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有故人心头来 隐入尘烟中、留存记忆里的“老蔡家”

渊深鱼乐（蔡坚）

老爸最后一次和我聊起“老蔡家的前尘往事”

风又飘飘，雨也潇潇。时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寒往暑来，春暖秋骄。年复一年，不知不觉中，到今年(2024)的4月23日，老爸就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曾经那么熟悉的老爸，也渐渐地在记忆中仿佛蒙上了一层薄雾！

这祯照片，是2014年2月1日也就是大年初二（马年正月初二）的大聚餐前，拍摄于梅花园家中。每年大年初二，按民间习俗，女儿是要回娘家的。因此，我们结婚后的每年大年初二中午，老爸都会在梅花园的“渔易酒家”订下一桌酒席，请两家亲家一起团聚。……这次聚餐后的第二天，老爸就再次因心绞痛入住了广州陆军总院。住院期间的每一天早中晚，他都要不断地吃药、打吊针、打泵针……。寡欲淡然的老爸，没有请护工。照例，我妈守白天，我和我姐轮班守晚上。一天晚上，轮到我守夜。那晚，打完泵针后，老爸似乎有点感慨，和我聊了近两个小时，主要讲述了抗战时期，“老蔡家”从汉口逃难到澳门，从澳门逃到长沙、又从长沙逃到广东坪石、湖南临武的往事，一直谈到晚上十点多。最后，他不无感慨地说:“时间真是过得快！这些都是一些七十年前的事了！真的是前尘往事了！我也风烛残年了！”……

留存在口述中的“老蔡家”

老爸身高1.69米，并不高大，他是正宗的广东人，是珠海市唐家湾镇上栅村人。晚清民初时，唐家湾隶属香山县。 熟人一旦得知老爸是广东人，都会相当惊讶！因为老爸的普通话说得十分流利，没有夹杂一点广东腔。实际上，老爸还会说一口流利的广东白话和汉口话。

在大庭广众之下，老爸一般比较谨言慎行。私下里，遇到熟人，老爸还是健谈的。作为我军培养的政干干部，老爸对人对事的评论一贯客观公正，又不失睿智。记得我上初中时的一个暑假，央视播放前苏联战争片《夏伯阳》。看后，我问了老爸一句:“部队为什么要政委？又不会打仗，还要指手划脚！”老爸答：“那可不是多余的，政治思想工作决定部队的战斗力。”我继续放言:“美军没有政委、没有政治思想工作，一样战斗力强大呀！”老爸说:“谁说美军没有政治思想工作，随军牧师就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人员。”……总体而言，老爸叙述的事情，我以为可信度还是高的！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站着的是老爸和老爸的哥哥、我的伯父蔡兆基；坐着的，是老爸的堂姑蔡绮云夫妇。当时，我伯父蔡兆基刚从郑州铁路局退休，来广州专门为了看望云姑婆蔡绮云，这时的老爸也己经离休。

有关“老蔡家”的故事，在1980年之前，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只知道:老爸是广东珠海人，我们的爷爷奶奶很早就去世了。我爸是大姑婆蔡金梅（老爸的爷爷蔡福滋的大女儿）带大的。大姑婆蔡金梅在珠海乡下生活，每个月我爸要寄30元生活费给她。七十年代初，我姐蔡小于和老爸回过一次乡下。1978年底,大姑婆蔡金梅病重，老爸原本要带我和他一起回乡下去的。后来，我发烧了，他就一个人回乡下了。回来时，老爸还带回了大姑婆做的咸蛋瑶柱棕，那是让我至令难忘的美味！……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风兴起，老爸因病离休。闲了下来，加上当时“云姑婆”搬来广州东坑居住，离我们家只有公共汽车一站的距离。于是，老爸几乎每周都会到“云姑婆”家闲聊。我和我姐有时也会和老爸一起去。因此，旁听了不少“老蔡家的前尘往事”！

