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省健儿汇一道抗日铁流向东进

一瞬曙光

<p class="ql-block">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支劲旅驰骋大江南北,纵横华中敌后。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由弱变强,发展壮大,不断走向胜利。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支劲旅叫“新四军”。</p><p class="ql-block"> 新四军,全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隶属国民革命军序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抗日武装。新四军是由南方8省14个地区红军和红军游击队组建的。</p> 新四军徽章 <p class="ql-block">  <b>新四军组建背景 </b>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进一步推进了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抗日团结。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平津陷落,淞沪战起。日寇扬言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8月14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发表《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迫于形势,蒋介石只好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共《宣言》与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0月2日,国共两党代表就我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广东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南方红军和红军游击队</b>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以后,为把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开创新的革命征程,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中央主力红军从江西于都、瑞金出发,进行长征。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他们在远离党中央领导、甚至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在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办事处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开展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粉碎了几十万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部队的疯狂“清剿”,打破了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长年累月活动在深山老林,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克服了大自然带来的重重困难,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保存了有生力量,锻炼了党的干部,在战略上策应和配合了红军长征,保存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专门作出《对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及各游击区的领导同志给予高度的评价,号召全党向他们学习。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和长征到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样,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坚持抗战,新四军在大江南北驰骋,两支部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和抗日战争的两大劲旅。毛泽东赞誉新四军是“华中人民的长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p>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形势示意图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新四军的组建,经历了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分别与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举行艰苦谈判,改编为番号各不相同的抗日部队,然后再改编为新四军的一个过程。</b></p> <p class="ql-block"><b>艰苦谈判 </b>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失陷,祖国半壁河山遭日冠铁蹄践踏。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的神圣旗帜,与国民党摒弃前嫌再度握手,进行联合抗日的谈判。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未确实谈判好以前,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名义进行独立的活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谈判好以后,即“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p><p class="ql-block"> 在这期间,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领导人相继与当地的国民党当局进行艰苦的有理有利的谈判。</p> <p class="ql-block">  8月20日,项英与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名义,写信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王有兰(一说马葆珩)及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和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政府,要求立即抗日合作,以配合全国抗战之大计。并以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名义,命令南雄、大余、信丰、南康、赣县的党组织和游击队,立即停止游击活动,以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p><p class="ql-block"> 9月8日陈毅以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全权代表的身份在大余池江与国民党大余县政府彭育英的代表鲁炯雯举行谈判,达成7项协议。当天晚上,大余县政府即将7项协议呈报国民党江西省第四区保安司令部、第四十六师和江西省政府核准。</p><p class="ql-block"> 9月11日,陈毅在大余县县长彭育英陪同下,前往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江西全省抗日义勇军编练处副主任熊滨、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举行抗日合作谈判,至16日,双方达成9项协议。