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博物館歷史文化陳列館B館①

叶璎

五代十国（907年—979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唐朝灭亡后的一段大分裂时期，由中原地区的五个短命王朝（五代）和南方、北方的十个割据政权（十国）组成。这一时期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也是宋朝统一前的过渡阶段。五代从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开始，到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结束，共53年。五代共有14位皇帝。终点延伸：979年宋太宗灭北汉，十国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消亡，广义五代结束。 五代指依次更替的中原政权，均以中原为统治中心： 1️⃣后梁（907–923年）：朱温篡唐建立，定都开封，被后唐李存勖所灭。( 3位皇帝，分别是太祖朱温、末帝朱友贞等。）2️⃣ 后唐（923–936年）：李存勖灭后梁建都洛阳，后因石敬瑭引契丹军灭亡。(4位皇帝，包括庄宗李存勖、明宗李嗣源等。）3️⃣后晋（936–947年）：石敬瑭借契丹之力建国，割让燕云十六州，最终被契丹攻灭。(2位皇帝，高祖石敬瑭、出帝石重贵。） 4️⃣后汉（947–951年）：刘知远短暂统治后因内乱被郭威推翻。(2位皇帝，高祖刘知远、隐帝刘承祐。） 5️⃣后周（951–960年）：郭威建立，后由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五代终结。(3位皇帝，太祖郭威、世宗柴荣、恭帝柴宗训。）十国包括南方和北方的十个主要政权（部分政权存在时间短或未被《新五代史》单独记载）： ⛅南方政权（9个）： 前蜀（907–925年）与后蜀（934–965年）：四川地区前后相继的政权。 南吴（902–937年）与南唐（937–975年）：江淮地区政权，南唐成为文化中心。 吴越（907–978年）：钱镠建立，定都杭州，经济繁荣。 闽国（909–945年）：福建地区政权，以海洋贸易著称。 南楚（907–951年）：湖南地区政权，以马殷家族统治。 南汉（905–971年）：岭南地区政权，以广州为中心。 荆南（南平）（907–963年）：湖北江陵地区的小国，依附中原。 ⛅北方政权（1个）：北汉（951–979年）：山西地区政权，唯一在北方延续的割据势力。🔍吴越国自钱镠起，三代五王，始终奉中原王朝为正统，避免参与中原混战，通过纳贡换取和平。吴越国作为十国中治理最成功的政权，其“善事中国”的外交策略和“保境安民”的内政方针，不仅保障了江南的稳定发展，也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与融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善事中国”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奉行的基本国策。其含义为“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勿废臣礼” ，即无论中原王朝的姓氏如何更替，吴越国始终尊奉中原王朝为正统，以臣子之礼相待，接受册封、频繁入贡。 具体表现：在整个吴越国时期，历任钱王都贯彻这一国策。如钱元瓘对后唐、后晋称臣纳贡；钱弘佐同样遵行；钱弘俶即位后，先后向后汉、后周及北宋施行臣礼。978年，钱俶更是不动兵戈，“纳土归宋” ，将吴越国所部13州、86县和1军悉数献给大宋，把“善事中国”之策推行到极致。 . ⛅历史影响经济重心南移：吴越的开发加速了南方经济超越北方，为两宋经济繁荣奠定基础。 文化传承：钱氏家族《钱氏家训》强调修身治国，其子孙人才辈出（如钱学森、钱穆），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传承者。 錢鏐作為吳越國奠基者，其封號的變遷反映唐末五代的政治格局與中原王朝對地方勢力的控制策略。根據圖片與史料，錢鏐共經歷四次重要冊封：1️⃣錢鏐的封號與「十三州一軍」詳解一、錢鏐的歷次冊封與冊封者錢鏐作為吳越國奠基者，其封號的變遷反映唐末五代的政治格局與中原王朝對地方勢力的控制策略。根據圖片與史料，錢鏐共經歷四次重要冊封： 時間封號冊封者背景與意義 895年（唐昭宗乾寧二年）越王唐昭宗李曄錢鏐平定董昌叛亂，收復浙東，唐廷為獎勵其功績，首封越王。此時尚屬唐朝節度使體系內的分封。 902年（唐昭宗天复二年）五月，镇海、镇东节度使，彭城王钱镠进爵越王。天复二年（902 年）九月，有人劝钱镠渡江向东保据越州，以躲避徐绾、许再思发动的兵变。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拜杨行密为东面诸道行营都统、检校太师、中书令，封吴王。钱镠是在开平元年（907 年）五月，被后梁朝廷任命为吴越王。 907年（後梁開平元年）吳越王後梁太祖朱溫唐滅亡後，朱溫篡唐建後梁，錢鏐接受冊封，成為中原王朝認可的「合法」藩王，標誌吳越國實質獨立。 923年（後梁龍德三年）吳越國王後梁末帝朱友貞錢鏐被正式冊封為「吳越國王」，獲得世襲王爵，吳越國成為中原王朝框架下的「國中之國」。 關鍵點解析：1. 冊封權威的轉變：從唐朝到後梁，冊封權從「天子」轉為藩鎮首領（朱溫），反映中央政權對地方失控。2. 名義與實際的分離：錢鏐接受冊封的同時保持自治權，採取「事大政策」，向中原王朝納貢換取獨立發展空間。3. 「國王」封號的突破：923年的冊封是歷史上首次將「國王」封號賜予地方藩鎮，為後世藩屬政權（如南唐、閩國）的合法性提供先例。 二、「十三州一軍」的具體範圍與行政體制「十三州一軍」是吳越國鼎盛時期的核心統治區，其範圍與行政劃分如下：1. 十三州的名稱與地望 州名今地名 杭州（西都錢唐府）浙江杭州錢塘（今杭州市）吳越國首都，政治、經濟中心，錢鏐大規模營建，奠定杭州「都城」基礎。 越州（東都會稽府）浙江紹興山陰（今紹興市）東部軍事重鎮，文化核心區，唐代以來書法、詩詞重鎮。 明州浙江寧波鄞縣（今寧波市）東海貿易港口，唐代已設市舶司，宋元時成為重要對外口岸。 温州浙江溫州永嘉（今溫州市）南部邊防要地，海洋資源開發先驅，宋代海上貿易興起的重要基點。 台州浙江台州臨海（今臨海市）山區防禦要衝，控制靈江航道，保障內陸與沿海連結。 处州浙江麗水麗水（今麗水市）東北邊界，控制處州盆地，防範閩北勢力滲透。 衢州浙江衢州西安（今衢州市）浙贛走廊樞紐，軍事防禦與商路控制關鍵節點。 婺州浙江金華婺城（今金華市）杭州西南屏障，農業基地，宋代金華火腿、絲綢產地。 湖州浙江湖州鳥程（今湖州市）太湖流域農業核心區，絲綢織造業中心，供應汴京皇室。 常州江蘇常州晉陵（今常州市）蘇南要衝，控制運河航道，與南唐對峙前線。 潤州（後改鎮江府）江蘇鎮江丹徒（今鎮江市）長江下游軍事重鎮，控制揚子江航道，與吳國隔江對峙。 苏州（中吴府）江蘇蘇州吳縣（今蘇州市）蘇南經濟中心，魚米之鄉，唐代以來「天堂」美譽，宋代成為全國稅收重鎮。 福州福建福州侯官（今福州市） 909年併入吳越版圖，閩地核心，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之一。 2. 「一軍」的定義與職能「一軍」指吳越國設置的静海軍節度使轄區，轄區包括：- 範圍：今江蘇太倉、上海浦東及浙江嘉興一帶沿海地區。- 職能：專責海防與海外貿易，轄內設有市舶司（海關），管理對外商船與關稅。- 戰略意義：保障吳越國通過明州、温州、上海浦（今上海虹口區）與日本、朝鮮及東南亞的海上貿易。 3. 行政體制的特點- 「兩鎮兩國」體制：錢鏐初期三、歷史影響與遺產1. 經濟基礎：錢鏐推動水利（錢塘江捍海塘）、農業（圩田）與海外貿易，使江南成為兩宋經濟重心。2. 文化傳承：杭州靈隱寺擴建、雕版印刷《寶篋印經》等工程，奠定江南文化地位。3. 行政遺產：「兩浙路」體制被元代行省制度繼承，杭州至今仍是江浙滬的核心城市。 總結：錢鏐通過靈活的外交與務實的內政，將吳越國打造成「亂世中的桃源」，其「十三州一軍」的治理體系不僅保障了長期穩定，更深刻影響了中國經濟重心南移與文化融合進程。 立碑背景防风氏是正史记载的江南先民、治水英雄，钱镠对其崇敬。当时钱镠或许希望借助祭祀防风氏，得到神灵护佑以恢复康健，于是撰写祭文并立此碑。 石碑概况材质与形制：具体材质未详，碑额篆书 “新建风山灵德王庙记” ，有龙形雕塑，碑座为赑屃。 文字内容：碑文多处出现 “寡人” ，以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落款，共30行，满行61字，字体为楷书。内容涵盖风山灵德王庙建造缘由、经过，以及钱镠对防风氏功绩的追述、立庙祈福等心愿，也涉及当时社会、宗教等方面情况。 流传与价值 流传：原碑立于湖州德清防风祠，“宝正” 年号曾被挖去，现仍在湖州市德清县下渚湖街道二都村防风祠门口，拓片藏于德清县博物馆。 价值：是研究防风传说的珍贵实物，也是探究钱镠生平、吴越国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建筑营造等的原始资料。 钱镠金书铁券概况 钱镠金书铁券是唐昭宗李晔赐给镇海镇东节度使、彭城郡王钱镠的特殊凭证，此为复制品。原件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铁券实物，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历史背景 唐乾宁四年（897年），董昌在越州称帝叛乱，钱镠奉唐朝廷之命讨伐并平定了董昌之乱，维护了唐朝东南地区的稳定。唐昭宗为表彰钱镠平叛的卓越功勋，特赐此铁券。 形制与材质 铁券以铁为材，取其坚固耐久之意，象征朝廷对钱氏家族的承诺世代不变。外形类似古代瓦片，整体保存有岁月留下的锈迹等痕迹。 文字内容 铁券上嵌楷书金字333字，内容极为关键：“卿恕九死，子孙免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 这意味着朝廷给予钱镠及其子孙特殊的免死特权，在触犯一般刑罚时，司法官员不得擅自处置。 传承与归宿 钱镠获赐铁券后，钱氏家族将其视为传家之宝，精心珍藏。历经唐末、五代十国、宋、元、明、清等朝代，在改朝换代的动荡中，钱氏后裔始终妥善保存。1951年，浙江嵊州长乐镇钱氏后裔将其献给人民政府，之后铁券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研究唐代政治、法律、文化以及钱氏家族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钱镠金书铁券与朱元璋主要有以下关联： 制作明朝铁券的参考蓝本 洪武二年（1369 年），朱元璋为表彰开国功臣，调阅钱镠金书铁券，依其样式制作明朝的“免死金牌” 。钱镠铁券是唐朝颁给功臣的特权凭证，在形制、文字内容及免死等特权设定方面，为朱元璋提供了借鉴范例。 钱氏后人凭铁券获赦 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钱镠后人钱用勤任建昌知府时，因税粮短缺面临抄家大祸。其子钱怞持钱镠金书铁券求见朱元璋。朱元璋在奉天殿接见并验看后，下令发还钱用勤全部田产家财，让钱怞继续保管铁券。朱元璋承认前朝铁券效力，或因钱用勤罪不至死，或出于对钱氏一族在吴越国功绩及始终效忠中原政权的感念。‘钱镠和董昌是唐末时期的人物，以下是二人相关故事： 早期相识与共事 钱镠年少时投身行伍，得到董昌赏识，被提携为麾下小头领。此后，钱镠随董昌参与平定朱直管、曹师雄等叛乱势力，还与黄巢起义军多次交锋，钱镠因屡立战功，获董昌更多信赖，承担起更重责任。当时董昌势力逐步扩大，手下将领遍布江南各地。唐僖宗广明初年，杭州一带以“捍卫乡里”名义整合临安等八县乡兵为“杭州八都兵”。881年钱镠掌握“八都兵”兵权，次年，浙东观察使刘汉宏企图兼并浙江西道，进攻杭州，钱镠率“八都兵”利用钱塘江天险，多次击败刘汉宏。战后，钱镠让董昌前往越州任“知浙东军府事”，自己回杭州称“知杭州军州事” 。887年，唐朝廷正式任命董昌为浙东观察使，钱镠为杭州刺史。董昌称帝与钱镠讨伐 董昌在越州横征暴敛，为政暴虐，还为求封“越王”不断向朝廷贡献。未达成目的后，在昭宗乾宁二年（895）二月，于越州自立为“大越罗平国”皇帝，改元“顺天” 。董昌称帝后，任命钱镠为两浙都指挥使。钱镠则回信道，劝他放弃称帝，以免祸及九族百姓，做节度使可保终身荣华。董昌不听，钱镠遂率三万大军到越州城下。董昌害怕，送二百万钱犒军，交出为他谋划称帝的人，并向朝廷请罪。朝廷原本赦免董昌，钱镠却上表认为董昌叛逆大罪不应赦免，请求征讨。乾宁三年（896），钱镠派大将顾全武领军进攻董昌。期间，淮南军阀杨行密为救董昌，攻打浙西取苏州，顾全武认为应先取越州再救苏州，获钱镠认可。顾全武分兵七路攻城，攻破越州外城后，董昌逃入内城。钱镠派人送信，称董昌投降可免死，送其归临安为民。最终董昌请降，在被押往杭州途中，自觉无颜见钱镠，投水而死。董昌灭亡后，乾宁三年十月，浙江东道节度使头衔归钱镠，他逐渐占据两浙十三州，为后来吴越国的创立奠定基础。 这是一份极具历史价值的吴越国合卷文书：文书构成与作者 前段：是钱镠于吴越龙德二年（922 年）十二月写给杭州崇吴禅院长老僧嗣匡的牒文。钱镠是吴越国开国君主，在五代乱世中立足两浙，“保境安民” ，重视佛教，广建寺院。此牒文以行楷书书写，字体用笔圆润，柔中有刚，是钱镠亲笔。- 后段：为衣锦军宝庆禅院知院僧崇定在吴越显德五年（958 年）闰七月所写的上奏文书，内容是请求批准宝庆院动用寺院周围树木用于修缮扩建。字体为楷书，结体严密，质朴敦厚。后有钱俶的批字和花押。钱俶是钱镠之孙，为吴越国末代君主，在位时延续礼佛传统。 内容价值 宗教层面：牒文褒奖嗣匡住持崇吴院功绩，反映吴越国时期佛教寺院的管理模式、僧人的修行与贡献受官方认可的情况；奏文则展现寺院日常运营、修缮等事务，是研究当时佛教寺院制度、宗教活动开展的重要资料。 历史文化层面：合卷留存吴越两代国王钱镠和钱俶祖孙的墨迹，为研究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政治、文化、宗教政策提供一手史料，也有助于了解当时书法艺术风格及演变。 杭州罗城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钱镠主持修筑的杭州外城，在杭州城市发展史上意义重大： 修筑背景 唐末藩镇割据，战乱频繁，当时杭州城原有的防御设施难以满足军事需求。为加强防守力量、巩固地盘，钱镠决定修筑罗城。 修筑过程 前期铺垫：唐大顺元年（890 年），钱镠在隋唐杭州子城的基础上修筑夹城，将杭州向西南扩展，从包家山到秦望山（今六和塔西），再折向北，经钱王岭至湖滨一带，周长 50 余里，这为后续罗城修筑奠定了基础。 罗城修筑：景福二年（893 年），钱镠征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部军士修筑杭州罗城。此次修筑的罗城周长七十里，东南濒钱塘江，西南到六和塔，东北抵艮山门外，将杭州子城、钱塘县城和二者之间西湖之畔的腹地圈入，因其东西狭而南北长，呈两头粗、中间细的形状，类似腰鼓，故又被称为腰鼓城。罗城设有城门 10 座、水门 3 座。 城市格局影响 杭州罗城的兴建奠定了杭州城的基本格局，此后虽历经变迁，但城市的大致范围和走向在此基础上延续发展。其影响了杭州 “三面湖山一面城” 格局的形成，使杭州城市规模得到极大扩展，为城市后续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空间基础。 社会经济影响 人口容纳：罗城扩大了杭州的空间，能够容纳更多移民。大量人口的涌入为杭州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商业发展：钱镠打破传统坊市规制，允许街坊之间、城墙内外自由交易，官营陶瓷、丝织业也准许官私并行。罗城的建设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街市坊巷与官府、酒楼、茶馆、商铺、寺观互为杂处，“前店后坊” 模式出现，商品贸易通宵达旦，促进了杭州商业的兴盛。 文化意义 罗城的修筑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城市规划和建筑技艺，反映了吴越国的国力与钱镠的统治策略。其承载着杭州的历史文化记忆，成为杭州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物质载体。 唐大顺二年（891 年），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局势下，钱镠（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创建者）出于战略防御考量，命令杜稜修筑东安罗城，也就是如今杭州市富阳区的新登古城。当时藩镇割据，杨行密（淮南节度使，势力强大）对钱镠领地有潜在威胁，新登古城成为抵御外敌的重要据点。 考古发掘成果 时间与团队：2020 - 2021 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登古城开展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团队运用专业技术和方法，对古城遗址进行系统勘探和局部解剖。 证实古城特性：发掘成果意义重大，首先印证了新登古城历史的真实性和传承性，说明这座古城在历史文献记载中真实存在，且历经岁月有一定传承发展。其次，证实其围山建城、单面城墙的独特性。围山建城是利用周边山体地形构建防御体系，能借助山势增强防御优势；单面城墙这种特殊城墙布局，在古代城市营造中较为少见，为研究古代城市规划和军事防御策略提供了独特案例。 学术价值：此次发掘为研究唐代以来城墙城门的结构和营造技术提供了关键材料。通过对城墙的材质、构筑方式、城门的形制等方面研究，能深入了解当时建筑材料的选用、施工工艺、工程技术水平等，填补唐代及之后城墙城门营造技术研究的部分空白，为古代建筑史、军事防御史等领域研究提供一手实物资料。 “三世五王” 指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三代君主中的五位国王，具体如下： 第一代：钱镠 生平：钱镠（852 - 932 年），字具美，小名 “婆留” ，杭州临安人。出身贫贱，早年以贩卖私盐为生，后应募从军，凭借骁勇善战和卓越军事才能，在平息藩镇战乱中屡建奇功。 - 成就：先后被加封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兼中书令等。907 年，后梁太祖朱温封其为吴越王，正式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领一军十三州（今浙江全境和江苏苏州、福建福州）。在位 30 年，历事唐、后梁、后唐三朝五帝，谥号武肃王。他奉行 “善事中国，保境安民” 国策，修筑捍海石塘、疏浚江湖、兴修水利、发展农桑、扩建杭城、开拓海运、扩大贸易、减免赋税等，使吴越国 “富甲天下” ，被誉为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的奠基人。 第二代：钱元瓘 生平：钱元瓘（887 - 941 年），是钱镠第七子，字明室，初名元瓘。932 年钱镠逝世后即位。 成就：多次下令免除农民荒田租税，设择能院选拔文士。善诗文，有《锦楼集》流传于世。庙号世宗，谥号文穆王。第三代：钱弘佐、钱弘倧、钱弘俶 钱弘佐：（928 - 947 年），钱元瓘第六子，字玄佑。941 年即位，对内宽免赋税，在其任内将福州并入吴越国版图。947 年去世，庙号成宗，谥号忠献王。 钱弘倧：（929 - 971 年），钱元瓘第七子，字隆道。947 年钱弘佐病故后即位，但当年 12 月就被废。谥号忠逊王。 钱弘俶：（929 - 988 年），钱元瓘第九子，字文德，原名弘俶。948 年即位，继续奉行 “善事中国，保境安民” 政策，对内奖励开垦，减免赋税，对中原王朝贡奉不绝。978 年，为避免战乱，献所辖一军十三州于宋，吴越国灭亡。北宋建立后因避讳改 “弘” 为 “俶” ，去世后被北宋追封秦国王，谥号忠懿王。他在位时主持兴建了杭州市内净慈寺、上天竺、保俶塔、六和塔、雷峰塔等诸多古迹。 吴越国三世五王统治期间，始终谨奉钱镠 “善事中国，保境安民” 的国策，尊奉中原王朝为正统并接受其封赐。在他们治理下，吴越国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发展，同时对佛教大力扶持，修建众多寺院佛塔，为杭州及两浙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3年杭州鳳山道口五代海塘遺址岀土1983年，在建造凤山道口的江城路口的江城立交桥时，发现钱镠兴建的五代吴越捍海塘遗址。遗址出土大量木柱，柱长约6米，直径豹13～39厘米，柱后为装满石块的竹笼，竹篾编织痕迹十分清晰，其后为夯土最后一排木柱与灯编。 