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城区胡同里的儿时故土重游。

CMU难得糊涂

我今年七十二岁了，1985年出国留学，2019年退休后，陪着太太回国创业。人上了岁数，年纪越大，对家乡的念想就越强烈。每次回北京，只要有空，肯定得去小时候长大的地方转转，看看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街道和建筑。一看到这些，当年的生活场景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眼前浮现，感觉自己又回到了过去。

我1953年出生在北京东单区，出生证明上写的是中直机关第一医院。我印象里，那时候北京只有四个城区，分别是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和宣武区，可这个东单区是咋回事呢？虽然不太明白，但出生证上写得清清楚楚，肯定不会错。多亏我妈心细，这出生证到现在还保存得好好的，我小时候的好多东西她都给我留着，包括77年考大学的准考证。我有个表叔，听我爸说解放初期他在北京前门区当派出所所长。这么看来，当年北京说不定真有不少小区，像东单区、前门区、西单区、东四区、西四区等等。

我出生后的第一个家，在东单区赵堂子胡同派出所管区的牛角湾十号，那是个漂亮的三进四合院。我在那儿住了四年，从1953年到1957年，也可能是1958年，那时候我还小，记不太清了。但院子里“除四害”打麻雀的热闹场景，我可记得明明白白。院子里有棵大梨树和海棠树，大梨树结的梨口感很柴，咬都咬不动，想吃个甜口儿的太难了；海棠树开花的时候又香又好看，风一吹，花瓣飘啊飘的，漂亮极了，所以印象特别深。院子北房住的一家人，他家两个小孩是我儿时的玩伴，“文革”后期我们还见过面。他们的爸爸是中央文化部某直属出版社的头头。四合院的房东是一对老夫妻，儿女都在台湾。男主人张爷爷，好像是国军的起义将军，戴着眼镜，拄着拐杖，穿着黄呢料子的裤子，官儿似乎不小。后来听我姐说，每逢国家有节日或者重要会议，大门口就会有小轿车来接张爷爷去开会，场面气派。我就记得张奶奶，她喜欢小孩，经常给我塞好吃的零食。不过有件事我一直忘不了，晚上有时候能听到张奶奶低低的哭声。后来听我姐说，那一片好多房产都是张奶奶家的。在那个年代，作为民国遗老又是大房产主，日子肯定不好过。我后来在网上查过牛角湾儿胡同，北京叫这个名字的胡同有好几条，可关于我出生的这条，几乎没什么信息。不过倒是发现了一位名人老乡，著名民歌作曲家、《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作者王洛宾，他也是出生在这个牛角湾胡同里的二十号。牛角湾胡同很短，那个二十号院子我有点印象，我和弟弟的保姆好像就住在那儿。可惜现在整个牛角湾胡同都拆了，盖起了几所豪华公寓楼，以前的影子一点儿都没了。

1957年或者1958年，我们家搬到了离牛角湾胡同不远的大雅宝胡同二号，这儿也是个四合院。这个四合院可大了，有前院、东院和西院，大门洞特别深，进大门后还有个大影壁，一进去就觉得特宽敞。不过这个四合院有点怪，它不是传统的几进四合院，像是后来改过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社会有点乱，有一天，院里来了个梳背头的中年人，他在院子里到处走，还指指点点，说哪个房子是新盖的，哪面墙以前没有，这棵老槐树还在啊之类的话。我觉得特有意思，就一直跟着他，听他讲这个院子的历史。听他说，这个大院子以前是他家的，而且比现在大多了，前院大门开在大雅宝胡同，后院大门开在小雅宝胡同，旁边的大雅宝甲二号院子以前也是这个大院子的一部分。他讲的时候，眼里全是怀念和感伤，好像在回忆过去的好时光。这个人走后，街道主任还带着几个积极分子来了解情况，说有反动派来搞“变天账”，想要反攻倒算，还让院里的人揭发检举。可那人早就没影了，从那以后也再没见过他。

我在大雅宝二号住了十二年，从1957年一直到1969年下乡，那段时间正好是我从幼儿园到少年的成长阶段，可以说这里承载了我大部分的童年回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大四合院的历史，只知道旁边的大雅宝甲二号院子是中央美院宿舍，而且解放前就属于美院的前身。里面住着好多中央美院的教职员工，像李可染、董希文、周令钊、黄永玉，这些名字我能记得，因为他们的孩子不是我的同学，就是我姐或我弟的中小学同学。

大雅宝胡同二号的后院是个独立的院子，大门开在小雅宝胡同，当年归军事队管，里面盖了一幢小楼，住着一位国军起义将军，官职好像不小，有警卫员，每次爬房顶从那儿经过，得小心翼翼的，怕被发现。附近好像住了好几家国军起义将领，名声最大的前云南军阀龙云，在北总布胡同北口，离我家也就几步远。