</p><p class="ql-block"> 9月24日,项英到达南昌同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刘体乾等会谈,就解决其他游击区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三点口头协议。决定在南昌设立由陈毅主持的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p><p class="ql-block"> 9月,项英与中共中央恢复了联系,得到了中央的指示,此后各大游击区都以此为据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p><p class="ql-block"> 9月29日,项英、陈毅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地红军游击队迅速集中,听候整编。</p> 赣粤边广东省一侧的钟鼓岩是陈毅第一次和国民党谈判国共联合抗日的联系商谈地点。图为钟鼓岩联系商谈旧址。 1937年7月,中共湘鄂赣省委代表到江西铜鼓县同国民党地方政府在铜鼓县大塅镇举行谈判。图为大塅镇“白马庙”的谈判遗址(堆放砖头的地方)。 <p class="ql-block">  7月15日至20日,湘鄂赣边省委的代表与国民党武汉行营的代表在湖南嘉义、浏阳举行三次谈判,达成改编红军游击队的协议。7月底,武汉行营正式下令停止对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的军事进攻,该地区的和平局面基本实现。8月下旬至9月初,双方在武汉继续谈判,商定改编方案。红军游击队番号改为“抗日军游击第一支队”,划定湖南平江的长寿、嘉义为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点。</p> <p class="ql-block">  7月15日,鄂豫皖边的红军游击队领导人高敬亭致函卫立煌,提议进行停战谈判。7月20日,红军代表何耀榜与卫立煌的代表刘纲夫在安徽省岳西县的青田畈举行谈判。7月27日,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28日,双方代表在岳西县九河朱家大屋正式签字。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出席了签字仪式。</p> 湖北省红安县城北25 公里的七里坪,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黄麻秋收起义的策源地和中共鄂豫皖苏区的指挥中心。 1937年10月,郑位三、高敬亭、何耀榜继岳西谈判后,又与国民党代表在七里坪举行谈判,并达成了五条协议,进一步解决了合作抗日的问题。图为七里坪谈判旧址。 <p class="ql-block">  9月下旬,中共闽赣省委派曾镜冰、黄知真等下山,与国民党江西省南城、光泽县(现为福建省管辖)地方政府谈判。谈判成功后,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p> 1937年9月下旬,中共闽赣省委派红军游击队领导人曾镜冰、黄知真等到江西省南城、光泽县(今福建省境内)同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图为光泽县大洲村谈判旧址。 <p class="ql-block">  10月,陈丕显同汀瑞边游击队负责人彭胜标,在瑞金县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谈判,谈判最终达成了合作抗日的书面协议。</p> 1937年10月,陈丕显、彭胜标等到江西瑞金县(现瑞金市)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解决了游击队的集结地点,编制、筹划给养等问题。图为瑞金谈判遗址。 <p class="ql-block">  11月,中共皖赣特委派江天辉为代表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达成了准许红军游击队派人联络各地红军人员、撤退驻军、停止向根据地进攻等多项协议。</p> <p class="ql-block">  1937年7月29日,经闽西红军游击队代表邓子恢、谢育才等与当地国民党地方当局多次谈判,几经尖锐斗争,于这天在福建省龙岩签订了协议书。闽中游击队代表杨彩衡与国民党福建省莆田当局多次谈判,于同年9月上旬达成协议。</p> 闽西红军游击队代表邓子恢、谢育才等,同国民党福建省龙岩当局举行多次谈判,几经尖锐斗争,双方在龙岩签订了协议书。图为龙岩谈判旧址。 <p class="ql-block">  闽浙赣游击区首席代表刘英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于同年6月取得成功。</p> 矗立在浙江省平阳县山门街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碑”,以纪念挺进师东进浙西南的这段伟绩。 <p class="ql-block">  浙西南游击区领导人粟裕给国民党地方当局递送了《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p> <p class="ql-block">豫南游击区领导人周骏鸣等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于9月达成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抗日独立团的协议。</p> 1937年9月下旬,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将团部设在泌阳县焦竹园。图为泌阳县焦竹园。 <p class="ql-block">南方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进行改编谈判,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国共合作和红军改编之机,先后制造了“漳浦事件”“泉州事件”“瑞金事件”“青山惨案”等,施展阴谋,妄图达到削弱和控制新四军,消灭新四军的目的,最终以失败告终。</p> <p class="ql-block">成立新四军和组建军部在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各地方军政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前后,国共两党中央也一直在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抗日军队问题进行着磋商。1937年7月,周恩来在上海委托刚结束在国外十年流亡生涯的北伐名将叶挺,向蒋介石当面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的抗日武装的建议,蒋介石表示同意。并于9月28日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0月6日蒋介石又电告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浙闽边和闽西等地红军游击队均编入新四军,由叶挺调用。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番号。10月21日,叶挺与叶剑英一起在南京会晤了蒋介石;11月3日,叶挺应邀到达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新四军的有关组建工作问题。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叶挺表示:一定遵照共产党所指示的道路,坚决抗战到底。11月7日,项英奉中共中央指示亦抵延安。中共中央与叶挺、项英共商新四军事宜。11月12日,叶挺由延安返回武汉,着手筹组军部。翌日,他第一次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接着,他又去南京与蒋介石商谈新四军编制、装备、经费等落实问题。11月下旬,叶挺在汉口大和街26号主持成立了新四军军部筹备处。