2014年，在凤山道口遗址以北1公里的江城路平安里，再次发现五代押海塘遗址，并首次发现铺垫柴草加固的做法。结合平安里五代捍海塘遗址发掘，考古人员对沿线进行物探考古调查，确认五代吴越捍海塘的线位，在今建国路、江城路、复兴路至六和塔一线。 吴越国时期钱镠修筑海塘采用“石囤木桩法” ，其原理如下： 材料选取与组合原理竹笼：选用当地盛产的竹子编成竹笼。竹子韧性好，编出的竹笼可随潮水起伏而不易碎裂，能缓冲潮水冲击力。 石块：将钱塘江石等装入竹笼。这些石块就地取材，成本低且质量大、稳定性强。竹笼与石块组合，形成坚固且有一定柔性的结构体，增强海塘整体抗冲击能力。 木桩：在海塘内外侧打下粗大木桩。木桩深入地下或江底，起到固定竹笼石堆的作用，防止海塘被潮水冲垮、移位。同时，木桩能对水流产生阻滞作用，削弱潮水对海塘的直接冲击力。结构设计原理梯形横截面：海塘横截面呈梯形。这种形状下宽上窄，底部宽大能增加海塘稳定性，使海塘不易倾倒；上部窄小可减少潮水冲击面积，降低潮水对海塘的作用力。 多层叠置：将装有石块的竹笼层层叠置。各层之间相互咬合、支撑，如同砌墙一般，使海塘在垂直方向上形成稳固结构，增强整体强度和稳定性。 塘前防护原理 滉柱（梅花桩）：在塘前设置滉柱，即按梅花状排列的木桩。当潮水涌来时，滉柱能扰乱水流，使潮水的能量分散、衰减，减少对海塘的直接冲击。同时，滉柱还能促进塘前泥沙淤积，随着时间推移，泥沙堆积形成天然护滩，进一步保护塘脚稳定，减缓海塘基础被淘刷的速度。管理维护原理首创“堡堡制” ：钱镠将海塘划分为140段，以《千字文》编号，指定专人管理。这种责任制管理模式，明确各段管理者职责，便于及时发现和处理海塘局部损坏、隐患等问题，确保海塘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开创了中国古代工程责任制先河。 吴越国王室墓葬概况 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吴越国都城杭州以及钱氏家族故里衣锦军（今杭州临安区）。这种分布体现了对都城政治地位的尊崇，以及对家族根源的重视。 文献记载：北宋苏轼《表忠观碑》记录了吴越国王钱氏相关坟庙及墓葬数量，为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线索。 已发掘墓葬实例 钱镠之父钱宽墓、母水丘氏墓：位于临安区。出土文物丰富，如图中青瓷罐可能是水丘氏墓出土。水丘氏墓中还出土过褐彩如意云纹镂孔薰炉、青瓷褐彩云纹油灯等精美瓷器，反映当时制瓷工艺水平。 - 钱元瓘墓：在杭州玉皇山。墓室有天文星象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星象图之一，体现当时天文学认知水平和丧葬文化特色。 - 马氏墓（康陵）：钱元瓘正室恭穆夫人马氏之墓，位于临安区。墓内有精美壁画，内容包括四神、十二生肖像等，展现当时绘画艺术风格和宗教文化元素。 - 吴汉月墓：钱元瓘侧室恭懿夫人吴汉月墓，位于杭州。墓内石刻精美，有浮雕十二辰像等，雕刻细腻，线条流畅，是五代时期石刻艺术的代表。 墓葬特征 装饰艺术：多有壁画或石刻，题材包含四神、十二生肖像等，墓顶常绘有天文星象图。这些装饰反映当时人们的宇宙观、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如四神、十二生肖像有镇墓辟邪等寓意。 随葬品：以越窑秘色瓷、官窑白瓷、金银器、玉器为主。越窑秘色瓷代表当时南方制瓷业顶尖水平，其釉色温润、造型精美；官窑白瓷、金银器、玉器也彰显了吴越国高超的工艺水准和王室的奢华，这些随葬品也体现了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 钱宽是五代时期吴越国王钱镠之父，钱宽墓位于浙江省临安市锦城街道西墅村明堂山。1978年发掘出土了诸多珍贵文物，其中白瓷备受关注： 白瓷基本情况 数量与种类：钱宽墓早年被盗，仍幸存白瓷19件，精致白瓷15件，器形丰富，有碟、碗、壶、杯、盘等。 - 款识特征：除一件执壶外，其余底部多刻有“官”或“新官”款字样。在瓷器刻“官”字，是为区分官方定制与普通商品瓷，表明这些白瓷应是宫廷或官府“制样须索”的产品。 典型白瓷介绍 白瓷执壶：1件。敞口，束颈，丰肩，腹微鼓，平底。肩腹部有数道弦纹，一侧安六棱形曲流，流口低于壶口，另一侧是曲体宽鋬，鋬体中脊突起。芒口，底足无釉露白胎，其余施乳白釉，略闪黄，有流泪痕。胎体较薄，胎质洁白坚密，无款识。口径5.2厘米、底径5.8厘米、高15厘米。 - 白瓷“官”款海棠杯：1件。杯口沿呈海棠花式，平面近椭圆形，弧腹，壁两侧有半圆形外突，喇叭形高圈足外撇。外底阴刻“官”字款。口长径16.2厘米、短径7.7厘米、底长径6.1厘米、短径5.5厘米、高6厘米。 - 白瓷“官”款花口盘：有不同样式。一种是四瓣花口，平面略呈腰形，折腹，上腹斜直，下腹弧收，外壁不甚平整，喇叭形圈足外撇。施乳白色釉，釉层润泽光亮，有聚釉现象，胎质细密坚硬，外底阴刻“官”字款；另一种口沿为十瓣花口，坦腹，浅圈足。底、腹分界明显，内底径较圈足大，足底平切，修坯痕迹清晰。通体施乳白釉，闪黄。胎质坚致，胎体轻薄，仿金银器造型，均在外底釉上刻“官”字款，是晚唐白瓷精品代表作。 产地及相关争议关于钱宽墓白瓷产地，学术界争议较多，主要集中在“邢窑”和“定窑”之争。起初因出土资料局限，曾被推断为浙江本地烧造。但随着研究深入，因浙江出土唐代白瓷尤其是带“官”“新官”款高端白瓷极少，且本地未发现烧造此类白瓷的窑址，现今学界较为公认的观点是这批白瓷系邢窑或定窑所烧，且大部分应属定窑产品。晚唐时定窑作为后起之秀，在烧制数量和产品质量上开始超越邢窑 这是唯一留存至近代的吴越国王神道碑，原碑毁于20世纪60年代。钱元瓘（887年 - 941年），乃钱镠第七子。长兴三年（932年），钱镠去世后，他继承父位，在位十年。碑文记载了钱元瓘波澜壮阔的一生。吴永都叛乱围困杭州时，他主动请缨作为人质，解了杭州之围，使陆宣州的铁军撤离。在千秋岭大捷中，他生擒淮南名将李涛；狼山江之战里，他巧用猛火油摧毁淮南舰队，功勋卓著，这也成为他以第七子身份成为两浙之主的重要功绩。在位的十年间，后唐、后晋朝廷多次册封他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书令、吴越国王。他育有十三子，其中钱弘佐、钱弘倧、钱弘俶先后成为吴越国后三任国王。天福六年（941年），钱元瓘因饮酒过度损伤身体，又逢城南大火，国库财物几乎损失殆尽，他因此一病不起，最终在寝殿中去世。天福七年，他被安葬于国城龙山之南麓。作为五代时期中原朝廷的属国，钱元瓘去世后，后晋皇帝赐谥“文穆”。后晋宰相和凝在都城汴梁撰写碑文，大臣权令珣书写碑文并篆额，还亲自前往杭州宣赐碑文，于天福八年刻石勒铭。. 花纹砖（临安净土寺遗址出土）莲花纹瓦当（临安潘山遗址出土） 一、钱俶生平及相关事件 纳土归宋：钱俶是吴越国末代国王，在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为避免战乱，维护百姓安宁，他遵循 “善事中国，保境安民” 祖训，将吴越国所辖一军十三州献给北宋，实现和平统一，结束吴越国近百年统治。- 改封与去世：纳土归宋十年后，北宋端拱元年（988 年）秋八月二十四日，钱俶当时已改封邓王，在邓州府署去世，享年六十岁。 追封与谥号：宋太宗追封钱俶为 “秦国王” ，赐谥号 “忠懿” 。“忠懿” 体现北宋对钱俶主动归降、维护统一之举的肯定与褒扬，“忠” 指其对北宋政权忠诚，“懿” 表美好德行。 葬地：淳化元年（990 年）正月，钱俶葬于洛阳邙山。邙山在古代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理想葬地，钱俶葬于此，或因北宋皇室安排，也显示其特殊身份地位，但从此他未能归葬故乡杭州。 二、墓志价值 历史价值：墓志民国时期在洛阳出土，现藏洛阳市博物馆。它是研究钱俶个人生平、吴越国历史及北宋初期政治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可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补充，为了解当时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情况提供一手材料。 文化价值：墓志文字内容反映当时的书法风格、文体格式，对研究宋代书法演变、文学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同时，作为钱俶身后纪念物，承载着当时的丧葬文化、礼仪制度等信息。 历史背景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此时北宋已基本统一中原地区，但吴越国仍作为一个割据政权存在。吴越国王钱俶第二次入京朝觐，他审时度势，为避免战乱，选择纳土归宋，将吴越国所辖土地献给北宋朝廷，实现了和平统一。这一举措结束了吴越国在两浙地区的割据局面，使两浙地区平稳地纳入北宋版图，避免了生灵涂炭，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权力交接钱俶纳土归宋后，宋太宗赵光义任命范旻为权知两浙诸州军事，负责前往吴越国都城杭州接管政权。这一任命标志着北宋对吴越国统治权的正式接收，范旻等官员成为北宋在两浙地区行使权力的代表。 石刻题刻该石刻位于杭州青林洞。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十二月，北宋朝廷派出的接收官员郝濬、范旻等人在游览灵鹫寺理公岩时留下题刻。灵鹫寺是杭州当时的重要寺庙，理公岩也颇具名气，官员在此题刻，或有纪念接管政权这一历史事件之意。此外，在同一石刻旁，还有同月四日节推王昭远、钱塘尉阎吉、殿前承旨程道符的题名，以及次年正月观察判官刘等官员的题名，这些官员都是北宋朝廷派来接收吴越国的，他们的题名进一步证明了北宋对吴越国的接管过程，也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实物和文字依据。这些题刻是北宋初期政治变迁的实物见证，反映了当时政权交替的历史场景，对于研究北宋统一进程、地方行政制度以及吴越国历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造像题记拓本基本信息 - 名称：石屋洞梁文谊、张万进造像题记拓本（复制品）。拓本是将石刻、碑碣等上面的文字或图案，用纸张和墨汁等材料，通过捶拓等方法复制下来的一种形式。 - 年代：吴越显德六年（959 年），这一时期处于五代十国阶段，吴越国是当时南方的重要政权。拓本为民国拓本，说明此拓本复制于民国时期。 造像题记相关历史背景 - 石屋洞佛教造像：五代吴越开运年间（944 - 946 年），杭州石屋洞开凿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五百罗汉石窟。当时吴越国佛教极为兴盛，素有“东南佛国”之称。统治者大力扶持佛教，广建寺庙、开凿石窟、塑造佛像等活动频繁，石屋洞五百罗汉石窟就是这一时期佛教艺术繁荣的重要体现，展现了当时高超的佛教造像技艺。 - 后周官员的活动：吴越显德六年（959 年），后周朝廷官员梁文谊和张万进作为钦差使臣到访吴越国都杭州。此前，后周于显德二年（955 年）开展灭佛运动，大规模拆除寺庙、销毁佛像、限制僧尼数量等。后周境内佛教发展受到极大冲击，官员们也难以在本地进行佛像供养等宗教活动。而吴越国佛教氛围浓厚，与后周形成鲜明对比。梁文谊和张万进等后周官员在出使杭州期间，抓住机会在石屋洞开凿和供养造像，并留下题记，其目的是为远在开封的家人祈福。这一行为既反映了不同政权佛教政策的差异，也体现了吴越国佛教文化的影响力，吸引着其他政权官员在此开展宗教活动。这些造像题记拓本为研究五代时期佛教传播、宗教政策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和文字依据。 基本信息 名称：日本“饶益神宝”铜钱。这是日本平安时代铸造发行的货币。 年代：铸造于日本平安时代清和天皇贞观元年至十年（859 - 868 年），属于日本平安时代（794 - 1185 年）的产物。- 出土地点与时间：2001 年于杭州雷峰塔遗址出土。雷峰塔位于杭州西湖，是吴越国王钱俶为供奉佛螺髻发舍利而建，其遗址出土大量文物，“饶益神宝”铜钱是其中之一。 历史意义- 见证海上贸易：在雷峰塔出土的 3000 余枚钱币中，“饶益神宝”铜钱是仅见的一枚外国钱币。这表明在吴越国时期，吴越国与日本之间存在海上贸易交流。吴越国地处东南沿海，有着发达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海上贸易是其重要经济活动之一。这枚铜钱作为实物证据，说明当时两国间有一定规模的贸易往来，商品流通频繁，可能涉及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特产与日本的一些商品交换。- 反映文化交流：它的出土也反映了当时吴越国与日本除贸易外，还有文化层面的交流。货币作为文化载体之一，其在异国出现，意味着两国人民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也有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互动，为研究古代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文化交流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基本信息 名称：“都省铜坊”镜，英文名为Mirror of "capital official bronze workshop"。 - 年代：五代南唐时期。 出土地点与时间：2001年于杭州雷峰塔遗址地宫出土。雷峰塔为吴越国王钱俶所建，2000 - 200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雷峰塔遗址及地宫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众多文物，此镜是其中之一。 铭文解读 都省铜坊：“都省”是尚书省的别称，在古代官制中，尚书省是中央重要行政机构。“铜坊”指尚书省管辖的官营手工业作坊，专门从事与铜相关器物的制作，表明该铜镜由官方作坊铸造。 - 匠人倪成：指制作这面铜镜的工匠名字是倪成。在古代手工业中，工匠名字铭刻在器物上，一方面是责任追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工匠的技艺传承和个人标识。 官：表明此铜镜属于官造器物，在制作工艺、材质选用等方面要求更为严格，质量也更有保障，反映了当时官方手工业的制作水准。 历史意义 官造铜镜代表：是五代南唐时期最为典型和最具代表性的官造铜镜。其形制、铭文风格与在安徽、江苏、江西等南唐故地五代墓葬中出土的同类镜相似，如1982年江苏连云港五代砖室墓内出土的“都省铜坊”镜，也为“匠人倪成”制造，与雷峰塔地宫出土者相似。 见证经济文化交往：南唐与吴越国毗邻，南唐官造的“都省铜坊”镜在吴越国雷峰塔地宫出土，说明两国在当时存在经济文化交往，可能通过贸易、馈赠等方式使这面铜镜流入吴越国，为研究五代十国时期区域间交流提供了实物证据。 吴越国与中原王朝关系的总体策略 吴越钱氏从唐末占据两浙地区起，直至“纳土归宋”（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吴越王钱俶将所辖土地献给北宋）这一漫长时期，在处理与中央政权关系时，始终奉行“善事中国”政策。这里的“中国”指代中原王朝，此政策意味着吴越国对中原王朝持尊崇、依附态度，在政治上积极靠拢。 对中原王朝正朔的奉从 吴越国先后奉中原八朝（唐、后梁、后唐、后晋、辽、后汉、后周、北宋）为正朔。即承认这些朝代在名义上的正统地位，采用它们的年号纪年，接受其册封等。例如，在唐朝末年，钱镠因战功被唐朝授予官职；后来在五代十国时期，各中原王朝更迭，吴越国也不断向新的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以维持自身统治地位。这种做法使吴越国在乱世中能够借助中原王朝的权威，稳定自身统治，避免成为众矢之的，同时也保障了两浙地区的相对和平与稳定，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 吴越国策略的本质特征 尽管吴越国奉中原王朝正朔，但也存在私行年号，私立庙号、陵号等行为。比如在吴越国国内，可能存在一些不被中原王朝认可的纪年方式和对先王的追封称号等。这表明“善事中国”政策本质上是吴越国在乱世中的生存智谋。一方面，它需要借助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来保障自身安全和利益，获取合法性；另一方面，又保留一定自主性，以维护自身政权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寻求平衡，确保吴越国在两浙地区的统治得以延续。这种策略使吴越国在五代十国的动荡时期存续较长时间，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浙地区的繁荣发展。 北京八宝山出土五代越窑青瓷注子 出土信息：1997年，在北京八宝山辽统和十五年（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年号）韩佚墓中出土。韩佚是辽代重要人物，其墓葬出土文物具有较高研究价值。 - 文物特征：这是一只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注子，注子是古代酒器。它采用越窑青瓷工艺制作，越窑以烧制青瓷闻名，其胎质细腻，釉色温润如玉。该注子上有划花装饰，图案为宴乐人物图，生动展现了当时宴乐场景，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划花是在坯体表面用工具刻划出花纹，再施釉烧制，使花纹在釉下清晰呈现。 内蒙古奈曼旗出土越窑青瓷盘 出土信息：2018年，在内蒙古奈曼旗龙山辽开泰七年（同样是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年号）陈国公主墓出土。陈国公主是辽代皇室成员，墓葬规格高，出土文物丰富精美。 文物特征：此为越窑青瓷缠枝菊花纹盘，以越窑青瓷为材质，釉色青润。盘上装饰缠枝菊花纹，缠枝纹是传统装饰纹样，以植物藤蔓为骨架，向上下、左右延伸，搭配花卉、枝叶，呈现连绵不断、婉转流畅之美。菊花在中国文化中有高洁等寓意，缠枝菊花纹使青瓷盘兼具美观与文化内涵。 综合意义 见证贸易文化交流：两件越窑青瓷分别在北京、内蒙古辽代墓葬出土，表明五代时期越窑青瓷已流通至辽代统治区域，见证了当时吴越国（越窑所在地区）与辽代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辽代贵族墓葬使用越窑青瓷随葬，反映出越窑青瓷在当时的珍贵和受欢迎程度，也体现了不同政权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传播。 反映制瓷工艺影响：越窑青瓷以其精湛工艺和独特艺术风格影响广泛，从侧面反映出五代时期南方制瓷工艺对北方地区的辐射，为研究古代陶瓷工艺传播、区域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例证。 吴越国的外交策略 对中原王朝：吴越国自始至终奉行“善事中国”政策，这里的“中国”指中原王朝。在实际行动上，接受中原王朝册封，如唐朝末年钱镠获唐朝官职，五代时期又先后向后梁、后唐等中原政权称臣。同时积极纳贡，通过进献两浙地区的特产、珍宝等，维持与中原王朝的良好关系。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借助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巩固自身在两浙地区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可避免因对抗而引发的军事冲突，保障吴越国的安全稳定。 - 对周边政权：与楚、闽、南汉等周边国家，通过联姻、军事援助等方式互助结盟。例如，通过王室之间的联姻，建立起亲缘关系，增强彼此信任与合作；在军事上相互支持，共同应对外部威胁或参与区域事务，维护地区势力平衡。这种策略有助于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拓展外交空间，提升吴越国的影响力，保障自身安全。 - 对海外国家及势力：与日本、朝鲜半岛诸国保持良好政治关系，这体现了吴越国在对外贸易和外交上的积极拓展。当时海上贸易逐渐兴起，吴越国利用自身沿海优势，开展与海外的交流，促进了经济文化发展。同时，与辽（契丹）保持密切交流，可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反映出吴越国在外交上的多元性和灵活性，积极与不同势力建立联系，以适应复杂的国际形势。 