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教科书、课本、读本名称考

李保田 老教材库

　　维新运动后期，我国出现了一批以“教科书”命名的教材，其中1901年兰陵社出版的张相文编《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为我国已知最早既具备现代意义教科书特征，又命名为“教科书”的教材。1902年，文明书局出版蒙学教科书系列，为我国最早的系列分学科教材。这些教材虽然并不完全具备现代意义教科书特征，但却开启了以“教科书”命名教材的先河，至癸卯学制后商务印书馆《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出版，不但确立了现代意义教科书的体例，而且开启了教材的“教科书时代”。而在此之前，我们对教材的命名，有教材、课本、功课书、教本、读本、讲义等名称，而现今常用的名称主要有教材、课本和教科书，他们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我们平时说起教材、课本和教科书，常常笼统地认为他们就是同一个概念。而相关资料的一般解释为，“课本，通俗地说就是在学校使用的书籍，也叫教材或教科书，它是教师教育学生的蓝本”。如果只是建立在日常使用基础上的理解和使用，这样理解并无问题，但若是作严谨的学术研究，就会发现上述定义并不准确。

我们首先探讨课本和教科书名称的由来。

“课本”的名称，从实物遗存看，最早可以上溯到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的《初集启蒙》和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的《四书朱子本义汇参》，两书均为清乾隆时期著名学者王步清编纂，原著的每一页版心位置，都印刷有“家塾课本”和“课本”字样，这也是我国在教材实物中能找到的，最早出现的“课本”名称。且“课本”的名称，用汉语可以解释清楚。东汉许慎《说文》中解释，“课”，试也。“本”可以理解为“基础的”、“根源的”，即“根本”和“规范”的意思，综合两字的解释，可以将现代意义上“课本”的涵义，简单概括为，课本就是学生学习所使用的蓝本。课本的名称及内涵，是我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一部分。

　　而"教科书"的名称，其形成过程则比较复杂，其相关的说法，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是基督教组织命名说。1877年5月，第一次在华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规范了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并成立了“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这里的“教科书”名称，是由英文“textbook”直译而来，我们现在追溯“教科书”名称的源头，许多学者认为就是源于“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但“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这个翻译名称是当时就有，还是后期“教科书”名称出现以后才附会而成，还需再行考证，因为当时并无通行的“教科书”名称，如果将“textbook”翻译成教材、课本，也一样说得通。在此作如下分析：第一是从中文名称“益智书会”来看，既然已有中文名称，完全没必要再另取一个“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而“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也不是由“益智书会”改名而来；第二是“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成立以后，所有编纂出版的教材，都没有以“教科书”名称来命名； 第三是这些涉及自然科学类的教材，在学科选择上，则是由每个传教士选择其个人所熟悉的领域各自编写，相互之间没有关联，书名也没有统一冠名为"教科书"，更不是按照学制规定的修业年限，分年级、学时系统的按册编写，没有一个统一的系统。第四是并不能确定英文名称中的“textbook”必须翻译成“教科书”。第五是从1877年到1900年的二十多年间，我国并未见以“教科书”命名的教材。综合分析该机构组织在该时期出版的教材，只能说是在对该机构的名称翻译中，第一次出现了"教科书"这个新名词，而所出版的教材，既没有将其称为"教科书"，也不具备现代意义上教科书的特征，和后期真正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基本没有传承关系。综合分析，“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中“教科书”的名称，应该是在“教科书”的名称出现以后，有学者发现原中文名称“益智书会”并不贴切，故将英文“textbook”追认附会为“教科书”，另取“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一名来称呼该组织，并得到广泛认同，无意中将该组织英文追认附会为“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成为现今追溯“教科书”名称起源的追溯点之一。

　　二是《字义教科书》说。据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参考资料》记载，上海江南制造局钟天纬受盛宣怀资助，"创办上海三等公学，用新法教授。1898年与朱问漁……立学会于格致书院，谋改良教育。……曾编《字义教科书》，（又名《蒙学镜》）"。许多学者认为，这是我国已知将教材命名为"教科书"的第一本书。《字义教科书》只是《蒙学镜》十二册中的其中一册，实物显示原书只有“字义”两字，属后期误传为“字义教科书”，且其余的十一册也不是以"教科书"命名，是书只能算是传统教材向现代意义上教科书转变中的过渡性产物，和“教科书”名称无关。

三是《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说。是书由我国现代地理学的先驱、教育家张相文编著。张相文根据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现代地理学知识，于南洋公学任教的第二年，编著了两本地理教材并先后出版，1901年出版了《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其编辑体例中已经出现了"凡例"、"目录"，且按章编排，使用了"第某课"体例，还有了课时概念，从己见史料看，这是教材史上的第一次。而且有了版权页，且版权页的要素已经有了初版及再版时间、作者、发行所、定价及"著作权所有"的标识。当时发行量达两百万之多，可见影响之大。只是当时未设学制，未能按学制规定的修业年限编出分年级的教材及教授书，在版权页的诸要素中，也只是缺了是书一套几册全的信息。但从总体看，已经基本具备现代意义上教科书的雏形。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教科书"一词为张相文首创，张相文本人也曾著文说"教科书之名词现已普行于学界，然出现于中国则自余之《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以上信息为学界所公认且未见异议。