大雅宝二号特别宽敞，小孩子们可以在东院、西院或者前院尽情地玩耍。那时候玩的游戏可多了，像弹球，有钉大箱、过小坑这些玩法；还有拽包，一群人分成两队，互相扔沙包、躲沙包；跳皮筋也很有意思，女孩子用脚跳，男孩子一般是翻跟斗跳，用脚勾皮筋儿，也有小举、中举、大举这些不同的高度；抽陀螺也叫抽汉奸，拿着鞭子使劲抽，看谁的陀螺转得久；撞拐就是单腿站立，用膝盖互相碰撞，把对方撞倒就算赢；滚铁环，推着铁环在胡同里跑，看谁跑得快还不掉；跳绳、踢毽子、跳间、逮捞、木头人儿、打皮猴、捉迷藏这些游戏也都是我们的最爱。每到春天，燕子就会飞来在院子的屋檐下搭窝，看着它们忙忙碌碌的样子，挺有趣。小燕子孵出来后，有时候会掉到地下，我们就会小心翼翼地把它们送回窝里。但要是燕蛋掉下来，那就完蛋了，肯定会摔碎，每年都有这种情况，怪可惜的。小燕子好像能记住自己的家，长大后飞走了，第二年春天还会飞回来做窝，有时候还会带着“对象”一起回来。

大雅宝二号的大门很大，门洞也深，房檐的木缝里住着好多“燕么虎”，就是蝙蝠。老北京有个说法，说燕么虎是耗子吃多了盐变的，都知道这是瞎扯，但也没人去较真儿。傍晚的时候，燕么虎就会飞出来吃蚊子这些空中飞的虫子。它们回巢应该是靠回声找到屋檐下的木缝，然后钻进去。不知道从啥时候起，胡同里的孩子发现，燕么虎回巢时只要回声感应到一个洞，就会以为是自己的窝而钻进去。所以一到傍晚燕么虎回巢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鞋子往天上扔，还真有燕么虎飞进鞋洞里，然后就随着鞋子掉下来被我们逮住了。逮住之后再放了，这也算是一个好玩的游戏。

我和弟弟当年最喜欢的，还是上房玩。从房屋或墙壁边的树上或电线杆爬上房顶后，就感觉特别自由，像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那时候北京胡同里的院子一家挨着一家，房子也都是连着的，爬上房顶后，可以在上面走好多院子。尤其是胡同院子里果树成熟的时候，摘别人家的果子是风险挺大的活儿。院里的孩子把偷果子叫“起义”，每当果子大批成熟，就是我们“造反起义”的时候。我当年也参加过不少次“起义”，本院和邻近院子里的枣树、葡萄架、海棠树、沙果树、桑葚树等等，都是我们起义的目标。旁边甲二号院里中央美院的画家们很多是南方人，窗外经常挂着晾晒的干果，有时候馋了，这些干果也会是起义的目标。不过起义也有风险，被人发现可就麻烦了，轻的会挨一顿骂，重的还得挨揍。有一次去摘后院那位国军起义将军葡萄架上的葡萄，被穿军装的警卫追着跑，可把我们吓坏了，要是被抓住，说不定会被扭送派出所呢。

不过，那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捡破烂儿。那是六十年代中期动乱年代，学校都停课了，大孩子全国各地搞串联，小孩子则留在胡同里瞎折腾。我和院子里的几个孩子都造了捡破烂儿的小“三蹦子”，是跟胡同里的穷孩子学的。就是把一个大筐安在三个小轮子的小车上。小车尾部是一个踩板，用双手抓着筐边，双脚交替着踩板和蹬地前行。当时捡破烂小车标配轮子是旧钢飞轮，走起来飞轮与地的摩擦声很大，远远的就会听到，辨识度很高。蹬的快时不比自行车慢，胆子大的孩子还敢抓汽车尾灯被带着走。倒是很爽，但也危险，前面汽车一刹车，就要钻车底下去。有时好几辆小“三蹦子”一块儿出来，马路一片哗哗声，声势还挺大。捡破烂儿的主要目标是大街上尤其是长安街墙面上贴的大字报。那时到处都是大字报，撕下来当废纸卖七分一斤，一晚上能撕十几斤，既玩儿痛快了还能捞点儿外快。当年胡同里很多孩子都干过这个营生。后来贴大字报的人也聪明，贴上去后还找人看着。不过，主要不是怕捡破烂儿的孩子撕，而是防着别人往上贴新的大字报，把自己的盖住。那年头，大街上显眼的墙面都很抢手。大字报往往是刚贴上不久，就会被新贴的大字报给盖住！记得长安街上有几处热门墙面，大字报都贴了几十层，有板儿砖那么厚。晚上月黑风高没人时去撕，撕不动，得用手掰，一块块地掰下来，都是厚厚的纸块。去废品站卖时，收废品的人都不收，说这纸块有一大半是浆糊。捡破烂儿“运气”好时赶上破四旧抄家，封资修的东西被当破烂儿扔到大街上等垃圾车运走，很多东西都是铜的或铝的。这东西卖废品值钱，铜的二三块一斤，铝的也几毛一斤。捡到一块就算发了。不过印象最深的是遇到一次抄家，是一家小四合院，就在我家胡同口，房主估计出身不好。这家院里有棵大枣树，酸甜可口。偷枣时曾被院里老太太追着骂过几次，还挺损：“缺德，有人生没人管，…”。路过时，四合院前门难得的大开，溜进去原本只是看看枣的“长势”，最好能顺出点儿来。不过，一进院子就发现不对了，院子里扔了一地的东西，五花八门，什么都有，都是从房间里抄出来的。 那个老太太坐在地上哭，几个穿黄皮扎皮带的造反派在审问她，还边问边打。我一进去就愣住了，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见过打老人的场面，老太太挺可怜的，看着挺难受。 一个造反派见我进来，一招手就走过来，还递给我一条皮带，指着老太太说她是地主婆，让我抽她。我反应过来后，皮带一扔撒丫子就跑了，也顾不得捡那些值钱的“破烂儿”了，后面是一片笑骂声。不过，老太太坐在地上哭的惨像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至今都忘不了。

