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位大师

子君

1、蔡元培（1868-1940）

浙江绍兴。

科举中走出来的教育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17岁考取秀才，22岁时中举人，25岁时中进士，27岁时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在朝中做事的蔡元培，无法说服统治者进行革新，他深知自己的学识无法发挥作用，于是在31岁那年，他毅然弃官从教。在任教之余，蔡元培还游历日本并赴德留学，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1904年，36岁的蔡元培创立光复会，后加入同盟会，参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任首任教育总长。他废除封建教育制度，确立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的现代体系，被誉为“现代教育体系的奠基人”，并提出“五育并举”理念，即军国民教育（体育与国防意识）； 实利主义教育（实用技能）； 公民道德教育（社会责任感）； 世界观教育（哲学与思想启蒙）； 美感教育（艺术修养）。

1916年，48岁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学术多元：聘请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代表）、辜鸿铭（保守派）、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者）等不同思想背景的学者。 改革体制：设立教授治校制度，推行选科制，倡导学生全面发展。

扭转校风：将北大从官僚养成所转变为学术自由的新文化运动中心。1928年，60岁的蔡元培创建中央研究院（现中国科学院前身），任首任院长，倡导科学救国，培养学术人才，推动中国科学研究，为中国科学研究制度化开辟道路。

2、章太炎（1869-1936）

浙江余杭。

血性汉子章太炎，乱世狂人章太炎，世人哪有他疯癫？

七次追捕，三入牢狱。1903年，34岁的章太炎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为邹容《革命军》作序，遭清廷逮捕（“苏报案”），狱中坚贞不屈，名声大振。 1906年出狱后赴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民报》，以犀利文笔宣扬革命思想，与保皇派论战。又与孙中山、汪精卫、黄兴等因《民报》意见不和而交恶，在日本二次入狱。辛亥革命后，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自己想做皇帝，这样的心思被章太炎看出，愤怒之余，章太炎至新华门破口大骂袁世凯，此举激怒了袁世凯，将其关押在龙泉寺，直到袁世凯去世。在软禁期间，章太炎辱骂袁世凯，袁世凯并不理会，还专奉银两并差人伺候着，每月提供生活费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的薪水才4元钱，大学知名教授每月也不足400元，这样的牢狱待遇前所未有，据章太炎夫人说，这一段软禁生活，是章太炎一生中最为阔气的一段时光。章太炎性格易怒，个性极强，脾气特大，动不动就挥拳动手，不易相处，难于共事。他使着性子干着革命，做着学问，研究着政治，张口就骂，出手就挥拳，他从不给人面子，也从不给自己留退路。章太炎，怎一个“狂”字了得？1919年五四运动后，此时他已经50岁了，章太炎不再激进了。他退居书斋，专研学问，猝然成为一代儒宗，他的学术成果约有400万字，在文学、韵律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建树，算得上是一个全才。章太炎先生嗜烟，给学生讲课时，一手拿粉笔，另一只手必拿烟卷，有时讲到精彩处，拿着烟卷便往黑板上板书，常引得学生哄堂大笑。更绝的是，太炎先生有次在北京讲学。当时北京各大学的主任教授如吴承仕等，侍奉在太炎先生的左右作陪，有专门板书的，有倒茶水的，太炎先生国语不太好，弟子刘半农便担任翻译。章太炎先生上课的开场白：“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贯常的狂，大有“平生不识章太炎，访尽名流亦枉然”之架势，却丝毫不影响他备受众人敬仰的状况。可能是太炎先生狂得有资本的缘故。章太炎也是最早刊登征婚启事的名人之一，有人问他择偶的条件，他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辛亥革命后，在北京的《顺天时报》上登载了一则《征婚告白》，提出了若干择偶标准，如大家闺秀、通文墨、精诗赋、双方平等、夫死可嫁等等。

3、陈独秀（1879-1942）

安徽怀宁。

笔落惊风雨，青年觉醒的催化剂。

陈独秀的文化学术活动是从创办报刊开始的。1903年，年仅24岁的陈独秀创办了《国民日日报》，陈独秀在一个小屋里终日耕耘，整日不出屋，时常整夜不睡觉校对文稿。但在清政府的排挤下，《国民日日报》仅存在了3个月。后来陈独秀又创办了《安徽俗话报》，为了办好这份报纸，陈独秀付出了更大的努力，这种努力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蔡元培，这成为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基础。1915年，陈独秀36岁了，积累了12年办报经验后，陈独秀终于成功创办了轰动当时的《新青年》，《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批判封建思想，倡导白话文，推动思想启蒙，揭开了中国启蒙运动的序幕，陈独秀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陈独秀的创刊文章《敬告青年》给沉睡了五千年的中国带来了暴风雨般的觉醒，犹如一泓清泉流入了青年人的心中。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指出青年为变革之希望，强调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呼吁青年摆脱传统束缚，成为“新鲜活泼”的现代人。他提出青年应具备以下六种特质：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反对盲从旧道德、旧礼教，主张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摒弃因循守旧，推动社会进化与革新。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反对消极避世，倡导积极投身社会改造。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打破封闭思想，学习西方先进文明。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批判空谈礼教，注重实际效用与科学精神。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以科学理性取代迷信与愚昧，倡导实证思维。有人曾这样评价过：《新青年》对于青年人来说像春雷初动一样，他们先是认识到自己身为青年人的责任，然后更加深刻理解了自己所处的时代，最终自己投入并号召更多的青年投身于革命事业。当时的周恩来和毛泽东都经常阅读《新青年》，且十分佩服陈独秀。1917年，38岁的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7-1919），支持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后被北洋政府逮捕，成为舆论焦点。 1920年前后转向马克思主义，与李大钊并称“南陈北李”，推动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1921年，陈独秀42岁，中共一大召开，陈独秀虽未出席，仍被选为中央局书记（首任领导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虽然是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政治之路并不顺畅，挫折不断。1927年大革命失败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1929年因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党籍。 晚年转向反思，撰写《最后的政治意见》，主张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1942年病逝于四川江津

4、鲁迅（1881-1936）

浙江绍兴。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1902年，鲁迅21岁，他赴日本留学，最初选择医学的动机与他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 父亲的病逝：鲁迅的父亲因庸医误诊而亡，使他深感传统医学的落后，希望通过现代医学拯救像父亲一样的病人。

救国理想：当时中国积贫积弱，鲁迅认为医学可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并通过提升国民体质实现“科学救国”。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有了刎颈之交。青年时期的钱均夫、厉绥之、鲁迅鲁迅与近现代医学家厉绥之和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刎颈之交。三人1902年同赴日本留学，同班同寝室。鲁迅关于遗传学方面的医学毕业论文就是厉绥之帮他写成的。两人的名字还一起排在当时的“日本支那名人录”中。鲁迅、厉绥之和钱均夫三人后来虽在不同学府，但大家仍时常聚首，纵论天下，共抒救国宏图。他们回国后，彼此还常相往还，情谊依旧。1906年，鲁迅25岁，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期间，课堂上放映了日俄战争的幻灯片。画面中，一名中国人因被指控为俄国间谍而被日军处决，而围观的中国同胞却神情麻木，甚至喝彩。这一场景让鲁迅深受震撼： 精神觉醒的顿悟：他意识到，国民的愚昧与精神麻木比身体的疾病更为致命，即使体格强健，“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呐喊·自序》）。 弃医从文的决定：鲁迅认为，改造国民性需要从思想文化入手，文学比医学更能唤醒民众的灵魂。倡导“立人”思想，主张通过文化改造重塑民族精神，反对奴性与盲从。他毅然中止学业，转向文学创作与思想启蒙，被誉为“民族魂”。