纳土归宋事件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吴越国纳土归宋。这一决策是基于当时政治形势的考量。北宋建立后，逐渐统一中原地区，实力不断增强。吴越国统治者钱俶审时度势，为避免战争给两浙地区带来破坏，百姓生灵涂炭，选择将吴越国所辖土地献给北宋。这一举措实现了和平统一，使两浙地区平稳纳入北宋版图，也为当地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标志着吴越国作为一个独立政权历史的结束。 杭州的地位变迁 唐代发展：自唐光启二年（886 年）起，钱氏开始经营杭州，历经数十年发展。唐乾宁五年（898 年）后，杭州成为浙西道首府，地位逐渐提升。这一时期，杭州在钱氏治理下，城市规模、经济发展、行政管理等方面不断完善，为后续成为吴越国都城奠定基础。 吴越国时期：吴越国时期，杭州成为都城，称“西都钱唐府” ，跃升为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政治上，是吴越国权力中枢所在，承载着国家行政、决策等重要功能；经济上，吸引大量资源汇聚，商业繁荣；文化上，成为文化交流、创作、传播的核心区域，推动了吴越国文化发展。 钱氏对杭州的治理举措 兴修水利：钱氏在位期间重视水利工程建设。当时杭州地处江南水乡，水利对农业生产、城市安全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通过修建海塘、疏浚河道等工程，抵御海水侵蚀，保障农田灌溉，减少水患灾害，为农业和城市发展提供稳定基础。例如，著名的钱氏捍海塘，有效保护了杭州城及周边地区，促进了沿海地区的开发。 劝课农桑：鼓励农业生产和桑蚕养殖。通过政策引导、技术推广等方式，提高农业产量，发展丝织业等相关产业。农业丰收保障了粮食供应，促进人口增长和社会稳定；丝织业发展则推动了手工业进步和商业贸易，使杭州成为重要的丝织品生产和交易中心。 - 招揽商旅：积极营造良好商业环境，吸引各地商人前来贸易。完善交通设施，保障商路畅通；制定优惠政策，减轻商人负担；加强市场管理，维护交易秩序。这些举措使杭州商业繁荣，城市经济活跃，成为东南地区重要商业城市，促进了与国内外的经济交流。 治理成效 在钱氏一系列治理举措下，杭州实现安定繁荣，城市不断扩展。人口增多，城市规模扩大，建筑增多，城市功能更加完善；经济繁荣，商业兴盛，手工业发达，文化昌盛，社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为杭州后续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和经济重镇奠定了坚实基础。 吴越国都城建设题记概述 吴越国在建设都城杭州时，留下诸多相关题记，这些题记是研究吴越国都城建设、政治文化以及钱氏家族统治理念的重要实物资料。它们以石刻等形式存在，记录了都城建设中的重要事件、工程完工情况以及统治者的相关活动等。 重要题记解读 杭州玉皇山南坡郊坛题记：龙德元年（921 年）吴越郊坛题刻，由钱镠在郊坛工程完工后亲笔题写。郊坛是用于举行郊天大礼的场所，郊天在古代是天子祭祀天地的最高等级礼仪。钱镠进行此类建设并亲自题刻，在中原王朝衰落的时期，这一行为有僭越之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内心的政治野心，即虽表面奉中原王朝正朔，但在实际行动中展现出对更高政治地位的追求。 杭州将台山顶排衙石钱镠诗刻：龙德三年（923 年）吴越建国时，钱镠亲笔题写。钱镠开山凿平基址时发现土中两行巨石，因排列如衙门卫士，故称“排衙石” 。72 岁的钱镠为此赋诗一首“东南一剑定长鲸” ，诗句体现了他作为一代枭雄，在统一两浙等军事行动中的豪迈气概和卓越功绩，彰显其非凡气度和对自身统治成就的自信。 杭州慈云岭路记石刻：宝大元年（924 年），钱镠从龙山开凿慈云岭路至西湖南岸，建西关和台殿水阁，并亲笔题写开路记，刻于路边。这一工程改善了都城杭州的交通状况，加强了区域间联系，同时也体现了吴越国在都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反映出当时城市建设的规划和发展需求。 - 冷求等开路记石刻：位于杭州飞来峰神尼舍利塔遗址下方。天福四年（939 年），钱元瓘命中直都（吴越国禁军）修复天竺寺后山通往神尼舍利塔院之路，并新建观音殿。此题记反映了吴越国对宗教场所的修缮和建设，体现当时统治者对佛教的尊崇，以及通过宗教活动巩固统治、凝聚人心的意图，也展示了都城建设中对宗教设施维护和拓展的一面。 一、东都越州与西都杭州的区别 1. 地理位置与区域意义 越州（绍兴）：地处会稽盆地，为浙东地区中心。自古是越国都城，先秦起便是浙东政治、经济中心，号称 “浙东第一州” 。在吴越国时期为东都，是吴越国东部重要的政治、经济据点，辐射浙东地区。 杭州：位于钱塘江下游北岸，唐乾宁五年（898 ）后成为浙西道首府。吴越国时作为西都，是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凭借优越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吴越国与外界交流及掌控浙西地区的关键枢纽。 2. 城市发展侧重 越州（绍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农业、手工业基础好，在吴越国时纺织、陶瓷等手工业持续发展。同时，作为浙东交通要冲，商业贸易也较为活跃。 - 杭州：在钱氏经营下，发展更为多元。一方面，兴修水利（如捍海石塘）、疏浚西湖，保障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商业、手工业，丝织、造船等行业兴盛，还吸引大量人口和资源，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东南地区重要都会。 3. 政治地位 越州（绍兴）：初名 “东都乾元府” ，后改 “东都会稽府” ，是吴越国东都，与西都杭州并立，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管理和辐射浙东地区的政治功能。 杭州：是吴越国都城，是全国政治中心，吴越国王室在此处理政务、发号施令，地位更为核心。 二、吴越国都城建设题记 1. 杭州相关题记 钱镠开云岭路记拓本：钱镠开山辟路，改善交通，此题记记录工程相关信息，反映吴越国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利于物资运输、人员往来和区域交流。 钱镠郊坛题名拓本：后梁龙德元年（921 年），钱镠建郊坛祭天，题记 “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巳十一月壬午朔一日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镠建置” ，体现其对祭天礼仪的尊崇，以及借助宗教强化统治的意图，也为研究吴越国郊祭仪制提供实物史料。 钱镠排衙石诗刻拓本：龙德三年（923 年）吴越建国时，72 岁的钱镠作 “东南一剑定长鲸” 诗并题刻，展现其开国功绩与豪情，也见证吴越国建立这一重要历史时刻。 冷求等开路记拓本：记录冷求等人参与道路修建事迹，反映吴越国建设过程中各方力量的贡献，道路建设对城市发展和军事防御等方面有重要意义。 2. 其他相关题记 镇东军崇福侯庙记拓本（越州）：梁开平二年（908 年），钱镠应朝廷赐镇东军墙隍（城隍）神 “崇福侯” 之请，亲书此文，体现钱镠对越州地方信仰的重视，以及借助神权巩固统治的策略，见证了钱镠对越州的经营。 吴越国与吴、南唐的关系 总体策略：吴越国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在尊奉中原王朝的同时，对割据淮南的邻国吴以及后来的南唐保持对峙。这是基于地缘政治和自身发展需求的考量，尊奉中原王朝可获正统认可与支持，对峙邻国则是为保障自身安全和拓展势力范围。 对峙与议和：吴越国与吴、南唐长期对峙，后双方遣使议和，休战近三十年。这种从对抗到和平的转变，是双方综合权衡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结果。休战带来的和平环境，有利于双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反映出当时政权间复杂的利益博弈和外交策略调整。 配合中原政权：后周和北宋时期，吴越国两次配合中央政权出兵，南北夹攻南唐。这一方面是履行对中原王朝的臣属义务，通过军事行动展示忠诚，获取中原王朝信任与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借助中原政权力量削弱南唐，提升自身在区域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钱匡道墓志拓本相关内容 背景事件：梁乾化元年（911 年），钱镠之弟、湖州刺史钱镖因涉及继承人之争，叛降杨吴（吴国），滞留未归。钱镖在杨吴被封为“大吴匡时保定功臣、宣义军节度使、吴兴郡开国侯” 。这一事件是吴越国内部权力斗争的外部表现，反映出当时吴越国权力继承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外部势力对吴越国内政的影响。 钱匡道生平：钱匡道是钱镖之子，吴天祚二年（937 年）卒于吴国都城扬州私第，年仅 22 岁。其墓志中涉及钱镖在杨吴的经历，可补正史之缺。正史记载可能因各种原因存在遗漏或偏差，钱匡道墓志提供了关于钱氏家族在吴国活动的一手资料，有助于更全面、准确了解五代时期政权间人员流动、家族关系以及政治生态等情况，丰富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认识。 吴越国与楚、闽的关系 联姻结盟：吴越国与南方的楚国、闽国通过联姻建立友好关系。钱镠之子钱传珝迎娶楚王马殷之女，钱传瓘迎娶闽王王审知之女。这种联姻策略在五代十国的政治格局中，有助于巩固各方势力间的友好往来，形成政治同盟，维护区域稳定。 军事行动：晋开运年间，闽国内乱，南唐趁乱灭闽。开运四年（947 ），吴越国王钱弘佐出兵击败南唐，占领福州，开启了吴越国对福州地区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此次军事行动展现了吴越国在区域政治军事博弈中的积极介入，通过军事手段扩大自身势力范围，增强在南方地区的影响力。 重修闽王庙碑铭拓本 碑铭概况：原碑立于福州闽王祠，立于吴越开宝九年（976 ），由吴越国福州刺史钱昱撰文。五代后期，闽国内乱，吴越国占领福州。有感于闽王王审知德政深入人心，钱俶对王审知旧居加以修饰作为庙祀，钱昱撰写此碑铭。 内容价值：碑铭叙述了王审知生平、治闽功绩以及吴越国为其修庙的缘由。王审知在闽治理期间，保境安民、发展经济、重视文化，碑铭对研究王审知的历史贡献、闽国历史以及吴越国在福州地区的统治策略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五代时期区域历史和政治文化关系的珍贵资料。 吴越国在五代时期凭借发达的航海技术，积极与日本、朝鲜半岛诸国开展交流，以下是详细介绍： 与朝鲜半岛交流 史料记载：据《三国遗事》（成书于1280年代）记载，五代后唐天成五年（930 ），朝鲜半岛后百济与高丽交战，吴越国钱镠致书给后百济王甄萱和高丽国王建，调停两国矛盾。这体现了吴越国在东亚国际关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借助外交手段维护地区和平局面。 - 交流意义：反映出吴越国在东亚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其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的调停，有助于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同时促进了与朝鲜半岛国家的友好往来，推动了文化、贸易等方面潜在交流。 与日本交流 史料记载《本朝文粹》：日本平安时代（约1037 - 1046间成书）的《本朝文粹》记载，日本天历元年（947 ）日本左大臣、天历七年（953 ）日本右大臣各有回复吴越王的书信，期间有吴越国商人蒋承勋携带书信往来。此外，北宋至道元年（995 ），杭州奉先寺（暨吴越国皇家寺院）向日本比睿山延历寺寄书，求取教籍。 交流意义：表明吴越国与日本在官方层面有正式文书往来，民间商人也积极参与其中，充当交流使者。这种交流促进了双方文化传播，如佛教文化交流（寺院间求取教籍），同时也可能带动贸易发展，加强经济联系。 航海技术支撑：吴越国发达的航海技术是对外交流的重要保障。其造船业先进，船只规模大、性能好，为海上航行提供物质基础；航海经验丰富，海员熟悉航线、气象规律等，保障了海上交通的安全与顺畅，使吴越国能够与日本、朝鲜半岛保持稳定联系。 投龙简仪式内涵投龙简是吴越国传承唐代的一种道教仪式。在古代道教信仰里，名山洞府、水府被视为神灵居所。吴越国通过祭祀这些地方，向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保佑国家繁荣、百姓安康，是借助宗教仪式维护统治、表达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方式。 仪式流程与物品 仪式流程：每年举行投龙仪式时，会宣读祭文，祭文内容主要是表达祈福愿望、陈述国家情况等，之后向水中投掷金龙和银简，以此作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传递人间祈愿。 金龙与银简：考古发现的吴越国投龙简分金龙和银简。银简上刻有祈雨祭文以及时间、地点等信息，属于水府告文。金龙一般为鎏金铜龙，与银简一同投入水中，象征着将祈愿送达神灵。 发现地点及意义 发现地点：主要在杭州钱塘湖（西湖）、越州（绍兴）射的潭等地。20世纪50年代，杭州西湖疏浚时发现钱镠、钱元瓘、钱弘佐、钱弘俶的8枚水府告文银简和鎏金铜龙；绍兴宛委山麓河道中发现钱镠的3枚水府告文银简。 历史意义：这些投龙简是研究吴越国道教信仰、祭祀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反映当时道教在吴越国的盛行情况以及宗教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同时，银简上的文字内容为研究吴越国历史、文化、社会状况等提供了一手文字资料，也展现了当时的书法、雕刻工艺水平。 1950年在杭州西湖出水的鎏金铜龙，与钱镠66岁时所投的钱塘湖水府告文银简相关，以下是详细介绍： 历史背景与仪式内涵 投龙简仪式：投龙简是中国古代山川祭祀的国家仪典，属于道教仪式。古人向山川神祇“写信”，将心愿刻在简上，与作为“信使”的金龙等祭品，一同沉于河湖、埋入地下或藏在山洞。在吴越国，这一仪式被统治者重视并频繁举行。钱镠多次投龙简，从个人祈福演变为国家祈福，祈求风调雨顺、家国平安，保佑吴越国繁荣昌盛。 钱镠与西湖：西湖在吴越时期称钱唐湖。钱镠经营杭州，深知其对吴越国的重要性。为感谢钱唐湖龙君庇佑，他在西湖北山建庙，为龙君请封，梁廷敕封钱唐湖龙君为广润龙王。 告文银简与鎏金铜龙具体信息 告文银简：钱镠66岁所投的钱塘湖水府告文银简，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为二级文物。银简呈长条形，纵38.4、横8.2 ，上阴刻钱镠告水府保佑的内容，刻字镌秀。其把银简与金龙一同投入湖中，祈神力辅助吴越国繁荣昌盛。 - 鎏金铜龙：与该银简一同投入西湖的金龙是鎏金铜龙。唐代和吴越国的金龙形态类似，称“走龙” ，呈现猛兽形态，完整有力。它作为沟通神灵的信使，承载着人们对神灵的祈愿，随银简投入西湖水府，完成祭祀仪式。 文物价值 历史价值：反映了五代时期吴越国的宗教信仰、政治理念以及与西湖相关的历史。钱镠通过投龙简仪式，强化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与神圣性，也体现了对西湖水神信仰的利用和推崇。 文化价值：是吴越国水府信仰盛行的实物见证，展现了当时道教文化在吴越国的传播与实践。同时，银简上的文字为研究五代时期的书法、文字以及文书格式等提供了一手资料。 钱元瓘53岁钱塘湖水府告文银简及相关铜龙，是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以下为您详细介绍： 基本信息 铸造时间与背景：铸造于吴越天福四年（939年）。当时吴越国上承唐代传统，笃信并践行通过祭祀境内名山洞府、水府为国家祈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此背景下，每年会举行道教特有的投龙仪式，钱元瓘53岁时也遵循传统，命人制作告文银简与铜龙用于仪式。 出水信息：1950年于杭州西湖出水。当时西湖疏浚工程使得这批珍贵文物重见天日，为研究吴越国宗教祭祀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文物特征 银简：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呈长条形，纵32.8厘米、横13.8厘米。银简上阴刻告文，内容为钱元瓘祈求水府神灵庇佑吴越国的相关祈愿，字体镌秀，是研究当时文字书法、宗教信仰和政治诉求的重要依据 .铜龙：虽未详细公布具体特征，但从同时期其他投龙仪式所用铜龙推测，其应为小型龙形器物，造型可能矫健灵动，龙身线条流畅，或有鳞片刻画等细节，作为沟通神灵的“信使”象征，与银简一同投入西湖水府以完成祭祀仪式。 文化意义 宗教仪式见证：是吴越国投龙仪式这一宗教活动的实物见证。投龙仪式源于道教，在吴越国被统治者重视并用于国家层面祈福，反映当时宗教信仰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深刻影响。 历史研究价值：为研究五代时期吴越国的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通过银简上的告文内容，能了解当时吴越国的政治诉求、社会期望等；其制作工艺、材质等也反映了当时的手工业发展水平。 1950年代杭州西湖出水的钱弘佐十五岁时（吴越天福七年，公元942年）的钱塘湖水府告文银简与铜龙，蕴含丰富历史文化信息： 历史背景 宗教仪式传统：投龙简仪式源自道教，是古人向山川神祇祈福的重要方式。吴越国时期，历代国王笃信此道，频繁举行投龙仪式。钱镠开此先河，之后钱元瓘、钱弘佐等也循例而行，从个人祈福逐渐演变为国家层面的祈福活动，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 西湖的重要地位：当时西湖称钱塘湖，是杭州重要水源，对城市发展、农业灌溉意义重大。吴越国统治者重视对钱塘湖的祭祀，以求湖神庇佑，保障用水和地方安宁。 文物详情 银简：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银简为长条形，上面阴刻钱弘佐祈求水府神灵庇佑的告文。其材质贵重，制作工艺精良，阴刻文字体现当时的书法风格和雕刻水平，是研究吴越国宗教信仰、政治理念和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 铜龙：作为投龙仪式中沟通神灵的“信使” ，与银简配套使用。虽具体形制细节可能因资料有限暂未完全明晰，但参考同时期类似文物，应是造型生动、工艺精湛的小型龙形器物，或有矫健的身姿、细致的鳞片等雕刻，以体现龙的威严神圣。 文化价值 宗教文化见证：直观展现了吴越国时期道教投龙仪式在国家宗教活动中的实践，反映当时宗教信仰对社会生活、政治统治的深刻影响，是研究古代道教仪式和信仰传播的珍贵实例。 - 历史研究意义：为研究吴越国历史提供一手资料。从银简告文可窥探当时吴越国的政治局势、统治者诉求；文物制作工艺反映了五代时期的金属加工等手工业发展水平；其出水也为研究西湖历史变迁和古代人类活动提供线索。 钱弘俶21岁钱塘湖水府告文银简 基本信息：铸造于吴越乾祐二年（949年），1950年代在杭州西湖出水。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 历史背景：吴越国上承唐代传统，笃信通过祭祀境内名山洞府、水府为国家祈福，每年举行道教特有的投龙仪式。钱弘俶即位后，遵循先辈传统，通过投龙简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21岁的他处于初掌政权阶段，希望借助神灵庇佑稳固统治、保境安民。 文化意义：见证了吴越国宗教祭祀文化在钱弘俶时期的延续，反映当时统治者借助宗教仪式维护统治、表达政治诉求的行为模式，也为研究五代时期吴越国宗教信仰、政治理念和文化提供实物资料。 钱弘俶23岁钱塘湖水府告文银简 基本信息：铸造于吴越广顺元年（951年），1950年代杭州西湖出水。