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我有一位老同事老大姐，她跟她丈夫一样“阿拉是上海人”，他(她)们是在东北读书的知识分子毕业后留在东北工作。在上海人眼里：上海人是一等人；中国人是二等人；东北人是土老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位老同事在我手下管理《工程预算》工作，有一天听说她在鞍钢工作的丈夫因癌症不治去世了，她丈夫生前还患有糖尿病，弥留之际就想吃一口土豆，这位老大姐倔强的说：“阿拉跟侬说，糖尿病人是不可以吃土豆滴！”他的丈夫最终还是没有吃到他想吃——我想他应该是特别想吃——那一口土豆而离开了这个世界。平心而论老大姐不是心眼坏，她只不过是固执，固执到有一点愚蠢〔此处，我不知道写什么〕。</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上个世纪在外地工作的上海人想回到上海，是穷其一辈子的梦想和奋斗目标，“侬东北三间房赶不上阿拉上海一张床”。这一点我身有所受的特别能理解，那个年代得到一本“上海户口”<span style="font-size:18px;">比一个农村人想得到一本“城市户口”还要难。所以本人曾在一首诗歌里写到：“</span><b style="font-size:18px;">可是，与你们一样在红旗下长大/土生土长的农村人/集攒多少粮票也永远无法兑换/走出山沟的渴望，在阴雨绵绵的夜晚/悄悄地梦一回/城里的汽车、商场、高楼/这梦啊，是多么的奢侈与昂贵”。</b><span style="font-size:18px;">这是那个年代臭名昭著的“三大差别”：①城乡差别：②农工差别；③上海人与中国人的差别。还有“三座大山”，中午喝点酒忘记了〔苦笑〕。</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不过，那位老大姐还是随了心意，不久后调离回到上海宝钢抑或是宝冶工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