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憾：三星堆文物惊艳青州博物馆！

小雨沙沙

青州博物馆，这座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唯一的县级综合性博物馆，以其丰富的文物馆藏和独特的国宝级文物闻名遐迩。这里每天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探寻文物背后的历史温度，感受中华古代文明的璀璨与辉煌。

我已三次造访青州博物馆，每一次都满载而归，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与感悟。从神秘“青州微笑”的生动艺术，到中国科举史上唯一存世的赵秉忠殿试卷，再到东汉宜子孙玉璧所承载的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福，无不让人流连忘返，深深感知中华古代文明的灿烂辉煌。

当得知“吉金光华——鲁川渝云贵桂青铜文化臻萃展”在青州博物馆盛大开幕，我便迫不及待地奔赴这场跨越地域与时空的青铜文化盛宴。展厅内人潮涌动，人们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与好奇，共同探索青铜时代的奥秘。

本次展览名为“吉金光华”，“吉金”即青铜器，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载体，其铸造技术与礼制功能共同构筑了古代社会的信仰体系与权力象征。展览以“吉金”为名，映射出中华文明的技术突破与艺术巅峰。

从《前言》中我们了解到，从先秦到秦汉时期，山东与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通过中原文化相互交融，各区域共同描绘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画卷。展览汇集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山东6省市20家文博单位的184件（套）文物精品，呈现了一场跨越地域的青铜文明艺术盛宴，讲述古代中国不同区域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展览主体由“川渝地区”“云南地区”“黔桂地区”三大单元构成，每一单元都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不同地域青铜文化的魅力。

第一单元聚焦川渝地区的青铜文明，讲述了四川盆地与川西高原等地的重要青铜文化。三星堆遗址近年新出土的商代铜人头像、铜人面具、铜眼形器、铜鸟形饰等，以及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时期铜人头、龙形铜饰、鱼形金箔饰、石虎等，反映了两个遗址文化的延续性，体现了古蜀人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

在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以前，四川盆地主要生活着巴与蜀两个族群。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晚商至西周时期的古蜀青铜器，特色鲜明、品类丰富，代表了四川盆地青铜文明的第一个高峰。春秋战国时期，巴蜀文化形成，四川盆地青铜文明迎来了第二个高峰。

三星堆出土的商代青铜人头像，面容清瘦，表情凝重，耳朵上有穿孔，估计是用来佩戴耳环的，展现了古蜀人独特的审美与信仰。

青铜大面具是三星堆文化的典型器物，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体现了古蜀先民对自然万物与人神世界的深刻理解与思考。

甲骨文中的"蜀"字形如一只身体蜷曲的蚕，让人联想到古蜀人的祖先"蚕丛"部族，这一部族将野蚕"蠋"驯养为家蚕，古蜀人因此得以制作丝绸。另一方面，甲骨文的"蜀"字又如一条盘曲的龙或蛇，与神话传说中的天神"烛龙"形象相似，"烛龙"即"蜀龙"，与蚕丛皆为古蜀原始宗教崇拜中的尊神。

石虎为商周时期的石器，虎呈卧姿，直颈昂首，威猛而狞厉。整体看去，自然而拙朴，在静态之中蕴藏着动感，生机勃勃，充满力量，是商周时期不可多得的石刻圆雕艺术精品。

陶盉，这一温酒器的出现，不仅展现了三星堆遗址中酒器的丰富性，更揭示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繁荣景象。大量剩余粮食用于酿酒，反映出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

玉璋是夏商时期的重要礼器，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数量达300多件，表明其为古蜀文化祭祀活动中的核心礼器。三星堆文化吸收二里头文化的玉璋后，发展出了具有古蜀文化特色的玉璋系统，并影响到了今天的中国广东、福建、香港及越南北部地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掘揭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三星堆8个"祭祀坑"出土了数千件造型奇异、风格独特的青铜器，是古蜀王国神权与王权并重的生动再现；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在器类、风格和功用上与三星堆青铜器相似，反映了两个遗址文化的延续性。

铜鸟昂首挺立，圆眼突出，双翅收束上翘，尾羽下垂，形象栩栩如生，仿佛诉说着古人的智慧与创造力。

三星堆大量铜眼形器的出现，表明古蜀人对眼睛的崇拜。

敦，这一战国时期的食器，出土于四川成都青白江双元村。其三短足、圆腹、二环耳的设计，不仅实用，更承载着古人对美食文化的追求。

鍪，古代的一种炊具，作用相当于锅，青铜制，侈口束颈，口有唇缘，鼓腹圆底，流行于战国并沿用至汉代早期。

青铜挂饰品，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美的工艺，成为古代装饰艺术的典范。

挂饰呈扇贝形，器形隆起，背部放射状脊棱与前端圆形钮相映成趣，展现了古人对美学的极致追求。

金箔饰品，呈柳叶形，头端圆而尖，有一圆穿孔，两侧各有一缺口，缺口之前各有一小圆窝，器身錾刻有精细的叶脉纹和刺点纹，展现了古蜀人高超的金器制作工艺。

太阳神鸟金饰，图案分为内外两层，均采用镂空的方式表现。内层图案中心为一没有边栏的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顺时针旋转的齿状芒，外层图案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飞行方向与内层太阳芒纹相反，展现了古蜀人对太阳与鸟的崇拜。