老妈家的“刘氏家族”，属于三湘的书香门第，重名轻利。因此，“刘氏家族”留存在网上的相关信息和相关文字资料还是能找到一些的。而“老蔡家”的人员多是商人，重利轻名。因此，有关“老蔡家”的文字资料基本找不到，网上的相关信息也没有什么。如今，亲身经历过“老蔡家”那些前尘往事的人早己陆续成为故人。只有我和我姐这两个旁听者在记忆里还留存一些“雪泥鸿爪”。再不记录下来，这些前尘往事就真的会完全地隐入尘烟了！文字资料并不充足，只能按“老蔡家”在民国期间的四个迁徙地：珠海上栅村、汉口、澳门、长沙及湖南临武，分别叙述一下留存在记忆中的“老蔡家的前尘往事”！

一、珠海唐家湾镇上栅村 ， “老蔡家”的乡下

在粤语语系里的“乡下”就相当于北方语系里的“老家”。我们小时候，老爸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乡下是珠海唐家湾上栅村。

现在的唐家湾镇隶属于广东省珠海市，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北部，北邻中山市。全镇总面积130平方公里,全镇总人口10万人,其中户籍人口2.9万人.辖唐家，鸡山，后环，唐乐，银星，那洲，永丰，北沙，会同，宁堂，官塘，上栅，下栅，东岸，金峰，淇澳共１６个社区居委会。

唐家湾镇有“与近代文明伴生的南中国海第一湾”之誉。唐家湾的闻名于世，是从近代开始的。由于地理位置正处于珠江口出海要道-金星门，是珠江三角洲近海地带的要隘。鸦片战争前夕，为阻止英国人从金星门偷运鸦片，广东水师提督李增率大军驻唐家，指挥人员运载沙石堵塞金星门。最终，因水流湍急，未果。之后不久，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家湾人唐廷枢在这里开辟了唐家湾至香港、上海航线，使唐家得风气之先，加强了对外界的经济交往，也大大提高了唐家湾的知名度。

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1929年，为推行地方自治，实现孙中山先生所奉行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国民政府确定中山县为全国模范县，实行模范县制（特别县）。 同时，在中山兴建一个国际无税商港一“中山港”。为此，作为“全国模范县”，中山县直属中央政府，享受省一级待遇，并由唐家湾人唐绍仪主持县政。由于唐绍仪的声望和开发唐家港的需要，县政府从石岐迁来唐家；而在重新绘制的“中山县全图”中俗称的“唐家环”，改称为“唐家湾”。之后5年间，唐家建起了一座初具规模的港口——中山港，再次引起举世瞩目。

上栅村，旧名叫莲塘境。唐代时，该地为东莞县的文顺乡香山镇延福里辖地。北宋元丰五年（1082）设香山寨（香山场），仍属东莞辖地。至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香山建县，为香山县长安乡辖村。明洪武十四年（1381）起，改乡为都，上栅村时属恭常都辖村。清光绪初改都为镇，时属上恭常镇辖村。清宣统二年（1910）改镇为区，时属香山六区辖村，分为上栅上村（西部）和上栅下村（东部）两村。民国时期，上栅村为中山县所辖，新中国成立后，几经变迁，上栅村划属珠海县。

“关于上栅村村名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唐至明代，上栅是香山场盐场辖地，曾是盐场。上、下栅之名，是明代登记盐场户役的编册，实为里甲户籍编册（即户口登记）。另一说:上、下栅，乃因明朝中期，朝廷为防倭患，在海边竖栅栏拒敌，故有上、下栅之名。”

上栅村，现存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和后建房屋各占50%，其中较具代表性古建筑有：明代庙宇三间；祠堂二十多座；保存完整的乡约一间；街市亭一座；进士第一间和较大规模（400平方米以上）的大夫第二间；古社坛十三个；清代石桥一座；石板街巷长约四千米。这些古建筑中，被列为广东省珠海市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的共13处。

据《香山县志》记载：“承造化之赐，交海陆之接，良田千顷，渔利之便，渐成梁、卢、蔡、邓、黄，五姓共居，广设私塾、书屋，赖贤者施教，相继出进士、举人。”上栅村有五大家族，他们没有同宗同庙，却又能和睦相处百年，这背后隐藏的，是五大家族共尊乡约、遵纪重道的法度精神以及互通友好、崇文重教、忠贞爱国的文人风骨。