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为二级文物。呈长方形薄板状，正面阴刻告文，纵10行。 - 告文内容：主要为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体现钱弘俶对国家繁荣稳定的期望，希望借助西湖水府神灵力量，护佑吴越国免受自然灾害侵扰，保障百姓安居乐业。文物价值：是吴越国投龙仪式的实物见证，反映当时道教文化在吴越国的盛行及宗教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其制作工艺、文字内容等，为研究五代时期书法、雕刻艺术和宗教文书格式提供样本。 钱俶45岁钱塘湖水府告文银简 基本信息：铸造于吴越开宝六年（973年），1950年代杭州西湖出水。此时钱弘俶已去掉“弘”字，称钱俶。 - 历史背景：处于吴越国晚期，北宋逐渐强大并致力于统一。钱俶深知局势，一方面继续遵循吴越国传统祈福仪式，祈求神灵护佑吴越国；另一方面可能也在复杂政治形势下，期望借助仪式为吴越国命运寻求庇佑。 文化价值：作为吴越国晚期宗教祭祀文物，反映当时特殊政治局势下统治者的心理和诉求，是研究吴越国末代历史、宗教文化演变及吴越国与北宋关系的重要实物。 这些银简均是吴越国投龙仪式的产物，承载着当时的宗教信仰、政治理念和文化信息，对研究五代吴越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钱元玩相关信息 钱元玩是钱镠第十九子，出家为僧，法号令因。他兼任杭州安国罗汉寺和城南真身宝塔寺寺主，还被授予吴越国僧统，赐号慧因普光大师。宝大元年（924 年）圆寂，年仅24岁。钱镠下令在“锦里功臣山南面峰峦营建塔院”，塔名“净土” ，钱元玩按俗世身份葬于塔后的墓中，1962 年该墓被发掘。 墓中出土青瓷缸 从钱元玩墓中发掘出的青瓷缸，是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的代表器物。越窑在当时以烧制高质量的青瓷闻名，其胎质细腻，釉色温润如玉。青瓷缸造型古朴，可能具有实用功能，比如用于盛水、储粮等。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制瓷工艺水平，也为研究吴越国的丧葬文化和生活习俗提供了实物依据。 其他吴越国墓葬墓志 发现概况：除吴越国王室墓葬外，近年来在杭州、苏州、常熟、宁波等地发现众多吴越国墓葬和墓志。这些墓葬的主人涵盖吴越国不同阶层人物，墓志记载了墓主的生平事迹、家族背景等信息。 - 具体墓志示例 - 危德图母徐氏墓志与拓本：危德图家族是钱镠盟友危仔昌的后裔，危氏家族流亡吴越后在明州（今宁波）为官。危德图母徐氏墓志记载了危氏家族流亡、在吴越国发展的历史，为研究吴越国政治、社会结构以及家族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墓志拓本则是将墓志上的文字、图案等通过拓印技术复制下来的版本，方便研究、保存和展示。 - 其他墓志：如越州刘珂、越州滕氏夫人、常熟金氏夫人、苏州李章、苏州霍彦珣、苏州钱君义妻殷氏夫人、明州袁从章、苏州钱义光、常熟陈绾、杭州赵昭文等墓志，这些墓志记载了吴越国不同地区中下级官员和地主的生活情况，包括他们的仕途经历、家族关系、宗教信仰等内容，是深入了解吴越国社会基层状况的一手资料。 墓中出土木俑 您提到的“南木佣”推测是墓中出土的木俑。这些木俑造型各异，可能有不同身份和功能。有的可能是侍卫俑，守护墓主在另一个世界的安宁；有的可能是侍俑，模拟生前侍奉主人的场景。木俑的制作工艺反映了当时的雕刻技艺水平，其服饰、发型等细节也为研究吴越国的服饰文化、审美观念等提供了线索。 一、天文星象图概述 在钱宽墓、水丘氏墓、马氏墓、钱元瓘墓、吴汉月墓这五座吴越国最高等级的王室墓葬中，均发现天文星象图。这些星象图或绘制、或雕刻，都位于墓葬后室顶部，是吴越国王室墓葬特有的元素，且时代较早，见证了唐五代时期天文学的突出成就。 二、各墓葬天文星象图特点 - 钱宽墓天文图：绘制于900年，星象由圆形金箔贴成，星座连线刻痕填土为红色，有四重椭圆环。星图现存170颗星，对二十八宿附属星座标示较全，是中国现存已发掘中时代最早的古代天文图之一，体现当时较高的天文观测与记录水平。 - 水丘氏墓天文图：水丘氏是钱镠之母，其墓天文图展现了当时对星空的认知和描绘方式，虽未详细展示星象内容，但作为同时期王室墓葬天文图，和钱宽墓等共同构成研究体系。 马氏墓天文图：马氏为钱元瓘正室恭穆夫人，其墓天文图呈圆形布局，通过星点连线勾勒星座，反映当时天文学在王室丧葬文化中的应用，也体现古人对宇宙星空的想象与理解。 钱元瓘墓天文图：钱元瓘为吴越国第二代国王，其墓天文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星象图之一。图中对星宿的刻画，为研究当时天文学发展和古人宇宙观提供了直观资料，也体现了王室墓葬对天文元素的重视。 吴汉月墓天文图：吴汉月是钱元瓘侧室恭懿夫人，其墓天文图布局规整，星象描绘细致。反映出当时天文学知识在王室阶层的传播和应用，以及丧葬文化中借助天文元素表达的特殊寓意。 三、历史文化价值 天文学研究：为研究唐五代时期天文学发展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通过这些天文图，可了解当时人们对星宿的认知、观测方法以及天文学理论，填补了该时期天文学研究的实物空白，对比现代天文学知识，能探究古人对星空认知的演变。 丧葬文化研究：反映吴越国王室 “事死如事生” 的丧葬观念。将天文星象图置于墓室顶部，是把墓室模拟成宇宙空间，希望逝者在另一个世界也能与星空相伴，体现古人对生死、宇宙的哲学思考，以及宗教信仰在丧葬仪式中的体现。- 艺术史研究：天文图的绘制、雕刻工艺展现了当时的艺术风格和技艺水平。从金箔贴饰到石刻、绘画，不同的表现手法体现了唐五代时期的艺术特色，为研究古代艺术史提供了独特视角。 这是2001年出土于杭州雷峰塔地宫的鎏金银阿育王塔，是五代·吴越时期（907—978年）的古物。 这阿育王塔通高35.6厘米，整体用纯银打造，还做了鎏金处理，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它由基座、塔身、山花蕉叶、塔刹几部分组成。塔座是方方正正的，下面有底板，每一侧都装饰着壸门和小佛像，一个挨着一个，非常精致。基座边长12.5厘米，稳稳托住上面的部分。 再看这方形的塔身，四面都用透雕手法，刻着不同的佛本生故事，分别是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快目王舍眼和月光王施首，每一个故事都在讲佛的慈悲和奉献精神。而且塔身外面是鎏金的，在古代，鎏金工艺不简单，得费不少功夫才能做得这么精美。塔身四角，还各站着一只大鹏金翅鸟，这鸟在佛教里可是寓意吉祥、有神力的。 往上看，那山花蕉叶也不简单。正面捶揲着16幅佛传故事画面，像佛祖在无忧树下诞生、在尼连河边苦修、在鹿野苑里说法等等，就跟看连环画似的，把佛祖一生的重要事迹都展现出来了；背面呢，则是佛祖坐禅、说法的形象。 最上面的塔刹，由刹杆、五重相轮和顶部的火焰珠、宝瓶构成。塔刹底座装饰着十二朵覆莲，五重相轮上有忍冬、连珠纹，下面的轮子最大，越往上越小。 当年吴越国末代君主钱俶，在北宋开宝五年（972年）营建雷峰塔的时候，专门打造了它，用来供奉“佛螺髻发”的金棺，这金棺银塔可是瘗埋佛舍利的最高规格。历经了上千年，它依然保存得这么完好，见证着古代高超的工艺和当时人们虔诚的信仰，是不是特别了不起！ 文化价值 宗教意义：阿育王塔源于印度孔雀王朝君主阿育王，他皈依佛教后修建众多佛塔供奉佛骨舍利，“阿育王建四万八千塔” 的典故流传开来。此后，仿效这种行为以积累善行的塔都被称为阿育王塔。吴越国崇信佛教，钱俶在位时创建寺院至少143所，铸造阿育王塔供奉舍利子，体现了当时佛教在吴越国的盛行。 艺术价值：此塔是首次发现的吴越银阿育王塔，不仅保存完整，塔身镂刻的佛教故事在所发现的阿育王塔中也最为清晰全面。其工艺精湛，展现了五代时期高超的金属加工技艺，包括捶揲、铆焊、透雕、鎏金等，是研究五代佛教艺术和金属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 历史研究价值：中国已发现的钱弘俶造阿育王塔有35座，分布多地。这座阿育王塔为研究吴越国佛教传播、宗教政策以及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 圩田体系与相关水利举措 钱镠设置都水营使和撩湖兵，对吴越国水利发展及农业生产意义重大。 - 机构与人员设置：都水营使是负责水利事务的官职，统领水利相关工作；撩湖兵是专业水利军事力量。他们承担西湖、太湖等水道的修治、疏浚以及导河筑堤任务。 - 水利工程建设：通过大量疏浚河道，修建堤防、堰闸等，完善了太湖平原的圩田系统。形成“五里七里一纵埔，七里十里一横塘”的塘浦圩田体系，纵横交错的横塘纵浦间筑堤作圩，实现防洪、灌溉一体化，保障了农业生产，促进了太湖平原农业发展，推动了吴越国经济繁荣。 霍彦珣墓志拓本 霍彦珣墓志拓本是将霍彦珣墓志上的文字、图案等通过拓印技术复制而成。墓志一般记载墓主姓名、生平事迹、家族背景、生卒年月等信息，是研究墓主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家族关系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但仅从图片信息，无法得知霍彦珣具体生平，需结合拓本详细文字内容进一步研究，如可从中了解其在吴越国的官职、功绩、人际关系等，为还原吴越国历史场景和人物活动提供依据。 赵昭文墓志石 基本信息：吴越开宝四年（971 年），1982年于杭州西湖区出土。 墓主简介：赵昭文曾任“屯田员外郎，知中吴军榷粜、转运务、兼回图、榷酒等务” ，是吴越国后期苏州地区主管农业、商业、税收的官员。“屯田员外郎”掌管屯田事务，对农业生产布局和发展有管理职责；“榷粜”涉及粮食专卖管理；“转运务”负责物资运输调配；“回图”可能与贸易相关；“榷酒”掌管酒类专卖。 - 历史价值：见证吴越国屯田制度延续。其墓志背面刻有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迁葬杭州内容，为研究吴越国经济制度、官员任职、丧葬习俗及区域间人口流动等提供一手资料，有助于了解吴越国后期社会经济管理模式和变迁。国家粮仓 - 重要地位：两浙地区自中晚唐起，便是国家主要粮食产地。其每年上缴朝廷的税粮数量庞大，对朝廷政局影响显著。这是因为中晚唐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两浙地区凭借优越自然条件、先进农业技术和相对稳定社会环境，成为重要产粮区。 - 粮食产量与价格：钱镠称吴越国“斗米十文”“岁岁丰盈” ，范仲淹言“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石” ，反映当时粮食产量高且价格相对稳定。这得益于吴越国重视水利建设，完善圩田体系，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保障了粮食丰收和市场供应。 - 对中原王朝的贡献：宋开国初，吴越国向朝廷输送大量军粮，每年达数十万石；纳土归宋后，更是每年向中原输送四百万石稻米。这既体现吴越国农业的雄厚实力，也对北宋初期稳定及统一进程起到支持作用。 吴越国铸钱 铸钱起始：据记载，吴越国于“丁巳四年（957）春正月，始议铸钱” 。但文献未记载具体铸造钱币种类，只能依据出土实物判断。 - 流通货币：从吴越国杭州雷峰塔、苏州虎丘塔、东阳中兴寺塔等佛塔出土钱币看，境内流通和铸行的货币主要为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开元通宝是唐代开始铸造的货币，在吴越国仍广泛流通和铸造，反映其货币制度对唐代的继承；乾元重宝由唐肃宗时期铸造，在吴越国也有一定流通量。 雷峰塔出土铜钱 出土概况：2001年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大量铜钱，总数约3300枚。这些铜钱大多散放在地宫底面铺地砖上，厚度可达4 - 5厘米，少量在铁函底板上面，部分被工匠嵌在墙壁或砖缝里。不少撒放的铜钱用丝囊包裹，出土时可见丝织品残片；有的以丝线、铜线穿连，一串有数十枚至上百枚。 - 钱币种类：年代跨度大，最早的是西汉文帝前五年（前175年）始铸的四铢“半两”钱，最晚的是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铸造的“宋元通宝”钱。涵盖汉代半两、五铢、大泉五十、货泉（王莽时期）；三国直百五铢（蜀汉）；南朝太货六铢；北朝永安五铢、常平五铢、布泉、五行大布；隋代五铢；唐代开元通宝、乾封泉宝、乾元重宝（史思明）；五代天汉元宝、光天元宝、乾德元宝、咸康元宝（前蜀）、乾亨重宝（南汉）、唐国通宝、开元通宝（篆文）、大唐通宝（南唐）、天福元宝（后晋）、周元通宝（后周）等。还有日本“饶益神宝”和“国太人安天下太平”钱。其中，开元通宝数量最多，达3060枚，占总数92％；乾元重宝次之，约170多枚，占总数5％；五铢约50余枚；部分开元通宝在质地、尺寸、文字字体上有差异，还有特殊加工处理的，如背面有星月痕、花穿、花缘等，甚至有背有三朵祥云的开元通宝。 特殊钱币：还出土玉质“开元通宝”钱，直径2.5厘米，厚0.2厘米，重3.4克，比1974年北京房山出土的“政和通宝”玉钱提早一百多年，是首次发现的“开元通宝”玉钱。此外，还有鎏金铜质、铅质、铁质的开元通宝，以及合面的四灵花钱等特殊品种。日本“饶益神宝”铜钱也在雷峰塔地宫出土，它是日本清和天皇贞观元年（公元859年）始铸，见证了吴越国与日本的频繁交流。这些钱币多数并非普通流通钱，而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厌胜钱，可能是当时信众为祈求神佛保佑投入地宫。 玉台鸾镜 工艺传承与风格：吴越国铸镜工艺继承唐代传统，整体风格朴素，造型简约、轻薄，从注重装饰向实用转变。镜背多为素面，即便有纹饰也较模糊。镜形多样，有圆形、方形、亚字形等。 - 材质演变：在材质上，处于从唐代高锡青铜合金向宋代锌锡青铜合金转变的过渡阶段。此外，镜面有线刻图案的铜镜是吴越国独创类型，反映了当时铜镜制作工艺的独特创新。 金花银器 种类与造型：吴越国金花银器种类丰富，涵盖食具、酒具、带具、陈设用具、首饰，以及供奉舍利的容器等。造型新奇，装饰华丽。 - 工艺技术：加工和装饰工艺精湛，采用捶揲、镂孔、錾刻、焊接、鎏金、铆接等技法。尤其錾刻花纹部位鎏金技术广泛应用，即文献中的“金花银器” ，体现了高超的金银器制作水平。 玻璃与玉器 玻璃烧制技艺：吴越国玻璃烧制技艺精湛，器型精美。现存吴越国玻璃器多出自佛塔地宫，主要为舍利瓶、供养品等，反映其在宗教用品制作上的应用。 玉器制作传统：两浙地区琢玉传统悠久，吴越国将玉器列为上贡品类。现存吴越国玉器多出自高等级墓葬及佛塔地宫，如马氏墓和雷峰塔地宫出土玉器，数量多、雕刻精湛，展现了当时高超的治玉水平。 手工技艺 吴越国承袭前朝瓷器、金银器、玻璃器和铜镜制作工艺，并加以改良优化，形成特色手工业门类。这些器物用于朝贡、宗教供奉和日常生活，是吴越国经济、文化的体现，反映出当时手工业的繁荣和工艺传承创新。 金银釦秘色瓷 装饰特色：吴越秘色瓷常以金银镶边，当时称“金棱秘色瓷器”“金釦越器”“金银饰陶器” 。金银镶边不仅提升了器物美观度，也彰显其贵重。 - 烧制难度与贡献：秘色瓷烧制难度高，代表了吴越国高超制瓷技艺和发达手工业水平。据记载，吴越国向北宋朝廷上贡大量金银装饰的秘色瓷，反映其在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秘色瓷器 定义与发展：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品被称为“秘色瓷” 。五代时，越窑制瓷业鼎盛，慈溪上林湖窑场密布，是吴越国制瓷业发达的见证。 - 贡瓷地位：越窑青瓷自晚唐起就是地方土贡，供宫廷使用。吴越建国后，秘色瓷成为重要贡品，闻名遐迩，体现其在当时瓷器中的特殊地位和高品质。 吴越国佛教发展背景唐代会昌灭佛（841 - 846 年，唐武宗李炎发起的大规模禁佛运动）后，中国佛教中心南移。吴越国历代国王敬天礼佛，以“转轮王”自居，认为自己有护持佛法、福佑国家的使命。他们希望借助佛法力量护佑吴越国，因此大力扶持佛教发展。 吴越国佛教发展举措 宗教建设活动：国王们积极建寺起塔，如修建众多佛寺佛塔；开龛造像，在石窟、寺庙等地雕刻大量佛像；刻经造幢，刊刻佛教经典，建造经幢。例如杭州现存大量当时的石窟和塔幢遗迹。 高僧礼遇与宗派复兴：礼遇高僧，邀请名僧到吴越国传法、讲经等。同时，大力振兴禅宗，使禅宗在吴越国进一步传播发展；复兴天台宗，让天台宗的教义阐释、宗派传承等得以恢复和弘扬。 杭州吴越国石窟造像 分布情况：吴越国现存石窟几乎都在杭州西湖周边，涵盖凤凰山圣果寺、慈云岭资延院、将台山石龙院、玉皇山天龙寺、慧日峰永明院、九曜山香严院、满觉陇石屋洞、南高峰烟霞洞、飞来峰神尼塔、飞来峰灵鹫院等寺院造像，部分为国家敕建。 造像题材：主尊有弥陀、弥勒、释迦、观音等，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组合流行。除唐代常见的杨柳观音、水月观音外，还自创白衣观音形象。罗汉造像丰富，有中国现存最早的十六罗汉造像（石龙院）、十八罗汉造像（烟霞洞）、五百罗汉造像（石屋洞），体现鲜明浙江地方特色，是10世纪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体现。 吴越国时期佛教的繁荣，对当时的文化艺术、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佛教文化遗产也成为研究佛教发展和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吴越国的佛教信仰与建设 历代国王的崇佛传统：钱镠率先垂范，一生礼敬僧人，为吴越国的佛教发展奠定基础。钱元瓘、钱弘佐在位时，进一步推动佛教发展，尤其为禅宗在吴越国的兴盛创造条件。末代国王钱俶对佛法尊崇至极，他在位期间大力修建寺塔，积极推动佛教发展。 - 高僧的任用与宗派复兴：钱俶任用德韶、延寿、赞宁等高僧主持佛教事务。这些高僧在禅宗和天台宗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大兴禅宗，重振天台宗，使佛教在吴越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寺塔建设成果：至吴越国末期，都城杭州内外寺院数量众多，达460多所，其中350所以上是吴越国时期新建。这些寺塔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也成为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反映出当时佛教的繁荣昌盛，对吴越国的文化、艺术、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 名称：貼金彩繪石雕经函出土地点：发现于东阳中兴寺塔天宫。年代：吴越国时期。 材质与结构：石质，长方形，分盖、身两部分，采用子母口结构。 2. 艺术特色雕刻工艺：通体浮雕，以墨笔勾勒，并采用敷彩贴金工艺，使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是吴越国石雕艺术珍品。 装饰纹样：盖呈盝顶形，饰团花、牡丹、飞天、莲蓬、球路纹和菱形网格纹等，图案丰富精美，体现当时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 图案内容 函盖：函盖内部涂黑漆，中间阴刻题记二行共36字，内容为“建隆二年辛酉岁九月二十五日勾当塔弟子军将葛仁皎弟人吏葛仁遇造并经永充供养” ，记录了经函的建造时间、建造者及用途。 函身四壁：以连环画形式雕刻僧人取经故事，展现僧人遇塔礼塔、遇寺拜寺，历经艰辛最终取得真经，以三头六牙白象驮伏经卷，从城门下徐行而入的情景，生动形象。 函座：为束腰须弥座，前后有伎乐童子九人，各持乐器，还有着红袍独舞一人，均坐于莲花座上；座底有四力士分坐四角，肩负函身，力士间有金绘提手；须弥座下层雕饰覆莲，整体雕刻细腻，人物姿态各异。 3. 文化价值 宗教价值：函内原存葛仁皎造墨书《妙法莲华经》七卷，《妙法莲华经》是佛教重要经典，此经函是佛教文化在吴越国传播和尊崇的实物见证，反映当时佛教信仰盛行，以及人们对佛教经典的重视和供奉。艺术价值：其精湛的浮雕、敷彩贴金工艺，丰富多样的图案装饰，为研究吴越国石雕艺术、绘画艺术、装饰艺术等提供了珍贵实例，展现了当时的艺术风格和工艺水平。 历史价值：题记为研究吴越国历史、宗教制度、社会经济以及书法艺术等提供了重要文字资料，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人们的宗教活动情况。 