1918年，37岁的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狂人日记》，从此开启文学大师之路。《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控诉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小说代表作《呐喊》《彷徨》揭露封建社会的腐朽与国民劣根性，如《阿Q正传》通过“精神胜利法”批判麻木的国民性。散文代表作《朝花夕拾》充满温情回忆与对旧社会的反思；《野草》以象征手法探索人性与时代困境。杂文犀利如匕首，直指社会弊端（如《拿来主义》提倡批判性继承文化）。

鲁迅的一生，曾经与两位女性有过婚姻或爱情关系，一是当他26岁的时候，从日本回到绍兴在母亲鲁瑞的主持下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鲁迅自与朱安结婚之后，直至病逝为止，并未与她解除这种婚姻关系（鲁迅深知一旦休妻，朱安就会遭遇死亡或者非人的遭遇，于是未离婚），鲁迅在外的日子，朱安一直照顾着鲁迅母亲的生活。鲁迅曾经在友人面前说：“朱安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二是当他47岁的时候，从广州抵达上海，即与长期追随自己的许广平同居。仇视封建礼教，在文学作品中一再批判封建礼教的鲁迅自己却没有反抗封建礼教的勇气。

5、周作人（1885-1967）

浙江绍兴。

鲁迅的弟弟，复杂和矛盾的结合体，兄弟二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均具有重要地位，但人生道路与历史评价迥然不同，其人生抉择引发的道德争议至今仍是讨论焦点。抗战期间的政治选择使其长期背负骂名，但文学贡献亦不可忽视。近年来学界对其评价趋于多元，部分学者主张将其文学成就与历史问题分开看待。兄弟二人的不同，似乎从小就开始了。周作人打小体质就不好，四五岁时生过天花，肠胃也不太好，天气略略变化就会生病。从小他就显露出胆小温顺的个性，不像大哥鲁迅，打小就顽皮好动，性格倔强。后来由于家族的没落更让他体会到了世态炎凉，原本性格温顺的他逐渐养成了敏感多虑的性格，后来他远赴日本，被日本那种隐逸伤感的文化所吸引就不足为奇了。1906年，周作人21岁，留学日本，与其兄鲁迅同住在东京本乡区。 兄弟二人租住东京的“伍舍”期间，雇佣了羽太信子作为女佣。信子是日本平民家庭出身，性格勤快直率。

1909年，周作人24岁时与羽太信子结婚，婚后定居日本，后随周作人返回中国。 1917年，周作人32岁，任教于北京大学，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提倡白话文与“人的文学”理念，主张文学应关注普通人性和社会问题，对五四新文学发展影响深远。其文学成就显著：散文创作：以“平和冲淡”风格著称，代表作品《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苦茶随笔》等，注重生活琐事与个人情趣，开创现代闲适散文流派。 他的散文，字里行间洋溢着无尽的“苦”之美，将内心的辛辣、忧愁、欢喜与悲伤努力隐藏起来，表现出来的是淡泊平和的美感。初读他的散文感觉是淡淡的，内心的冲击深深地藏在文字的背后。可就是这股看似寡味的语言，却带着淡雅的清香，紧紧地抓住读者的心弦。 翻译贡献：译介大量希腊神话、日本古典文学（如《古事记》《枕草子》）及欧洲文学（如《伊索寓言》），推动中外文化交流。 周作人绝对算得上是一个语言大师，他精通日语、希腊语、英语，并自学古英语、梵语、俄语、世界语，是不可多得的语言天才。 周作人和鲁迅两人早年关系密切，共同留学日本、共同参与新文化运动，周家早年因祖父科场舞弊案败落，父亲早逝，鲁迅作为长子被迫承担家族重担，形成“长兄如父”的心理模式。周作人长期依赖鲁迅，婚后却因妻子与兄长对立，导致兄弟二人最终决裂。

1923年7月，周作人38岁，有一天他突然致信鲁迅，要求其“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兄弟同住北京八道湾胡同四合院）。鲁迅次日搬离，自此兄弟关系彻底破裂。 兄弟二人的决裂除了日本妻子的原因外，更多的是二人性格与思想的差异。鲁迅：性格刚烈，关注社会现实，主张文学为改造社会服务，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与斗争性。 周作人：倾向平和冲淡，追求个人趣味与生活美学，后期更强调“闭户读书”的隐逸态度。 周作人从小就是缺乏独立的人，从小他就依赖兄长鲁迅，与兄长鲁迅决裂之后，又完全依赖妻子。

1939年元旦，周作人54岁，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有关枪击案的杀手是谁一直众说纷纭。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行刺后日本宪兵进驻周作人家，神秘枪击案在客观上加速了其“落水”的进程。经过枪击案的身心冲击，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从此周作人出任汪精卫政权职务，沦为“文化汉奸”。1945年12月，抗战结束后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1949年8月14日，他从上海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1966年5月，文革开始；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周家兄弟二人的命运分野（鲁迅成为“民族魂”，周作人沦为“文化汉奸”）亦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典型镜像。

6、陈寅恪（1890-1969）

陈寅恪坚守学术独立，拒绝对学术研究的政治干预。

陈寅恪一生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人生信条，其风骨不仅体现在治学中，更贯穿于对人格尊严和文化信念的坚守。

教授之教授1937年，陈寅恪47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平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长沙组建“临时大学”，陈寅恪随校南下。不久后战火蔓延至长沙，学校再次西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大。陈寅恪在迁徙途中历经艰险：他因父亲陈三立（著名诗人）在北平沦陷后绝食殉国而悲痛欲绝，自己又患眼疾，视力急剧恶化。1938年抵达昆明时，他几乎半盲，但仍坚持教学。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授课时以严谨著称，他提出著名的“四不讲”原则：“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这种追求独创性的学术态度震撼了学生，也令同行钦佩。他的课程如《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常常座无虚席，连朱自清、冯友兰等教授也会去旁听。据学生回忆，陈寅恪上课时总是抱着一大摞书进教室，引用史料如数家珍，且直接引用原文（包括梵文、藏文等），在黑板上密密麻麻写下史料出处。 他虽视力极差，但记忆力惊人，某次学生问某史料出处，他直接回答：“此语在《资治通鉴》某卷某页某行，可查证。”

拒绝向权力低头：蒋介石的“闭门羹”1940年，陈寅恪50岁，因眼疾恶化前往重庆治疗。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欲拉拢学界名流，安排蒋介石接见陈寅恪，试图通过礼遇彰显“重视文化”。 蒋介石派专车接陈寅恪至官邸，陈寅恪得知是见蒋介石后，直言：“我研究学问，不问政治，不必见他。” 司机再三劝说，陈寅恪坚决不下车，最终原车返回。此事在学界传为佳话，时人叹其“不慕权贵，以学立身”。 陈寅恪一生远离政治漩涡，坚守学者本分。他晚年曾言：“读书人自有天职，不可作权势之奴仆。”

