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山大学历史回顾•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100周年纪念......

文史编委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20世纪20年代由前苏联政府、共产国际出资承办，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的一所特殊大学，其办学时间仅有5年，招收的学生也仅有1000多人，但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其他大学无法比拟的。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缘起与筹建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共产国际和苏联为了纪念孙中山，以及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而创立的一所特殊的高等院校。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走向，从此，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构成了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孙中山在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屡战屡挫的困境中，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希望。因而，孙中山十分关注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发展，在中国最先发出了同情俄国十月革命的呼声。1918年元旦，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在其社论中指出：“俄国革命之要求惟何？曰人权，曰民权。惟争人权也，故非达农民工民生活之改善不可；惟争民权也，故非革命专横之王家及贵族而建设民主政治不可。吾国之革命要求亦然也。”当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对在东方寻求同盟者的兴致正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欧洲出现的革命浪潮，由于匈牙利和德国革命失败而迅速消退。这时，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俄国共产党人，为了打破所处孤立处境，开始认真地在东方寻找同盟者，中国及其革命领袖孙中山就成为最好的目标。为此，共产国际于1921年派特使马林来到中国与孙中山会唔。孙中山从马林的言谈中认识到：“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他决心“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并根据自身的体验，开始从“向西方学习”逐渐转向“以俄为师”了。这次会见后，苏俄进一步加强了同孙中山的联系并加大了对其援助。1923年1月，《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公开确立。这一政策又促进了其“联共”的进一步发展。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其原有的三民主义作了新解释，采纳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的基本原则，大体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至此，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在中国革命形势日益勃兴和苏俄经济迅速崛起的背景下，1924年5月，在苏俄帮助下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开办，为中国大革命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军事骨干。苏俄军事顾问帮助训练的军队，军事素质、政治水平均有很大提高，为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做了充分军事准备。同时，随着中国革命深入发展，对经过系统训练的政治骨干力量的要求日益迫切，急需一大批具有一定革命理论水平的政治干部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发挥指导作用。因此，为中国革命建立一所培养政治理论骨干力量的学校，已是势在必行。1924年，卡尔·拉狄克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访问中国，在广州会见了孙中山。两人在谈到刚刚创办的黄埔军校时，拉狄克认为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只有一个黄埔军校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培养政治工作干部的学校匹配才行。孙中山听了觉得有道理，便与拉狄克达成口头协议，在莫斯科创办一所以孙逸仙命名的新型大学。随后，拉狄克便把与孙中山达成的口头协议向中共中央作了通报。这所为国共两党培养干部的学校，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并指定两位中共同志协助进行筹备工作。一位是早期著名共产党员俞秀松，一位是移居俄国的华人杨明斋。俞秀松后来在创建中山大学图书馆和附属中文印刷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征集大批中文图书，购置了印刷机等。杨明斋在中山大学筹备伊始就在上海负责接待和安排中国学生赴莫斯科的工作。1925年11月，他亲自带领第二批学生去中山大学。而后，他又在学校总务部门工作，成了中山大学经济部副校长的助手，相当于国内大学的总务长。卡尔·拉狄克返回莫斯科后，即刻将与孙中山达成的口头协议及他本人的一些具体设想，向苏共中央作了详细汇报，得到了苏共中央的肯定与采纳，并决定由他负责建校的一切筹备工作。同时，根据他的建议，决定办学的全部预算从银行储存的前清政府庚子赔款中拨付，并拨给一所农业学校的校舍作为校址。