清末民初，唐家湾涌现了一批“风云人物”；著名的“甲午海战”中，竟然有来自上栅村的海军将领

唐家湾，地处香山，临近澳门，明清以来为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前沿之地。明中叶葡萄牙人在澳门开埠后，毗邻澳门的唐家湾人，就与澳门有了联系。到清乾隆以后，受澳门、广州两地商业贸易的影响，开始有唐家湾人以手工作业的方式进入澳门谋生。由此，唐家湾产生了近代中国较早接受西方教育的一批人物。

1871年，经曾国藩领衔奏请，清政府同意了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选派幼童出洋留学的建议。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向西方选派留学生——计划从全国各地选派聪颖子弟，在上海设立的预备学校学习后，选拔优秀者共120人分四批前往美国留学。但那时中国社会风气依然未开，大多数国人还恪守着传统观念，仍把熟读四书五经、考取功名、光宗耀祖视为追求的理想，内心并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往“洋鬼子”的国家。因此，在最初所选派的120个幼童中，来自容闳家乡广东香山的孩子就有39人之多。其中，来自唐家湾的就有14人，而上栅村就占有5人。

1894年9月17日，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水师在与日本联合舰队的一系列激烈交战后，损失惨重。鲜为人知的是，在甲午海战热血抗战的将士中，就有来自上栅的将士。上栅村曾诞生过数名中国近代海军将领。其中有:　

1.邓士聪。邓是当时是北洋海军“定远”舰炮务二副。清同治十一年（1873年），邓士聪为首批赴美留学幼童，入读麻省理工学院。光绪7年，被清政府遣送回国，并获派往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后入职船政学堂教学。光绪十五年（1889年），署北洋海军右翼中营守备充“定远”船炮务二副。光绪十七年（1891年），遭海军提督参劾被革职。邓士聪错失了1894年的甲午海战。后来，他开始从商，曾参加詹天佑主持的京张铁路修建，亦一度主管天津税务局。1920年卒，享年63岁。　

2.邓骢保。又名邓聪保 ，字绵泰，号曼云。同治八年（1871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第二届驾驶班。邓骢保曾任北洋水师“超武”舰管带和“靖远”舰管带。光绪十年（1894年），曾参加中法马江之战，率“超武”舰官兵与台兵合力抵抗法军。中日甲午战事起，调办镇海防务总交涉，襄两江船务会办。战事结束，遭弹劾革职。1912年，任海军部视察授职海军上校。1916年，授海军少将。1917年2月，以海军部视察兼任广东黄埔海军学校校长。1919年7月，回北京复任海军部视察。同年，免职回粤，改任广州大元帅府海军局参事。　

3.邓应魁　字德期。咸丰二年（1852年）清代将领，曾效力江南吴淞水师营，屡立战功。先后升苏淞镇标右营把总、千总顶戴、赏戴蓝翎署中营千总，得到钦差向荣奏请朝廷获升守备顶戴。咸丰九年（1859年），补江南南汇营都司。咸丰十年，太仓之战中枪殁。恤加赠游击衔，把昭忠祠。……近代，上栅村出的最大的人物，非蔡廷干莫属！

蔡廷干 一代儒将 英译汉诗第一人

因为老爸，让我从文字资料中认识了蔡廷干其人！蔡廷干 ，实在不简单！绝对是个文武全才！

MIDNIGHT THOUGHTS（静夜思）

My bed was radiant with a shining light

床前明月光，

Which I, in wonder, took for frost so bright.

疑似地下霜。

With upraised head the shining moon I spied,

举头望明月，

With drooping head I thought of home and sighed.