双目失明后的“精神火炬”1945年，陈寅恪55岁，双目完全失明，此后十余年，他依靠口述和助手协助完成学术著作，在极端困境中延续学术生命。他每天清晨端坐藤椅，逐句背诵史料，由助手黄萱记录。助手曾惊叹：“先生脑中似有图书馆，连某书某页某行都分毫不差。” 失明与困顿未能摧毁其意志，反而凸显其“文化托命人”的使命感。

文言文的最后堡垒1950年，陈寅恪60岁，中国大陆推行白话文运动，陈寅恪是极少数坚持用文言文写作的学者。政府曾派人劝说，他回应： “若改用白话文，则吾之文意尽失。文言乃中国文化血脉，不可断于我手。” 他的著作皆以文言写成，甚至给学生的批注亦用古文，以此守护传统文化表达方式。 在文化断裂的时代，他将文言文视为“文化密码”，用最传统的书写方式完成对历史的现代诠释，践行“文化守夜人”的使命。

“不宗奉马列”的宣言**1953年，陈寅恪63岁，中国科学院拟设立中古史研究所，力邀陈寅恪出任所长。面对时代浪潮，他提出两个著名条件： 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 不学习政治。 这一要求被视为“不合时宜”，最终未获批准。陈寅恪对此坦然道：“我决不反对现政权，但学术须有自由。若不能，则宁可不做。” 此后他闭门谢客，潜心著述，即使遭遇批判也未曾妥协。 在意识形态高压下，陈寅恪以“不合作”姿态捍卫学术独立。他晚年自嘲是“寂寞销魂人”，但始终未放弃对学问纯粹性的追求。

拒领“特供”与“教授中的清贫者”。1960年，陈寅恪70岁，新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政府为“照顾高级知识分子”提供牛奶、鸡蛋等特供，陈寅恪坚辞不受：“百姓饿殍遍野，我饮牛奶如饮血。” 他将配给券分给邻居，自己仅以粥菜度日。物质匮乏中，他始终与民众共担苦难，以清贫之身守护士大夫“贫贱不移”的气节。

陈寅恪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并称为“清华四大哲人”，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又与王国维、章炳麟并称“近代国学三大师” ，被誉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陈寅恪的一生，是学术与人格的双重丰碑。他以深邃的学识、坚韧的品格，在动荡时代中守护文化命脉，其精神至今仍激励着后世学人。

7、胡适（1891-1962）

渐进改良派，胡适主张通过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逐步推动社会变革，反对激进的革命手段。

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推广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主张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1917年，胡适26岁，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阐述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推动了白话文的普及，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反对声音也异常激烈，反对者包括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叫‘到哪里去’。”又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文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胡适马上予以回击。他说：“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拒绝了。复电是用白话文写的，非常省钱。如用文言文回复，需要12字‘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我用白话文只需5字‘不干了，谢谢’。”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意气风发的胡适打定主意“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以便“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他想做的，只是一场启蒙运动，做“中国的文艺复兴”，这场启蒙运动包括人权觉醒、人格独立、理性自主，或者说“人的解放”。他一直希望，这一运动能以“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持续下去。至于国家前途，他觉得温和的、渐进的、改良的就好。年轻的胡适所希望的“纯粹的文化运动”终究没有持续下去，现在我们看来，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未完成的运动，它的目标至今都没有完全实现。直到现在，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再造文明”，仍然是我们面对的迫切任务；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主张，依然是我们寻找和重建的方向。

新文化的倡导者 旧道德的婚姻13岁时，胡适便由母亲做媒，和14岁的江冬秀订婚。1917年12月30日，26岁的胡适奉母之命和江冬秀结婚。尽管那时的新文化干将和留学生们大多都纷纷和父母之命的原配离婚，尽管江冬秀被胡适的朋友戏谑为“菜刀派”——以拿菜刀砍儿子来保护婚姻，但胡适一生对江冬秀不离不弃，还提出了著名的“新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与陈独秀分道扬镳1919年，胡适28岁，五四运动后，笃信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决定将《新青年》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坛，两人从此分道扬镳。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批评当时知识界空谈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抽象理论，忽视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如贫困、教育落后、女性权利等）。 他认为“主义”容易沦为口号，掩盖实际问题，主张从具体问题入手，通过实证研究寻求改良方案。他还认为暴力革命会导致社会动荡和权力更迭的恶性循环，无法真正实现民主自由。他主张通过宪政建设、法治完善和教育普及逐步推进社会变革。 而陈独秀认为当时的中国深陷内忧外患，胡适的改良主张“脱离实际”，在战乱与贫困面前显得无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唯有革命能打破旧秩序。

胡适和政治26岁时曾经放出狂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胡适，始终还是脱离不了政治。1938年，胡适47岁，1938年至1942年胡适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争取美国支持抗日战争。胡适是学者出身，缺乏传统外交经验，但因其国际声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新文化运动领袖）、流利英语和亲和力被选中。 国内部分政要质疑其“书生从政”的实用性。1946年-1948年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对于胡适担任北大校长的评价褒贬不一，一部分人肯定，认为他是北大的现代转型推手。胡适三度参与北大建设（新文化运动、文学院长、校长），奠定了其人文社科的学术根基。 一部分人批评，左翼学者认为其回避阶级斗争，如鲁迅讽刺其为“挂着自由招牌的帮闲文人”。 部分校友指责其校长任内对国民党妥协，未能保护学生免受迫害。1949年后，胡适去了美国和台湾，1957年，回到台湾担任“中研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去世。究竟是他主动选择了政治？还是迫于时势卷入了政治？胡适被认为是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复杂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他的复杂被很多人一再讨论。我想用鲁迅的一段文字来作为本文的结束：“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8、梁漱溟（1893-1988）

纵观梁漱溟的一生，其实都是充满了出人意料的传奇色彩，他曾幽默地自述：六岁就开始读书，却还不会穿裤子；中学时参加过革命团体，后来却最反对暴力革命；报考北大落榜，却当上了北大教授；自己最讨厌哲学，结果在北大偏偏讲起了哲学；以研究佛学起家，却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从小在城市长大，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却是乡村建设……有着“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的梁漱溟，言行举止以及行为处事中无一不透露出特立独行的神态，一身桀骜的他始终表里如一。他从不趋炎附势，不妥协、不畏惧，是一位真正的大儒。梁漱溟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独树一帜。与当时全盘西化的思潮不同，他主张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现代化的路径。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这种观点在当时被视为“顽固守旧”，但他坚持认为中国现代化需以文化自信为根基。梁漱溟认为，东西方教育存在根本的差异，中国人传统的教育侧重“情意”教育，例如孝悌之教；而西方人侧重“知识”教育，例如自然科学之教。东西方教育各有得失，应该相互借鉴。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梁漱溟认为，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他坚持申辩：“今天我就是要考验一下领导党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这场冲突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历史性事件，即便在高压下，他仍拒绝“为顺从而沉默”。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先生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相并提，并为刘少奇、彭德怀同志辩护。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梁漱溟的特立独行，并非刻意标新立异，而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与知识分子的责任自觉。在集体主义盛行的20世纪，他的存在证明了独立思考的可能与价值。他的一生提醒后人：真正的思想者，需要在时代浪潮中保持清醒，在妥协与坚守之间选择后者——即便成为“少数”，亦是对历史负责。

