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浅录

小红

　　我刚退休两年，按照父母均到90岁来推算，好像还远着呢。但我还是想趁现在正有欲望，况且尚处头脑清醒、手脚灵便之时，适时记录一下，供自己和子孙们日后留下点回忆的素材。免得像我父亲那样，回忆录还得交由孩儿来代笔。

谓之浅录，一是一生漫长，长篇累牍都难以详细描述，这里只能肤浅记录点滴；二是精彩纷呈的退休生活才刚刚起步，需用浓墨重彩记录的30年姑且无法记录于此。

--题记

青涩童年（一）

1963年2月3日，即农历正月初十，我出生于湖南省新邵县坪上区洪溪公社明星大队第六生产队。父亲赐得小名小红，入校后更名为立红，后自取辈分名刘先生（此时正站在三尺讲台，又在十一个堂兄弟中排名老九）。上有一姐一哥，年龄成等差数列，公差为两年十个月。父母均为小学教师，最高官位均至小学校长。

只因母亲的身份在教师之前多了民办二字，因此我家自然而然被贴上了“四属户”（也称半边户）的标签。别以为家中有人月月领工资就光鲜，背后却是有着远不如普通农民的辛酸与苦衷。姐弟仨年幼搭不上手，唯一的工分是母亲全年固定的200多个工，父亲必须将每月29元5角工资中的大部分投到生产队，方能分到基本口粮。说是基本口粮，其实哪能满足基本需求，再怎么省吃少喝、精打细算也支撑不了五六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得另想法子。或者红薯米拌饭，或者大米碾碎加水搅拌成稀稀的擂米粑（米糊糊），或者红薯大餐（煮红薯、蒸红薯、干红薯），或者干脆就是几粒豌豆加几片菜叶。青黄不接时，父亲不忍心直面三个骨瘦嶙峋的孩子，好不容易东拼西凑到几个钱，一早就赶去涟源蓝田黑市买回一小袋大米，待到傍晚我就早早跑去背后山地等着返途的父亲，眼巴巴地盼着父亲给我捎回一个糖包子。

更有甚者，为了充饥，母亲跑去山上挖一种叫土茯苓的植物，因它生长在很深的地底，付出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让其露出庐山真面目。可是这些土茯苓吃进去容易，待到排出来时却异常困难，令人痛苦不堪。每逢此时，母亲总是一边默默落泪一边用小棍子对着我的肛门锲而不舍地助力。难怪从未见过邻居吃这个土茯苓，可见母亲也是确实走投无路了。

平时家里也藏有少许毛花鱼和干虾米之类，但都是留给客人或请匠人时才拿出来撑门面的。虽在农村，鸡蛋都是奢侈品，只有生日那天才能赏赐一个。一年难得缝上一件新衣，哥哥实在穿不下的旧衣服都是我的新衣服。大年三十晚上我家也有发压岁钱的惯例，我们领到的虽是2分后才涨到5分的硬币，但每个人都笑到了骨子里。

老天虽没赐我富贵命，可母亲一不小心误给了我一张富贵口。我不像哥姐，擂米粑，不吃！麦子粑，不吃！红薯土豆，也不吃！但凡杂粮统统不入法眼，宁愿饿着肚子也不屈从。这可急坏了母亲大人，因为“娘疼满崽”，以至于母亲的一手绝活应运而生。她从一个锅里居然能煮出三样饭，一样是全红薯米，一样是大米和红薯米掺半，还有一样则是全大米饭。红薯米自然是母亲吃的，二者掺半的分给哥姐，那全大米饭就不用赘述了。

真不知道，姐姐与哥哥为何不但对母亲的偏爱不反感、不嫉妒，相反还争相疼着我、护着我。姐姐去和与小朋友玩跳田游戏，瘦弱的肩上还得背上我，一不小心两人一起摔到地上，回家后她还得招来母亲的打骂；暑期父母上县里开会学习时，姐姐当家，哥哥搭手，我则天马行空，稍不顺心还对哥哥来个拳脚相加，此时无奈的姐姐只得从可怜的压岁钱中掰出1分钱硬币悄悄递给我，以此来平息我无知又无畏的家暴。哥哥一样分了三块饼干，自己只慢慢舔下一块，余下的两块过后肯定又会跑到我的肚子里去；他擅长自己动手做各式玩具，第一个享受的人肯定不是他自己。

别看我“锅里争肉吃”，其实在邻居眼里我就是个“别人家的孩子”，尊老爱幼、助人为乐，人见人爱、人见人夸。唯独被迫与堂兄打过一架，他比我大比我高更比我凶，躲在暗处一竹棍扫下来，将我嘴唇打得皮开肉绽，父亲见状不问青红皀白怒气冲冲追着我打，我巧妙逃至二伯家寻求庇护才得以化解，这也是父亲唯一一次对我动粗。

“别人家的孩子”虽然乖巧，但也难免“马失前蹄。”一个晴朗的周日，我们一家五口难得齐聚于背后顶园的自留地里，大人干活，姐姐领着四岁的我在旁边摘三月萢。忽然，我一脚踩空，直接滚下四五十米的陡坡，姐姐一声尖叫，吓得不知所措。说时迟那时快，平时胆小如鼠的父亲，此时竟像脱胎换骨般。先是给吓蒙在原地的姐姐头上猛地一击，旋即像离弦之箭冲到坡底抱起我，哪管荆棘，哪管险峻，他年少时练就的好身手没想到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好在我并无大碍，只是手臂上被深深扎进一根篾片，还是请来大伯妈，用在煤油灯上烧过几分钟的剃头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就是这样活生生地把篾片取出来的。也多亏了这次人之初的“高摔”，从此摔出了我今生的一片坦途。

