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胡焕庸（1901年11月－1998年4月），字肖堂，江苏宜兴人。地理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师从人文地理学家约翰•白吕纳。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p><p class="ql-block"> 1935年，《地理学报》第二期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胡焕庸写到：“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传钧回忆：“当时中国总人口估计有4.75亿，他（胡焕庸）以1点表示1万人，根据掌握实际情况将2万多个点子落实到地图上，再以等值线画出人口密度图”。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瑷珲—腾冲线的出现则廓清了分界，模糊的认识被数据佐证，影响深远，成为研究和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西北人口占比6.5%，东南人口占比93.5%，历经85年，“胡焕庸线”稳定性被证实。2009 年，在中国地理学会发起“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评选中，“胡焕庸线”名列其中。</p><p class="ql-block"> 胡焕庸先生率先发现规律时，并没有在图上画出这条线。区分东南与西北人口密度的等值线是一条波状起伏等值曲线，与一系列近似南北走向的山脉吻合。自东北开始依次为：大兴安岭、阴山山脉东段、恒山（太行山）、吕梁山、秦岭（大巴山）、横断山。东南半壁是平原、丘陵、海滨，适宜于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沃野千里的富庶，田园牧歌的诗意，江南烟云的温婉，小桥流水的格调。这里很早便建立起稳定的国家形态，诞生秦、汉、唐、宋、明、清“超级帝国”。西北半壁是苍茫起伏的高原，沙漠、戈壁、雪山为主的广袤空间，以游牧或半游牧半农耕为生。在历史上形成吐蕃、西夏、辽金、蒙古等众多草原部落。</p><p class="ql-block"> 胡焕庸先生写道：“试以中国地形图、雨量图与人口图作一比较，则三者之间，有十分密切之关系”。胡焕庸线的东部，发源于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影响我国西南和华南，发源于太平洋的季风与北方冷空气相遇时在华东、华中、华北形成降雨。气候温暖，降水充沛，广袤的平原，密集的水网，自古农耕经济发达。西北半壁，受到高山、高原阻隔，水汽难以抵达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少雨干旱，分布着大面积的高原、草原和沙漠。除少量人烟稀少的绿洲和牧区之外，多数荒漠皆为生命禁区。三大林区：东北林区、西南林区、南方林区，四大草原牧区：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伊犁草原、那曲高寒草原，分别在“胡焕庸线”东、西两侧。</p><p class="ql-block"> “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寥寥两笔便将中国西北、东南大地的风光勾勒得传神入画。诗人眼里“胡焕庸线”是边塞与田园风光的分界线，东边“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西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田园诗多以农村景物和农民、渔夫等的劳动为题材，绿水青山，松间清泉，稻香蛙鸣，杏黄梨白，反映农耕文化安逸舒适、恬淡质朴的生活。边塞诗则豪迈、恢宏，马鸣风萧、如血残阳、大漠孤烟、冰河寒弓，尽展游牧文化的雄浑壮歌。</p><p class="ql-block"> 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同样以社会经济为考量标准，将天下划为山西、山东、江南与龙门—碣石以北四个区域，其中山西、山东、江南均为农耕区，龙门—碣石以北所产为“马、牛、羊、旃裘、筋角”。龙门—碣石一线，成为两千年前的中国东西之界，龙门位于今陕西韩城市，碣石在河北昌黎县。 回溯历史，自汉代以来两千年，中国人口格局处在不断变动之中。人口密度变化轨迹由南-北向（汉代），东-西向（明代），东北-西南方向（清代末）。中国最早以“地理”为名的著作《汉书·地理志》中统计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有5,9594,978人。当时华北平原、黄河平原为人口稠密地区，以秦岭-淮河为界人口分布呈现为北多南少。东汉末年群雄逐鹿战乱纷起，中原地区民不聊生，促使北方人口向南迁徙。西晋“永嘉南渡”是中原政权首次南迁，北方前往南方的人口达到90万之众。唐代初期南北人口数量呈对分之势，唐中期经济中心逐渐南移长江中下游平原，开发大量耕地养活大量人口。唐“安史之乱”，宋“靖康之变”战乱、饥荒、苛政再度促动人口向南大迁徙。南宋时期南方人口已约占全国的70%。明清时期及民国时期，历经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几次大规模迁徙。</p><p class="ql-block"> “东南王气沉幽冢，西北浮云隐玉关 ”。</p><p class="ql-block">如果说历史是演戏，人文是角色，地理就是舞台。中国传统史学，非常看重地理，称史地之学，经世之学。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魏源《海国图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都反映这个传统。毛泽东主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熟读顾炎武（江苏昆山人）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江苏无锡人）所著《读史方舆纪要》。前者除记载舆地沿革外，对赋役、屯垦、水利、漕运等资料的辑录尤其详细，并作实地考察，以正得失；后者重在考订古今郡县变迁，详列山川险要，战守利害，阐明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战略价值。毛泽东要求北京军区司令员读《读史方舆纪要》，最少要知道北京及华北部分。毛泽东尤为推崇顾炎武的治学方式，认为顾炎武对“事关民生国民（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p><p class="ql-block"> “胡焕庸线”以西主要是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宁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新疆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四川省部分地区。东汉时期班超投笔从戎、万里封侯。公元73 年班超出使西域到公元91年任西域都护，此后两任继任者坐镇，公元107年西域都护撤任，共三十四年，东汉王朝195 年的历史中仅占六分之一。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陆续发兵，平定了准噶尔与回部大小和卓势力，统一西域，光绪年间设立新疆巡抚。清顺治帝赐予五世达赖“达赖喇嘛”的封号，康熙帝赐予藏传佛教首领“ 班禅额尔德尼 ”封号。雍正帝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监督西藏地方政务。乾隆帝在西藏地方设立噶厦，授命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管理政教事务。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 条，规范了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和法规。西藏地方达赖与班禅等大活佛的转世，需要通过金瓶掣签制度，依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最后报请朝廷批准。抗日战争胜利，台湾重归中国版图。外蒙古（今蒙古国）独立，“胡焕庸线”东侧陆地面积占我国面积的比重升至43.18%，西侧相应降至56.82%。</p><p class="ql-block"> 李克强总理发出了“胡焕庸线怎么破”之问：“我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我们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p><p class="ql-block"> “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差异悬殊。七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全部位于该线东侧。全国经济排名前50的城市没有一个位于该线西侧，反映了不均衡的基本国情，西侧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和东侧人口过于密集的强烈落差，使得突破“胡焕庸线”的相关议题长期受到关注。</p><p class="ql-block"> 学术界大多认为“胡焕庸线”将长期存在，西北半壁几乎囊括了整个干旱及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降水极为稀缺，环境相对恶劣，不适宜人类居住和发展。仅从人口迁移角度突破“胡焕庸线”并非可行之举。凸显的中国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却是当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p><p class="ql-block"> 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中国经济发展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转变。</p><p class="ql-block"> 破解“胡焕庸线”难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本质是实现东西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是东部的生态屏障，承担着涵养水源、净化空气、控制风沙东移、减少水土流失、减轻洪涝的功能。广阔西部是应对极端战争风险的安全纵深。这些功能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建设乌鲁木齐“门户城市”，理性规划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城市群，河西走廊城市带，天山北坡城市带。国家发展计划中的农业综合区划的“东田西草”；林业总体布局的“西治、东扩、北休、南用”；电力供求关系的“北均，东、南缺，西供”等方面都可以看到胡焕庸线的影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