低头思故乡。

这是近百年前，蔡廷干翻译的英文《静夜思》。钱钟书先生在早年写成的《英译千家诗》一文中，指蔡廷干的译诗“遗神存貌”。……一百年后，在中国英语考过八级的人中可能还是没几个人能翻译出这个水平！

蔡廷干（1861年-1935年），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上栅村人，是1873年清政府官派的第二批留美幼童。1881年回国后，蔡廷干被送往天津的大沽水雷学堂学习。1884年，蔡廷干被派往福建水师当士官。1888年，蔡廷干以“守备衔尽先补用”调往北洋水师。 1895年，蔡廷干惜败甲午受伤，被日舰俘虏后，押送至日本大阪囚禁。在蔡廷干被俘期间，他当年的留美授业老师诺思罗普正好来到日本。当时任日本陆军大臣的大山岩，其的夫人也是诺思罗普的学生。在大山岩夫人的帮助下，蔡廷干得以规避回国待罪。最后，蔡廷干选择了逃离日本，远赴美国，后来从美国辗转到香港。1905年在唐绍仪推荐下，蔡廷干曾长期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翻译、秘书。1926年6月杜锡珪出任国务总理，蔡廷干为外交总长，并曾短暂代理国务总理，完成了由甲午战俘到袁氏心腹，再到民国总理的华丽转身。

综观蔡廷干一生：少年负笈求学受挫、中年甲午海战负伤被俘受辱，可谓不幸。其念兹在兹的撰写袁世凯传记，始终未能完成，可谓憾事。与小其一岁，早年同为赴美幼童的唐绍仪相比，仕途可谓不顺。但从另一方面看，被囚日本时，得早年在美授业老师诺思罗普相助；中年蹭蹬时，获唐绍仪引荐；晚年著述中，有《英语译注老子道德经》《唐诗英译》在美广受欢迎。与唐绍仪死于非命相比，蔡廷干更懂得进退之道，得以善终。总之，蔡廷干的一生是十分精彩！只是可惜没被有识之士发掘出来，写成巨著而己！……生前精彩的蔡廷干，也就逐渐地隐入历史的尘烟了！

从网上的资料看，蔡廷干的故居就在上栅村二围长巷19号。现在的房子是故居推倒重建的，早己与蔡廷干没有关系。坊间传说，蔡廷干晚年曾回乡隐居，还在淇澳岛一块大石上书有“松涧流泉”四个字。这块大石在修建水利工程中不知所踪，但“松涧流泉”至今仍是“淇澳八景”之一。老爸家的故居就在上栅村二围一巷。我隐约记得，老爸曾经说过:上栅村老蔡家以前有个长辈在北京做大官，但很早就去世了。我推测：蔡廷干与老爸他们那支老蔡家，当是同宗的族亲，这可能是无疑的了。

蔡廷干是留美幼童中的“斗士” ，中国最早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圈内人

1871年（同治十年），清廷接受华侨教育家容闳（今珠海市南屏镇人）的建议，同意选拔一百二十名幼童分四批派送美国留学，并由容闳主持这批幼童在美的留学事宜。为了保证选派幼童的英文水准，清廷在上海创办了一间预备学校，由全国各地选派聪颖子弟入学预修，然后通过考核选拔优秀者赴美留学。由于广东省得风气之先，加上有容闳、唐廷枢、徐润等思想较为开明人士的引荐，入上海预备学校者大多数是粤籍儿童，尤以香山县（解放前，珠海属于香山县）为众。

蔡廷干幼年寄居唐家村，并在那里读私塾。父亲蔡召佐曾在天津学习机械，是一名工程技术人员。1873年，经唐廷枢推荐，蔡廷干被选派为第二批三十名赴美幼童之一，最初分派到美国康纳狄格州哈特福德语文学校学习；不久又进入新不列颠中学读书，住在麻省斯普林·菲德尔·麦连太太家中。因当时的蔡廷干比较顽皮，被同学称之为“好斗的中国人”。在高等学校将届毕业之前，他曾被分配到麻省罗沃尔机械厂学习。在长达八年的美国生活学习中，他和多数的留美幼童一样，在西式教育的影响薰陶下，对中国固有的封建礼教社会伦理的观念有所淡薄，成为几名首先剪掉辫子的中国学生之一。