9、冯友兰（1895-1990）

梁漱溟和冯友兰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极具代表性的两位人物。

1916年9月，23岁的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引起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注意，遂于1918年将仅有高中学历的梁漱溟聘为讲师，后又聘为教授，主讲《印度哲学》。当时冯友兰在北大哲学系读三年级，梁漱溟虽仅仅比他年长两岁，却是他的印度哲学老师。冯友兰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工作，经过孜孜矻矻的努力，广纳博取，兼收并蓄，继承和阐发了程朱理学的传统，并借鉴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成果，建构了独特的哲学思想新儒学体系，成为与他的老师声名并立的国学大师。

北大求学1915年，20岁的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那时的北京大学正好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刚入学的冯友兰得以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与洗礼下看见更远的风景。临近冯友兰毕业的那一年，北京大学请到了胡适与梁漱溟先生在校任教。梁漱溟先生作为东方文化派的中坚力量，一踏入学校就说出了“我此来除替释迦摩尼、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这一句话表明梁漱溟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发自内心里的坚持与坚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而胡适正是新文化运动最著名的战将，他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接受西方文化，并身体力行推动中国文化的西化论。此时的北京大学，一边是中国文化的死忠派，一边是西方文化的强硬派，各自占据了讲坛的半边天。同是年轻气盛的年纪，同是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北京大学展开了一场针对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此时的冯友兰在两位大师的辩论中，深入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各方面，也启迪他主动去观察，主动去思考中西方文化间的关系，为他日后的研究开启了重要的思路。

孜孜以求，终成大器 《中国哲学史》（1931-1934）：首部以现代学术方法梳理中国哲学的通史著作，分为“子学时代”（先秦）与“经学时代”（汉至清），强调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推动中国哲学史的系统化。《中国哲学简史》（1948）：英文著作，以简明框架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精髓，后被译成多国语言，成为经典入门读物。被誉为“现代新儒家”代表，开创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推动中西哲学对话。 受宋明理学启发，融合西方逻辑分析方法（尤其是新实在论），提出“新理学”理论，主张通过“辨名析理”探究形而上问题，推出“新理学体系”，部分学者认为其以西方框架切割中国思想，或简化了宋明理学的复杂性。

10、钱穆（1895-1990）

终生为师，从乡村教师到北大清华教授。

1912年，钱穆17岁，在乡村任小学教师。1922年，钱穆27岁，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1930年，钱穆35岁，由顾颉刚推介，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跻身学术界。抗战前，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学术思想史，确立学术地位。抗战时，随北大南渡，著《国史大纲》，并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主讲文史课程。抗战后，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江南大学、广州私立华侨大学。1949年，钱穆54岁，赴香港办学，创办新亚书院，后加入香港中文大学，钱穆坚持香港中文大学应以发扬中国文化、以中文为授课语言、校长为中国人，对港中大的发展方向贡献良多。 1967年，钱穆72岁，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教授。 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太湖。

自修成才 厚积薄发钱穆17岁辍学。很多人的一生貌似就是如此了，辍学之后，娶妻生子，庸庸碌碌，然后终了一生。可钱穆并不甘心，虽然不能继续念书，他依然专研学问，不断的扩充自己知识的深度与广度。辍学之后，虽不能再继续上大学深造，但钱穆并不消沉丧志，一边在乡间小学教书，一边利用闲暇之时，自学传统经、史、子、集之书。自律性极强的钱穆，教学之余，清晨必读经、子难读之书，夜晚读史籍，中间则泛读杂书。在这段自修成才的十几年时光里，钱穆无师友点化，也少有学友切磋，只有自我思索、渐存学问、学而不厌，渐入生命的定力之中。钱穆的经历让人深刻体会什么叫“厚积薄发”，什么叫“生命的定力”。

11、林语堂（1895-1976）

中西双重教育

跨文化求学早期教育（1905-1912）

私塾启蒙：幼年在福建漳州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学习四书五经，打下扎实的古文基础。新式学堂：10岁（1905年）进入厦门鼓浪屿教会学校，开始接触西方科学、英语和基督教文化，逐渐形成中西兼容的知识结构。圣约翰大学（1912-1916）高等教育起点：17岁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中国近代著名教会大学），主修英文与神学，辅修语言学。

系统学习西方文学、哲学与自然科学，英文能力突飞猛进，能流利阅读莎士比亚、歌德等原典。哈佛大学留学（1919-1921）1919年以“半公费”形式赴美，入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深切体会中西文化差异，萌生向西方阐释中国文化的使命感，为其日后英文写作埋下伏笔。莱比锡大学深造（1921-1923）因经济原因离开哈佛后，通过申请“庚款奖学金”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系统接触西方汉学成果，为其日后翻译中国经典（如《论语》）提供方法论支持。林语堂中西双重教育背景使其既能深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又能以西方读者接受的方式传播，如《吾国与吾民》的成功即得益于此。西方文学的熏陶与中国古典修养的结合，形成了林语堂“幽默闲适、融贯东西”的独特文风。

以文为生 扬名海外1935年，林语堂40岁，他接触到了美国作家赛珍珠。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十年，以《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化十分感兴趣的赛珍珠，建议林语堂以英文写作的方式，向西方介绍中国人文风情。而此时的林语堂也对中国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和反思。于是，就有了《吾国吾民》的诞生。此书在欧美一经发表，就荣登畅销书榜首，且长久不衰。被认为是描写中国与中国人最公正客观的作品。林语堂熟知西方人的阅读习惯，以幽默轻松的笔调，描绘了东方文化的神秘和智慧。打破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刻板偏见。他打开了西方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很多西方人是先知林语堂再知中国，知有中国之后才知有中国的灿烂文化。1937年《生活的艺术》：探讨中式生活哲学，倡导闲适与幽默，风靡欧美。在美国不仅被重印40次，并且还被译成法、意、荷等多国文字，成为欧美上层的“枕边书”。1939年小说《京华烟云》：以英文创作的长篇家族史诗，背景跨越清末至抗日战争，展现中国社会变迁。将《论语》《庄子》《东坡诗文选》等中国经典译成英文，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在当时林语堂也倍受争议，他提倡的“幽默与闲适”引得左联作家不满。鲁迅称之为“麻醉文学”。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一个健全包容的社会，即需要像鲁迅那样的奋不顾身的“勇士”，也需要一些像林语堂这样的，站在比较超然的态度来传播中国文化的文人。