一、基本信息名称：钱元瓘造飞霞寺铜塔年代：吴越天福四年（939 年）出土地点：1955年浙江天台出土 材质与结构：铜制，单层重檐仿木构建筑，由基座、塔身、塔刹三部分构成。 二、造型特点基座：基座底部装饰覆莲纹，边缘两侧阴刻题记“天福四年岁次己亥六月再舍入飞霞寺永充供养，吴越国王记” ，明确其为吴越国王钱元瓘的供养品。 塔身：塔身四面开龛镂刻佛像，原底层有勾栏，塔座现已毁缺。塔上为三层密檐，层层出檐深远，檐角微微上翘，展现出灵动的姿态。塔刹：塔刹相轮五重，饰忍冬纹，顶部作火焰宝珠，线条流畅，造型精美，具有浓厚的佛教象征意义。 三、文化价值宗教意义：作为吴越国王钱元瓘的供养品，此铜塔用于供奉在飞霞寺（位于天台赤城山），体现了吴越国皇室对佛教的尊崇与虔诚，反映当时佛教在吴越国的重要地位，是研究吴越国佛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重要实物资料。 艺术价值：其仿木构建筑造型，细致地展现了五代时期建筑的特点，如密檐、勾栏、相轮等结构，对于研究当时的建筑艺术风格、工艺技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塔身佛像雕刻、纹饰装饰等体现了较高的金属铸造工艺和雕刻艺术水平。历史价值：该铜塔是吴越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阴刻题记不仅提供了确切的纪年信息，也为研究吴越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与宗教的关系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文字和实物资料。 经幢概述经幢原本是丝织品，上面书写经咒，用于僧俗礼拜瞻仰。石经幢起源于盛唐，在晚唐兴盛。到了吴越国时期，其地位和工艺都有显著发展。 吴越国经幢特点 建造规制：国家大寺所建石经幢往往成对出现，承载着镇护一方土地、护佑国家的寓意。部分经幢体量巨大，高度可达15米，建造工艺高超，造型精美且结构复杂，工艺水平超越唐代经幢。 民间应用：民间流行小型墓幢，延续了超度亡灵的功能。 经幢图片展示意义历史影像：展示的老照片中，如杭州灵隐寺（永庆寺）双经幢，衣锦军竹林寺（海会寺）、杭州大慈山（虎跑寺）、杭州五百罗汉院（法镜寺）等经幢旧影，记录了经幢过去的风貌，为研究其历史变迁、建筑风格演变提供了直观资料。 拓片价值：杭州水心寺经幢拓片，上面的文字内容是研究当时佛教经文、书法艺术、雕刻工艺以及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通过拓片文字，可了解经幢建造的背景、目的，以及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诉求。 現在大家看到的大型造像，都是通過現代 3D 打印技術復原的吳越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石窟造像。這一尊南高峰煙霞洞十八羅漢中的第十八羅漢，煙霞洞十八羅漢造像可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十八羅漢造像遺存。本來是禪定打坐的第十八身羅漢，側面是武士形象的供養天人像，天人手上捧著放置佛經的經函，這是由錢弘俶的母舅吳延爽舍財開鑿的。 吴越广顺三年（953），钱弘俶开创杭州南高峰烟霞院，并在烟霞洞开凿三世佛、十八罗汉、双观音、石塔、孔雀明王等造像其中罗汉造像遍布全洞，体型硕大，造型精美，体现了吴越国流行的罗汉信仰。烟霞洞十八罗汉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十八罗汉造像遗存，体现了吴越国对罗汉造像的创新设计。本龛为禅定相的第十八罗汉，由钱弘俶母舅吴爽舍财开凿，当时尚未确定罗汉的名号，侧面为武士形象的供养天人像。 宗教价值：体现了吴越国流行的罗汉信仰。罗汉是释迦牟尼弟子，小乘教修行最高果位，受佛嘱托常住世间守护佛法。烟霞洞十八罗汉造像的存在，反映当时佛教信仰在吴越国的盛行，以及民众对罗汉信仰的尊崇。 艺术价值：代表着五代吴越造像的较高水平，是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五代罗汉群像，对周边地区北宋罗汉造像产生重要影响。其雕刻工艺精湛，是研究五代佛教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 历史研究价值：解决了十八罗汉从十六罗汉演变的关键问题，证实十八罗汉起源于中国且与烟霞洞密切相关，为佛教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例证。 一、基本信息 开凿时间：约吴越开运二年（945 年），为吴越国灵鹫院开凿。 位置：位于杭州飞来峰青林洞高耸的悬崖之上。 性质：是等比例高保真数字化3D打印复制，原作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造像内容 组合：龛内圆雕造像3身，为“西方三圣” 组合。中尊为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左胁侍为观音菩萨，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著称；右胁侍为大势至菩萨，代表着智慧与力量。 - 造型特点：造像保存完好，佛像的背光、台座、衣纹等细节均体现典型的吴越时期造像特征。阿弥陀佛结跏趺坐，手势为“中品上生手印” ，面容祥和，体现出超凡脱俗的气质；观音菩萨手持净瓶，象征着清净和慈悲；大势至菩萨造型庄严肃穆。整体雕刻线条流畅，工艺精湛，展现了当时高超的佛教造像艺术水平。 三、文化意义 宗教价值：体现了吴越国的弥陀净土信仰，反映当时佛教净土宗在吴越国的盛行。信徒通过礼拜“西方三圣” ，祈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获得解脱。 - 艺术价值：是吴越国佛教造像艺术的杰出代表，为研究五代时期佛教造像的风格、技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其造型、雕刻手法等对后世佛教造像产生了一定影响。 历史研究价值：有助于了解吴越国的宗教政策、佛教传播情况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风貌，是研究吴越国历史和佛教文化交流融合的珍贵例证。 1957年金华万佛塔出土的佛教造像，是五代十国时期佛教艺术的珍贵遗存，以下为您详细解读： 造像总体风格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佛教造像，大多保留唐代丰满圆润、雍容华贵神韵，又具宋代清秀朴素、写实自然风格。金华万佛塔出土造像很好体现了这些特点，在造型、工艺等方面独具特色。 材质与种类 材质丰富：有石、铜、铁、陶等。如铜地藏像，以铜为材质，质地坚实，利于长久保存与精细雕琢。 种类繁多：包括佛、菩萨、天王、罗汉等像。不同身份造像，造型与姿态各异，以体现其宗教寓意与特质。 典型造像分析 铜地藏像：地藏菩萨在佛教中以“大愿”著称，即“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此像身姿、手势等可能有特定宗教寓意，比如常见的持锡杖、宝珠等手势。从造型看，可能身披袈裟，衣纹流畅自然，体现布料质感与垂坠感，面部表情宁静慈悲，符合地藏菩萨救度众生的形象设定。 其他造像：如佛坐像，通常结跏趺坐，手势或为禅定印等，体现佛陀的庄严与智慧；菩萨像可能身姿婀娜，装饰华丽，如头戴宝冠、身佩璎珞等，展现其慈悲与神圣。部分造像有背光，形式多样，如圆形、火焰形等，不仅具装饰性，更强调造像神圣性。 工艺特点 铸造工艺：像铜质地造像，采用成熟铸造工艺，能精准呈现细节，如面部表情、衣物褶皱等。部分造像可能有鎏金工艺，使其更显华贵庄严。 - 雕刻工艺：石质或陶质造像，雕刻线条细腻流畅，通过线条粗细、深浅变化，塑造立体感与空间感。对衣纹、配饰等细节精心雕琢，展现高超技艺。 文化与宗教意义 反映佛教信仰：这些造像反映当时金华地区佛教信仰的盛行，是人们宗教崇拜与精神寄托的物质体现。不同造像代表的佛、菩萨等，对应不同佛教教义与修行法门，体现佛教信仰的丰富内涵。 文化交流融合：造像风格融合唐代、宋代特点，说明五代十国时期虽政治分裂，但文化艺术仍有传承与交流。同时，佛教造像艺术本身受印度、西域等外来文化影响，又融入本土文化元素，是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 基本信息 年代：铸造于吴越开运三年（946 年），此时处于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在钱氏统治下，佛教盛行，宗教文化活动频繁。 - 出土地点：1957 年于杭州西湖出水，西湖在吴越国时期是重要区域，与宗教、经济、生活等方面联系紧密，众多宗教文物在此出土。 雕版内容 陀罗尼经文：雕版为锡质，两面刻有不同真言。一面是《不空羂索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和《文殊五字陀罗尼》，另一面是《大圆满陀罗尼神咒移迹真言》。这些均为佛教密宗陀罗尼经文，陀罗尼在佛教中被认为具有特殊法力，持诵或雕刻可获佛菩萨护佑、消灾祈福等。密宗强调通过咒语、手印、观想等修行方式快速获得解脱，这些经文体现当时密宗在吴越国的传播。 宗教意义：由民间供养人制作，反映吴越国时期民众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民间供养人出资制作宗教用品，用于供奉、祈福等宗教活动，期望借助佛法力量满足心愿、护佑自身及家人。 文化价值 雕版技术：体现了吴越国成熟的雕版技术。在锡质材料上精细雕刻经文，需高超雕刻技艺和成熟工艺，反映当时手工业在宗教用品制作方面的高水平，为研究古代雕版印刷技术演变提供实物资料。 宗教信仰：反映当时流行的杂密信仰。杂密是相对纯密而言，融合多种佛教信仰元素，不拘泥于特定宗派仪轨。此雕版上多种陀罗尼经文共存，展示了吴越国宗教信仰的多元融合特点，是研究五代时期佛教信仰状况、宗派交流融合的重要实物。 雕版印刷术起源与唐代发展 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古代重要发明，凝聚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摹拓术等传统工艺。其发明年代虽众说纷纭，但多数学者倾向于唐代初期。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卷中含武周时期“制”字，应是公元701 - 704年唐代武周时期长安印本，为唐代已有雕版印刷术提供有力实物证据。现存最早标有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是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经》，其刻印精美，有扉画《祇树给孤独园》。唐代佛教盛行，寺院和信徒对佛经需求大增，手抄难以满足，促使雕版印刷术用于佛经印刷，推动技术发展成熟。此外，民间对历书等需求也让雕版印刷应用范围扩大。 吴越国崇佛风俗与刻经 崇佛背景：吴越国（907 - 978年）时期，佛教备受尊崇，统治者大力提倡。钱镠、钱俶等国王笃信佛教，广建寺院，如杭州灵隐寺、净慈寺等，还扶持佛教宗派发展。佛教盛行与当时社会动荡，人们寻求精神慰藉，以及统治者利用佛教维护统治有关。 - 刻经情况： 大规模刻经：吴越国王室带头大规模刻印佛经。钱俶曾三次雕印《宝箧印陀罗尼经》，于显德三年（956年）、乾德三年（965年）、开宝八年（975年），每次八万四千卷，藏于铜、铁阿育王塔及杭州雷峰塔。此经全长210 - 220厘米，版心高约5厘米，全文近2800字。 刻经数量庞大：据史料和实物统计，高僧延寿刻印的佛教印刷品，有数字可考者，塔像达23万张，经咒达30万卷。庞大的刻经数量体现吴越国崇佛之盛和印刷技术发达。 技术传承与影响：吴越国雕版技术成熟，如用雕版锡质制作经版，一面刻《不空绢索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和《文殊五字陀罗尼》，一面刻《大圆满陀罗尼神咒秽迹真言》，体现当时流行的杂密信仰。这些技术为后世传承，北宋统一后，杭州、越州成为重要雕印版画地区。雷峰塔出土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石刻，数量多、气势恢宏。 文化意义 宗教传播：大量刻经利于佛教经典传播，使教义更广泛深入人心，推动吴越国佛教发展，巩固宗教地位。 技术发展：促进雕版印刷技术进步完善，培养工匠，积累经验，为宋代及后世印刷业繁荣奠基。 文化交流：刻经活动吸引各地僧人、学者交流，带动文化融合发展，丰富吴越国文化内涵。 基本信息 年代与背景：此为吴越开宝八年（975年）钱俶雕印的《宝箧印陀罗尼经》之一。当时吴越国王钱俶笃信佛教，大力推崇佛教传播，曾三次大规模雕印此经，每次八万四千卷，广泛分藏于各地佛塔。 出土信息：1924年杭州雷峰塔出土。雷峰塔为吴越国所建佛塔，此经卷作为“雷峰塔藏经” ，在塔内历经岁月，其出土为研究吴越国佛教文化、雕版印刷等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题跋情况：1925年吴昌硕题跋。吴昌硕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其题跋为经卷增添了文化艺术价值，也从侧面体现此经卷受关注程度。 文化意义 宗教价值：《宝箧印陀罗尼经》在佛教中具有重要地位，被认为有诸多殊胜功德。钱俶大规模雕印此经，反映吴越国对佛教信仰的虔诚，以及通过传播佛经弘扬佛法、祈福消灾的宗教诉求。 历史价值：作为吴越国实物史料，它见证了当时的宗教政策、文化交流以及雕版印刷技术水平。从经卷的字体、排版、纸张等方面，可了解五代十国时期印刷工艺特点。 艺术价值：经卷文字具有一定书法艺术价值，反映当时书写风格。吴昌硕题跋则带来独特艺术魅力，其书法风格独特，笔力雄健，与经卷内容相互映衬。 梵天寺经幢（南幢）位于杭州凤凰山梵天寺遗址，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以下为详细介绍： 基本信息 建造时间：吴越乾德三年（965 年），由吴越国王钱俶建造。当时吴越国佛教盛行，钱俶尊崇佛法，大力支持佛教建筑的兴建。 - 位置：原位于吴越国城南宝塔寺山门前两侧，现处于杭州凤凰山梵天寺遗址，此地在五代时期是佛教活动的重要区域。 - 材质与规模：经幢通体用太湖石雕刻而成，与北幢均高约15.7米，是中国现存最高的古代经幢之一，形式、结构与北幢基本相同，二者南北对峙。 雕刻内容 经文：南幢身刻有《大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经》，此为佛教密宗重要经典，信众认为持诵此经可获得大自在、消除灾障。钱俶亲笔题写造幢记，体现其对佛教的虔诚及对经幢建造的重视。 - 造像：除佛经外，经幢上还雕刻有佛、菩萨、天王、龙、迦陵频伽及佛顶尊胜经变等图像。这些造像工艺精湛，形象端庄，比例匀称，展现了五代时期高超的雕刻艺术水平，也反映当时佛教信仰的丰富内涵和艺术表现形式。 建筑结构 基座：为须弥座，共三层。底层浮雕“九山八海” ，象征佛教世界观中的山川海洋；束腰浮雕蟠龙，形态生动威武；上层短柱四周凿成小龛，龛内雕佛像。 - 幢身：八角形幢身，刻有经文和建幢记。经文为正书，建幢记为行书，文末署“乾德三年乙丑岁六月庚子朔十五日甲寅日立，天下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建” 。 - 华盖与腰檐：幢身之上为华盖，上端饰如意云纹，下部雕伽陵宾伽；腰檐仿照木构檐子雕造，用斗拱挑出，承托檐子，斗拱、檐子等细节雕刻精致，展现当时木结构建筑特点。 其他构件：经幢每层短柱上刻设佛龛，龛内雕造佛和菩萨像。幢顶为日月宝珠，雕刻精致，纹饰各异。 历史意义与价值宗教意义：是吴越国佛教盛行的实物见证，体现当时王室对佛教的大力扶持，以及民众对佛教的虔诚信仰。 艺术价值：融合建筑与雕塑艺术，造型高大雄伟，雕刻精美细腻，是吴越建筑艺术与雕塑艺术结合的瑰宝，反映五代时期佛教艺术的风格和成就，为研究佛教艺术发展提供重要实例。 历史价值：作为现存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物，是研究吴越国历史、文化、宗教以及宋代营造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1961年4月被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4月浙江省人民政府重新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06月25日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烟霞洞白衣观音是吴越国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珍贵遗存，以下是详细介绍： 基本信息 年代：吴越广顺三年（953 年），此时吴越国在钱氏统治下，佛教造像活动频繁，宗教艺术蓬勃发展。 - 位置：位于杭州烟霞洞洞口西侧，与杨柳观音相对而立，为吴越国烟霞院开凿，烟霞院在当时是重要的佛教修行场所。 制作工艺：采用高保真数字化3D打印复制，虽为复制品，但可通过现代技术再现原像风貌。 造像特征 造型风格：头戴高宝冠，冠中饰化佛，头戴风帽，身披大衣，呈现后世流行的白衣观音形象，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白衣观音像。其背光有火焰纹和缠枝花草纹，具有典型的吴越国时期造像风格，体现当时佛教造像的艺术特色和审美倾向。 艺术价值：开启了宋代观音造像新风格，在佛教造像艺术发展历程中起到承唐启宋的作用。它融合唐代造像的丰满圆润与宋代造像的细腻写实，为宋代及后世观音造像提供了新范式。 历史意义 宗教意义：作为佛教造像，是当时信众供奉、朝拜的对象，承载着人们的宗教信仰和精神寄托，反映吴越国时期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和信仰状况。 文化价值：见证了吴越国佛教文化的繁荣，是研究五代时期佛教造像艺术、宗教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对探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演变及本土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闸口白塔位于杭州龙山闸口，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末期的建筑。以下是详细解读： 基本信息 建筑年代：始建于吴越国末期（约公元10世纪），确切年代无明确记载，据建筑风格和手法鉴定为该时期建筑。 - 地理位置：在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老复兴街4号，白塔岭上，东濒中河，南临钱塘江，西望六和塔，北靠玉皇山。 建筑特征 整体形制：八面九层，仿木结构楼阁式石塔，高约14.4米（一说15米），逐层收分，轮廓挺拔秀丽。由基座、塔身及塔刹三部分组成。 - 基座：共2层，下层雕凿山峰与海浪纹饰，象征“九山八海” ；上层为高约1米的石砌须弥座，束腰处刻有佛经。 - 塔身：每面转角处设倚柱，柱头卷杀。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方向雕有小石门，东南、西南、西北、东北方向雕刻佛像。每面中间有两柱，分每面为三间，四面当心间设门，门上凿出门钉，上部为直棂窗。倚柱间架阑额，刻“七朱八白” 。塔身其他四面浮雕佛、菩萨、经变故事和装饰花纹等。每层檐下雕五铺作斗，单杪单下昂，偷心造；塔檐雕凿出飞子、椽子、勾头、滴水。翼角雕出老角梁、子角梁和脊兽。塔檐上设平座，前沿装栏杆成外回廊。全用白石分段雕凿，由61块白色太湖石拼接砌筑成，现存133尊佛教造像，题材含佛、菩萨、角神等，造像雕刻精细，有唐代遗风。 塔刹：多有残缺。 历史价值 建筑研究价值：是现存五代吴越末期仿木构塔建筑中典型且精美的一座，其仿木构形式对研究当时木塔构造和比例意义重大，完整呈现木构式塔各建筑部分，与北宋《营造法式》相互印证，是研究五代宋初江南地区建筑型制的典型实物史料。 佛教文化价值：吴越国崇尚佛教，兴建众多寺院佛塔，闸口白塔体现了当时佛教文化的兴盛，塔身上佛教造像等是佛教艺术的体现。 历史地理价值：长期是杭州重要地标，见证钱塘江畔历史变迁，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重要资料。其所在闸口曾是杭州商贸交易集散地、交通要津。 