1881年，由于担心幼童长期接受西方教育后不好管束，清廷下令将他们全部撤回。蔡廷干便和所有留美幼童一起奉命回到了祖国。这些留美幼童回国后，曾一度被视为“无益于国家的人”，不仅没有受到政府的欢迎与重视，甚至被官方视同罪犯，押送到一个荒废了10年之久的“书院”里，坐卧无席，衣食无着。后经李鸿章奏请，94名返国幼童中，有的被派到天津电报局学传电报，有的被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蔡廷干则到了天津大沽研究军事，学习测量、鱼雷战术、国际法和数学。1883年，意识到鱼雷对中国海军重要性的蔡廷干，来到北洋水师总部威海卫，跟随德国海军上校黑森克雷韦尔研究鱼雷战术。1892年，经李鸿章荐举，蔡廷干升任北洋海军鱼雷左一营都司（武职四品）、委带左队一号鱼雷艇。

1932年6月23日，为了纪念首批“中国幼童”赴美留学60周年，天津“扶轮社”召开专题会议，组织了一些当年的“留美幼童”到会，聆听了“扶轮社”成员亚瑟·罗宾逊作的相关讲话。罗宾逊对中国留美幼童有特别的研究。出席的“留美幼童”有蔡廷干、吴仰曾、沈嘉树、邝荣光。在会上，根据自己对美国之行的回忆，蔡廷干的发言强调了三点：跨越太平洋的旅程、跨越美洲大陆的旅行，以及到达哈特福特。蔡廷干谈到了蒸汽轮船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并生动地讲述了他们在轮船上遇到的各种情形；抵达彼岸后他们受到了美国人民的热情接待；他们乘坐的火车遭到了Jesse James匪帮的抢劫；最后以一个他们抵达哈特福特后遇到的幽默故事，作为这次美国之旅回忆的结束。(左下图为亚瑟·罗宾逊的文章《归国学生中的前辈》（ The Senior Returned Students ）由“天津出版社”（Tientsin Press）印刷成了小册子，由蔡廷干题写了中文名“最先留美学生记事录”。)

这批留美幼童锐意进取，技艺精良，又不墨守成规。清末民初，在战舰上、在矿山里、在铁路交通或外交部门，这些幼童们都被委以重任。这个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如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蔡绍基、詹天佑，还有其他几个人，逐渐被他们的同事和上级称为“广东帮”，俨然是帝国最高官僚职位的继承人。当其中一个幼童获得高升时，他一定会注意提拔童年留美时的伙伴，他们在一起还是用英语交谈，彼此称呼三十年前在新英格兰校园中的昵称，在帝国的朝廷中，一代又一代的官僚都只知毕恭毕敬地背诵圣典，而这些人见面时仍用他们喜欢的短语打招呼：“很好，老兄，放松点儿。”以广东派为核心，这些幼童很快就主导了清末民初中国的各种重要产业。

这批留美幼童们彼此之间的密切关系，超出了一般的友谊。其家庭联姻的情况也很普遍。譬如詹天佑和钟文耀，这两位耶鲁大学时期著名的舵手，都娶了谭耀勋的妹妹。谭耀勋是他们的朋友，他选择留在了康涅狄格州，后因肺结核病逝在科尔布鲁克。当这些幼童的孩子们到了婚嫁年龄，他们的父母也会让他们跟这个群体内的人通婚：梁如浩的儿子彼得就娶了唐绍仪的女儿梅布尔，梁敦彦的女儿嫁给了詹天佑的儿子。据网上资料显示，广东四会籍留美幼童吴应科的后人叙述:1941年，蔡廷干的儿子蔡胜康在北京迎娶了吴应科的外孙女王振莲。(蔡廷干己于1935年去世，右下图为1941年蔡、王两家联姻时的留影)

民国初年的乱局，国民革命的狂飙，日本侵华的狼烟……这些“留美幼童”们到了晚年没有得到宁静，他们得到的只有更多的忧患。作为一个群体，一个在清末洋务运动中产生、为清王朝的自我改良而培植的留学生群体，他们曾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光耀一时。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民国，他们已然谢幕。他们满口地道的英文，保留着西方人的生活习惯，但在一个“革命”了的社会，他们不但会被人看成“前清遗老”，还会要背负“洋奴”之嫌。