12、徐志摩（1897-1931）

从富商家庭到浪漫诗人

1897年，浙江海宁一户人家，迎来一个新生命，这就是徐志摩。这里本是锦绣江南，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千百年来都以盛产才子闻名于世。但徐志摩的家庭跟书香门第扯不上一星半点的关系，他出生在一个富贵的商贾世家。他的父亲徐申如一手操办和经营众多商号，其业务涉及蚕丝厂、布厂、硖石电灯厂，是上海和浙江地区鼎鼎有名的金融实业家。徐志摩是徐家的长孙独子，自小过着舒适优裕的公子哥的生活。沈钧儒是徐志摩的表叔，金庸是徐志摩的姑表弟，琼瑶是徐志摩的表外甥女，徐志摩与厉麟似、钱学森也有亲戚关系 。由于徐申如是位大商人，他自然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子承父业，按部就班地成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而徐志摩本人也一直都很顺从地接受着家庭的熏陶和父亲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安排。徐志摩幼年师从古文家张树森，熟读四书五经，打下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 家族中西合璧的氛围（如家中藏书兼含古籍与西方译著），为其日后文化融合埋下伏笔。13岁入杭州府中学堂，接触梁启超《新民说》等新思想，开始质疑传统礼教。 1915年，18岁的徐志摩与张幼仪包办婚姻，虽不满却无力反抗，这段压抑的情感经历成为其后来追求自由与爱情的伏笔。1918年，徐志摩21岁，遵从父命赴美学习银行学（克拉克大学）与政治经济学（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 在美留学期间旁听文学课程，阅读莎士比亚、华兹华斯作品，逐渐萌发对诗歌的热爱。 受罗素哲学吸引，放弃哥伦比亚博士学业，1920年转赴英国追寻罗素（未果），却意外进入剑桥大学。在剑桥旁听政治经济学，却沉迷于诗歌与哲学，自称“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 结识英国作家狄更生、诗人曼斯菲尔德，浸染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思潮，开始尝试英文诗歌创作。 在英国与林徽因的相遇激发炽热情感，写下早期诗作《情死》《月夜听琴》，将个人爱欲升华为诗歌意象。

新诗革命的旗手1922年，徐志摩25岁，回国后发表《康桥再会罢》《马赛》等诗，以白话文融合欧化句法，震动文坛。 1923年参与创办新月社，提出“要把诗从打铁铺里解放出来”，倡导诗歌的格律与形式美。 与闻一多共同推动“新诗格律化”，提出诗歌需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1924年陪同泰戈尔访华，担任翻译并受其“爱的哲学”影响，创作《沙扬娜拉》等诗。 1925年，徐志摩28岁，出版首部诗集《志摩的诗》，融合西方浪漫主义与中国古典意境，如《雪花的快乐》以雪花喻自由灵魂，《偶然》以云水意象写人生际遇。 1928年《再别康桥》问世，将个人对康桥的眷恋升华为对精神故乡的追寻，标志其诗歌艺术臻于成熟。爱情纠葛的诗意投射，与张幼仪离婚、追求林徽因未果、再婚陆小曼，情感波折成为创作源泉。 《翡冷翠的一夜》写与陆小曼的热恋，《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暗喻理想爱情的幻灭。 诗歌中“飞”“云”“水”等意象，既象征自由，也隐喻情感的漂泊与无常。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遇难，年仅34岁。其遗作《云游》成为生命绝唱：“脱离了这世界，飘渺的，不知到了哪儿。” 徐志摩34年短暂的人生，是诗意少年浪漫的一生，富商家庭出身，子承父业的压力让他渴望自由，包办婚姻的压抑让他渴望爱情，这两种渴望都只有诗歌才能承载，他从诗歌中找到了发泄生命的出口，把诗歌融入生命，用生命书写诗歌，生命即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13、闻一多（1899-1946）

多面闻一多之诗人：新诗格律化的倡导者闻一多和徐志摩同是新诗格律化的倡导者，同是新月社的创立者，同是新月派诗人的代表。1923年两人共同创立新月社，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为格律化诗歌提供阵地。 徐志摩担任《新月》主编，闻一多负责理论建设，形成“诗人+学者”的互补格局。但两人也有很多不同。诗歌主题徐志摩偏向个人情感（爱情、自由、漂泊），而闻一多偏向社会批判（民族苦难、文化反思）。情感表达徐志摩的特点是直抒胸臆，浪漫奔放 ，而闻一多的特点是隐晦节制，象征隐喻 。闻一多的诗以尖锐的笔触直指旧中国社会的腐朽与停滞，打破民众对现实的麻木：如《死水》中“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将当时的社会比作“死水”，揭露其无可救药的衰败。《七子之歌》将澳门、香港等被割让的领土比作“失养的孩子”，泣血呼喊：“母亲！我要回来，母亲！”这种拟人化手法使国土沦丧之痛具象化，激发民众对国家统一的渴望。

多面闻一多之学者：独步古今的国学大师《诗经》新解 闻一多突破传统经学束缚，从民俗学、人类学角度重新解读《诗经》。《楚辞》研究 在《楚辞校补》《离骚解诂》中，他运用训诂学、神话学方法，考证屈原作品的原始意义。《唐诗杂论》唐诗研究 通过分析杜甫、贾岛等诗人的生平与作品，闻一多提出“诗人的生活境遇决定其艺术风格”。例如，认为杜甫的沉郁诗风与安史之乱的时代创伤密不可分，将文学史置于社会史框架中考察。《中国古代神话》古今对话 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古代神话》时，他将神话研究与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建构结合，激励学生“从古老文化中寻找反抗的力量”。正如其自述：“我是把古书当古董看的，但更是当药方用的”——在古今对话中寻求疗救现代中国的良方。

多面闻一多之民主斗士：要死就死得轰轰烈烈闻一多既要“钻进故纸堆”厘清文化脉络，又要“走出象牙塔”回应时代命题。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闻一多“走下楼”来，“走出象牙塔”，投身于爱国运动，并为之悲壮殉身。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的大会上，闻一多斥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发表了《最后一次讲演》。会后回家，即将到家门时，潜藏的特务开枪射击，闻一多头部中弹身亡，时年47岁。

14、沈从文（1902-1988）

1943年，西南联大决定聘请沈从文为中文系教授，拟定月薪360元。

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唯有刘文典不同意。身为清华和北大的双校教授，恃才傲物的刘文典有着“民国第一狂士”之称，尤以研究《庄子》成就最高，曾放豪言：“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自己，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刘文典发言驳斥道：“沈从文算什么教授？他要是都能当教授，那我岂不是太上教授了吗？”（注：沈从文是刘文典的学生。）但是，反对无效，沈从文还是当上了西南联大的教授，这可把刘文典气坏了，他曾在课堂上公开炮轰：“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至于沈从文，连4毛钱可都不该给他！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沈从文真的4毛钱都不配拿吗？

沈从文的前半生：从小学文化到文学大师沈从文于1902年12月28日出生于湖南凤凰县一个军人家庭，祖父沈宏富为清朝贵州提督，父亲沈宗嗣曾参与南昌起义，但家道中落。沈从文幼年顽劣，常逃学探索湘西自然与市井生活，自称“读了一本用湘西自然人情写成的‘大书’”‌。6岁入私塾，因厌恶刻板教育频繁逃学，常将书本藏于土地堂神龛，流连市井观察木偶戏、打铁、榨油等民间生活，形成对自然与人性的敏感认知‌。高小毕业后，因家贫无力升学，15岁（约1917年）被家人送入湘西土著部队，随军辗转湘、川、黔边境，目睹战乱与民生疾苦‌。在军队担任司书期间，偶然接触《辞源》《申报》等书刊，通过阅读狄更斯小说及新文化刊物萌生文学兴趣，开始尝试写作。23岁携仅有的积蓄赴京，租住北大附近“窄而霉斋”，旁听北大课程，靠郁达夫资助渡过困境，以笔名“休芸芸”发表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开启文学创作生涯‌。徐志摩、胡适等人赏识其才华，助其进入《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主流刊物，以湘西乡土叙事构建独特的“希腊小庙”文学世界。

