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魏国锋</p><p class="ql-block"><b>一、导言：纹以载道</b></p><p class="ql-block"> 乾隆三年（1738年）冬，养心殿西暖阁的鎏金铜炉吐着缕缕青烟。内务府造办处总管海望跪呈新镌的"皇帝奉天之宝"朱砂拓本，印文九叠篆的屈曲笔画在洒金宣纸上如蛟龙盘踞。御案后的弘历凝视良久，朱笔批道："篆体之妙，在曲直相生，犹天道阴阳之相济也。"这段鲜见于《清高宗实录》的轶事，被收录在造办处《活计档》的琐碎记载中，却揭示了九叠篆在清代政治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这种肇始于北宋、式微于晚明的特殊书体，在满洲统治者手中被赋予了建构视觉秩序的全新使命。</p><p class="ql-block"> 九叠篆以其"屈曲填满"的独特美学，成为清代"文治-武功"二元统治的完美视觉隐喻。在《皇朝通志·六书略》中，编纂官特别强调："九叠者，取乾元用九之义，阳数之极也。"每一道刻意折叠的笔画，既是皇权对二维空间的绝对占有，也是文化正统性的纹章化宣示。当后世学者聚焦奏折制度、军机处等显性治理工具时，那些钤盖在诏令、律典、盟书上的九叠篆印文，正以沉默而恒常的方式编织着帝国的权力经纬。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中亚考察笔记》中曾困惑地写道："中国官员对印章形式的执着，远超实用需求。"这种困惑恰恰源于对九叠篆政治功能的误读——在清代，印信从来不只是工具，而是秩序本身的物化形态。</p> <p class="ql-block"><b>二、皇权天授：九叠篆的礼制重构</b></p><p class="ql-block">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初一，武英殿的铜鹤香炉尚未散尽登基大典的沉香。摄政王多尔衮在验看明代遗留的二十四宝玺时，发现"诰命之宝""敕命之宝"等十一方印信文字磨泐难辨。《清世祖实录》记载这个细节引发朝议："印信之敝，关乎国体，宜速更造。"次年启动的礼器重制工程中，九叠篆被确立为皇室印信的基准字体，这绝非偶然的技术选择。</p><p class="ql-block"> 《皇朝礼器图式》详细记载了这场视觉政治革命："天子之宝，朱文九叠，取乾元用九之义；百官印信，依品为差，皆以方整为体。"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将前朝二十五宝扩充至二十九宝，新增的"大清嗣天子宝""皇帝亲亲之宝"等四方御玺，均采用超越古制的十一叠篆。故宫博物院现存"制诰之宝"实物显示，其印面笔画折叠达十三层之多，这种刻意为之的"叠数膨胀"，实为满洲统治者构建"超汉式正统"的视觉宣言。</p><p class="ql-block"> 康熙朝礼部尚书张英在《渊鉴类函》中道破天机："印者，信也；篆者，传也。九叠之文，上应星躔，下摄岳渎。"这种天人感应观念在乾隆朝达到极致。1776年制作的《宝薮》图谱显示，盛京尊藏的"大清受命之宝"被重新篆刻，笔画间新增的云纹装饰，使原本规整的九叠篆呈现出"星斗阵列"的视觉效果。正如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所言："权力最有效的运作，是将自己伪装成自然。"在乾清宫丹墀上，那些被九叠篆封印的诏书，正通过笔画的空间折叠完成"天授皇权"的符号转化。</p><p class="ql-block"><b>三、官僚体系的视觉编码</b></p><p class="ql-block">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铸印档》记载，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就新铸各级官印217方。修订后的《清会典》以惊人精确度规范了327种官方印信的篆法：文职官印九叠篆占比88.3%，构成严密的视觉等级体系。从一品大员的九叠阳文（如"大学士之印"笔画粗达1.2毫米），到未入流官吏的七叠阴文（笔画仅0.6毫米），叠数与线径的递减形成精确对应。这种"以篆为阶"的制度设计，使整个官僚系统成为可被直观识读的权力图谱。</p><p class="ql-block"> 台北故宫藏《滇省印谱》中保存着典型案例：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普洱府通判刘景福私聘匠人将印文改为八叠篆，被巡抚图思德以"印文叠数逾制"劾奏。