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Al点评: 《我的文字生涯》</p><p class="ql-block"> 文字托举的人生</p><p class="ql-block">一一 论尹育民《我的文字生涯》中的职业叙事与精神图谱</p><p class="ql-block">在当代汉语散文的星空中，存在着大量被文学史忽略的"职业写作者"的自述文本，尹育民的《我的文字生涯》正是这样一部值得深入解读的"写作生命史"。这部作品以自来水公司宣传干部的视角，展现了特殊历史语境下一位体制内文字工作者的职业轨迹与精神世界，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个体的写作历程，更折射出中国基层文宣系统数十年的生态变迁。当我们将这部作品置于"职业写作研究"与"单位文学"的交叉视野中审视时，会发现它蕴含着远比表面叙事更为丰富的文化密码。</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一、"托文"美学的政治经济学</p><p class="ql-block">文章开篇创造的"托文"概念，构成了理解作者写作伦理的核心密钥。"托文"即"受托写文"，这个自造词精准捕捉了体制内文字工作的本质特征——写作者的劳动价值永远附着于组织需求之上。从领导讲话稿到《武汉公用事业志》序言，从计生工作总结到党建杂志撰稿，作者的写作始终处于"受命而作"的状态。这种写作模式形成了独特的"委托-代理"关系：写作主体让渡了部分创作自主权，换取组织认可与资源支持。在描述为建委党建杂志撰稿的经历时，作者连用五个"不懂"的排比句，生动展现了体制内写作任务传导的突兀性与不可协商性，而最终"肃然起敬"的态度转变，则揭示了职业写作者对组织逻辑的内在认同。</p><p class="ql-block">"托文"现象衍生出特殊的修辞策略。在应对不同委托方时，作者发展出令人叹服的文体转换能力：为计生工作撰写的材料充满"避孕率、服药率、手术率"等专业术语；党建文章则需把握政治话语的精确分寸；而《托起明天的太阳》这类文艺创作又需调动诗意表达。这种"文体多面手"的养成，实则是组织需求倒逼的适应性进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红包叙事"——多次出现的"润笔"场景构成了体制外罕有的写作报酬形态，既非市场化的稿酬也非纯粹义务劳动，而是带有情感交换性质的符号性补偿，体现了单位制度下文字劳动的特殊交换逻辑。</p><p class="ql-block"> 二、宣传干部的双重角色困境</p><p class="ql-block">作为长期任职于国企宣传部门的"文字工作者"，作者生动呈现了这一群体的角色张力。在1988年武汉水荒危机中，作者同时扮演着企业危机公关者与事实记录者的双重角色。《"水荒"缘何困绕江城》等文章既要"为企业争取资金和政策鼓与呼"，又需保持新闻写作的基本真实，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写作状态，塑造了特殊的职业意识形态。文中列举的十篇供水报道标题，构成了一部微型的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史，也展现了宣传干部如何通过策略性叙事在组织利益与公众知情权间寻找平衡点。</p><p class="ql-block">宣传部门的组织变迁同样耐人寻味。从政工组到宣传科的名称更迭，从手工刻板印刷到建立互联网站的技术飞跃，作者亲历了国企宣传体系的现代化转型。而"武水有线电视台"的建立细节尤其具有时代标本意义：利用职工宿舍既有有线网播放自制新闻，晚上六点四十分准时播出，这种"单位电视台"模式既是对央视权威话语的地方性模仿，也是企业共同体意识的媒介化建构。在互联网初兴的1998年即创建《武水在线》，则显示出国企宣传系统对新技术的敏感，这种前瞻性投资使企业得以"抢占舆论高地"。</p><p class="ql-block">更深刻的角色冲突体现在文化生产领域。当作者创作《桂花飘香》这样涉及右派问题的剧本时，个人艺术表达与组织审查之间产生微妙博弈。文中记述该剧"在区宣传部审查时受到非议"但仍获演出二等奖，这种矛盾结果揭示了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管控的弹性空间。而《粉墨奇冤》从剧本创作到拍成电视剧的"几经磨难"，则完整呈现了体制内作者涉足商业文化生产时面临的双重评估体系。</p><p class="ql-block">三、单位文人的知识谱系与精神史</p><p class="ql-block">作品无意间披露了国企宣传干部独特的知识构成。年轻时期在政工组接触的马列著作（《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构成了思想底色，而同事赵玉虎在职工宿舍研读《资本论》的细节，则展现了文革特殊年代基层惊人的理论热情。这种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教育，与后来应对市场经济所需的实用文风之间产生的认知张力，造就了作者这一代"单位文人"独特的话语风格——在政治正确框架内寻求有限的表达创新。</p><p class="ql-block">文本中蛰伏着一部微型的单位文艺兴衰史。自来水公司曾经活跃的文艺骨干（洪重光、黄凤英等），职工创作的《闯新路》《收费员之歌》等作品，构成了令人惊讶的企业文艺生态。这种依托单位工会系统的业余文艺创作热潮，是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其集体创作模式、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与专业文艺创作形成有趣对照。作者作为参与者记录的这些细节，为研究中国群众文艺提供了珍贵田野资料。</p><p class="ql-block">退休后的写作转型同样具有代际典型性。从组织化的"托文"写作转向社区门栋长身份的纪实写作，从政治论文创作转向微信连载章回小说，这种写作轨迹映射出体制内文字工作者晚年常见的精神调适过程。社区书记"带人大包小包上门慰问"的细节，延续了单位制度的情感交换逻辑，而《唐伯虎卖画》这类游戏笔墨，则终于实现了有限度的创作自由。</p><p class="ql-block"> 四、职业自传的叙事智慧与历史价值</p><p class="ql-block">作品采用的双线叙事结构颇具匠心。主线按时间顺序铺陈职业历程，副线则以"第一次"为标记串联写作生涯的关键节点，这种经纬交织的叙事策略，既保证了回忆录的历时性完整，又突出了职业身份的认同建构。在记录1966年第一次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时，作者特意注明署哥哥尹泽民之名，这个细节既反映了特殊年代的政治谨慎，也暗示了写作主体性的长期缺失。</p><p class="ql-block">文本的史料价值不容忽视。文中详细记载的《城镇供水职工职业道德》编制过程、多部企业内部出版物（《让历史永远铭记》《新闻作品选》等）的编辑始末，都是研究国企文化建设的一手材料。而宣传部门进出的大量年轻人（覃诗章、祝焰等）后来的职业发展，则呈现了国企文宣系统作为人才孵化器的功能。这些看似琐碎的记述，共同拼凑出一幅改革时期国企人文生态的全景图。</p><p class="ql-block">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写作生命记录，《我的文字生涯》最终超越了个人回忆的局限，成为观察中国单位文化的一个精妙切片。当作者以"文如其人"的匾额作结时，实际上完成了一种职业身份的终极认证——在体制与个人、集体与自我、政治与艺术的复杂博弈中，这位"文字托举者"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意义支点。这种通过文字建构的生存智慧，或许正是所有职业写作者共同的精神密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