四是日本舶来说。“教科书"名称在我国的集中出现，时间均为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不久，该时期为我国全面向日本学习的一个特殊时期，大批学生留日，许多日本的教材几乎不加删减选择，就被我们翻译过来直接使用，从己见的日本教材看，采用"教科书"命名的教材，至少可上溯到明治25年（1892年）。至1901年，日本使用"教科书"名称的教材已经十分普遍。从时间上看，在华传教士组织"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的出现及日本出版的教科书，都要早于1904年我国出版的第一套教科书。至于日本为什么采用“教科书”这个名称，是否受到在华传教士组织于1877年提出的"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名称所影响，现在已不得而知。我们现在从时间和实物史料推测，张相文当时受到影响的可能性很大，另外从张相文前述中"然出现于中国"一句，也可理解为他已经知道外国有了命名为"教科书"的教材，但由于相关史料的不足，对上述观点还难以形成定论。

五是我国传统文化自有说。商务印书馆元老汪家熔在《民族魂-----教科书变迁》一书中，对"教科书"名称的由来，认为是"因为我国传统女学有"教科"一词，所以"教科书正是我们的名称"。但在我国传统教育中，尚未见以“教科书”名称命名的教材，也未见其它相关的史料记载，长期以来也未能看到相关的上述实物遗存，致使绝大部分学者均倾向于日本舶来说。但近期笔者有幸找到了汪家熔先生所说的实物，即蓝鼎元先生所著《女学》，诚如汪家熔先生所说，是书封面确实印有“教科书”和“读本”字样，是书的刊印时间为“康熙壬辰年（公元1712年）”，经专家鉴定，虽意见尚不一致，但该实物内容却与前述汪家熔在《民族魂-----教科书变迁》的观点相印证。至于为何将教材称为“教科书”，以著者的理解，应该与我国传统的科举制度有关，教科书之“科”，就是指科举，本义应为教授科举考试的教材。需要注意的是，该遗存只是证明了“教科书”的名称源于我国，但它和后期出现的“教科书体例”在体例上并不一致。

　　综上所述，"教科书"名称和体例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名称上渐趋统一、概念上逐步趋同、体例上逐步规范的过程。我国早期可能出现过“教科书”这个名称，但和现今的“教科书”内涵并不相同，且与孟子的“教育”一词一样，并未连续沿用。直到近代吸收、消化西学时，中日两国各自创造了一批新的名词，且互相借鉴，而“教科书”一词的出现，则是日本早于中国，该词是在我国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基础上，经外部现代文明的催化所形成。但要注意到，“教科书”一词只是作为教材的名称传入我国，并无固定的涵义，而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最新国文教科书》之后，“教科书”一词的涵义固定为改集中识字为随课文识字，以分学科、分年级、定学时、教材配教授书、课文配插图，教材编纂遵循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循序渐进原则为主要要素的体例，且一直延续至今，开启了我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新时代。

课本与教科书两者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指学生学习用的蓝本；而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从时间上讲，课本的名称从实物资料可上溯到1740年的《初集启蒙》和1745年的《四书朱子本义汇参》，这也是我国在教材中能找到的最早的“课本”名称。名称用汉语能清楚准确的解释其本意；而“教科书”名称出现在教材上的时间为1712年的《女学教科书读本》，而现代意义上教科书体例的确立，则最早见于1904年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其名称涵义的解释在学界尚未形成共识，在学术上需将教科书名称和教科书体例加以区分；二是从内容上来讲，1905年以前科举时代的课本（科举与学堂教育并存的短暂交叉期不计）内容为单一的四书五经，而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出版《最新国文教科书》，才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时代正式开启，其特点如前所述，是以分学科、分年级、定学时、教材配教授书、课文配插图，教材编纂遵循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循序渐进原则为主要要素的体例。该体例并不是当时规划设立，而是经后人总结并约定俗成，成为有固定涵义的教材编纂体例，即“教科书体例”，该体例增加了教材的系统性、使教材逐步走向规范化、标准化，一直沿用至今。 综上所述，我们将教材、教科书和课本的关系概述如下：教材，是教学活动中所使用的基本材料，它包括了学生学习所用的蓝本和教辅两大类。学生学习所用的蓝本，是指名称为课本、教科书、功课书、教本、读本、讲义等学生学习所用的蓝本资料，而教辅则是指教授书、复习资料、文集、尺牍、教科图、掛图及其他相关的教学所用辅助性工具。
除了课本、教科书作为教材名称之外，还有功课书、教本、读本、讲义等名称，其中功课书、教本与课本的涵义基本相同，可以按“课本”的涵义去理解。而“功课书”作为教材名称，主要出现于维新运动时期前后，流传不广，癸卯学制之后就几乎没有再出现。“教本”则自癸卯学制至新学制均有出现，就其体例看，有些符合教科书体例，而有些则不完全符合；讲义一般是指教师教学所累积的备课资料，多为随教随编，可以理解为未经整理编纂的教学备课资料。而“读本”的名称则是借鉴了东、西洋的理念，尤其是日本“读书科”的“读本书”理念，在我国是以文明书局《蒙学读本全书》为标志，将“蒙学读本”的体例固定为以识字、读书（阅读）和作文为教学目的、以传统文化和身边事物为课文内容、以浅近文言为语言表现形式的体例，即“蒙学读本”体例，短暂流行之后即为教科书体例所取代。
功课书、教本、读本、讲义这些教材名称现今已不常用，我国现在需要厘清的，主要是教材、课本及教科书之间的关系。综前所述，我们可以将所有的教科书都统称为课本或教材，而不能将1904年之前的传统课本，及不符合现代教科书体例的教材称为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