1934年创作巅峰期完成《边城》，被誉为“牧歌小说的巅峰”，奠定其新文学大师地位‌。沈从文未接受系统高等教育，但通过大量阅读（包括西方文学与传统文化）和写作实践，形成“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的独特风格，代表作《边城》《湘行散记》均植根于早年湘西生活积累‌。沈从文的成长轨迹打破传统求学路径：童年逃学经历与军旅生涯成为其创作源泉，北漂后的自我教育则成就了文学大师之路。其经历印证了“生活即教育”的理念，湘西风土与个人际遇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典范”的文学底色‌。

沈从文的后半生：从文学大师到文物学者1930年，沈从文28岁，在《论郭沫若》一文中，虽肯定郭沫若的诗歌与散文成就，但直言其小说创作“水土不服”，比喻其文学风格如“棕榈树难以在寒带生长”，并总结“创作是失败了”‌。

该文引发郭沫若强烈不满，认为沈从文贬低其文学地位，两人自此结怨。

1948年，沈从文46岁，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将沈从文的作品定性为“桃红色文艺”，指责其脱离革命现实，此举在政治敏感期对沈从文造成极大压力，导致其被迫中断文学创作‌。

沈从文因此陷入精神危机，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沈从文主张“美在生命”，以湘西乡土叙事探索人性本真；郭沫若则倡导革命文学，强调作品的政治性与时代性，两人艺术追求截然不同‌。

郭沫若身兼文坛领袖与政治要职，沈从文则以“乡下人”自居，坚持独立创作。郭沫若的政治影响力加剧了两人矛盾。

1949年8月，沈从文离开深爱的文坛，一头扎进故纸堆里，做起了中国古代文物史的研究。沈从文历经20余年编撰而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跃成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领域的国宝级专家。

15、梁实秋（1903-1987）

与鲁迅的八年论战（1927-1936）

梁实秋主张文学应表现“普遍人性”，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描写永恒的人性”，反对阶级性对文学的渗透‌。鲁迅则强调“文学必须反映阶级矛盾”，认为“人性随时代与阶级变化”。

梁实秋批评鲁迅翻译苏联文艺理论时采用“硬译”（直译），认为其文风“生硬晦涩，如同天书”，并提出翻译应注重可读性‌。

鲁迅反驳称“硬译是为了保留原作的革命精神”，指责梁实秋的翻译观是“资产阶级的审美趣味”‌。

梁实秋作为新月社成员，与胡适、徐志摩等人推崇自由主义文学，主张文学独立于政治。

鲁迅则是左翼作家联盟核心，主张文学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强调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

梁实秋与鲁迅持续八年的论战，本质是自由主义与左翼革命思潮的碰撞，既包含文学理念、翻译方法的学术争鸣，也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启蒙与救亡之间的抉择困境‌。

与莎士比亚的三十七年（1930-1967）

1930年开始，在胡适的倡导下，梁实秋开始着手翻译莎翁全集，历时37年，以一人之力翻译出完整的《莎士比亚全集》，成为中国迄今为止独自一人翻译莎翁全集的第一人。

当年胡适先生物色了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叶公超和梁实秋五个人，制定了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计划，预计在5-10年内完成这个庞大的计划。

此后，其他人员相继退出，只有梁实秋还一如既往跟进着这个计划。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乱中，梁实秋的翻译工作停止下来，忙于流亡的他居无定所，忙于生计，无精力再做翻译。

抗战结束后，梁实秋回到北京，继续开始翻译工作。一天，年过七十的父亲拄着拐杖到梁实秋的书房，询问他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进展时，梁实秋心生忏悔地思索已经荒废了8年了。父亲鼓励他继续下去，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无论如何要译完它。”

1949年，梁实秋一家去了台湾，生活安定下来之后，每天计划翻译2000字。即使是挥汗如雨的夏天，他也雷打不动地坚持，他每天按计划行事，若当天遇事耽搁了，隔天加班加点也会补上。

翻译莎士比亚的著作极为辛苦，因为全部是古英文写作，每翻译完一剧，梁实秋就将手稿交给妻子，由妻子用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上打好洞，再用大针缝成线装订成书。

后来，梁实秋在回顾他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经历时说：“使我能于断断续续37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胡适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

16、林徽因（1904-1955）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点亮了四面风；

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

星子在无意中闪，

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

鲜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

你是天真，庄严，

你是夜夜的月圆。 ‌‌‌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

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

柔嫩喜悦，

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林徽因，发表于1934年《学文》月刊每年一到"黄昏吹着风的软"、“新鲜初放芽的绿”、“一树一树的花开”、“燕在梁间呢喃”的四月时，就会想起一代才女林徽因，四月天已经成为林徽因的代名词。被人津津乐道的“五好女性”：“生得好、长得好、学得好、嫁得好、干得好”，无论哪一好，占其一，都会让人感觉是上天眷顾，可她却全得，不得不让人“羡慕嫉妒恨”。上天眷顾的林徽因，颠沛流离也是她51岁短暂人生的中心词，在她短短51年的人生中，祖国大地上外敌入侵、百姓流离、政局动乱，而她，始终与国人家人同甘苦、共患难。在战火中，她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潜心治学；在病痛中，她仍殚精竭虑培养人才；在任何危局中，她都坚持做一位坚忍忠诚的知识分子。

才情少女多寂寥1904年6月10日，林徽因出生在浙江杭州的一个书香世家。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民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倜傥人士，且很有文学功底，是个颇具文艺气质的人。林徽因的母亲是林长民的第二任妻子，在生下长女林徽因后，又生了一男一女，却相继夭折。后来林长民又娶了一个妾，一连生了几个儿子，颇得林长民的宠爱。就这样，林徽因的母亲因未生儿子而遭到冷落，长期幽居在冷僻的后院，过着与丈夫分居的孤单生活。幼小的林徽因随母居住在后院的小房子里，静静地等待着父亲的到来。林徽因的好友费慰梅曾说过：“她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林徽因有童年么？或许有，但过得太快又有的太少。在这种对父亲的期盼中，在冷清和寂寥中，不知不觉，林徽因长到了16岁，这一年成为了她人生轨迹的分水岭。1920年，林长民赴欧洲考察西方宪制，特意携林徽因同行，旅居伦敦一年半，林徽因从此告别了她的少女时代，开启她新的人生历程。林长民是一个爱交朋友的人，在伦敦，经常有一些中国同胞、华侨以及外国友人来与他茶话闲聊。在给父亲端茶倒水的过程中，林徽因也开始接触一些名人，林徽因并没有怯场，相反在一次次地与这些文艺人接触的时候，她认真学习、虚心求教，反倒能听懂他们的对话，甚至无障碍地沟通起来。当时他们在伦敦住的房子，主人是一位女建筑师。女建筑师的家里总会摆设一些稀奇古怪的建筑模型，这让林徽因在好奇之余，诱发了对建筑的兴趣。也是在伦敦，16岁的林徽因认识了24岁的徐志摩，才子佳人相遇，已然是人间一道美景，灵动的林徽因激发了徐志摩的浪漫诗意和爱情渴望，而林徽因的情感就成了一个谜，是倾心心动还是文学上的师友，就像前面那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是写给徐志摩还是写给林徽因的长子梁从诫的，一样成了谜。