蔡廷干甲午战败时指挥鱼雷艇逃跑被俘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中日两国军队在海上陆地同时开战。这次战争，大约分为1894年7月25日的丰岛海战、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大战和1895年2月3日的威海卫战役三个阶段。

党史专家、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将军在其著作《为什么是中国》第一章散沙中有写到“威海围困战后期，北洋海军的军纪已荡然无存”，“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北洋海军10艘鱼雷艇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跑，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最后，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国内大多数文献都是责备:甲午战败时，蔡廷干临阵率艇脱逃和被俘后潜逃。我在网上淘到的《珠海文史》第十辑有《甲午中日战争中的蔡廷干》一文，却以为:蔡廷干在黄海海战一役的表现，在一些中外人士心目中堪为“中华英雄”。甲午战争刚结束，日本海军司令写信给蔡廷干，对他的勇敢行为深表敬佩。当时在日方主力舰西京丸号“幸免一死”的日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后来担任了日本海军元帅，每当作梦时见到蔡廷干率舰冲近西丸号的情景，都要“惊醒过来”。日本天皇、英国国王分别给蔡廷干赠送过勋章。……至于蔡廷干这段历史的功过还是留待专家们评说吧。不过，以我个人对广东人的了解:像邓世昌这种“舍身取义”的广东人属非典型案例。广东人一向现实世故，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般广东人不大会做出“舍身取义”之类的“傻事”。比如，戊戌变法本来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但到出事时，康、梁两人都立马逃到日本。反而是谭嗣同这个湖南人明明有机会逃，却偏偏要引颈待戮，以身殉道。

网上记载有关蔡廷干参战甲午海战的情况，大致如下:1894年9月17日下午，蔡廷干以鱼雷左一营都司衔为舰队侧翼警戒，率“福龙”号和本部鱼雷艇队尾随我“平远”“广丙”两舰奔赴大东沟海域参战。在“平远”“广丙”两舰连连失利退出战斗后，蔡廷干指挥麾下舰队紧咬日方主力舰“西京丸”不放，并下令“福龙”号全速冲向“西京丸”舰首，连发3枚鱼雷，可惜一发未中，被迫退出战斗。……

在珠海博物馆第八展厅有一本不显眼的书，黑黑的封面，里面都是各种挽联、挽诗，但没有书名。这就是蔡廷干的《哀启》（清末民初，通常有名望的人去世后，达官显贵、文人骚客为缅怀死者撰写挽诗或挽联，并将它们集成册，称为‘哀启’。）在这本《哀启》中，可以看到有一段墓志铭写着：“其平生战绩最足称述者，为黄海一战。甲午中日失和，两国海军战于黄海。公驾所管左一鱼雷艇，与日舰‘西京丸’三次激战。射击勇敢，奋不顾身，且能以少困多，不肯少却。当时日将军令部长桦山中将及‘西京’诸战士目睹公之精悍威猛，莫不舌为之挢，胆为之寒……”。

1895年2月7日黎明，威海卫北洋水师基地遭到日军海陆两路夹攻，管带王平、蔡廷干率北洋舰队的13艘鱼雷艇及2艘信使船突围，沿途却遭日舰追截、射击。“福龙”号沿山东半岛向西直驶烟台，而日舰“吉野”号则衔尾直追。蔡廷干落水负伤，不幸被俘，被押至日本大阪囚禁。 日本《读卖新闻》于1895年3月13日刊发报道《蔡廷干惜败》，称他是“有血有骨的硬汉子”，“可敬可佩”。蔡廷干在俘虏营曾赋诗明志：“渤海清兵势力微，日本军士向前驰。此败沙场君莫笑，他年再战决雄雌”。蔡廷干被日军俘虏后的笔录被记录下来，也可见他作为北洋海军军人的气概。日方问：“你打算投降吗？”蔡答：“我怎能投降呢？过去陆军每每战败，原因在于互无救援之心。在我舰队，决无这样的情形。”日方又问：“现在舰队士气如何？”蔡答：“能够终日战斗。”……日方再问：“如果我们现在释放你，你还打算再上鱼雷艇与我们舰队作战吗？”蔡答：“有这种打算。”（《中日战争》续编第八册，中华书局，1994版）关于蔡廷干被俘后的笔录，有若干版本，文字繁简略有不同，但记录蔡廷干的回答则是相同的。 ……