还有一个活动就是走街串巷卖报纸。一次捡破烂儿队伍经过某单位（记得在北京站和东交民巷附近）时，被造反派组织看上了，让我们帮卖报纸，二分一份，每卖一百份给一毛钱报酬，跟卖冰棍差不多。这可是革命任务啊，比捡破烂儿名声好。立马接下，专去人多的地方卖：街头巷尾、北京站、东单、王府井、天安门广场，哪儿热闹去哪儿。一路吆喝：卖报，卖报，红卫兵报，首都红卫兵报，号外，号外，某某大走资派被揪出来了，…。不过，卖报纸的营生只持续了一个多月就做不下去了。主要是我们孩子个子小，报纸一拿出来卖，刚喊几声，一大帮子群众就如狼似虎的冲上来抢，你一份我一份拿着就走，很少有给钱的。所以，后来只有膀大腰圆，身强力壮的人能拿到报纸卖了。有点儿扯远了。还是回到胡同里的回忆吧。

我爸当年在朝内大街文化部上班，我妈在北总布胡同十号一个大院里工作，离我家很近，走路大概十分钟就能到。那个大院里有好几个单位，我记得有我妈工作的中华书局，还有商务印书馆、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都是文化部直属单位。大院旁边还有个小院，是梁思成、林徽因三十年代的故居，里面还有冰心写的那个著名的“我们太太的客厅”。我和弟弟上的幼儿园在地安门大街鼓楼后马厂胡同的文化部第一幼儿园，离我家挺远的。上幼儿园得先走到北总布胡同十号大院，然后坐班车去。那时候社会治安好，大人忙的时候，我和弟弟经常自己走着去幼儿园。后来上小学、中学也都是自己去，那时候不光我家，胡同里所有的孩子都是自己上学，没有大人接送。而且胡同里的孩子还得做家务，像打酱油、打醋、打酒，油盐酱醋这些生活用品都是让孩子出去买，还要倒垃圾、升炉子、买菜、买肉等等。父母忙的时候，小孩还得自己做饭，我大概二年级的时候就会自己做饭吃了。所以我对家周围的几条胡同特别熟悉，像大雅宝、小雅宝、牛角湾、大牌坊、小牌坊、北总布、东总布、西总布、禄米仓、大方家、小方家、什坊院、日坛路、北小街、南小街、干面胡同、史家胡同等等。远一点的地方我也熟，那时候我还买过几年的公交车月票，溜车跑遍了北京城区公交车能到的所有地方，非常有意思。不过，帽子、棉猴、书包等落在车上时，回家要挨骂甚至挨打的！

可现在再看北京的胡同，和当年完全不一样了。小时候住过的那些熟悉的胡同，都变得认不出来了，好多胡同里乱盖了很多建筑，又挤又窄，走在里面都觉得压抑。以前住过的几个院子，也都盖满了各种私建房屋，宽敞的大院变成了一条条细窄的小通道，又乱又挤，看着像贫民窟一样。我和弟弟当年上过的小学，像小牌坊小学、禄米仓小学、东城根小学、东四四条小学，都已经找不到了，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我上过的北京二中还在，换了个漂亮门脸，想进去看被门卫拦住了，说是校友也不行。现在每次回北京，在小时候长大的胡同里转悠，那种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真是时过境迁，好多胡同的名字都换了，门牌号也变了，老家变得让我有点不认识了 。

我的五十年代初的官方出生证

77年考大学准考证

北京东城老城墙豁口和护城河老照片。豁口处老城墙已拆沒。

北京东城区北小街老照片，离长安街建国门段不段。照片是当年老公交车的十路汽车。六三年十路汽车的北小街南小街段改为二十四路汽车。这个公交车小时候坐过无数次！

北京东城牛角湾胡同十号拆前照片，我的出生故宅。

大雅宝二号，当年的深宅大户，现在已破落成啥样子了。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当年的中央美院宿舍。画家李可染、黄永玉、董希文、周令钊等的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