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最近发现一封由著名文学家、剧作家曹禺先生于1982年寄发的书信及信封(图1、图2),内容涉及曹禺对外交往的事宜,寥寥数语,细细品味,耐人寻味。信文如下:</p><p class="ql-block"> 宝佑同志:</p><p class="ql-block"> 来信奉悉,你十分负责。听说内山鹑先生送来的录像带,在北京无法放映,那就算了。那些像片等东西,就存放在你那里,待我回来,问清楚,再返回。但内有一本,是送给剧协的。</p><p class="ql-block"> 影山三郎先生所需何物?我早已忘记。好像是问北京人艺关于《王昭君》的什么事。他如想翻译该剧本,请告诉他,曹禺已同意他翻译。究竟是什么事情,我也猜不出来。你能否和文敏同志想想,他要求的是什么事情么?能办的便办。请问刘厚生同志如何处理。</p><p class="ql-block"> 我在上海还在疗养,但也做了一点事。整理从前的旧东西,颇费精力。老了,如在不做,就没有气力去做。只好趁今天还健康时做。</p><p class="ql-block"> 你们很忙,外事活动又复杂,又费神。你们两位的身体,都不够结实,请多珍重!</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敬祝</p><p class="ql-block"> 安好</p><p class="ql-block"> 曹禺</p><p class="ql-block"> 1982.5.12</p> <p class="ql-block">图1信文原件</p> <p class="ql-block">图2信封</p> <p class="ql-block"> 一封泛黄的信纸,承载着1982年春天曹禺先生从上海疗养地写给同事周宝佑的嘱托。这封看似平常的工作往来信件,却在简朴文字间流露出特殊年代里中外文化交流的独特温度。当我们将这封信置于历史语境中细读,会发现它不仅是曹禺个人晚年状态的写照,更是一部微缩的文化外交史,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艺界与国际交往的生动细节。</p><p class="ql-block"> 信中提到的内山鹑与影山三郎两位日本翻译家,恰是曹禺戏剧东渡日本的重要桥梁。内山鹑先生是日本翻译家,曹禺的代表作《日出》日文版就是由内山鹑翻译的,其父为内山嘉吉,伯父为内山完造,内山完造早年在上海创办的内山书店,已成为上海的文化地标。内山完造、内山嘉吉兄弟俩和鲁迅、郭沫若、曹禺等中国文学家建立了深挚的友谊。内山鹑先生则延续了内山家族与中国文化界的深厚渊源。他送来的录像带虽因技术原因无法在北京放映,但这一细节揭示了当时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实际困难——硬件设施的局限常使良好的文化互动愿望受挫。曹禺处理此事的态度颇为豁达:“那就算了”,转而关注那些能够流通的文化载体——照片与书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信中提及“但有一本,是送给剧协的”,这一句轻描淡写的嘱咐,实则是文化外交中的重要礼仪,通过赠书这一具体行为,维系着中日文化界的制度性联系。</p> <p class="ql-block">图3《雷雨》日文版</p> <p class="ql-block"> 影山三郎先生是曹禺的代表作《雷雨》日文版的翻译者,图3为日文版《雷雨》。此信提及影山三郎关于《王昭君》翻译权的询问,则展现了曹禺对作品海外传播的开明态度。“曹禺已同意他翻译”的明确表态,反映了一位中国剧作家对文化输出的积极支持。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对版权问题的豁达处理,实则为中国文艺作品走向世界扫除了不少障碍。有趣的是,曹禺坦言“究竟是什么事情,我也猜不出来”,这种坦诚反而彰显了老作家真实可爱的一面。他建议周宝佑与张文敏商量处理,并最终请示剧协领导刘厚生,这一流程恰是当时外事工作的标准程序,体现了文化外交中的集体决策机制。</p> <p class="ql-block">图4历史剧《王昭君》</p> <p class="ql-block"> 信中提到的《王昭君》(图4)尤其值得关注。这部创作于1978年的历史剧,是曹禺晚年的重要作品,其题材本身就有跨越国界的特质。当影山三郎希望将其译为日文时,实际上是在延续曹禺戏剧东传的传统,早在1930年代,《雷雨》《日出》就通过翻译在日本产生广泛影响。曹禺的爽快授权,既是对这一传统的尊重,也体现了他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支持。</p><p class="ql-block"> 收件人周宝佑的身份背景同样耐人寻味。作为中国剧协外委会主任,她出身名门——父亲周苍柏是民国武汉著名实业家,姐姐周小燕是享誉国际的音乐家。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她成为连接中国文艺界与国际社会的理想桥梁。</p><p class="ql-block"> 曹禺在信尾透露的个人状态尤为动人:“我在上海还在疗养,但也做了一点事。整理从前的旧东西,颇费精力。老了,如在不做,就没有气力去做。只好趁今天还健康时做。”这位时年72岁的剧作家,在病中仍坚持整理旧作,展现出对文学事业的执着。</p><p class="ql-block">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这封信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外文化交流往往依赖于具体个人的努力与关系网络。内山鹑、影山三郎作为译者,周宝佑作为中介,曹禺作为创作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传播链条。没有这些个体的热忱与付出,再优秀的作品也难以跨越语言与国界的藩篱。信中处理的事务虽小,却如同文化外交中的毛细血管,维系着中日戏剧界的生命交流。</p><p class="ql-block">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回望这封近四十年前的信件,我们更能体会其中蕴含的文化交流智慧。曹禺没有高谈阔论文化输出的战略意义,而是通过处理具体事务——授权翻译、接收赠礼、关心同事——践行着文化外交的真谛。这种脚踏实地、以人为本的交流方式,或许正是当下跨文化传播中最值得珍视的传统。</p> <p class="ql-block">图5“曹禺”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日原地封</p> <p class="ql-block"> 2024年10月15日,中国邮政发行(2024-22)《中国现代文学家》纪念邮票一套6枚,其中(6-6)为曹禺先生,邮票主图为曹禺1988年任中国文联执行主席时的照片,背景为《雷雨》《日出》及其剧作集等。在邮票发行首日当天,邮友特别制作了原地封。原地封是从邮票主题或主图直接相关地点寄出的信封,融信封、邮票和邮戳于一体,具有知识性、学术性、史料性和趣味性,有效地深化了邮票的主题。图5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日实寄原地封,北京寄海口,封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公函封,贴“曹禺”邮票1枚(带右边边纸),销首日纪念邮戳,旁盖中国现代文学馆所属邮局北京安贞首日日戳。</p> <p class="ql-block">图6“曹禺”故居纪念馆首日原地封</p> <p class="ql-block"> 图6为曹禺故居首日实寄原地封,天津寄海口,封为曹禺故居纪念馆公函封,贴“曹禺”邮票1枚(带右上直角边),销曹禺故居所属邮局天津开封道首日日戳。此组首日原地封选用和曹禺先生相关的公函封作为主体,所贴邮票均带不同位置的边纸,边纸信息深化了邮票的主题,最后盖销与公函封地点相关的邮戳并寄发,完美诠释了原地封特色,亦是对曹禺先生最好的纪念,难能可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