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中琳琅”罗含传奇

艾亲

＞＞罗含，字君章，号富和，今湖南耒阳人，东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

话说发源于湘南桂东县石门山和汝城县耒山的耒水经耒阳、衡南入湘江，成为湘江的支流，该流域是远古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秦汉之后，耒水是中原通向岭南的水上交通要道，故在历史上形成了奇特的“贬官文化”。到汉文帝时，桂阳郡治移到耒阳县，历代被贬谪的官员流放岭南时，都是从湘江入耒水，再过南岭山脉到贬谪之地。这些贬谪的官员都是饱学之士，他们沿途都会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实践活动，并留下物质精神产品，这种“贬官文化”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

罗含曾祖致仕后迁徙至耒阳，由于出身官宦，其深受祖辈父辈的薰陶，从小聪明好学，胸怀大志。罗含小时候母亲去世了，由叔母朱氏抚养。一天，罗含看书时睡着了，梦见一只金光闪闪的小鸟在窗外鸣叫，声音悦耳，并飞入其口中。罗含惊醒后，朱氏解梦说：梦见异鸟，以后必定有出息。此后，罗含才思敏捷，下笔成文，被视为奇才。

魏晋时期主要靠出身和背景来选官，门阀世族把持了官吏选拔权，到了两晋更是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罗含作为士族阶层的一员，只想通过实干获得认可，故而保持了淡泊平静的心态和清正廉洁的节操，其不恋权、不贪钱、不畏势，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 。

罗含20岁时，与其父交情深厚的荆州刺史陶侃曾三次征召其为官，皆被谢绝；其父曾任职新淦县令时的朋友杨羡出任荆州将军时也推荐了其任主簿，其依然不予理睬，三次推脱仍推辞不掉时，其提出愿意去县里为百姓做点实事，于是杨羡举荐其到江夏县担任主簿。在任上，罗含辅佐县令广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百姓安居乐业。二年后发生“杜弢之乱”、“王敦之乱”时，罗含接受杨羡、陶侃召唤协助平叛，因文韬武略立下大功。

后来，杨羡离职时，罗含一直送到新淦县，当地百姓听说老县令的儿子来了，纷纷给其送上财物和礼品，盛情难却，其只好先将礼品收下；在离开时把礼品留在了馆驿，百姓非常佩服其品德。

公元334年，荆州刺史庾亮荐引罗含为江夏从事，谢安的堂兄、江夏太守谢尚夸赞罗含为“湘中琳琅”，不久，其升任荆州主簿，征西大将军桓温到荆州后，其为征西参军，后转任荆州别驾。期间，罗含在城西郊的小洲上盖了一所茅屋，伐木做床，编苇为席，穿平常衣，吃自种菜，生活得有滋有味。

公元345年，桓温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荆州刺史时，其帐下参军除罗含外，还有袁乔、周楚等，罗含参与制订了攻打成都的作战方案。第二年底，桓温率军沿长江西进。又一年初，西征军攻击到离成都二百里的彭模县，罗含利用与桓温对弈的机会告诫桓温说：棋局如战场，要看到对方三至五步棋势，知己知彼方可取胜。桓温大悟。后来，桓温带领大军挺进成都，并三战三捷；与汉王李势在笮桥展开决战时，晋军前锋失利，汉军的箭矢射到了桓温的马前，差一点就被射杀，诸将皆惧，意欲退兵，罗含、袁乔临危不惧，带领晋军奋勇冲杀，终于打败汉军，占领成都，李势投降，成汉灭亡。