保护历程 1930年，梁思成、林徽因来杭测绘、调查。1937年，梁思成写就《闸口白塔及灵隐寺双石塔》。 1981年，塔基加固，设铁栅保护。 1988年1月1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8 - 2015年，百位专家研究保护，期间未对公众开放。 2005年11月，完成监控设施招标安装。 2013年12月，运用3D技术数字化考古、调查和监测。 2014年5月1日，随白塔公园开放对公众开放。 位于烟霞洞东口东侧，与白衣观音相对而立，为吴越国烟霞院开凿。 乙卯岁钱弘俶造八万四千铜阿育王塔 基本信息 年代：铸造于吴越显德二年（955 年），此时吴越国在钱弘俶统治下，佛教盛行，宗教造像与法物制作活动频繁。 - 出土地点：1957 年金华万佛塔出土，金华万佛塔在当时是重要的佛教建筑，出土文物反映了吴越国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 形制特征：形制模仿吴越国宝鄮县阿育王塔。四面以浮雕呈现本生故事，山花蕉叶外侧饰以护法力士，内侧饰以禅定坐佛，造型精美，雕刻细致，体现了当时高超的佛教造像工艺。 - 题记与经藏：塔身内壁铸有“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4行19字题记，下侧有编号字。塔内藏有显德三年（956 年）雕印的八万四千卷《宝箧印陀罗尼经》，体现了钱弘俶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和大力推崇，希望通过铸造宝塔、刊印经文来弘扬佛法、护佑国家。 乙丑岁钱俶造八万四千铁阿育王塔 基本信息 年代：铸造于吴越乾德三年（965 年），这一时期吴越国佛教文化持续繁荣，钱俶继续推动佛教相关的建造与供奉活动。 出土地点：1957 年金华万佛塔出土，再次证明金华地区在吴越国佛教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形制特征：与铜塔形制类似，但山花蕉叶外侧改饰以双层的佛传故事，展现了不同的装饰风格和文化内涵。 题记与经藏：在塔座底部铁片上铸“吴越国王俶敬造宝塔八万四千所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4行23字题记。塔内藏有同年雕印的八万四千卷《宝箧印陀罗尼经》，反映出钱俶对佛教信仰的延续和对宗教仪式的重视，通过大规模铸造宝塔和刊印经文，表达对佛法护佑的祈愿。 二者的意义 宗教意义：钱弘俶大规模铸造八万四千铜阿育王塔和铁阿育王塔，是佛教信仰在吴越国盛行的体现。阿育王塔作为佛教圣物，象征着佛陀的智慧和慈悲，钱弘俶此举意在借助佛法力量护佑国家、祈福消灾，同时也推动了佛教在吴越国的传播与发展。 文化价值：这些宝塔造型精美，融合了佛教文化与雕刻艺术，反映了五代时期吴越国高超的金属铸造和雕刻工艺水平。塔上的题记、浮雕等为研究吴越国佛教信仰、宗教仪式、艺术风格以及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历史价值：是吴越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体现了当时王室对佛教的扶持以及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对于研究五代十国时期的宗教政策、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基本信息 建造时间：吴越乾德三年（965 年），此时吴越国在钱俶统治下，佛教兴盛，经幢作为重要的佛教建筑形式，在这一时期大量兴建。 位置：原位于吴越国城南宝塔寺山门前两侧，现处于杭州凤凰山梵天寺遗址，此地在五代时期是佛教活动的重要区域。 材质与规模：经幢通体用太湖石雕刻而成，与南幢均高约15.7米，是中国现存最高的古代经幢之一，形式、结构与南幢基本相同，二者南北对峙，气势恢宏。 雕刻内容 经文：北幢身刻有《大佛顶陀罗尼经》，此经在佛教密宗中具有重要地位，信众认为持诵此经可获佛力加持、消除业障。钱俶亲笔题写造幢记，体现其对佛教的虔诚及对经幢建造的重视。 造像：除佛经外，经幢上还雕刻有佛、菩萨、天王、龙、迦陵频伽及佛顶尊胜经变等图像。这些造像工艺精湛，形象生动，展现了五代时期高超的雕刻艺术水平，也反映当时佛教信仰的丰富内涵和艺术表现形式。 建筑结构 基座：为须弥座，共三层。底层浮雕“九山八海” ，象征佛教世界观中的山川海洋；束腰浮雕蟠龙，形态生动威武；上层短柱四周凿成小龛，龛内雕佛像。 - 幢身：八角形幢身，刻有经文和建幢记。经文为正书，建幢记为行书，文末署“乾德三年乙丑岁六月庚子朔十五日甲寅日立，天下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建” 。 - 华盖与腰檐：幢身之上为华盖，上端饰如意云纹，下部雕伽陵宾伽；腰檐仿照木构檐子雕造，用斗拱挑出，承托檐子，斗拱、檐子等细节雕刻精致，展现当时木结构建筑特点。 - 其他构件：经幢每层短柱上刻设佛龛，龛内雕造佛和菩萨像。幢顶为日月宝珠，雕刻精致，纹饰各异。 历史意义与价值 宗教意义：是吴越国佛教盛行的实物见证，体现当时王室对佛教的大力扶持，以及民众对佛教的虔诚信仰。 艺术价值：融合建筑与雕塑艺术，造型高大雄伟，雕刻精美细腻，是吴越建筑艺术与雕塑艺术结合的瑰宝，反映五代时期佛教艺术的风格和成就，为研究佛教艺术发展提供重要实例。 历史价值：作为现存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物，是研究吴越国历史、文化、宗教以及宋代营造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1961年4月被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4月浙江省人民政府重新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06月25日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中兴小纪》相关内容 行政区域变迁：吴越国纳土归宋后，宋政权在此设立两浙路，治所定在杭州。经过吴越国和宋代对府州的建置调整，浙江省境内十一个行政区域的格局基本形成。这一过程是地方行政制度不断演变和完善的体现，为后世浙江地区行政划分奠定基础。 - 政治地位提升：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 年）正月，正式以临安（今杭州）为“行在所” ，即都城。浙江成为京畿之地，地位大幅提升，成为南宋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临安作为都城，汇聚了大量人口、资源，促进了城市建设、商业贸易、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繁荣。 《两京梦华》相关内容 政权割据局面：两宋时期，中国版图呈现多方政权割据态势。北方先后兴起辽、西夏、金、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不断与宋朝发生冲突，使宋朝疆域从华北压缩至淮河以南。这种复杂的政治格局促使宋朝在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 宋代的繁荣：尽管面临外部压力，宋代在商业、儒学、科技等领域成就斐然。商业上，城市商业繁荣，出现夜市、草市等，商业活动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儒学方面，理学兴起并发展，程朱理学等对后世思想文化影响深远；科技上，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发明应用，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华文化在两宋达到鼎盛，体现了宋代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的卓越贡献。 北宋两浙路区划图 行政区划：此图展示政和元年（1111 年）北宋两浙路的区划情况，涵盖现今浙江及部分周边地区，包括杭州、越州、明州、婺州、衢州、处州、温州、台州、秀州、湖州、睦州等。这些州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扮演不同角色，如杭州作为两浙路治所，是区域中心。 历史意义：反映北宋时期地方行政区域划分状况，有助于了解当时的行政管理体系、城市分布以及区域发展差异，是研究北宋地方史、经济史、文化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汉严先生祠堂记》碑拓本（复制品） 基本信息：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翻刻，民国（1912 - 1949 年）拓，由西泠印社移交。 - 相关人物与背景：范仲淹任睦州知州时，修建严先生祠，并作《严先生祠堂记》。严先生即严子陵，他是东汉著名隐士，与光武帝刘秀是故交，却拒绝出仕。范仲淹借此文追述严子陵高风亮节，以表明自己的心志。文中“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以山水喻人品德行，成为千古名句，既赞美严子陵，也体现范仲淹对高尚品德的推崇。 文化价值：从文学角度，是范仲淹散文佳作，展现其文学功底与精神追求；从书法角度，碑拓反映当时书法风格与刻碑技艺；从历史角度，是研究范仲淹思想、严子陵事迹及当时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 苏轼相关 人物简介：苏轼（1037 - 1101），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造诣颇高。 在杭政绩与文学创作：曾以通判、知州身份两次出任杭州地方官。在杭期间，他积极赈灾恤民、疏浚西湖、修筑长堤（苏堤），改善民生与城市环境。同时，创作大量诗词佳作，如“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生动描绘西湖美景，使西湖声名更盛，也体现他对杭州的深厚情感。 《宋元祐四年（1089）苏轼书马券碑拓本》：展现苏轼书法风格。苏轼书法擅长行书、楷书，此碑拓本体现其书法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是研究苏轼书法艺术及当时文化交流的实物资料。 名士理政 - 范仲淹 人物简介：范仲淹（989 - 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政治家、文学家，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千古名句。 在浙事迹：景祐元年（1034 年）知杭州，曾于富春山建严子陵祠，并作《严先生祠堂记》。他重视水利，如疏浚西湖，兴修水利工程，促进农业发展；关心民生，积极赈灾救荒，还推动文化教育发展，对浙江经济、文化建设贡献显著。 王安石 人物简介：王安石（1021 - 1086），字介甫，江西抚州临川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在鄞政绩：1047年任鄞县知县，在任三年间，疏浚东钱湖，改善灌溉条件，促进农业生产；青黄不接时“贷谷于民” ，帮助百姓度过难关；整顿保甲，加强地方治安管理；创建县学，培养人才。这些举措不仅改善鄞县治理，也为其日后推行水利法、青苗法、保甲法等变法措施积累经验、奠定基础。 “京西北路提举保甲司印”：作为其推行保甲法等相关治理举措的实物见证，有助于研究王安石变法及当时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基本信息 年代：北宋明道二年（1033 年），此时北宋社会相对稳定，佛教在社会中仍有广泛影响，宗教文化活动持续开展。 - 出土地点：1966 年于瑞安慧光塔出土，瑞安慧光塔是当地重要的佛教建筑，出土文物为研究当时佛教传播及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资料。 - 性质：为胡则印施刻本的复制品，原刻本由胡则出资刊印并施予信众，体现其对佛教的虔诚和弘扬佛法的意愿。 经文内容 结构：前段为大悲心发愿文，表达了对佛菩萨的虔诚祈愿以及修行者的慈悲心怀；后段为八十四句大悲咒，是佛教密宗重要咒语，信众认为持诵此咒能消灾解难、获得佛菩萨护佑。 意义：《大悲陀罗尼经》在佛教信仰中具有重要地位，被认为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和力量。此经卷的刊印和流传，有助于佛教教义传播，满足信众宗教修行需求。 刊印者胡则胡则是北宋官员，曾任礼部侍郎等职。他在明道二年十二月以“太中大夫尚书兵部侍郎致仕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的身份印施此经。胡则印施经卷，一方面体现其个人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也反映当时官员对佛教文化传播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佛教文化发展。 历史价值 宗教价值：是研究北宋时期佛教经典传播、宗教信仰状况的重要实物资料，见证了当时佛教在民间的影响力以及信众对佛法的尊崇。 文化价值：从侧面反映北宋的印刷技术和文化传承情况，对于了解古代佛教文化传播方式、宗教与世俗社会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吴越国“纳土归宋” 过程：北宋赵匡胤统一南方时，吴越国国王钱弘俶遵循祖辈钱镠遗训，于公元978年率所辖13个州、55万军民归顺北宋，实现管辖权限平稳过渡，使吴越地区避免战火。 - 原因 战略考量：钱镠清楚吴越偏居一隅，统一是大势所趋，选择归宋可保境安民，使百姓免遭战火。 - 外交传统：吴越国外交以中原王朝为正朔，北宋统一之势不可阻挡，抵抗意义不大。 - 影响：为浙江地区经济、文化大发展提供契机。宋政权在此设两浙路，治所杭州，基本形成浙江现今十一个行政区域格局。 推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自然因素：宋代气候利于南方农业发展，且南方开发相对较晚，自然环境保持较好。而北方开发早，水土流失、环境恶化影响农业。 - 政治因素 政治中心南移：两宋统治区域多在南方，南宋时政治中心迁至临安（今杭州），带动南方发展。 社会稳定：唐末起北方战乱频繁，南方相对安定，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环境。 军事保障：中原人民反抗北方少数民族掠夺，使南方免遭战祸。 政策支持：统治者重视经济，采取利于发展的政策。 经济因素：北方战乱致大量人口南迁，为南方带来劳动力与技术，促进南方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 北宋时浙江已极为富庶，两浙路成为国家粮库，漕粮及上缴钱物居全国之首。南宋时浙江凭借地理和政治优势，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在农业、商业、海外贸易等方面全面繁荣，推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 建炎南渡 历史背景与事件经过：宣和七年（1125 年），金灭辽后将矛头指向北宋。靖康二年（1127 年），金兵攻破北宋都城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等数千人，北宋灭亡，此为“靖康之难” 。同年，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重建宋朝，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在金兵追击下，赵宋朝廷、宗室、士庶纷纷南迁，大量人口涌入浙江地区，使其成为避难定居之所。 影响：建炎南渡使中国政治中心进一步南移，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北方人口南迁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劳动力，推动南方经济发展，也使江南地区在文化、艺术等方面进一步繁荣。 宋哲宗第三女吴国长公主（秦国大长公主） 生平经历：南宋初年，吴国长公主为躲避战火，辗转迁移至浙江杭州、绍兴、婺州（今金华）等地。她原本是宋哲宗第三女，后被封为秦国大长公主，于1164 年去世后葬于婺州。 南迁意义：她的南迁是建炎南渡时期众多宗室南迁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当时宗室在战乱背景下的迁徙路线和生活变迁。通过对其南迁路线和相关记载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南宋初期宗室的安置、社会秩序重建以及南北文化交融等情况。她的经历也为研究南宋历史、社会风俗等提供了具体的人物实例。 南宋皇权更迭概况 皇帝传承与时间跨度：南宋从宋高宗赵构 1127 年在应天府即位，到宋幼主赵昺 1279 年崖山海战后去世，历经 9 位皇帝，享国 152 年。这期间，南宋政权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皇权更迭也伴随着不同的政治走向。 皇位传递方式：南宋前期皇位传递有“内禅”现象，即在位皇帝生前将皇位让予继承人。例如宋高宗传位给宋孝宗，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南宋各时期皇帝作为及影响 前期皇帝： 宋高宗：被称为“中兴之主” ，他在北宋灭亡后重建宋朝，定都临安，延续了赵宋政权。但在位期间，对金采取和议政策，重用秦桧等主和派，杀害岳飞等抗金将领，虽维持了南宋偏安局面，却也引发诸多争议。 宋孝宗：积极改革，立志恢复中原，发动隆兴北伐，虽北伐未取得重大成果，但在政治上整顿吏治，经济上重视民生，使南宋出现相对稳定繁荣的局面，史称“乾淳之治” 。 宋宁宗：在位时，韩侂胄专权，发动开禧北伐，因准备不足而失败。同时，理学在这一时期发展，庆元党禁后又有所解禁。 宋理宗：初期史弥远专权，史弥远死后，他试图改革，史称“端平更化” ，包括整顿吏治、加强财政管理等措施。也曾出兵试图收复河南，即“端平入洛”，但以失败告终。他还崇尚理学，确立理学正统地位。 后期状况：南宋后期，权臣当政现象突出，如贾似道专权，政治腐败，国势衰微。面对北方蒙古的崛起，南宋军事上屡战屡败，最终在崖山海战后彻底灭亡。 南宋皇权更迭过程反映了其政治的复杂性和政权的兴衰历程，各皇帝的作为和政策对南宋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来到南宋历史特展。眼前这幅《南宋九帝世系表》无声诉说着一个充满矛盾与辉煌的朝代。1127年靖康之变后，宋高宗赵构在临安重建宋室，开启了153年偏安与奋进交织的历史篇章。 南宋政权犹如一枚矛盾的硬币。正面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治气象：中央设二府三司分权制衡，地方推行路监司垂直管理，科举取士规模扩大十倍，寒门子弟通过"糊名誊录"制度实现阶层跃升。但硬币背面却是权相专权的阴影——秦桧专权十九年排除异己，韩侂胄、史弥远等权臣相继把持朝政，形成"绍兴体制"下的新型皇权危机。 然而，就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南宋却迎来了文化的鼎盛与经济的繁荣。这其中，宋孝宗赵昚的作用不可忽视。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不仅为岳飞平反，彰显抗金决心，还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重视农业生产，使得百姓生活富足。他对文化事业也颇为支持，鼓励学术交流，当时理学等思想流派在他营造的宽松氛围中蓬勃发展。在经济上，他积极推动海外贸易，使南宋的商船航行到更广阔的海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另一位关键皇帝是宋理宗赵昀。宋理宗时期，理学得到官方的尊崇，成为正统思想。他大力扶持理学，使得朱熹等理学家的学说广泛传播，这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学术氛围，也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思想基础。