在此期间,博古、董必武、叶剑英、项英、陈毅、张云逸、曾山也就革命任务的改变与革命战略的转换问题,对各红军游击队做了极为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p> <p class="ql-block">1937年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等问题。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江西分局,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为主席,陈毅为副主席)。机关驻南昌,领导南方各游击区,以加强对新四军工作的领导。12月23日,项英由延安返回武汉;25日召开了新四军军部机关和游击区部分负责人参加的干部大会,会上,叶挺、项英等就抗日战争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讲了话。这次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的成立。同时,新四军司令部在汉口大和街26号挂牌办公。</p> <p class="ql-block">12月27日,项英就新四军的编制和主要干部的配备致电毛泽东、张闻天。12月28日,毛泽东批准新四军编制四个支队及有关干部人选。后经中共中央提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军部决定:由湘鄂赣边、粤赣边及赣东北之红军游击队,组编为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由闽西、闽赣边、闽南及浙南的红军游击队,组编为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由闽北、闽东的红军游击队,组编为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由鄂豫皖边和豫南(大别山区与桐柏山区)的红军游击队,组编为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后为戴季英)。</p><p class="ql-block">新四军在在组建过程中,中共中央强调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他们”。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支点,在西安事变后仍用屠杀方法要拔去他们。在这个方法失败之后,现在却用抗日题目,想把他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是一样。为此,要求各地游击队保持高度警惕。</p> <p class="ql-block">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从汉口移抵南昌三眼高升巷(现为友竹路)原清末军阀张勋公馆内挂牌办公。</p> <p class="ql-block">岩寺集中·中央长江局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于1938年1月6日在南昌正式成立后,军部移驻南昌。为了帮助各游击队完成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主要领导干部项英、陈毅、张云逸、黄道、曾山、赖传珠等先后分赴湘赣边、赣粤边、闽浙边、皖赣边、湘鄂赣边等各游击区传达中央指示,做好集中改编工作。把由各红军游击队改名的“抗日义勇军"等抗日武装改编为新四军。只用两三个月间,就把分散在8省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编成新四军4个支队。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在改编地稍事休整,陆续开赴安徽省歙县岩寺(今黄山市岩寺镇)集中。新四军组建的四个支队除四支队七、九团和手枪团驻湖北省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八团由竹沟改编后率先东进在流波瞳和七、九、手枪团会合外,一、二、三支队均分别驻岩寺地区。一支队驻潜口村,二支队驻西溪琶塘村,三支队驻西溪南村。叶挺、项英等军部首长驻岩寺镇的金家大院内。</p> <p class="ql-block">在组建新四军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新四军的编制、干部配备、经费等问题,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坚决抵制了国民党派人到新四军工作的企图,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想控制新四军的阴谋,保持了共产党和革命武装的独立性。</p><p class="ql-block">为加强党中央与各省、地区红军游击队的联系、联络和接待各地后期陆续从游击区来到的红军游击队战士,南方各有关地区均设立了新四军办事处、留守处和通讯处,同时,还联络抗日爱国志士,开展救亡和宣传活动,成为当时抗日斗争中的一支中坚力量。</p><p class="ql-block">4月中旬,在新四军副军长(政委)项英同志主持下,于岩寺鲍家祠堂召开全军营以上干部会议。陈毅同志首先代表党中央讲话,祝贺新四军组建和叶挺将军出任军长。他还介绍了全国抗战的基本形势和国共合作的进展情况,要求大家团结在东南分局及军分会的领导之下,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完成抗日救国大业。项英同志介绍了新四军组建经过,总结了各支队整编和开进集中的情况,指出了部队在岩寺一带的任务,一是进一步搞好部队的组建:二是充实装备;三是加紧军政训练,组织部队认真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四是大力搞好民运工作。叶挺军长在会上坦诚地表示:“大革命失败后,如同爬高山,大家都不畏艰险,坚决爬到山顶上去了,而我却在半山腰就折了回去。今天,党中央既然如此地信任器重我,让我当新四军军长,使我有机会能跟同志们学习,和大家一道战斗,今后我一定坚决遵照党所指引的道路前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在在座各位的帮助支持下,坚决抗战到底!”</p> <p class="ql-block">新四军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三战区管辖。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派人到岩寺就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四支队在江北集中)的人员编制进行点验。所谓点验,名为不许部队吃空名,实是企图通过点验把新四军编制数额卡死,限制新四军发展壮大。广大指战员对国民党这种罪恶技俩极为愤概,积极地开展了反限制斗争。</p><p class="ql-block">4月20日点验完毕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新四军军部不能久住岩寺,要新四军军部向前方移动。4月2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指示项英: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侦察部队去溧水侦察。为此,军部从第一、二、三支队各团抽调侦察连,组成先遣支队,由粟裕任司令员,钟期光任政治主任。4月28日,先遣队从歙县潜口、岩寺出发,挺进江南敌后作战略侦察,至此,拉开了新四军东征抗日的序幕。</p><p class="ql-block">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在高度分散,交通,通信联络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满怀保家卫国、抗击日寇侵略的豪情壮志,胜利完成了下山、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的任务,并开赴华中抗日前线。此后,这支抗日劲旅和八路军一起,成为抗击日寇的两大支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2025.3.3.</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