梁上君子，林下美人1919年，15岁的林徽因随父拜访梁启超时初识梁思成，两家父辈因门第与志趣相投促成婚约。1923年梁思成遭遇车祸，林徽因悉心照料并陪伴其康复，两人感情逐渐升温‌。1928年3月两人在加拿大结婚，婚礼日期特意选在3月21日（宋代建筑家李诫碑刻上的日期），象征对建筑事业的共同追求‌。新婚夜梁思成问“为什么选我”，林徽因答：“答案很长，需用一生回答。”‌

一对文化探险家，在废墟中重建民族建筑尊严1930-1940年代，林徽因夫妇与营造学社团队跨越15省、190余县市，实地测绘2738座古建筑，首次以现代技术为应县木塔、河北正定华塔等建立科学档案‌。推动古建筑保护理念‌

林徽因强调“与时间赛跑”，通过考察使大量濒危古建筑（如山西应县木塔）获得官方重视和修缮‌。发现唐代木构建筑遗存1937年夏天，林徽因参与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考察，通过实证确认其唐代建筑身份，推翻日本学者“中国无唐构”的论断，被国际学界誉为“中国建筑史上的第一国宝”‌。抗日战争时的颠沛流离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徽因夫妇被迫离开北平，开始南下，先后到过天津、青岛、长沙、昆明。在从长沙去昆明的路上，林徽因病倒了。感冒多日的她，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休息并发了肺炎，高烧至40度。虽然服药后缓慢退烧，但经过这场大病，林徽因的身体虚弱了许多，为她后半生缠绵病榻埋下了祸根。1946年7月，抗日战争结束后，林徽因夫妇乘坐西南联合大学的包机，回到了北平。这一走就是9年，林徽因夫妇从当年的年轻健康变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在北平复校的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建筑系，聘梁思成为系主任。林徽因夫妇将西方建筑理论与中国传统营造技艺结合，奠定中国建筑教育基础‌。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林徽因主讲《中国建筑史》并开设《住宅概论》等课程，培养出罗哲文等一批建筑学家，推动学科传承‌。但此时，林徽因的健康状况在恶化。1947年冬天，她做了摘除受感染肾脏的手术。参与国徽设计‌

1949年，林徽因作为核心成员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将传统纹样与现代美学结合，体现“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理念‌。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林徽因担任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提出碑体比例和浮雕方案，确保艺术性与结构稳定性协调‌。

林徽因的成就超越单一学科，其跨领域的学术视野（建筑、艺术、文学）和国际化背景，使中国建筑从“匠人之术”升华为系统科学，至今影响文化遗产保护与建筑教育领域‌。

17、钱锺书（1910-1998）

“清华之龙”1929年，钱锺书19岁，清华大学的入学之季，外语系在招生时爆出了一条惊天的新闻，一位被录取的考生数学只得了15分，按照惯例，钱锺书的清华梦应该就此了结了。然而，尽管他的数学成绩惨不忍睹，但是主管老师却不忍心将这个国文特优、英文满分的考生退回。因情况特殊，不敢贸然录取，随后立即给清华校长罗家伦打了一个报告。幸运的是，罗校长亲自阅过这位特殊少年的试卷之后，兴奋异常，赞叹备至，立即定夺：此为奇才，破格录取。一入清华，钱锺书便开创了一项又一项的“记录”，并且立志要“横扫清华的图书馆”。没多久，他就以“读书量第一”和“发表文章第一”而震惊全校师生。人们在背后给了钱锺书一个“清华之龙”的雅号。钱锺书锋芒毕露，他是清华众多外文教授眼中的天才，颇受赞誉。叶公超教授曾经在课堂半开玩笑地说：“以钱锺书的才华，他不应当进清华，而应当去牛津。”精通中外文学的著名学者吴宓教授也对钱锺书赞誉有加，曾经多次当着学生的面感叹道：“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人当中要数钱锺书。”正所谓艺高人胆大，学富志不群，钱锺书在清华的时候多少是有些狂妄的。在与他人随便的谈话中，他从不畏惧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和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学术权威，对于老师学识上的不足，也敢随意挑剔，对于一般的普通人，那更是不可一世了。1933年，钱锺书从清华毕业，吴宓先生多次挽留他继续留校攻读研究生学位，可是却被钱锺书一口拒绝了，他狂妄地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

最狂的才子，最毒舌的男对于鲁迅，钱锺书的评价是：“鲁迅的文章写得是不错……但他只适宜写短的，写不了长篇。”将婚姻比作“围城”，“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将婚姻比作“金漆的鸟笼”，“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比喻婚姻华丽却束缚，直指人性中的矛盾与贪婪‌；称爱情“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直击情感本质的矛盾性‌。《人·兽·鬼》中的短篇《猫》里写一群文人聚会：“他们的谈话像一盘散沙，风一吹就散了，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贡献了一座金字塔。” 讽刺知识分子夸夸其谈却言之无物，以“散沙”对比“金字塔”，反差中见辛辣。到了晚年，钱锺书先生已经成为享誉全世界的顶级大师，慕名前来拜访的国内外粉丝络绎不绝，钱钟书回绝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钱钟书的毒舌，是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刻悲悯。他的文字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不愿直面的真实，也因此让读者在笑声中脊背发凉，继而反思。

世间最好的爱情,就是我叫杨绛,你叫钱锺书 1932年，钱锺书22岁，杨绛（原名杨季康）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钱钟书当时是清华外文系本科生。两人在清华园初见。那个一个风光旖旎的日子，清香园的丁香、紫藤花盛开，幽香被柔和的春风裹挟着袭来。钱锺书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布鞋，一副老式的大眼镜架在鼻梁上。他的个子不高，面容消瘦，自然也算不上风度翩翩，但是他的目光却炯炯有神，闪烁着机智和些许自负的神气。杨绛娇小玲珑，温婉可爱。钱锺书说：“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则微笑着回应道：“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72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两人相视一笑，一段长达60余年的旷世奇缘就这样开始了。1935年，钱锺书25岁，两人在苏州结婚，同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钱锺书说： “遇见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之后，我结婚没想过别人。” 杨绛说： “我原是父母生命中的女儿，只为我出嫁了，就成了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到牛津的第一天，钱锺书就“吻”了牛津的地，他下公交车时没站稳，脸朝地摔了一大跤，磕掉了大半个门牙。他用手绢捂住嘴走回去，杨绛见他满口鲜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同一公寓的都是医生，教她赶紧带他去找牙医，拔掉残余的半枚断牙，再镶上假牙。她之前就听钱锺书说自己“拙手笨脚”，这下总算是见识到了。她发现他穿鞋子分不清左右脚，系鞋带绑不了蝴蝶结，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子那样一把抓，生活方面着实挺“笨”的，浑然没有他做学问时那个潇洒劲。面对生活方面着实挺“笨”的钱锺书，杨绛总以“不要紧”宽慰他， 归国后，两人历经战乱与政治动荡（如抗日战争、文革），始终不离不弃，相濡以沫。钱锺书对杨绛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冰心评价钱锺书与杨绛的婚姻：“他们是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和幸福的一对。”