在经济方面，虽然南宋后期面临诸多困境，但宋理宗前期，商业依旧保持着活力，临安城依旧是繁华的商业中心，夜市通宵达旦，商品琳琅满目。 南宋文化鼎盛、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廷对文化和商业的重视。在文化上，统治者对文人的包容，让文学艺术创作充满活力。无论是诗词、绘画还是戏曲，都在南宋达到了新的高度。在经济上，政府鼓励商业发展，宽松的商业政策和对海外贸易的支持，使得南宋形成了通达的商业网络，商业税收成为重要的财政来源。这种对文化和商业的重视，即使在权相专权的阴影下，也依旧让南宋在文化与经济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北宋东京外城之图、《士林广记》元至顺本 北宋东京外城之图：东京即北宋都城开封，此图直观呈现北宋东京外城的布局、城门位置、城墙走向等信息。通过它能了解北宋都城的城市规划、军事防御布局以及交通路线等，是研究北宋城市史、建筑史、军事史的重要资料。 《士林广记》元至顺本：《士林广记》是一部古代类书，内容广泛，涵盖天文、地理、人事、岁时、文艺等诸多方面。元至顺本是其中一个版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为研究宋元时期社会生活、文化风俗、学术思想等提供丰富的文字资料。东京宣太桥郭家真正一色青铜镜（铭八出葵瓣形铜镜） 年代与产地：铸造于北宋（960 - 1127 年），由北宋都城开封私家铸镜铺郭家所铸，店铺位于城南蔡河之上的宣太桥附近。 特色：八出葵瓣形，这种独特造型体现北宋铜镜的工艺美学。镜上铭文“东京宣太桥郭家真正一色青铜镜” ，既标识了产地和商家，也表明铜镜材质为青铜，“真正一色” 强调其材质纯正、质量上乘，反映北宋铜镜制作的商业宣传意识和工艺水平。 “建炎后苑造作之印”铜印 年代与出土地点：铸造于南宋建炎元年至三年四月间（1127 - 1129 年），1971 年于浙江临海出土。 用途与意义：是后苑造作所的官印，后苑造作所专掌制造宫廷生活所需及皇族婚娶名物。背款“少府监铸” ，说明铸造单位，且南宋建炎三年四月少府监罢归工部，此印见证南宋初期官制变革和宫廷手工业管理的变化，对研究南宋官制、宫廷制度和手工业生产具有重要价值。 “祥符开国”铜印 年代与出土地点：为南宋（1127 - 1279 年）遗物，据传1934 年于杭州塘栖出土。 相关推测：史载南宋福王赵与芮（宋理宗胞弟、宋度宗之父）在塘栖建有庄院，铜印收藏者姚虞琴认为此印与其有关。虽尚未完全证实，但为研究南宋宗室生活、地方庄园经济以及印章文化提供了线索。 第1张图：温州赵叔仪夫妇墓 & 桐乡赵伯泽家族墓 1. 温州赵叔仪夫妇墓 发现背景：2005年于温州市景山公园发现，为南宋皇族后裔赵叔仪与妻仇氏的合葬墓。 墓主身份： 赵叔仪（1093–1159），字表之，为北宋魏王赵廷美（宋太祖赵匡胤之弟）的玄孙，属南宋宗室成员。 墓志铭显示其家族世代显赫，与皇室关系密切。 出土文物： 湖州镜：宋代湖州镜以高超工艺闻名，镜背常铸有商标性质的铭文（如“湖州石家”），此镜是研究宋代手工业的重要实物。 青铜唾盂：仇氏墓出土，属贵族生活用具，反映宋代丧葬礼仪中的陪葬制度。 284枚铜钱：可能包含不同朝代钱币，为研究南宋货币流通提供线索。 2. 桐乡赵伯泽家族墓 发现背景：1979年于桐乡市红旗漾村发现南宋宗室墓葬群，含赵伯泽及其儿媳、孙子墓志。 墓主身份： 赵伯泽（1134–1218），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曾被授予潭州观察使、安定郡王等职，属南宋宗室高官。 家族墓群揭示了南宋宗室成员在江南地区的定居与繁衍。 出土文物： 墓志石四方：详细记载赵伯泽家族世系、官职及生平，是研究宋代宗室谱牒的重要史料。 相关器物：可能包括生活用具、礼器等，反映赵氏家族的社会地位。 历史意义：两座墓葬均属南宋宗室成员，印证了宋室南渡后宗室成员分散定居于浙江等地的事实。出土文物（如铜镜、唾盂、墓志）为研究宋代贵族生活、手工业水平及宗室制度提供了珍贵实物证据。 第2张图：黄岩赵伯澐夫妇墓 发现背景：2016年于台州市黄岩区发现，为赵伯澐与妻李氏的合葬墓。 墓主身份： 赵伯澐（1155–1216），宋太祖七世孙，父赵子英于南北宋之交迁居台州黄岩。曾任平江府长洲县丞（地方低级官吏），属宗室中较普通的成员。 出土文物： 投龙玉璧：道教仪式中用于投山川神灵的礼器，反映赵伯澐可能信奉道教。 水晶璧（绦环）：兼具装饰与礼仪功能，体现宋代玉器工艺。 丝绸服饰：可能保存较完好，对研究宋代纺织技术、服饰制度有重要价值。 历史意义：该墓葬揭示了南宋宗室成员在地方上的平民化生活，与赵叔仪、赵伯泽等高官家族形成对比。出土的道教器物和丝绸服饰，补充了宋代宗教信仰与物质文化的研究资料。 第3张图：李清照与南宋浙江的关联 李清照生平：南宋初年著名女词人，经历靖康之变后南逃，辗转台州、温州、越州（今绍兴）、金华等地避难。浙江足迹与创作： 金华时期：在此创作《题八咏楼》（“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与《武陵春》（“物是人非事事休”），抒发家国沦丧之痛。 文学价值：其词作融合个人遭遇与时代悲剧，成为宋词婉约派代表。 下方古文字：图片中的竖排繁体文字疑似李清照诗词残句或相关文献，但因排版混乱难以辨识，可能包含《打马图经序》等与流亡生活相关的文本。 历史意义：李清照的浙江流亡经历反映了南宋初期士大夫阶层的生存状态，其作品成为研究宋金战争与社会动荡的重要文学史料。 综合解读 三张图片共同展现了南宋时期浙江地区的历史文化图景： 宗室分布：赵氏宗族成员（魏王、太祖后裔）分散定居浙江，体现宋室南渡后的政治格局。 物质文化：出土的铜镜、玉器、丝绸等文物，反映宋代工艺水平与贵族生活。文学与信仰：李清照的词作与赵伯澐的道教器物，分别代表南宋文学成就与宗教实践。 历史脉络：从皇族后裔到流亡词人，图片串联起南宋浙江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侧面。 这些内容为研究南宋宗室制度、物质文化、文学史及社会变迁提供了多维视角。 1. 从北京大名府到南京应天府：靖康二年（1127年），赵构从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市）南下到陪都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并在此即位为宋高宗，改元建炎。此前他出使金营，中途折返相州，又到济州，接到张邦昌派人送来的传国玺后，因自己是徽宗诸子中未被俘虏北去的亲王，具备继承资格，遂移师南京应天府即位。 2. 从应天府到扬州：即位之初，虽有李纲等主战派主张坚守中原，但高宗受主和派黄潜善、汪伯彦影响，于建炎元年（1127年）十月，将小朝廷迁至扬州，以扬州为“行在” 。 3. 从扬州到杭州：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完颜宗翰派兵奔袭扬州，高宗仓皇渡江，逃到杭州。在杭州期间，发生“苗刘之变” ，御营司武将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胁迫高宗禅位给皇子赵旉，后吕颐浩、张浚联络韩世忠、刘光世等起兵勤王，高宗复辟。 4. 从杭州到越州、明州、台州、温州：同年七月，金军以完颜宗弼（兀术）为统帅分四路南侵，高宗从临安（杭州）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十一月再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继而逃到台州，又从台州乘船逃到温州，在温州沿海漂泊了四个月之久。 5. 从温州返回临安：建炎四年（1130年），金军北撤。此后，高宗从温州出发，经台州等地，于绍兴元年（1131年）升越州为绍兴府，后又定临安为行在，南宋朝廷在临安逐渐稳定下来。 宋高宗南渡是两宋交替之际的重要事件，反映了南宋初期宋金对峙局势下，南宋朝廷的艰难处境，对南宋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产生深远影响。 这些是南宋时期的金铤和金叶子。 金铤：“寺桥贾四一两金铤” ，表明由寺桥的贾四制作，重一两。金铤是南宋的黄金货币形式之一，多为束腰状，便于携带和储存，在商业交易、财富储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金叶子：“天水桥东南王二郎铺/一两金叶子”等，说明由天水桥东南王二郎铺等店铺制作，重一两。金叶子是南宋特有的黄金货币，由纯金打造，薄如纸，上面常印有制作店铺、工匠名号等，使用时可根据需要剪切，方便灵活，反映南宋商业繁荣和货币经济发展。 “修內司”銘銜環銅虎，紹興五年。銅虎腹部陰刻:“紹興五年三月九日，修內司奉聖旨製造，並環重十斤。”修内司是北宋、金、元等朝代设置的官署名，在不同朝代职责和隶属关系有所不同： 北宋时期 职责：属将作监，主要掌管宫殿、太庙修缮事务，负责这些重要建筑的日常维护、修缮工程等工作。 官员设置：设勾当官，由大内内侍（宦官）充任。神宗元丰改制后，明确隶于将作监。 南宋时期 除继续承担宫殿、太庙修缮事务外，还掌管宫廷内御用瓷器、铜器等物的制作。南宋官窑中的修内司官窑，就是由其督造，专门为宫廷烧制瓷器，不惜工本，制品极其精致，釉色莹沏，“澄泥为花，极其精制，釉色莹沏，为世所珍” 。其窑址位于杭州市凤凰山西北万松岭附近老虎洞，1996 年 9 月被发现，也被称为老虎洞官窑。 这些是南宋时期的银铤。银铤是当时重要的贵金属货币形式。 重量与形制：有十二两半和二十五两两种重量规格。形制上多为束腰状，这种形状便于携带、储存和计数，在商业贸易和赋税缴纳等经济活动中广泛使用。 - 铭文信息：铭文标注了制作地点（如霸北街西、柴木巷等）、制作店铺或工匠（如苏宅韩五郎、丁二郎等）。这些信息反映出南宋时期白银货币的制作和流通具有地域特征，不同地区的银铺都参与到银铤制作中，且有明确的品牌和责任标识，体现当时商业活动的规范与繁荣。银铤不仅是货币，也是研究南宋商业地理、手工业发展和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 南宋皇城在杭州 选址与营建：宋高宗赵构定都杭州后，在北宋杭州州治旧址上修建宫城禁苑，即南宋皇城，位于今浙江省杭州市城南凤凰山东麓宋城路一带。此地东起凤山门，西至凤凰山西麓，南起苕帚湾，北至万松岭，方圆4.5公里。其选址依山就势，符合古代皇城选址“形胜”“王气”之说。 - 布局与建筑：大内有丽正、和宁、东华等城门。内部有金銮殿、垂拱殿、选德殿等约130余座殿、堂、楼阁，还包括华美的御苑。皇城内部可分宫城内和宫城外，宫城内有朝会区、后寝区等；宫城外有北宫门、东华门服务区等。 历史变迁：元至元十四年（1277 年）因民间失火延烧，南宋皇城焚烧殆尽，明代时已成为废墟。如今遗址上建有军队用房、杭州卷烟厂等大型建筑及民房，国家文物部门正在进行考古发掘。 南宋皇陵在绍兴 形成原因：南宋皇陵主要指宋六陵，位于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赵家岙宝山南麓。绍兴元年（1131 年），孟皇后（元祐皇后）逝世，她曾给予宋高宗极大支持。因当时局势，为能将来回葬北宋皇陵（在河南巩义），孟皇后留下遗诏，就近葬在绍兴，其陵墓为攒宫（权宜下葬之所）。之后宋金议和，宋徽宗灵柩被迎回“临时下葬”于此。此后，陆续有南宋皇帝葬入，包括宋徽宗（后被排除在六陵排序外）、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等七位皇帝，以及七位皇后。元朝后，人们参照南宋皇帝排序，称其为宋六陵。 陵区规制：宋六陵继承北宋皇陵规制，选址遵循堪舆学说“五音姓利” ，在临安东南方，利于赵姓。陵上建筑分上、下两宫。不过，南宋皇陵是权殡之地，墓葬为浅埋，这一点与此前皇陵深葬不同，开创了明清皇陵规制的先河。 现状与保护：历经岁月变迁，尤其是元朝时遭杨琏真伽盗掘破坏，宋六陵地面建筑等损毁严重。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发掘研究，如2018 - 2019年对一号、二号陵园的发掘，出土了迦陵频伽瓦饰、龙泉青瓷片等文物，为研究南宋皇陵建筑结构等提供了资料。 韩世忠与抗金 生平与崛起：韩世忠出身贫寒，应募从军后，凭借军功从底层军士逐步成长为将领。在北宋末年，他就参与了一些军事行动，比如曾随童贯平定方腊起义，在此过程中崭露头角。 - 抗金主要事迹 黄天荡之战：建炎三年（1129 年），金将完颜宗弼（金兀术）大军南侵，攻入江浙后北撤。韩世忠率8000水军在镇江截击10万金军，在黄天荡对峙四十多天。韩世忠亲率战船诱敌，梁红玉擂鼓指挥作战，虽未歼灭金军，但重创其嚣张气焰，使其不敢轻易渡江南下。 - 驻守楚州：绍兴五年（1135 年），韩世忠驻扎楚州（今江苏淮安），此地处于宋金战争前沿。他与梁红玉苦心经营，使楚州恢复生机，成为捍卫江淮的重镇。在楚州期间，他与士卒同甘共苦，以仅三万兵力让金人不敢进犯。 性格与结局：韩世忠为人耿直，不依附权臣秦桧。岳飞遭陷害时，他敢于为岳飞鸣不平。眼见宋高宗和秦桧对金不断妥协，无意恢复中原，他心灰意冷，辞去军职，归隐苏州沧浪亭，绍兴二十一年（1151 年）逝世。 岳飞与抗金 生平与军事才能：岳飞早年投身军旅，他所率领的岳家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作战勇猛，有“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美誉。岳飞本人军事素养极高，擅长运用灵活战术，如在与金军作战中，常能根据不同战场形势制定策略。 - 抗金主要战役 收复建康：建炎四年（1130 年），岳飞率军在清水亭、牛头山等地多次击败金军，成功收复建康（今江苏南京），这是南宋初期对金作战的重要胜利，极大鼓舞了抗金士气。- 北伐中原：绍兴四年（1134 年）起，岳飞多次北伐。绍兴十年（1140 年），金军南侵，岳飞挥师北伐，取得郾城大捷、颍昌大捷等诸多胜利。岳家军先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前锋直抵朱仙镇，金军为之胆寒，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叹。- 悲剧结局：然而，在北伐形势大好之际，宋高宗赵构和秦桧却一心求和，用十二道金牌将岳飞召回。绍兴十一年（1141 年），岳飞被以“莫须有”罪名杀害于大理寺内的风波亭。 宋金战争- 战争背景：北宋末年，金国崛起，实力不断壮大。宋徽宗时期，宋金曾签订“海上之盟”，约定联合灭辽，事后宋得燕云十六州等地，但北宋在联合作战中暴露出军事腐败、战斗力低下等问题。灭辽后，金国觊觎北宋财富与土地，于1125 年开始南下攻宋，引发宋金战争。 - 战争过程- 北宋灭亡阶段：1125 - 1127 年，金兵两次南下，包围汴京（今河南开封）。北宋朝廷在战和之间摇摆不定，最终汴京被攻破，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 。- 南宋初期对峙阶段：南宋建立后，宋金战争持续。金军多次南下企图灭亡南宋，南宋则涌现出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将领，进行顽强抵抗。双方在江淮、川陕等多地展开激战，如上述的黄天荡之战、岳飞北伐等。- 和议阶段：长期战争使双方都面临诸多困难，南宋朝廷内部主和派势力抬头。1141 年，南宋与金达成“绍兴和议” ，南宋向金称臣纳贡，双方以淮河至大散关一线为界，宋金战争告一段落，但此后仍有局部冲突。 北宋末年方腊起义- 起义背景- 政治腐败：北宋末年，宋徽宗沉湎享乐、不理政事，重用蔡京、朱勔等“六贼” 。这些奸臣把持朝政，卖官鬻爵，大肆搜刮民财、强占民田，导致民怨沸腾。- “花石纲”之扰：宋徽宗为满足个人享乐，在苏州设置应奉局，以“花石纲”为名搜罗奇花异木、嶙峋美石。承办“花石纲”的官员趁机掠夺百姓私产，甚至为求一石一木拆毁百姓房屋，江浙地区百姓深受其害。- 起义过程：宣和二年（1120 年）十月，佣工出身的方腊利用摩尼教，聚集信众和贫苦农民，在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以诛杀奸臣朱勔为名发动起义。起义军迅速攻占青溪县，击败前来镇压的宋军，势力壮大，陆续攻占睦州、歙州等地，进逼杭州。宋徽宗派童贯、王禀领兵十五万南下镇压。起义军在进攻秀州、信州时受挫，后被迫退守杭州。宣和三年（1121 年）四月，方腊被俘，起义宣告失败，但残部仍坚持斗争至次年三月被彻底镇压。 -起义影响：方腊起义虽失败，但撼动了北宋在东南地区的统治，对北宋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加速了北宋的败亡，且基本结束了“花石纲”对江浙百姓的征敛和盘剥。 拉绒棉毯 基本信息：此拉绒棉毯为南宋时期（1127 - 1279 ）文物，1966 年于兰溪密山潘慈明妻高氏墓出土。它由木棉纱织成，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最早和最完整的棉毯。 - 文物价值 纺织史价值：见证南宋棉纺织技术，说明当时已有成熟棉织工艺，对研究我国古代棉纺织业起源和早期发展意义重大。 丧葬文化价值：棉毯上排列 81 枚开元通宝和北宋铜钱，反映墓主高氏去世年龄，为研究南宋丧葬习俗、随葬品使用规则提供实物依据。 棉业发展- 发展历程 引种：北宋中期，棉花引入内地，开启内地棉花种植与棉业发展历程。 推广：南宋时，棉花种植在江南一带得到推广。到南宋末年，江南已较为普遍地纺织棉布，成为棉纺织业中心区域。 技术体现：从南宋诗人艾可叔的《木棉诗》可知，当时已有纺车、弹弓、织机等工具，表明南宋棉纺织技术已达较高水平，涵盖棉花加工、纺纱、织布等环节，为后世棉纺织业进一步发展奠定技术基础。 经济影响：棉业发展丰富了纺织品类，棉布逐渐成为重要纺织商品，一定程度上推动南宋手工业发展，促进商品经济繁荣。 宋代黄金货币之金铤、金叶子、金牌 金铤：有不同重量规格，如十两、一两等。形状多样，多为束腰状，类似铤形。上面常戳印人名、铺名、地名、成色等，如“陈二郎十两金铤” 。主要用于兑换钞引、赋税、赏赐、上供、军费开支等，不直接参与日常商业流通。- 金叶子：呈薄片状，一般为一两重。上面有戳记，四角对称处砸上地名表明铸造店铺位置，如“铁线巷”；中间有人名如“陈二郎” ，还有成色说明如“十分金” 。可根据需要剪切使用，便于携带和分割，一定程度上参与商业流通，且在海外贸易中也有使用。- 金牌：分长金牌、短金牌，长金牌一般一两重，短金牌重量通常为长金牌的十分之一。上面也有相关戳记，用途与金铤类似，较少直接用于日常交易。与其他朝代金叶子对比（因未明确其他朝代信息，以常见情况对比）：- 制作工艺：宋代金叶子制作工艺体现当时高超的金属加工水平，能将黄金打造成薄片状。不同朝代因技术发展水平不同，金叶子厚度、平整度等或有差异。 - 铭文特点：宋代金叶子铭文多为戳记，记录店铺、工匠、成色等商业信息。其他朝代铭文可能因用途、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别，如有的朝代金叶子铭文可能更侧重吉祥语、皇家印记等。 - 使用范围：宋代金叶子在国内商业及海外贸易有应用。其他朝代金叶子使用范围或受政治、经济、对外交流等因素影响，如某些朝代可能主要用于宫廷赏赐，较少在民间商业流通。 北宋以来铜钱、铁钱的流通 北宋时期：北宋铜钱、铁钱并行。铜钱是主要货币，用于全国大部分地区日常交易、赋税缴纳等。铁钱主要在四川、陕西、河东等地使用。原因一是这些地区产铁，可就地取材铸币；二是北宋政府为防止铜外流到辽国和西夏，限制铜钱在这些地区流通。铁钱相对铜钱价值低，如十枚铁钱抵一枚铜币。而且北宋铜钱铸造量巨大，宋仁宗以前年均达100万贯，远超盛唐。在国际贸易中，北宋铜钱成为“国际硬通货” ，在日本、菲律宾、印尼、印度、伊朗、沙特以及东非北非沿岸地区都有大量发现。 南宋时期：南宋时铁钱数量增多。因经济发展、军事开支等因素，货币需求增大，铁钱铸造量相应增加。同时，南宋铸钱年号宝文钱有40余种，书体、大小等有多种变化，面值有小平（当一钱）、折二（当二钱）、折三、折五、折十等。 会子 起源与发展：会子是南宋发行量最大的纸币。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 年），政府在全国发行会子，并在临安（今杭州）设立管理机构会子务。最初以一贯为一会，后增发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面额。原规定三年为一界，到期以旧换新，但后来出现两界、三界并行情况，导致通货膨胀、会子贬值。 流通区域与价值基准：以铜钱为价值基准，主要流通于临安府一带，后来的东南会子兼以白银或都茶场榷货，流通范围扩大到东南区域市场体系。会子的发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钱荒”问题，缓解巨额军费开支压力，便于地区间商业往来，但后期因发行管理不善，引发金融问题。 