我不会干家务活，却热衷于做些家外的活。上山拾柴火，下地扯猪草，挑水担煤样样都干。尤其是队上出工，出吊工更喜欢做包工，标准劳动力做一天吊工10分工（即一个工），给我定的工分从3分慢慢增加到4分5，擂田、翻红薯藤等悉听生产队长口哨安排，最青睐的也是做得最多的活是割牛草和双抢时的递禾这些包工，130斤一担的猪粪都挑过，栽田、割禾等技术活倒是干得少，犁田、踩打谷机之类的体力又危险的活可是真没干过。不怕您笑话，甚至还捂着鼻子跟着同伴拾过牛粪和狗屎。因年小，因长期随母亲住在学校，参与生产队出工的年份屈指可数，其中数十三岁那年挣的工分超多，超过200个工。

要讲我不干家务活其实也不对。毕竟有那么一个暑假，父亲是长路小学唯一的公办教师，按要求住校支农。当年我就一个几岁的小学生，母亲担心胆小的父亲孤单，遂将我派去他身边。烈日当空下，我跟着他行走在狭窄又泥泞的田埂上，逐个生产队收集双抢进度。回校后父亲忙于整理进度上报，我就亲自操刀下厨犒劳父亲，菜肴就是千篇一律的茄子和丝瓜，之后几十年后我也一直保持着蔬菜中只吃茄子和丝瓜的不良习惯。也许是因为做饭的年纪过早，以至于余生似乎都不用再进厨房了，因此它业已成为我唯一做饭的经历。

没饭吃，没肉吃，是不争的事实，但周边那田螺河蚌、小鱼小虾、泥鳅鳝鱼等水产还是不缺的。生产队在稻田撒石灰擂田时泥鳅不请自来，临到过年队上干塘，男女老少齐聚塘中水边争抢小鱼，溅得满身泥水还开怀大笑。母亲擅长捡田螺、捞虾米，次次都有所获；父亲则喜欢赶在烈日当空的晌午，领着我用箩筐去塘边石缝中吸小鱼。夏夜我们哥俩举着火把去田边钳正在乘凉的鳝鱼，我还打着电筒照着河中水底、哥哥则敏捷地将那一条条悠然自得的鲫鱼请入瓮中。

一个初冬的下午我放学归来，见距离三米多的桥下水面上有一条二三两的小鲤鱼正在做垂死挣扎，我连衣服都顾不上脱掉，就纵身跳入水中去抓鱼。今天从实招来，我还参与过一回傻事，半夜里，我们哥俩随几位堂兄，悄悄用农药去河里毒鱼。第一次看着三四盆属于自己的鱼时，兄弟们的高兴劲溢于言表。

说起童年，离不开捉鳝鱼，这可是我们哥俩一辈子无法忘却的记忆，它不但是我们兄弟的生活所迫，也是我们的生财之道。哥哥欲拜师炉火纯青的堂兄未果，遂独自苦练出一手捉鳝鱼的好手艺，然后我就成了他唯一的徒弟。自此，我俩不顾路远地生，不怕日晒天寒，每天放学后都乐此不疲，捉得少时改善生活，捉得多时则出售补贴家用。鳝鱼价格一直稳定在5毛5、泥鳅8毛，有次我们途中卖给了石泉火车站的商店，哥哥的6斤4两，我的3斤6两。

为了生计，甚至我们兄弟还瞒着家里当过几次挑夫。那是母亲安排我们去十几里外的金竹山岭上挑煤炭时，我们遂事先给煤矿从山上挑一担煤炭送到山下的煤场，我个矮力小，满负荷地挑到90来斤，换得4毛多钱入袋，然后再次上山挑炭回家。

我快九岁时，家里发生了一个不小的变故。农民夫妇的三伯父家无儿无女，大爱无疆的父亲决定让其从仅有的两男孩中挑选一个去他家做帮手。农村有过继不过大的惯例，而且小时的我表面上更加可爱，于是三伯娘满心欢喜地来迎接我，哪想遭到我的一口回绝，虽然我懵懂无知说不出个为什么。于是特能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哥哥每天都到了三伯父家做事去了，只是并未履行农村的繁文缛节。我们兄弟仍是兄弟，哥哥晚上继续睡在我床上，学费照样由我父母缴，有什么好吃的了也从没忘记他。

我的童年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但童趣并不缺失。夏天晒谷坪里抽陀螺、滚铁环，分组捉迷藏、搬楼梯掏鸟窝；冬天摘挂在屋檐下长长的冰激凌，去水塘中冰面上滑冰，成群结队踩高跷爬雪山等等，当地小朋友的游戏几乎都参与过。特别是打四角板，不是纸做的小小的那种，而是纸箱做的大到一两尺见方的那种，好多人聚在一起比赛。对门院子的都过来了，年龄大点的有力气并且技术好的才能当选运动员，我当时还只是小儿科，只能随从旁观。

不瞒你说，我们兄弟还干过小偷小摸的事。当然不是偷鸡摸狗那种，只是捉鳝鱼的路上在不明菜地摘根豆角摘根黄瓜，抑或掏个红薯。我们兄弟更有呆萌的时候，不是麦子与韭菜分不清的那种，而是把彩虹当作刀子吓得拼命逃窜的狼狈像。

我的童年要说苦，肯定还有更苦的，要说不苦，那也是已经苦得不堪回首了。故而，我将自己的童年冠以“青涩”二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