军机处议罪特别指出："七叠而用八，犹以侯服僭天子冕旒。"最终以"大不敬"罪流放宁古塔。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定罪依据并非《大清律例》正文，而是引自《礼部则例》中"印信式样"条款。这种法律适用方式，揭示九叠篆规范已具备准刑法效力。</p><p class="ql-block"> 武职系统则发展出独特的视觉区分体系。《八旗通志·舆服志》记载："将军印用柳叶篆，提督用殳篆，皆取武卫之意。"柳叶篆笔画末端尖锐如刀，北京艺术博物馆藏"镇守荆州将军印"实物显示，其收笔处特意加锋，与文官系统的圆润收笔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文武印信的视觉对立，恰如福柯所言："权力的首要功能是区分。"</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九叠篆字集》</p><p class="ql-block"><b>四、文字狱阴影下的篆法政治</b></p><p class="ql-block"> 雍正六年（1728年）深秋，查嗣庭案引发连锁反应。浙江巡抚李卫在密折中特别指出，查氏私刻印章"笔画屈曲过制，有窥测天机之嫌"。雍正朱批："篆法乱，则心术邪。"随即命礼部全面核查全国官印。中国历史档案馆现存《雍正七年印务清查档》记载，当年因篆法问题被革职的官员达47人。</p><p class="ql-block"> 文字狱高压催生了篆法的极端标准化。对比康熙朝《佩文斋书画谱》与雍正朝《古今图书集成》的篆书图例可见明显变化：前者尚保留"叠数随势"的文人趣味（如"御书之宝"实际叠数在7-11层间波动），后者则严格规定"每字必九叠，每叠必均等"（误差不超过0.3毫米）。这种僵化背后，是皇权对符号空间的绝对控制。法国符号学家鲍德里亚的观察在此得到印证："极权主义首先是一种符号的恐怖主义。"</p><p class="ql-block"> 九叠篆的"去书法化"进程在乾隆朝完成。1773年四库馆臣校勘《宣和印谱》时，奉命将其中"不合现行篆法"的宋元官印图样全部重绘。现存《四库全书》本中，北宋"枢密院印"的原始六叠篆被改为标准九叠，这种对历史文献的视觉修正，暴露了文字规范背后的权力焦虑。</p><p class="ql-block"><b>五、边疆治理的篆印维度</b></p><p class="ql-block">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准噶尔的捷报抵京。军机处档案记载，乾隆特别指示："新附回部伯克印章，宜用清篆兼回字。"现存新疆档案馆的"叶尔羌办事大臣印"，其九叠篆笔画间穿插托忒蒙古文，构成独特的"双语印文"。这种设计绝非简单的实用考量，《西域图志》明确记载其政治意图："使睹印文，知所隶属。"</p><p class="ql-block"> 西南土司制度更凸显九叠篆的"文化驯化"功能。贵州省博物馆藏"水西宣慰司印"（1730年铸）实物分析显示，其九叠篆笔画刻意模仿当地铜鼓纹样。这种"纹饰杂交"策略，与《朱批谕旨》中鄂尔泰"以汉篆化蛮风"的奏报形成互证。当英国使团马戛尔尼1793年看到西藏达赖喇嘛的九叠篆金印时，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用弯曲的文字驯服了高原。"</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魏国锋篆刻九叠篆作品</p><p class="ql-block"><b>六、结语：折叠的秩序</b></p><p class="ql-block"> 1908年《印制章程》宣布"新铸印信改用楷书"时，京师大学堂监督劳乃宣在日记中叹息："篆法废，则圣王之道熄矣。"这道看似平常的行政命令，实则是运行了267年的九叠篆政治系统正式终结。那些曾经象征永恒秩序的折叠笔画，最终在近代化浪潮中褪去神圣光环。</p><p class="ql-block"> 龚自珍在《说印》中的洞见至今振聋发聩："印之为物微，而所系者钜。观其文之屈伸，可知世之治乱。"从紫禁城玉玺到吐鲁番厅印，九叠篆的纹路如同政治DNA的双螺旋，将满洲统治者的文化焦虑与秩序想象镌刻在帝国的每个权力节点。当我们在沈阳故宫的十王亭柱础上，发现那些转化为装饰纹样的九叠篆残影时，或许能真正理解——在清代，文字从来不只是书写工具，更是权力拓扑学的视觉实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