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谈读书

原因

有这么一个笑话:某秀才的小儿夜哭不止,百般哄劝无效，秀才娘子忽生良策：“相公，快拿一书来!”秀才大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娘子解释道:“你不是也一捧起书就发困吗？”

可见视书本为催眠剂、疲乏源的，从来就不乏其人。

但书籍对于我却是一剂强心针，一盒十全大补丸。在“革文化的命”的年代，由于父母受到迫害，我曾遭受社会的歧视、生活的厌弃。但只要一捧起几经周折才借到的书，所有的沮丧似乎就远遁了，我心里就会燃起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信念。

世界上存在着书籍，不能不让人暗自庆幸。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正值“文革”后期，由于父母被监禁，我被轰出单位的公寓，租住于边远小镇的一户人家。我白天打零工糊口，夜晚百无聊赖时就会翻看搬家时带来的一口木箱。由于它的破旧、粗陋，竟逃过了那些紧盯着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眼睛的搜缴。打开箱子，扒拉开一层废旧报纸，下面凌乱地摆放着一摞书。在一本已撕去封面的小说集里，我遇到了泰戈尔的《喀布尔人》这篇文章。尽管我自命是一个倔强的人，连父母被抓时也吝于流泪，但那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被强烈震撼的我冲出了房间，这个故事让我懂得了“同情”和“悲悯”这两种高贵的情感，懂得了生活的可爱，哪怕其中陈横着苦难。

读书使人变得睿智。契诃夫在一篇小说写过这么一件事情：一位银行家与一位年轻律师打赌——如果后者能在15年中不迈出屋子一步，他将从银行家手中赢得200万卢布。律师同意打这个赌，但前提是准许他读书。结果，在律师即将取胜，银行家恐惧自己破产而准备杀害对方时，发现律师已放弃取胜的结果不要钱财而自行出走了。让律师大彻大悟的因素是什么?是书!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结局。但那位律师读书的情景更引人深思:第一年读娱乐性书籍;第二年读古典小说;第五年不读书只是写和哭;第六年热心地学习语言、哲学、历史;第十年只读《圣经》一本书;以后的阅读完全不加选择，从化学、医学到哲学、神学，无比驳杂。

这也许说明，各门学科之间是有着广阔的边缘地带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并非绝然对立的峭壁。这是两棵枝叶交叠，根系相缠的长青树。成为一只轻灵的鸟，从这棵树的枝头跳向那棵树的枝头是一种快乐，其中有飞的情趣，栖息的静谧，自由自在的怡然。

这个故事也道出了读书需要博杂的道理。

当然，读书除了“博”，更需要“精”。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届“青春诗会”在延安举行，所有当时的实力派诗人，如北岛、顾城、江河、杨炼等几乎都参加了。在会议地点住下之后，就寝前每个人都打开行李箱，拿出一本书来看，结果发现，大家不约而同拿出来的书，都是惠特曼的《草叶集》。也就是说，那些新锐诗人，都在从《草叶集》中吸取养分。这是他们共同精读的一本书。据说，沈从文当年北漂到北京，行囊里带的反复阅读的就是一部《史记》。而因写了《陈奂进城》一度驰誉文坛的高晓声，在书籍奇缺的年代找到一本破旧的《聊斋志异》，反复阅读而从中获益。

可见，对于读书，博览和精读都很重要。

当然，并不是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每一段文字都能使人有读下去的兴趣。这种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不勉强自己。比如你可以不从头读一本书，而是随手翻到哪页就从哪页开始读，不想读的地方就毫不顾惜地跳过去；比如你可以同时交替地读几本书，读这本累了，就另换一本。我总认为，只有你高兴读的东西，才会对你有所裨益。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读书，岂不太不正式了？其实，养成见书就随手翻读，喜欢读书习惯的习惯，比头悬梁锥、刺股地去苦读一阵子要重要得多。陶渊明说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三国演义里说诸葛亮“读书只是“观其大略”、郭沫若也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这也说明一个人不能读死书、死读书，成为书虫。只要开卷，就会有益。

如果说，“做什么都得有诀窍”这句话里还包着某些正确的因素，那么，读书的诀窍就在于能它当作一件趣事、乐事。

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最好的读书姿势是躺着。理由似乎有三：一是躺在半床书旁边，与书亲密无间，自然就在心理上与书中世界缩短了离；二是气氛轻松、情调浪漫，不易疲累；三是的各种姿势中，躺卧是最开放的一种。全身心处敞开状态，新鲜深刻的精神养料易被吸收。愿多读一点书的朋友，也许可以一试。

说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