“巴出将，蜀出相。”在已发掘的巴人墓葬中，男性死者普遍陪葬数量不等的青铜武器，体现了巴人尚武的精神。柳叶形青铜剑是最典型的兵器，这种剑薄而锋利，是近身搏斗的利器。

蜀族的“巴蜀青铜器”包括柳叶矛、柳叶剑、三角援戈、无胡戈、双胡戈、荷包钺、斤、凿以及凸刃环首削和直刃无首削等，巴族所使用的“巴蜀青铜器”则主要有鍪、釜、虎纹单胡戈、斧形钺和斧等。这些青铜器在两族墓葬中出土率高，成为两族共有的物品。

带鞘双剑，战国时期的精品，剑身锋利，鞘饰精美，展现了古代武器的精湛工艺和武士精神。

传说中的“摇钱树”原型——汉代摇钱树，出土于四川三台县灵兴镇，基座为红陶质，浮雕着天禄、辟邪和几何纹，充满了神秘感。树身由青铜浇铸而成，铜管作树干，插在陶座之上，各层叶片两两相对，向外伸出，树叶婆娑，上缀满汉代五铢钱和近百个人物、动物图案，顶层饰凤鸟为树尖，象征着吉祥和财富。

川渝地区的青铜文明在中国青铜时代中独树一帜，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此同时，山东地区的东夷文化也与中原文化密切往来，共同推动了古代多元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山东博物馆镇馆之宝，以其精湛的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吸引着无数观众的目光。

亚丑钺，这一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以其透雕人面纹和“亚醜”铭文，成为权力与社会地位的象征，展现了商代青铜器的威严与神秘。

第二单元展示了云南地区的青铜文明，从滇中到滇西、滇东南，古滇国的青铜器物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云南青铜文化的最高代表。

古滇人信奉万物有灵的多神论，祭祀活动成为沟通人与自然、人与神灵的重要方式。青铜器上的动物图案，如鱼、牛、虎、猴、蛇等，生动展现了滇人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

青铜扣饰，滇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装饰品之一，其丰富多样的造型和取材，反映了古代滇人的宗教信仰、社会活动和经济生活。

西汉青铜牛头饰，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成为昆明市晋宁区博物馆的珍贵藏品。

铜鱼杖头铜饰，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的珍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展现了古滇国的青铜文化魅力。

滇人青铜矛，其柳叶形刃部和吊人设计，不仅展现了滇人的独特审美，更揭示了当时的社会文化传统。

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滇国青铜器物，以其鲜明的民族特征和奇异的造型，广泛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

贮贝器，古滇国特有的一种青铜器，其器盖上铸有的立体人物和动物形象，生动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被誉为“无声的史书”。

去掉盖的贮贝器，其内部结构和装饰细节，进一步揭示了古滇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

圆形铜扣饰，昆明市博物馆的珍藏，其浮雕鹰面和三角纹饰，展现了滇人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

第三单元展示了黔贵地区的青铜文明，贵州和广西的青铜器物以其鲜明的特色和多元的文化影响，成为中华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汉铜铃，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美的工艺，成为古代青铜文化的珍贵遗存。

羊角钮钟，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重要代表，以其独特的造型和音质，成为古代民族乐器和礼器的典范。

西汉曲刃铜矛，其独特的曲刃设计和对称凸刃，不仅展现了汉代青铜器的工艺之美，更揭示了实战中的杀伤力提升。

广西地区的青铜文化，从商周到春秋战国，随着西瓯、骆越两大族群的崛起，迎来了鼎盛时期，出现了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物。

西汉人面纹铜牌饰，其浮雕人面纹设计，双眼鼓瞪，隆鼻，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文化震撼。

铜鼓，广西地区青铜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其鼓面中心的太阳纹和鼓身的翔鹭纹、划船纹、羽人舞蹈纹等，展现了浓厚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

青铜器，中华文明的瑰宝，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传承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次展览以各地区青铜文化的独特性为主线，通过宏观视角和微观对比，描绘出中国青铜时代绚丽辉煌的画卷，带领观众探索古代西南地区文明的源与流，感受先民非凡的文化想象力与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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