这幢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沃尔洪卡大街的四层楼方形建筑，共有100多间房间，楼上为教室、办公室、教研室、图书馆等，楼下设有餐厅等。正当建校准备工作即将完成之际，孙中山溘然逝世。拉狄克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孙中山的遗产》的文章，文中说：“孙中山一生的伟大在于奋发向前，每遇失败，总是注意总结经验，学习新的东西，振奋精神继续前进。孙中山播下的种子将结出丰硕之果。”随后，拉狄克即请苏共中央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式成立，一切筹备工作就绪。莫斯科中山大学从成立伊始，就明确规定其基本职责是对中国社会工作者进行社会政治教育。由于中山大学并不是一般的高等院校，因此其办学体制比较复杂。它的领导体制经由第一任校长拉狄克的提议，经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139次会议讨论通过，决定采纳实行联共（布）中央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管理的体制。为了便于领导，中山大学设有理事会，1926年夏，邵力子作为国民党驻共产国际的常驻代表成为中山大学理事会成员之一。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劭力子悄然离开莫斯科。此后，在中山大学的理事会中，就不再有国民党的成员了。在中山大学筹建工作就绪之后，1925年10月7日，鲍罗庭在国民党政治会议第2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时，其全称为“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简称为“孙逸仙大学”或“孙大”，习惯上称为“中山大学”或“中大”。国共分裂后，该校于1928年改称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直至1930年秋停办。

国共莘莘学子云集“赤都”

1925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办，为渴望奔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学习的有志青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顿时，赴俄留学成为一种时尚。达官显贵、商贾富豪、儒林学士、军旅行伍、平民百姓等不同阶级和阶层人士的子女，均跃跃欲试，渴望能够赴俄留学。为适应广大青年学子热切留学的愿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以鲍罗庭为顾问，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选拔委员会，并决定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通过考试选拔学生。实际上，选拔委员会只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广东公开举行了招生考试。在广州公开招生的消息一传开，各地青年踊跃报考。当时，从1030名考生中录取了147人，录取率14%。录取的147人名单（尚有7人姓名待查），公布在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1925年12月13日）第2期刊发的《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一文的附录中。在这147人名单中，有18人从国立广东大学考取，如黄菊、朱瑞、朱国桢等。执信学校（1921年孙中山为纪念革命家朱执信而创立的学校，今广州市执信中学）亦考取8人，有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徐谦（曾随冯玉祥赴苏联考察）的侄女徐莹、韦碧辉等。此外还有谢振华、郑重民、董良史、郑介民（黄埔二期）、刘武琨等。这批学生是第一批经过考试录取的，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录取的学生于1925年12月4日从珠江码头登船，1926年1月12日抵达莫斯科。除这批学生外，苏联顾问鲍罗庭还推荐了20名国民党要人的子弟，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叶楚伧之子叶楠，于右任女儿于秀芝、女婿屈武，李宗仁的内弟魏允诚，张发奎之弟张发明，邓演达之弟邓明秋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保送留苏学生8人，其中陈春圃（汪精卫之妻陈壁君的堂侄）、林伯生（曾任汪精卫秘书）二人被汪精卫指定为国民党方面选派的学生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联络人。由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总司令程潜、党代表林伯渠选派的留苏学生有左权、陈启科、李拨夫、肖赞育等。由北方地区国民党部选派的留苏学子有皮以书、张秀兰、张范、石道睿等。仍处在各地军阀统治之下的地区，均由各地共产党组织秘密选派，因而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只能根据亲历者个人回忆资料整理。据湖北党组织选派的伍修权回忆，湖北区委共分配10个名额，实际从汉口出发共11人，他们是胡彦彬（胡伊默）、见云峰、熊效远、梁仲民、潘文育、知可（濮世铎）、高衡（高理文）、伍修权、黄励、杜琳、宋炜。由中共北方区委及其地方党组织选派的学生，其中内蒙古5人，有乌兰夫（云泽）、多松年、云润、康根成、张瑞。由河北党组织选派的青年学生有张锡媛（保定女师）、张锡瑞（保定女师）、王绍华（王冷芹，保定女师）、傅学文（保定女师）、赵凤培（赵云霄，保定女师）、李培之（保定女师）。其他人选还有曹永顺、孙澍勋、柴时敏。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骏（回族，吉林人），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期间即投身于五四运动，成为天津杰出的青年领袖，后受党组织派遣于1925年赴“中大”学习，回国后任北京市委书记。不久，其被奉系军阀杀害。由中共江浙区委选派的上海大学及附中的学生有张琴秋（上大学生）、王稼祥、姜金麟、张宗恒、顾红玫、李锦蓉、张闻天（苏州乐益女中任教）、孙怡方（薛萼果，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学生）、沈联春（苏州乐益中学学生）、吴亮平（吴黎平，上海大夏大学学生）、沈志远（沈观澜，上大附中副主任）。