上海“孤岛时期”不失大师风骨1937年淞沪会战：上海大部分沦陷，仅租界区（英美法控制）成为“孤岛”，文化人暂避于此。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上海彻底沦陷，文化高压加剧，许多学者被迫逃亡或隐忍求生。钱锺书与杨绛于1938年从法国归国后，曾短暂任教于西南联大（昆明）和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湖南），1941年夏返回上海，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这四年是他们在上海最艰难的时期。1942年，暨南大学内迁福建，部分留守上海的教授秘密开课。钱锺书受邀讲授《文学批评》，课堂常挤满偷听的青年学生。他私下告诫学生：“学问是心灵的避难所，莫让浊世污染了纯粹。”此时钱锺书开始构思《围城》，书中许多人物原型来自他在西南联大、蓝田师院和上海的经历。方鸿渐的“归国留学生”困境，映射战时知识分子的迷茫与虚伪。1944年完成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其中《猫》《灵感》等篇以辛辣笔触讽刺文人圈的自私与虚荣。 在此期间杨绛一人承担家务、育儿、工作，让钱锺书专心写作。她白天教书，晚上写剧本，曾笑称：“我成了‘文武双全’，文能提笔骂世，武能生火煮粥。”日伪政权曾试图拉拢钱锺书担任文化职务，他断然拒绝，闭门谢客。杨绛回忆：“我们宁愿吃‘苦饭’（粗粮），也不吃侵略者的‘糖衣’。”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钱锺书以笔为剑、以书为盾，在沦陷区的阴霾中守护文化的火种。他拒绝妥协的文人风骨、与杨绛患难与共的深情，以及《围城》《谈艺录》等作品的诞生，皆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的缩影。正如杨绛所言：“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18、梅贻琦（1889-1962）

大学是什么？教师是什么？

1931年12月3日，清华大学迎来了她的第10任校长，这位校长在就职典礼上，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这位新校长，就是后来执掌清华17年，被誉为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从就职典礼的那一天起，梅贻琦一直在为清华聘请大师和培养大师。在梅贻琦校长的运筹下，清华和西南联大引来了一大批顶级学者，像朱自清、闻一多、 潘光旦、曾昭抡、陈省身、华罗庚、钱钟书、 雷海宗、吴大猷、吴有训、赵忠尧、叶企孙、 王竹溪等等。培养和积蓄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包括李政道、杨振宁、张守廉、黄昆、屠守锷、邹承鲁、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汪曾祺等。梅贻琦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这一核心观念。这种“通才教育”并非西方“Liberal　Education”的简单搬移，而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梅贻琦认为，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这种任务应该由其他更高教育机构来承担，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提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清华课程注重文理兼修，理工科生必修《中国通史》，文科生必修《科学概论》。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还提出：“大学之使命，在自由探讨真理……师生应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唯以理性为界。”指出大学生应该要“无所不思，无所不言”。梅贻琦还认为，教师不单要能“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楷模。其中的一段话至今多为人们所征引：“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寡言君子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他的学生曾作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梅贻琦讲话简练，常以“吾从众”“再想想”回应争议，面对敏感问题则用一句口头禅——“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委婉回避，既避免激化矛盾，又坚守原则。有学生质问他对某政治事件的立场，他微笑回答：“此事关系复杂，我亦需多听各方意见。”国民党官员要求他表态支持某项政策，他回应：“学校以学术为本，政治之事非我所长，不敢妄言。”国民党要求清华教授集体加入国民党，梅贻琦既不反对也不动员，仅在会议中沉默。最终教授们以“学术无关党派”为由集体抵制，他事后对同事感慨：“无声胜有声。”

坚持学术自由梅贻琦任清华校长期间，坚持“教授治校”原则，将学术事务主导权交给教授群体，行政权力仅负责服务与协调。支持教授自主决定课程内容、研究方向和招生标准，避免行政干预。允许教师自由开设课程，如吴宓讲授《红楼梦》、费孝通研究乡土中国，甚至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体现兼容并包的精神。国民党政府曾试图在高校推行“党化教育”，要求开设三民主义必修课、审查教材。梅贻琦将三民主义课程设为边缘选修课，不计入学分考核，实际架空其影响力。以“学术自主”为由拒绝提交教材供政府审核，坚持由教授自行选定教学内容。包容不同立场：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汇聚了左翼、自由派、保守派等不同政治倾向的师生。梅贻琦作为联大实际负责人，明确表示：“校方不干涉师生的政治立场，唯以学术为本。”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梅贻琦认为，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西南联大在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闻一多公开批评国民党政府，特务欲施压校方限制其言论。梅贻琦回应：“闻先生是学者，在联大讲台上有发表见解的权利。”面对政府要求开除“激进学生”的压力，梅贻琦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并暗中安排学生转移避难。梅贻琦对学术自由的捍卫并非通过激烈对抗，而是以柔克刚的智慧与对原则的坚守。他深知，唯有思想自由方能孕育真正的大学精神，而这一理念至今仍是高等教育界的灯塔。

大师培养大师破格提拔华罗庚：从初中生到数学大师 1931年，清华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发现一篇署名“华罗庚”的数学论文，见解深刻，但作者仅是江苏金坛一名初中毕业的店员。熊庆来向梅贻琦推荐此人，梅贻琦力排众议，打破清华只聘留洋博士的惯例，破格录用华罗庚为数学系助理员，允许他旁听课程、参与学术活动。华罗庚在清华的宽松环境中迅速成长，后成为国际著名数学家。他不仅自身成就卓著，还培养了陈景润、王元等一批数学大师。陈寅恪：虽无正式学位，但梅贻琦因其博学破格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陈寅恪后来培养了季羡林、蒋天枢等学者。 叶企孙：物理系奠基人，门下学生包括钱伟长、钱三强、王淦昌等“两弹一星”元勋。 吴晗：历史学家吴晗仅有中学学历，但梅贻琦看中其才华，聘为清华教员，后成为明史权威。杨振宁、李政道：师从吴大猷、叶企孙等联大教授，后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汪曾祺：在沈从文、闻一多指导下成长为文学大家。 真正的教育，是让大师的精神与学识代代相传。梅贻琦像一位“园丁”，为大师提供土壤，而大师们则让这片土壤孕育出更多参天大树。这种良性循环，至今仍是中国高等教育追求的理想境界。

后记：民国十八位大师系列终于完成了，这十八位大师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与可能。在价值多元、信息爆炸的今天，他们的坚守提醒我们：如何平衡学术独立与社会责任？如何在全球化中守护文化根脉？如何在物质时代保持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