民众的监督方面，应当比低层级的官员或者普通公职人员境界更高、自律更强、要求更严。

所以，在公职人员的个人收入、家庭财产的透明、公开和接受民众监督上，我们虽然也需要像广东、徐州及其他地区那样的试点和探索，也需要有基层实践的经验积累、完善操作，但更希望看到这种公开透明的举措能够自上而下地推动，能够从高级别的官员开始起步。 人们注意到，先前已做探索、实践的不少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其工作的开展一直受到较大的阻力。一些媒体跟踪报道也显示，包括新疆阿勒泰地区在内的绝大多数地区的“阳光法案”行动，最终都已停顿了下来。

因此，舆论自然也对一些地方推进的这项改革“试点”充满着期待，也希望它能够更为科学、持久和受到各方的好评。不过，担忧也是存在的，因为“阳光法案”毕竟不同于地方性立法规范，它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多的“地方特色”，而是必须下决心、有勇气进行“上行下效”式持续推动的一项举措。只有从“上”开始推动，才可能真正起到示范作用，也才能够逐步向“下”推开，最终形成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全国性防贪治腐制度。当然，官员从政清廉规范的地方性探索或实验，总是难免有各自为政的弊端，严格来讲，它在本质上应是一种自上而下、上行下效的全国一体化制度安排。因为在我国，无论是哪一级官员，也无论他们在哪一个岗位上履职，都必须依照《公务员法》“廉洁从政”的要求去做，他们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都是“平等”的，非经法律的“特别规定”，不会有“地方性”差异，更不能享受额外的特权。从法理上讲，唯一可以成为“例外”的，就是在接受民众监督方面，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的要求应比低层级的官员或普通公务员更严。

所以，在官员个人收入、家庭财产透明、公开和接受民众监督上，虽然也需要有徐州贾汪区那样的探索，需要基层实践的经验积累，但我们更愿意看到，这种公开透明的举措能自上而下地推动，能从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那里开始起步，并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的、真正具有“法治化”意义的官员个人及家庭财产状况的“阳光法案”。

（文章来源：“现代社会主义智库”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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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游伟教授，祖籍广东，出生于上海，先后任职于华东政法大学科研处、司法研究中心，上海市虹口区法院、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分管并兼任《世纪）杂志社社长），担任领导职务。曾任全国青联委员、上海市长宁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知识分子联谊会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法制委员会主任、华东政法大学主任委员、《华东刑事司法评论》主编等，荣获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为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诗书画研究会海派文化委员会主任，上海财经大学、上海政法学院、福建江夏学院法学院等高校兼职、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