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2001年,经同学介绍,我与好友张树林一起有幸拜访了首都博物馆专家马宝山先生。他时年已91岁,居住在前三门大街一高楼内。先生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给我们介绍了他在解放前和文革时期抢救珍贵文物的故事。</p><p class="ql-block">“长春小白楼”在书画文物界大名鼎鼎,这是末代皇帝溥仪散佚国宝的藏身之所。1945年日本战败后,溥仪等人逃离时筛选出一些带走,其余被伪军哄抢一空,有的被埋在地下因受潮烂作一堆废纸,也有的被低廉卖给古玩商开始大量流散。</p><p class="ql-block">小白楼国宝被抢很快就传到了千里之外的北平。一些琉璃厂的古玩商纷纷前往长春,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北平图书馆赵万里更是心急如焚,他们找到马宝山。行事一向雷厉风行的马宝山带上行李坐火车直奔长春。到了长春,他了解过情况后做出了一个决定:赶到报馆登报,代表北平故宫博物院高价回购伪帝宫流出的字画。</p><p class="ql-block">登报后,出售字画古籍的人多起来,古玩商也纷纷来长春抢购,一时洛阳纸贵,价格飞涨。那些埋入地下的字画也带着伤痕和土气味出现了。</p><p class="ql-block">马宝山的明智之举让一批珍宝摆脱了厄运。但随着大量字画的收购,资金越发紧张起来。情急之下,马宝山向银号借高利贷,采取速买速卖的方法,并与收藏家约法三章:“这些国宝必须自己收藏,如果出让,绝不能卖给外国人。”马宝山在《抢救已佚书画概况》一文中称:“经手了三十多件名贵字画,如晋顾恺之《洛神图》、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张好好诗》、元朱德润《秀野轩图》等,有的卖给了故宫,有的转给了收藏家或同行,但没有一件珍品流出国外。”这其中以隋展子虔《游春图》最为重要。展子虔是经历了北齐、北周、隋三朝的著名画家,创立了中国画山水画科,所画《游春图》在宋代就入了宣和内府,并有宋徽宗赵佶的题签,后又经历代名家收藏,且完好无损。该画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也是现存最古老的一幅山水名作。</p><p class="ql-block">当时,马宝山到长春时,他的师大爷穆蟠忱早到了一步,与琉璃厂的马霁川、冯堪如三人用很低的价格,从当地人手里“伙买”了这幅名画,带回了北京放在马霁川手里。</p><p class="ql-block">张伯驹得知《游春图》下落后,极想把它收藏下来,但与马霁川不识,便托宝古斋的邱振生帮忙协商,马霁川索价800两赤金,即港条。这对于张伯驹而言是个天文数字。无奈之下,张伯驹又转请马宝山出面帮忙。马宝山非常钦佩张伯驹的爱国热情,便慨允全力促成。</p><p class="ql-block">几次商谈未果后,马宝山对马霁川说:“常言道捡来的黄金随市价合理,但是,这件东西不同一般,是国宝中的国宝,如果你为了厚利卖给了洋人,不管日后谁当政(当时国共两党在交战),落下个国难当头变卖国宝的罪名,你是跑不掉的,请兄三思。”同时,张伯驹也将《游春图》要卖给洋人的消息到处宣扬。在这种情况下,马霁川才吐口决定以200两黄金的价格卖给张伯驹,须一手交钱,一手交画,不可拖欠。</p><p class="ql-block">尽管降到200两,张伯驹也不是一两日就能凑出来的。</p><p class="ql-block">这时张大千闻讯来到马宝山家,说:“听说《游春图》由800两港条降为200两了,有人愿出200两赤金一次交付,40两礼金送你算是帮忙费。”马宝山说:“你发大财了?”张大千说:“受老乡张群(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之托,求让《游春图》。”马宝山说:“张伯驹正在筹款买下《游春图》,只是款项大些还要再等些时日。你同张伯驹先生也是好朋友,这样办不妥吧。再说他们(国民党)把大批文物都转去台湾了,这件还是应该留在这边为好嘛!”</p><p class="ql-block">这时张伯驹为了筹巨款竟把自己的一套大四合院卖了。这一天,张伯驹带着200两黄金,马霁川带着《游春图》,李卓卿带着一位鉴定黄金成色的师傅,如约来到马宝山家。当场,通过检验黄金成色六成多,合计130两。马宝山又从中撮合说:“大家看这样成否?130两你们先收下,余下的张大爷陆续补足,《游春图》交给张大爷带走,我来作保人,如何?”双方同意后做了交换。张伯驹拿到画后,马宝山才算是松了一口气,总算把这幅国宝中的国宝留在了这方土地上。日后,张伯驹又补了约40两黄金,仍欠着30两。</p><p class="ql-block">后来,张伯驹将《游春图》与其他一批国宝级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p><p class="ql-block">1949年后,马宝山继续为国家抢救和鉴定文物。“公私合营”时,马宝山被安排在琉璃厂西街的北京市文物商店庆云堂碑帖门市部,“文革”后期曾为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展”上的部分文物进行传拓。“文革”结束后,马宝山作为北京市文物局文物管理处聘请的骨干力量,从事碑帖字画鉴定工作,时年已近60岁。</p><p class="ql-block">马先生的儿子马国庆说:“文革时期,有整车整车的书画、碑帖、古籍被当成废纸拉到通州一个造纸厂化为纸浆。父亲看到这种情况后痛心不已,就从一座一座书山中攀抓着、挑选着,还千叮咛万嘱咐那些工人,只要看见纸变色的字画、碑帖、书籍请手下留情,都挑出来让我看一眼,再往化纸炉里送。一次,一位姓徐的师傅推来一平板车古籍和字画,我父亲让他停下来,就从这车准备化为纸浆的'烂纸’中,扒拉出唐代《经书》五卷,其中就包括唐阎立本手书的《莲花经》,后来被故宫博物院收藏。”</p><p class="ql-block">晚年的马宝山被聘为首都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每天顾不上吃饭睡觉,一门心思就是凭着自己的眼力和超强的体力与毅力多去抢救那些失之交臂的文物。</p><p class="ql-block">那天拜访马先生后,树林写了一篇访记刋登在2001年第九期的《炎黄春秋》杂志,配有多幅我拍的照片。记得那时杂志在雍和宫旁边的柏林寺内,我骑车从南城的陶然亭到那里投稿,接待我的是吳思先生。</p><p class="ql-block">2004年3月6日傍晚,马宝山先生安详地走完94岁的一生。我的同学说,在马先生的追悼会上悬挂的照片就是我在他家拍的那张。我在给他送那张放大的照片时,老人还送了我一卷他画的《海王村旧貌》。</p> <p class="ql-block">先生很喜欢这张照片,掛在他家客厅里。当我把载有树林与我采访他的文章的那期《炎黄春秋》给他送去时,他拉着我的手说,“你了不得呀!前几天故宫博物院的同事来看我,连连夸这张照片好!”我的同学后来说,先生追悼会上也是掛的这张。</p> <p class="ql-block">说起文革时期毁掉的字画、文物,先生悲从中来。</p> <p class="ql-block">九十多岁的先生每天生活规律,坚持走路锻炼。</p> <p class="ql-block">我给先生放大照片,先生赠送我一卷他的画作《海王村旧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