檀木识文描金舍利函是一件珍贵的北宋时期历史文物，以下为详细介绍：基本信息 年代：北宋庆历二年（1042 年）。 出土地：1966年瑞安慧光塔出土。 收藏地：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为一级文物。 形制与工艺 材质与外形：以檀木为胎，呈长方形，由盖与基座两部分组成，通高41.2厘米，底宽24.5厘米。 - 装饰工艺 识文工艺：“识文”指用漆或漆灰堆起凸起的花纹，此舍利函函身四面以识文工艺堆塑缠枝牡丹形成开光，边缘嵌小珍珠。 描金工艺：函身四面工笔描金，绘出四幅看似独立实则相连的画面。正面为舍利放光场景，二护法神将侍卫舍利瓶，瓶中散发三道金光，两侧二飞天守护；东侧面为梵天礼佛图；西侧面为帝释天礼佛图；背面为礼乐图，神将侍立、乐器环绕、水云飘荡。 镶嵌工艺：在人物图案与缠枝牡丹之间，缀以珍珠、堆漆连弧纹。整体装饰精美华丽，工艺复杂精湛。 题记内容 函内底有金字题记，记录了施主舍钱造函及相关供养信息，如“具录施主舍钱造宝函盛舍利名位于左/弟子朱翔并妻卢氏十七娘男吴安女二娘三娘等舍/金一钱真珠八十颗钱一贯文……右具如前大宋庆历二年壬午岁十二月题记” 。这些题记不仅提供了制作时间、施主信息，也反映了当时佛教信徒的供养行为和社会宗教氛围。 内部文物 出土时，函内装有金银瓶、银塔等金银器，以及鎏金银神王造像、金漆木雕天王像、蓝色磨花高颈玻璃舍利瓶等。这些器物造型精美，部分还体现出与波斯金银器类似的风格及相关吉祥图案，反映了当时的工艺水平、文化交流以及宗教艺术特色。 文物价值 艺术价值：它是宋代识文描金漆器工艺的典范，代表了北宋时期高超的漆艺水平，其堆漆、描金、镶嵌等工艺以及精美的图案绘画，对研究宋代工艺美术有着重要价值。 历史价值：通过题记和内部文物，能了解北宋时期佛教的传播、信徒的供养情况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信息，是研究北宋宗教史、社会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黄裳《天文图》《地理图》 作者简介：黄裳（1146 - 1194 ），字文叔，四川普城（今四川剑阁）人。他精通天文、地理和制图，曾被选为南宋皇太子赵扩（后来的宋宁宗）的老师。 - 《天文图》 内容与构成：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圆形全天星图，以北天极为圆心，画出三个同心圆。内圆称“内规” ，是北纬约35°地方的恒显圈；中圆为天球赤道；外圆称“外规” ，是恒隐圈。有28条辐射状线条通过二十八宿距星，外圈两同心圆间注有十二辰、十二次和州、国分野等名称。全图刻有1400多颗恒星，银河带斜贯，黄道为偏心圆与赤道相交。下半部分是文字说明，简述天体、地球、南北极、赤道及日月食成因等天文基础知识。 - 绘制依据与价值：依据北宋元丰年间（1078 - 1085 ）一次恒星观测资料绘制，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根据实测绘制的全天石刻星图，代表了当时较高的天文学观测和制图水平，对研究古代恒星和天文学发展意义重大。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高度赞扬，称其比欧洲领先三百多年。 刻制流传：黄裳于绍熙元年（1190 年）绘图，南宋淳祐七年（1247 年），永嘉人王致远任浙西路提刑时摹图、书文、刻碑，现存于江苏省苏州市博物馆。 - 《地理图》 内容特点：所绘山、川、森林、路以及府、州名称和海岸线轮廓大体正确，森林和山岭表示有特色。从留存石刻看，对山脉、河流、城市等地理要素有细致呈现。 - 价值意义：体现宋代地理学成就，为研究当时地理状况、行政区划、交通路线等提供直观资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地理空间的认知水平。 赵汝适《诸蕃志》作者简介：赵汝适（1170 - 1231 ），字伯可，南宋地理学家，浙江台州人，宋太宗八世孙。 著作内容：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 年），记载了海外诸国风土物产，如国家地理环境、气候、资源、特产等；还涉及自中国沿海至海外各国的航线里程、航期，对海上交通路线、航海所需时间等有记录。 价值意义：是宋代海外地理名著，对研究宋代海外贸易、中外交通、国际关系以及各国地理人文等方面具有极高价值，展现了当时中国人对海外世界的认知，是研究古代中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 沈括与《梦溪笔谈》 沈括生平：沈括（1031 - 1095 ），字存中，号梦溪丈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博学多才，在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研究和卓越见解。曾参与北宋的政治、军事活动，也致力于科学研究与记录。- 《梦溪笔谈》内容：是一部综合性笔记体著作，共30卷，包含《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内容广泛，涉及天文、历法、气象、地质、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农业、水利、建筑、医药、历史、文学、艺术、人事、军事、法律等诸多领域。例如在天文方面，记录了对北极星的观测等；物理方面，探讨了凹面镜成像原理等。尤其以近三分之一篇幅总结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成就，详细记载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贡献。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其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 历史价值：真实记录北宋以前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许多发明创造在正史无载，却在《梦溪笔谈》中有详实记载，是研究古代科技史的重要文献。还反映北宋社会多方面情况，对研究当时社会、文化、经济等有重要参考价值。 印刷术 雕版印刷：在宋代全面发展，浙江、福建和四川是三大中心，杭州是北宋全国四大刻版中心之一。临安国子监所刻图书称“监本” ，印刷技术高超。南宋时，杭州书坊和私人刻书多精本，城内雕印市场繁荣。其工艺是先在木板上雕刻文字或图像，再涂墨印刷，优点是版面固定，印刷质量相对稳定；缺点是每印一种书都需重新雕刻木板，费工费时，且出现错字不易修改。 - 活字印刷：北宋庆历年间，平民毕昇发明，其原理是预先制成单个活字，按需有序排列固定后刷印。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载了毕昇泥活字印刷工艺流程，包括制字（用胶泥刻字，火烧令坚）、置范（在铁板上铺松脂、蜡、纸灰等混合物，以铁范作版框排字）、排版（排满一框为一版，用火烤使药剂稍熔，用平板按平活字）、印刷（设两铁板交替使用）、拆版（印完再烤铁板，药剂熔化时拂去活字）等步骤。活字按材料分为泥活字、木活字、金属活字（铜、锡、铁、铅等）；按字体有汉字活字、西夏文活字等。优点是活字可重复使用，排版灵活，省时省力；缺点是初期制作活字成本较高，排版也需一定技巧。活字印刷术推动了世界印刷业发展，促进人类文化知识传播交流，先后传播至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日本、朝鲜、欧洲等地，对世界文明进程影响深远。 发展背景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很多商品形成区域化规模生产。湖州农业发展使大量人口可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为铜镜产业兴盛提供了劳动力和经济基础。同时，湖州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便利，有利于铜镜的销售和传播。 生产情况- 官营与私营：有官府设局制作的铜镜，镜背题有“湖州铸鉴局”字样。不过，大部分是私营手工业作坊的产品，如石家、方家、薛家、陆家等，其中石家镜最为出名。 产地分布：湖州镜的产地主要集中在湖州城，尤其是仪凤桥两岸，是铜镜作坊的聚集区。特点 形制多样：有圆形、方形、长方形、菱花形、葵花形、心形、钟形、带柄镜等。 - 镜背铭文：镜背多有铸造者姓名等招牌式镜铭，如“湖州真正石家无比铜照子”等，有的还标明店铺所在地、价格以及反假冒伪劣等内容，体现了当时激烈的市场竞争。 - 纹饰简洁：采用失蜡法或陶范法铸造，纹饰简洁流畅，背面常为素面或极简线刻，符合宋代“尚简”美学。 合金成分：含锡量较高，约20%-25%，使镜面泛白、硬度增强，耐用性优于前代。 市场与影响 销售范围：湖州镜产量大，畅销全国各地，今浙江、四川、江苏等南方各省均有出土，甚至在日本、朝鲜也有大量发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 行业影响：湖州镜是中国铜镜制造工艺从典雅繁复向普通实用转变的代表，推动了铜镜走向实用化、商业化，使其进入寻常百姓家。其铭文牌记开启了中国商业广告的先河，品牌化生产模式对后世手工业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保国寺大殿 建造时间与地位：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 年），位于浙江宁波，是浙江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 建筑技术价值：采用厅堂式构架，在用材制度、拼合瓜棱柱等方面与北宋崇宁二年（1103 年）官方颁布的建筑技术规范《营造法式》记载一致，且比《营造法式...- 制作材料与比例：有多种材质与比例的模型。如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藏的保国寺大殿模型，采用越南花梨木制作，比例为1：20，长215厘米，宽230厘米，高170厘米；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葛道建用缅甸花梨木按1：10的比例制作过保国寺宋代大殿古建模型。 工艺特点：以榫卯为主要连接方式，精准还原了保国寺大殿的斗拱、瓜棱柱、梁枋等木构件以及藻井、七朱八白等装修装饰，极为真实、完整地呈现了大殿的结构形制，能让观众清晰了解其建筑构造。 这是北宋彩塑菩萨立像，1965年出土于温州白象塔，堪称“宋代彩塑于江南绽放的艺术之花” 。以下是详细介绍： 文物基本信息 - 通高：64厘米。 - 收藏地：分别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和温州博物馆，是浙江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艺术风格与特点 - 外貌神态：面容秀丽写实，长眉细目，直鼻红唇，嘴角微微含笑，下颌丰满，表情温婉慈悲，神态闲适自若。 - 发型配饰：石绿色高髻，缀饰璎珞，二绺垂髻和宝缯分别从耳后披垂至肩，双耳垂肩，饰花形耳珰。 - 衣着服饰：内穿赭红描金菱格纹右袒襦衫，外披朱红色袈裟，胸饰璎珞，下着白色方格田字纹罗裙，花瓣形裙摆曳地。 - 体态身姿：体态修美轻盈，身姿比例适度，跣足立于重瓣仰莲座上，右膝微屈，体态微曲，形成自然动势，体现女性的端庄柔美，动与静完美统一。1制作工艺 骨架塑形：以杉木条做骨架，掺谷壳、麻丝等的黄泥塑形，再用细白泥敷出肌肤质感。 敷彩描金：层层敷彩描金，色彩搭配和谐，虽历经岁月，部分彩绘和纹样已褪去，但少许残留更显古朴。 出土背景与意义 出土情况：1965年拆除严重倾斜的白象塔时出土。白象塔始建于北宋崇宁三年，政和五年全部建成，拆除时出土经卷、绘画、经函、彩塑、石刻等1000多件北宋时期遗存，白象塔也因此被称为“北宋时期中国南方佛教文物的聚宝盆” 。 艺术价值：是宋塑的典范之作，体现了宋代雕塑艺术的高超水准，其造型、工艺反映当时佛教造像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对研究宋代佛教文化、艺术发展有重要价值。 文化价值：反映北宋时期佛教在南方地区的传播与发展，以及宗教艺术与世俗文化的融合。 彩塑泥观音菩萨坐像 基本信息：创作于北宋时期（960 - 1127 ），1965年出土于温州白象塔。 造型特点：观音菩萨跏趺坐于仰莲台上，莲台下堆塑五色云水。身姿优美婉约。头戴高髻花冠，花冠中间置有化佛，两边宝缯下垂至肩部。额头中间有白毫，以宝石镶嵌。弯眉细目，双唇微微张开，呈微笑状。颈饰项圈，身披璎珞。 艺术价值：是北宋彩塑造像的杰出代表，造型精美，工艺精湛，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雕塑艺术水平，反映了北宋佛教造像的风格和审美特征，对研究北宋佛教文化、艺术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两宋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取得了辉煌成就。以下为您介绍： 整体发展情况 北宋：初期绘画承五代余绪，花鸟画以黄筌父子的“黄家富贵”风格为主导；山水画则有荆浩、关仝北方画派影响。随着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绘画题材扩大，风格多样。宋徽宗赵佶对皇家画院（宣和画院）大力扶持，培养众多优秀画家，如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此时山水画盛行，画家注重对自然山川细致观察描绘，郭熙提出“三远”（高远、深远、平远）构图法，其《早春图》体现理论与实践结合。 - 南宋：政权南移，绘画风格转变。山水画突破北宋全景式构图，发展出以“南宋四家”为代表的边角式构图，追求意境表达；花鸟画在继承基础上更重情趣；人物画受时代背景影响，常借历史故事抒发爱国情怀或批判现实。 绘画流派及代表画家- 山水画 北宋： 李成、范宽：李成画风清旷萧疏，代表作《读碑窠石图》；范宽擅画崇山峻岭，《溪山行旅图》凸显其雄浑壮阔风格。- 郭熙：画风富有诗意，《早春图》展现早春山林清新气息与生机，“三远”法丰富山水画构图理论。- 米芾、米友仁父子：创造“米氏云山”，以水墨渲染表现江南云雾缭绕山水，米友仁《潇湘奇观图》是典型。- 南宋：“南宋四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 李唐：衔接北宋南宋绘画，早期画风严谨，《万壑松风图》笔力雄健；南渡后创大斧劈皴，《采薇图》借历史题材表达爱国情怀。- 刘松年：画风精细典雅，《四景山水图》描绘西湖四季景色，笔墨严谨，将人物与环境融合，诗意浓郁。- 马远：构图常取边角之景，有“马一角”之称，笔法雄奇简练，《踏歌图》体现其风格，以大斧劈皴表现山石，营造诗意空间感。 - 夏圭：善用“夏半边”式构图，笔墨简洁，意境深远，《溪山清远图》长卷展现江南山水清幽深远。 - 花鸟画 北宋： 黄筌、黄居寀父子：画风富贵华丽，多画宫廷珍禽瑞兽、奇花异草，勾勒精细，设色浓丽，《写生珍禽图》是黄筌作品。 - 徐熙：“落墨为格”，先以墨线勾出轮廓，再用墨或色彩晕染，风格野逸，作品多描绘汀花野竹、水鸟渊鱼。 - 赵佶：艺术造诣高，重视写生，画风细腻工巧，《瑞鹤图》绘群鹤盘旋于宫殿上空，构图独特，色彩明丽。 - 南宋：李安忠、林椿等，李安忠《晴春蝶戏图》、林椿《果熟来禽图》，注重对动植物细致入微描绘，画面生动逼真，饶有情趣。 - 人物画- 北宋：李公麟：人物、山水、鞍马等皆擅，白描画法炉火纯青，线条富有表现力，《五马图》用简洁线条勾勒马匹和人物形态神情。 -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描绘北宋都城汴京繁华景象，对建筑、人物、舟车等细致入微描绘，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风貌。 - 南宋：- 梁楷：画风豪放，“简笔”画独特，《泼墨仙人图》以泼墨大写意手法绘仙人醉态，寥寥数笔，生动传神。 李唐：人物画《晋文公复国图》《采薇图》，借古喻今，表达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 《钱塘观潮图》是南宋李嵩创作的绢本设色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以下是详细介绍： 基本信息 作者：李嵩（1166 - 1243年），钱塘人，曾任宋光宗、宁宗、理宗三朝画院待诏。木工出身，被宫廷画家李从训收为养子并学画，绘画才能全面，题材广泛。 - 规格：纵17.4厘米，横83厘米。 画作内容 描绘钱塘涨潮时的壮阔景象。汹涌的海潮排山倒海般自江口涌入，江中弄潮的舟船依次排开、逆水而上。画面展现两岸民居、城池，远处山峦清晰可见。但画中既无达官贵人的车马仪仗，也不见百姓围观、吴儿戏水的热闹场景，只有空荡的城垣、寂静的台榭，在烟树迷蒙中更显凄迷，还有平坡远山以及江上帆樯。 创作背景 钱塘潮自古是天下奇观，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后，观潮成朝野一年一度的盛大活动，每年夏历八月十六至十八日大潮日，海宁一带涌潮尤盛。当时以观潮为题材的绘画流行，多数画家描绘观潮的繁华热闹以歌颂“太平盛世” ，而李嵩此画另辟蹊径。 艺术特色 构图：以江岸为界将景物分三层，上层远山连绵，中层江水涌动，下层房舍密布。以远山曲线、潮头斜线和船只打破构图呆板感，使景物井然有序。 笔法与设色：笔法简括，设色浅淡，虽绘喧动潮水，却营造出宁静辽远的意境。 主题思想 用隐喻手法，借景抒情。以惨淡萧条、沉寂悲凉之景，表达对南宋小朝廷在国难当头仍苟且偷安、观潮作乐的义愤，以及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 收藏与题跋 本幅无款印。引首及前后隔水有清乾隆题诗，后幅有张仁近、杨基题跋。收藏印有项子京、清内府、梁清标等诸印。 宋代刻帖 时代背景与书法风尚：宋代书法尚意，追求表达书家个人意趣情感。北宋以“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代表，书法风格多样，注重笔墨情趣和个性抒发，使北宋书坛光彩夺目。南宋虽偏安一隅，但书法传承发展，陆游、张孝祥等名家，诗书兼擅，自成风格。 - 重要刻帖 《淳化阁帖》：宋太宗淳化三年（992 年），王著奉诏将内府所藏历代书法墨迹，摹刻在枣木板上，拓赐大臣。共十卷，收录先秦至隋唐名家书法，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对后世书法学习和研究影响深远。 - 东阳本《兰亭序》：《兰亭序》是东晋王羲之代表作，有诸多摹本刻本。东阳本在众多版本中具独特价值，在书法风格传承、笔法结构展现上有重要意义，反映宋代对经典书法作品的尊崇与传承。 《姑孰残帖》：是宋代刻帖之一，虽为残帖，但留存诸多珍贵书法字迹，对研究宋代书法风貌、书家笔法演变等有重要参考价值。 - 《忠义堂帖》：汇集颜真卿书法作品。颜真卿书法在宋代备受推崇，其忠义精神与书法艺术完美融合。《忠义堂帖》为后世学习颜体书法、了解颜真卿书法风格演变提供了珍贵资料。 石刻拓片 图片中的石刻拓片，是古代碑刻文字、图案在纸张上的复制品。通过拓印技术，将碑刻上的内容清晰呈现。这些拓片是研究古代书法、文字演变、历史事件、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比如从书法角度，可直观看到古代书体风貌、笔法特征；从历史角度，碑刻文字可能记载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信息。 画作基本信息 《西湖图》由南宋李嵩创作，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尺寸为26.7x85cm 。李嵩出身贫寒，木工出身，后成为宫廷画家，历经光宗、宁宗、理宗三朝画院待诏，绘画题材广泛，擅画人物、山水、花鸟等。 画作内容与风格 该作品是描绘西湖景色的山水画卷。以长卷形式展现西湖的湖光山色、亭台楼阁、舟船桥梁等景致。笔墨细腻，通过巧妙的构图将西湖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合，虽为山水题材，但可能也蕴含对南宋偏安一隅生活的描绘，展现出南宋时期西湖的风貌和画家对自然景观的观察与表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