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骆撮来,生于1925年,故于2014年。我奶奶的远房堂弟,我叫他撮来舅公。我们是邻居,两家相隔不过几十米。</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对撮来舅公最初印象是1961年他家竖新屋的“扛屋”和上梁仪式“抛梁馒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大场面,记忆深刻。他家新屋在祠堂南侧骆姓操场上。屋架基本完成后,正筹备举行上梁仪式,想不到好事多磨,先来了一出“扛屋”喜剧。原来撮来舅公擅自把新屋位置前移了几米,几乎到了操场中心。族人对占用操场本来多有不满,这一下不干了,闹到县里,最后上级指令必须移到审批的位置。不得已,请来本村和邻村梓涧坞村的壮劳力,柱子上绑木杆,将5间屋架整体抬起北移。大人们一声吆喝抬起屋架,喊着号子慢慢移动,那场面太壮观了。扛屋的人每人分得二个馒头。完成挪位后,举行了隆重的上梁仪式,村里能走的都来了,大都是奔着馒头来的。木匠老师站在梁架高处,一边大声‘说着一套一套的祝福词:“一双馒头抛到东,代代儿孙做国公;二双馒头抛到西,代代儿孙穿朝衣;三双馒头抛到南;代代儿孙状元郎……”一边抓起馒头往人堆里抛散,人们追逐馒头忽东忽西挤成一堆。那年我8岁,挤在人缝里抢到两个掉地下的馒头,虽然沾满灰土,还是开心的不得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我早先对撮来舅公的印象并不好,有点怕他。他是我们村第二任党支部书记,好像是1965年上任,当了15年的书记,任期贯穿了“文革”特殊年代。他身材魁梧,性格暴躁,大嗓门,开口就训人,天天喝酒的面孔呈紫酱色。他读过二三年私塾,文盲隔壁。公社电影队来村里放电影,开映前他拿着话筒传达公社“批林批孔”会议精神:“各位社员:嗯——!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嗯——!后天开始封山育林,一律不许上山割柴了……”半天会议精神被浓缩成10个字。小阿叔和他同在第一生产队,都是“死否倒担”的人,经常吵架,曾经打得不可开交。</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撮来舅公六个子女,表面光鲜,实际上日子过得很紧巴。那时候当书记没有补贴,唯一的好处是开会多、公出多,开会和公出可以记工分。我们村是有名的养私牛、穿棕绷专业村。他家有一头大水牛,和别人家买牛犊养大卖掉赚差价不同,他家养牛为生牛犊卖钱,那只牛很争气,差不多每年能够来一胎,最贵的牛犊卖到700元。20世纪70年代,村里穿棕绷进入高潮,他不会穿棕绷,看得眼红,就采购材料雇人穿,拿到交流会上出售。我和忠文兄搭档为他穿过棕绷。那时候养私牛、穿棕绷都属于“资本主义尾巴”,政府管制时紧时松,作为书记,迫于生计,终究无法清高。</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撮来舅公的晚年很凄凉。老伴过世不久中风瘫痪了,大约和长期喝酒有关。开始几年坐在轮椅上,最后去了敬老院。一辈子呼风唤雨的大男人瘫坐在轮椅上,开始时还大呼小叫,要喝酒吃肉,到后来,在家人的训斥声中没了脾气。他这一辈子少有聊得来的人,父亲退休回家后,他们俩交好了,时不时来我家聊天。他去世前我陪父亲去敬老院探望他,二楼大房间住三个人,一个佝偻在过道晒太阳,一个瘫坐在床前轮椅上,撮来舅公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整个楼上一片死寂。我们和他说话,几乎没有反应。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们来探望过他。回家路上我问父亲:“你们俩性格差异天上地下,以前很少走动,现在怎么好上了?”父亲说,可惜他没有文化,脾气又不好,得罪的人多,很多人对他有意见,但他是个真正“行事业”的人,是为村里“行事业”最多的书记。</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真正“行事业”的人!他上仼不久就创办了粮食加工厂,周边村的人都到我们村来轧米磨粉。加工厂有了收入,办大事有了经济支撑。他任上做了两条支渠,村西山脚和田搭畈各一条,使得村里一多半田地喝上了横锦水库渠水。他组织村里大规模改地造田,村口梓溪三次改道,成为有史以来增加良田最多的年代。他的任上新建了大会堂和村校校舍。1978年,他一手创办了造纸厂,虽然造纸厂没赚到钱,但那时候小山村办工厂,当真不容易。办造纸厂,是他在富阳工作的弟弟骆顺泰帮助联系设备、技术的,他曾带我一起去富阳采购设备,吃住都是顺泰舅公招待的。他起早落夜带领大家干大事,一件接一件,不容易。</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1977年我退伍回村,第一天参加劳动就赶上村口改溪造田,我用部队带回的尖头钢锹挖土,效率比大家使用的铁锨高几倍,他当众大声夸赞了我。他极少夸赞人的。不久我当上支部委员、民兵连长,他把我当帮手使用。那时候他在筹备做第三条支渠,从倒虹吸南端引渠开口,过麻车塘、阴山脚把渠水引到村东面的镬(下)塘。他带我一起为渠道定了桩。定桩后万事俱备,只等开挖,想不到最终因为部分人的反对没有做成,很可惜,要是做成了,不仅解决了部分村东农田的用水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全村的生活、消防用水。</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说到撮来舅公,还得提到一件事。那时候公社偶尔有招工名额分到各个大队,一般都是照顾多子女的困难户,村里先后有过三个名额,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去的。他六个子女全部务农,说好听一点是“硬直”,说难听是“怂”。</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今年是撮来舅公诞辰100周年。为村里“行事业”的人,不该被遗忘。虽然加工厂、造纸厂没了,大会堂、学校拆了,但渠道还在,他任上改出来的良田还在,还是村里的宝贵资产。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2025.4.14)</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