1895年6月，恰逢蔡廷干在美国的老师Northrop访问日本，时任日本陆军大臣大山岩的夫人也是Northrop(诺斯罗普)的学生。在她的帮助下，诺斯罗普见到了蔡廷干。两人见面后，蔡廷干请诺斯罗普写信向自己的家人报平安，因为自2月至今，在上海的妻子等亲友都以为蔡廷干已经战死。 威海卫战役中，蔡廷干等自行突围，当时清廷判定：各鱼雷艇属均有不听号令的临阵脱逃行为。蔡廷干获悉国内对其逮问、就地正法的谕旨，便向老师求援，表示“志愿归化日本”。他在求援信中告诉诺斯罗普，被俘是因为鱼雷艇遭炮击，而其他各艇将其抛弃不顾，后来，“他们估计我已经战死，狡猾地以为死人不会说话”，便将所有的罪行都推给他，以致清廷对其科以重罪。在信的最后，蔡廷干说：“正当先生对旧门生热情关怀之时，我恳切地希望先生尽最大的努力，使我得以暂住日本”。经诺斯罗普与日本陆军大臣疏通，日方同意蔡廷干暂留日本，使其得以规避回国待罪。之后，蔡廷干离开日本，再赴美国，后来又从美国辗转到香港。

蔡廷干的高光时刻:从甲午战俘到袁世凯心服，再到暂代民国总理

1905年，蔡廷干在同乡唐绍仪推荐下，成为袁世凯的心腹，长期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翻译、秘书。1911年武昌首义后，因黎元洪曾是蔡廷干的北洋海军同僚，袁世凯就派蔡廷干奔赴汉口议和 。1912年2月16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过去4天， 由蔡廷干“操刀”，剪去袁世凯头上留了几十年的长辫，以示袁世凯接受新政体的决心。1912年12月，袁世凯授蔡廷干为海军中将，并任命其为大总统高等参谋。1914年，蔡廷干兼任袁氏英文秘书、大总统副礼官、主管交际事务的武官处处长。…… 蔡廷干赞同君主立宪制，他认为：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最稳定的政体。尽管政见不完全相同，但蔡廷干最初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配合了袁世凯称帝的活动。在看到南方各省反对复辟运动后，蔡廷干适时抽身退步。1916年6月1日，在袁世凯去世前5天，袁世凯打电话将蔡廷干叫来并在卧室接见了他。接见中，袁世凯询问蔡：“听说所有的公使馆都认为我将会或者定会辞职”。蔡廷干则对袁世凯说：“所有的人都认为您很需要休息，您应该去休息。”这句话尽管是以担心袁世凯健康的口吻说出，但蔡廷干这话实际上是在向袁暗示放弃权力。……蔡廷干一直都十分敬佩袁世凯，曾发誓要为袁世凯立传，但最终未果！

1926年6月，杜锡珪出任国务总理，蔡廷干为外交总长。之后不久，蔡廷干曾短暂代理国务总理，完成了由甲午战俘到袁氏心腹，再到民国总理的华丽转身。 这是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蔡廷干多才多艺，能文能武。除了军事、政治、外交外，他还做过税务处的会办和督办。在珠海博物馆第八展厅，陈列着一张蔡廷干与他的同学梁如浩出席华盛顿国际会议时的照片。这张照片是1921年蔡廷干以税务处会办身份，担任出席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高级顾问时的照片。照片中的女性，网上有的资料标注是蔡廷干的夫人，但也有标注是施肇基的夫人唐金环(著名的民族企业家唐廷桂的孙女、留美幼童唐荣俊的大女儿)。我以为:她是唐金环。

