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书法与蔡京书法

老孙

启功先生《论书绝句》一百之第十二的注释里说，北宋书风分三宗，一宗是蔡襄、欧阳修、刘敞，“有继承而无发展”；一宗是苏黄，“不肯受旧格牢笼，大出新意而不违古法”；一宗是二蔡米芾，“体势在开张中有聚散，用笔在遒劲中见姿媚。以法备态足言，此一宗在宋人中实称巨擘。”二蔡，指的是蔡京、蔡卞兄弟。

这段启先生的话被很多推崇蔡京书法的人援引，并发挥至蔡京是“宋人巨擘”，“水平胜过苏轼、黄庭坚，处于第一梯队”；“蔡京的书法不一样，力量感更强一些，而且透露着权贵霸气”，“碾压苏轼、米芾”。不应忽略启先生话基于“法备态足”的前提，也就是技术层面而言。

述说传统须做深入了解，否则不是偏颇，就是笑话。

提及蔡襄与蔡京的书法比较，就无法回避宋四家里“蔡”本是蔡京，后因其奸贼险恶被蔡襄取代的说法。它始见于明初画家王绂（1362～1426）《书画传习录》，其源头还在“宋四家”说法。关于这个说法的起始，还得前推前百余年，大元世祖至元二十八辛卯（1291）二月廿四日，一位常寓杭州的开封人王芝为蔡襄《洮河石砚铭》作跋，首次提到宋“四家”说法，分别是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但无明确排序。后几十年，翰林文字宇文公谅（约1338年前后在世）在跋蔡襄小楷《书晋陆云寒蝉赋》里，第一次明确了“四家”排序：苏、蔡、黄、米，还说是“前朝评书”。王绂之说，与其说貌似学术，不如讲骨子里还是文人江湖里的八卦，可惜了学术沦为外衣。

文化生态素来左右时代书法认识。今日书法已完全不同于古时，有三个特征：一是艺术称谓；二是红朝前三十年里，社会变革把写毛笔字视为旧时代的残渣险被废弃，文化断裂留有遗祸；三是如今的写字人多不读书，就连艺术高考文化分就极低。

蔡襄与蔡京的比较，宜在对二人书法特点的了解基础上展开，对象选择日常书写的尺牍更具说服力。深入临习二蔡的感觉、感受与感悟会带来许多切身体会。

蔡襄《陶生帖》里有段这样的文字：“笔颇精，河南公书非散卓不可为，昔尝惠两管者，大佳物，今尚使之也。”原来他也是散卓使用者，这种笔和今天的毛笔基本一样，没有笔芯，但北宋初时它的使用还不是很普及，黄庭坚也是到了晚年才用。

蔡襄字不论是行楷还是行草都下笔适中，凝神而书，结字平稳，行气顺畅；不强做姿态打造个人语言，一任欹正俯仰，大小重轻，疏密开张；线条甘醇，转换自如，随心所至，一气呵成。也正是这般温文尔雅的不激不厉，遭来一些时人的非议，贬其软弱不够力度。殊不知，力度只是审美标准之一，还往往是在不太懂书法的层面尤为盛行。一代文宗欧阳修、苏轼师生二人则极力推崇蔡襄，认为是“独步当世”、“本朝第一”。特别是苏轼，还曾经一度在尽意作书时“似蔡君谟”。

【蔡襄《蒙惠帖》（ 1052）纸本 22.7cm X16.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纡问帖》（1052）纸本 26.7cm X28.7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陶生帖》（1051） 纸本 29.8cm X50.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暑热帖》（1052） 纸本 23cm X29.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安道帖》（1055）纸本 26.8㎝X35.5㎝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离都帖》（1055）纸本 29.2cm X46.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蔡京的书法面目则大不一样，作字始终绷着一根“庄严”的弦，一板一眼，下笔果断，结字庄重，俯仰少见，线条挺拔，转换利索，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威煞四方，非常吻合铁腕、强权、重臣的威严气质，怎么看都有点中唐楷书巨人柳公权的影子。确实如启先生所言，“以法备态足言”，乃“宋人巨擘”。

【蔡京《跋赵佶雪江归棹图卷》绢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题听琴图诗》绢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宫使帖》纸本 31cmX41.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节夫帖》纸本 32.2㎝X 42.3㎝ 钤鉴藏印记 “安氏仪周书画之章” “王元美鉴赏” “薛氏家藏”等】

探讨孰是孰非的意义真的不大，更感兴趣的是北宋背景下二蔡书法本体的比较，心中有数了再临，即可分清彼此，随意转换。

毛笔字退出历史舞台实用价值自然消失，剩下的只有审美，可以当艺术，也可和古人一样视之为修身的手段。爱看小说的人，没有几个能写小说，丝毫不妨碍滋润出优雅气质。当把临帖看成和读小说，帖作者就是小说作者。如果说读小说是和作者对话，那么临帖就是和古人对话。随着时间推移不知不觉发现自己日思夜想的创作在古人笔墨面前什么都不是。转而更迷恋他们的笔墨。写字就是写字，这样的“字奴”当了也就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