由芜湖党组织选派的有陈原道、汪菊农、程维祺（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贾斯干（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廖麟（芜湖公立职业学校）。由其他各地党组织选派的有陈觉（陈秉强，湖南醴陵人）、王经燕（南昌妇女运动杰出青年）、李翔梧（河南洛守人，开封省立第一师范）、王明（陈绍禹）、俞秀松等。由中共旅欧支部从德、比、法留学生中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有邓希贤（邓小平）、傅钟、李卓然（李俊哲）、徐冰（邢西萍）、任卓宣（叶青）、甘瑞、乔丕成、傅清华等。由国民党从留德学生中派往“中大”的有谷正纲、谷正鼎、何汉文、王绍伦、蒋熙中、李玉珠、王奇奖、段克清等人。由国民党从各地选派的学生有王平一、李秉中、张镇、周天僇、鲁岱、卜世奇、薛建明、孙宗藩。还有来自冯玉祥部队的青年军官，如吉合（田德修）、王智涛等。第二期学生主要来自国内，其中大部分是由中共在各地选派的，一部分是从国外留学生中选派的，另外则从西北军冯玉祥部选派少数军官。第二期学生大约有250余人，大部分于1926年末抵达莫斯科。其中有吴家钰、廖苏华（廖竹君）、杨尚昆、秦邦宪（博古）等。西北军冯玉祥部选派的有张克侠、张振亚、陈天智、杨念熙、冯弗伐等。从欧洲比、德、法等国留学生中转来的有江克明、谢泽源、方志刚、胡大志、杨品荪、袁惇怀、覃远猷、汤振坤、张茂林、海荆洲（工人）、汪盛荻（汪浩）、肖特甫等。第三期的学生与前两期大不相同，此时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内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革命者转入地下斗争或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为适应国内形势变化，也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将在大革命时期有一定影响的干部派往苏联学习，同时又将在国内投身于武装起义的工人派往苏联培训。所以这批学生中既有一批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干部，也有一大批工人。第三期学生大部分于1927年11月末抵达莫斯科，现已能列出名单者有120余人，如方廷桢（方仲如）、毛齐华（毛子芳）、陈修良（陈逸）、李小妹、朱家瑞、陈尚友（陈伯达）、陈昌浩、袁家镛（袁孟超）、江元青等。第四期学生来自国内和国外两部分。1927年末和1928年春，各地武装起义先后失败，其中一些领导者不宜在国内开展工作，便被派往苏联学习，如叶剑英、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何叔衡等，编为特别班。在此期间，赴苏入“中大”学习的还有蔡树藩、何克全（何凯丰）、钱瑛、帅孟奇、赵一曼、李哲时（罗亦农夫人）、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危拱之、刘英、熊天荆、杨子烈（张国焘夫人）等。1928年秋，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中国学生，因学校当局管理混乱而并入中山大学，人数接近100名。中山大学第四期的学生人数也因此大增，达400人之多。在上述4期学生学习期间，也不断有来自国内的各方面人士插入各年级学习。这样，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总计有1200余人。由于不断有学生毕业回国或转入军事院校，也有未毕业即回国或离校从事其他工作者，故在校内坚持上课学习的学生一般保持在500人左右。

莫斯科中山大学对中共早期干部的培养

中山大学的开办为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列主义提供了良好环境和优越条件，使这些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学习奠定了革命人生观的基础，坚定了为革命而献身的信念。邓小平在其回忆中称，他在法国时期就曾读过马克思主义一些著作以及考茨基等人的著作，但那时的学习毕竟不够系统和精深。在苏联留学期间，最重要的是较全面、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相关知识。同时，在这里他和同志们与直接从国内来的国民党人士共同学习、生活，使他们对国民党各派有了更多更直接的了解，并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较量。这些，对于他回国以后进行革命活动和斗争，提供了更加充实的理论基础和斗争经验。伍修权在其《回忆与怀念》一书中，深有感慨地回忆大革命失败后在苏留学的一段历程。大革命失败的消息传到学校，学生们对此展开了议论和争论。当时，苏联报纸上也登了有关中山舰事件、农民运动的消息和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文章。有的同学也在墙报上写稿子批判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这些问题，在马列主义基础课中，结合历史和现实的斗争，如结合中国的北伐战争和蒋介石叛变，特别是结合苏共当时的反“托派”的斗争，进行了分析和认识，不仅提高了其理论水平，更坚定了其革命意志。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伍修权看清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懂得了剩余价值理论，并认清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发展趋势，同时也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朱瑞在1944年写的《我的历史与思想的自传》中称：在莫斯科“中大”学习，自始至终是认真的、用功的，获得从所未有的自觉与智慧。学习不久，朱瑞要求转入第七班。据当时看，这是政治上最强、斗争最剧烈、人才最集中的一个班（国共两方的学生骨干均集于此班，我方有左权、邓小平、傅钟、李卓然、潘子力等，国民党方有谷正纲、谷正鼎、陈春圃、林柏生、邓文代、李秉中、吴淡人等）。这一转班对朱瑞学习的进步、斗争之行动与革命意志之坚定，尤其清楚地区别国共两党，确立自己的革命人生观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各地武装起义先后受挫或失败的严峻形势下，党中央决定选拔一批军事斗争骨干和起义部队的指挥人员，分批送往苏联学习军事。