罗含虽然官运不错，却不是那种惟上媚上之辈，遇事颇有主见，其宁愿做“润滑油”，也绝不当“枪手”，其深知不管哪一方在斗争中获胜，受害的终究是下层的平民百姓。

话说桓氏和谢氏都是东晋时期两大极具势力的门阀士族，他们之间经常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公元348年，桓温为严密控制荆州，排挤谢氏家族势力，一心要打压政治对手谢尚，桓温就派罗含去江夏搜集太守谢尚的过错。罗含到了谢尚那里，也不问郡中之事，好象是来做客的，每天与谢尚饮酒谈天。谢尚也是名士，气质秉性与罗含投合。喝了几天酒，罗含就回来了。桓温问罗含搜集到什么情况，罗含却反问说：您觉得谢尚这人怎么样？桓温说：比我强。罗含于是说：谢尚既然胜过你，怎么能说你的坏话？如此，罗含就巧妙地保护了谢尚，也缓和了两大势力的矛盾。

公元356年，罗含升为郎中令，再升任散骑常侍、廷尉，位列九卿。罗含作为“班子”里的老大哥，其总是微服出行，不受下属招待，不拘迎送礼节，故深得尊敬和爱戴。

罗含还是一个文学家、地理学家，其代表作《 湘中记》详细记述了湖南的山川、特产、民俗等，成为后世修志的范本。

相较于罗含的文学、地理成就，其哲学成就更为突出。罗含的《 更生论》阐述了万物更生的原则、规律，是研究佛教、哲学的基础著作。《更生论》从玄学崇有思想出发，指出天是万物之总和，而不是“虚无”，是可以感知的物质；人也是天中一物，从而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尊严。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进步的思想，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更生论》发展的观点更体现了“求变”的精神。罗含认为“万物有数，天地无穷”，此观点与形而上学大相径庭，否定精神凌驾物质之上，即认为“天地”是根本，是主体。“更生”就是新生或重新获得生命。注意，“更生”不同于佛教的“涅磐”，“涅磐”是在肉体经受巨大的痛苦和轮回后才得以更美好的重生。而“更生”不讲报应，不会让人们对来世感到恐惧。这个“更生”是自然变化的规律，是一种变化的、发展的观点，是辩证法思想的体现。

罗含《更生论》的基本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包含了唯物论的因素，还有不少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如不承认天命、肯定事物的发展变化，这些都有积极进步的意义。时人称《更生论》是“括囊变化，穷极聚散”的佳作，从写作的背景就不难看出罗含的艰难。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普遍是相信妖仙鬼神的。东汉时，小乘佛教传入中国；到东晋时期，佛寺僧尼大量增加，佛教走向兴盛。在此文化背景下，一些佛教论题成为思想界讨论著说的热点，宣扬人死精神不死，强调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等。罗含的《更生论》第一个明确指出人死后，神是不灭不变的，这个神是自我之神，其更生是自我之神在轮回更生。罗含进而从《周易》的“穷神知化”推出，“神”是可以穷尽的，“形”有一定的数量；既然人与物都有一定的数量，且各具“成分”，那么万物之间就不能互化。所谓“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旧”。罗含的这个观点，虽基于道家之自然观，然而与佛教“神不灭论”颇为吻合。

公元362年，罗含回京城建康担任侍中，参与朝廷政务。公元364年，晋哀帝司马丕下令土断，罗含在执行时不畏权势，参加制定土断的策略和实施方案。通过土断，大量被豪族隐瞒的户口土地被清查出来，使得赋税增多而财阜国丰。

公元369年，桓温第三次北伐，统领五万大军从姑孰出发，兵分二路攻伐前燕，罗含在山阳犒送桓温。此次北伐，由于桓温性情傲慢脾气暴躁，不听观谏而失去战机；再者受到朝廷限制，最后北伐以失败告终。

到了晋穆帝时，桓温权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专横跋扈，后来连皇帝都废掉，可谓权倾朝野。罗含虽是桓温一手提拔上来的，但耳闻目睹桓温的所作所为，其审时度势，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便以年老有病为由辞官，回到耒阳。

罗含回到家乡，先居住在耒阳县高冲，后迁到县城西的西湖塘。公元372年的一天，罗含照例在官舍赏花，阶庭上的兰花菊花竟相开放，满堂馨香，一群白雀栖集堂宇不停地鸣叫，还有一只异鸟在其中，当天罗含无疾而终，享年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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