同时通过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从已在“中大”结业并准备回国的学生中，挑选一批转入苏联各个军事院校，专攻军事知识和战略战术，为刚组建的人民军队培养经过正规教育和训练的军事人才。第一批被批准从“中大”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的学员有伍修权、梁振鸿、甘瑞、傅汝霖、郭景淳、罗文炳、李星若、董汝城、尤赤、彭文畅等人。这所步兵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最多时有100余人。在此之前，原来在基辅军官学校学习的王智涛、吉合（田德修）等一批学员于1928年9月即转来莫斯科步校，并分别担任第一排、第三排排长，彭文畅任第二排排长，这就是中国连。伍修权、梁振鸿留校任中国连的俄语翻译。与此同时，分别转入各个军事学校的中国同志有相当数量。其中有“投笔从戎”的青年革命者，也有具有一定军事经历和作战经验的革命老兵，如刘伯承，他在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后来到苏联，与原在中山大学的左权、陈启科和屈武等一起，先到专门训练师、团、营等中级指挥员的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又转入以伏龙芝命名的苏联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也译为军事学院），深入研究军事理论和指挥艺术。在此学习期间，刘伯承与左权结成一对密友，一起学俄文、军事，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左权与刘伯承一样，对军事理论的学习很感兴趣。除了认真学习规定的课程外，他们俩还借助俄文，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和有关司令部组织指挥的知识，以及正规战、游击战的战术，军区和野战部队的建设等较系统的军事理论。第一期考入“中大”的朱瑞因文化程度较高，选了炮兵科，并于1927年秋入莫斯科克拉尔炮兵军官学校。在这里，朱瑞认真学习功课，成绩颇佳。从湖北来的熊致远等进入了工兵学校。这时，师哲、李汇泉等也从基辅军官联合学校转入莫斯科工兵学校。常乾坤、王弼等先后在苏联空军第三航空学校、列宁格勒空军学校学习飞行、航空机务工程等，他们均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学业。此外，还有一批中国同志被选送到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学习，其中有萧劲光、傅钟、曾涌泉、李卓然、陈昌浩、李特等。在中国革命的艰难年代，特别是在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的初创阶段，党中央决定派出大批有志于武装斗争的革命者，不远万里，不顾险阻，赴苏联学习军事，为中国革命造就了一大批军事人才，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在苏联学习过军事的同志，在回国以后都曾对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作出过应有的贡献，其中有的成为屡建战功的名将，有的成为桃李满天下的军事教育家。在留苏的莘莘学子中，还涌现出一批回国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及翻译的工作者，为传播马列主义和向国外介绍中共中央的方针路线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这方面贡献卓著者首推沈志远。他是享有盛誉的马列主义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沈志远的哲学译著，不但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流传，也在国统区流传，对当时党政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原理，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吴亮平（吴黎平）在“中大”学习期间，与张闻天等合译了《法兰西内战》等名著，1930年秋翻译了《反社林论》一书。王稼祥在“中大”学习期间，学校就较早地让他担任口译和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工作。他翻译的作品颇受当时中国留学生欢迎。在“中大”学习期间，陈昌浩充分发挥博闻强识的优点，连克单词和文法的难关，他和苏联朋友的交谈几乎达到畅所欲言的程度。因此，他被推选为党的六大临时译员。他参加翻译的《列宁选集》（两卷集），作为马列主义著作学习的必备书在中国大量印行。他翻译介绍来中国的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一书，在东北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均多次再版发行。1953年，陈昌浩任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以后，又参加并组织领导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的工作。他从事的翻译、编译工作，对促进中苏文化交流，增进中苏友谊，传播和宣传马列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大批革命青年肩负党的重托，前往“中大”学习。他们中绝大多数能以顽强意志刻苦学习，攻克俄文这一关，能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俄译本和列宁原著，并能在实际斗争中磨炼自己，以备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以身报国。其中的黄励、赵一曼、陈觉（原名陈炳祥，号秉强）、赵云霄（原名赵凤培）、李翔梧、刘志敏等，为了中国革命壮烈牺牲，充分证明了“中大”培养的大批干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铭记历史的贡献。

文摘自：政协河北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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