蔡廷干的晚年隐居北京缎库胡同

由于袁世凯的提携，蔡廷干在清末民初的政局中崭露头角，在襄助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修改海关进口税则、处理五卅惨案善后等方面尽心竭力，尤其在外交事务中施展了才干。但身处清末民初复杂动荡的政局之中，蔡廷干时有厌政退隐之心。

1927年5月，北京政府发生财政恐慌，蔡氏遂辞职到大连隐居，从此退出政坛。蔡在大连，对外界接触仍为频繁，但对日本人却多为抵制。期间，对日本领事、商人及在大连度假的日方显要人物的邀请，则断然拒绝。“九一八”事变后，蔡廷干从大连回北平定居，住在南池子缎库胡同1号。期间，蔡廷干潜心研究国学，探寻君子之道，同时精研书法。蔡廷干曾于1922年自行刊印《老解老》一书，首次将西方学术手段“索引法”引入中国古籍研究，属于开先河之作，在学术界获得极高评价。

蔡廷干的中国古典文学根底深厚，美国的八年留学中又潜心钻研英文文法，中英文的造诣极深，《唐诗英韵》便是他里程碑式的作品之一。该书于193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蔡廷干从1900年开始动笔，直到1930年才完成，是其30年心血的结晶。全书翻译的作品包括39首五言诗和83首七言诗，涉及唐宋两个朝代的作品，全部选自《千家诗》。考虑到英语读者的接受习惯，蔡廷干将《千家诗》中的五绝和七绝分别译成英语传统诗歌的五音步抑扬格和六音步抑扬格。对中国学者而言，把握英诗格律并非易事。

2020年，北大馆藏司徒雷登文献中发现了一篇题为“因为你已长逝”的英文诗稿。经考证，这个英文诗稿是蔡廷干为悼念1901年去世的夫人所作。1926年，蔡廷干知悉司徒雷登夫人去世，他又将诗稿赠予司徒雷登，以表慰问。该诗既符合中国传统悼亡诗的范式，也受英美挽歌的影响，其题名亦与拜伦的名篇《你已长逝》几近相同。这首悼亡诗是蔡廷干英诗创作的早期作品，其重视格律、追求音韵整齐的特点，一直延续到其晚年成书的代表作《唐诗英韵》中。甲午海战后，为了规避归国待罪，蔡廷干先由日本远赴美国，后又辗转至中国香港。经历了八年避罪生涯，1901年又遭受中年丧妻之痛，他低落的心境在这首悼亡诗中表露无遗：“我对所有尘世的欲念都已厌倦，将从这个世界隐退。”这个诗稿下方还有一段司徒雷登的手迹，意为:蔡将军现任外交总长。他为袁世凯所信任，多年来一直为政要人物，与常见的政治腐败绝缘，为世人所尊敬。这说明司徒雷登对蔡廷干的钦佩。

关于蔡廷干夫人的资料极少，专家仅在蔡廷干写给他的美国老师诺斯罗普（外文姓名、生卒年不详）的信中，找到其介绍家庭及妻子情况的寥寥数语：“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我按照父亲的劝告结了婚。婚后三日，父亲去世。母亲于一千八百九十年去世。现在（笔者注：指1895年6月），我的妻子在上海，没有儿女。”光绪七年（1881）6月8日，清廷下令召回全体留美学生，已留美8年的蔡廷干也在其中。回国的同一年即奉父命成婚，至1901年蔡夫人去世，结婚凡20载。1935年蔡廷干去世，遗有七女二子，是否出于一母，则未见记载。……

1935年9月29日，蔡廷干因罹患膀胱恶疾，不治逝世。国民党《中央日报》以“文武兼资蔡廷干”为题，报道消息中有“歌《大风》以思猛士，黄海风涛，感慨万端”之句，表达了报人对蔡廷干的推崇。

广东买办的兴与衰 香山买办莫氏家族曾操纵太古洋行67年

“买办”一词，其实最早起源于中国，是明代地方衙门向民间采购日常用品专设的职位。 广州，作为中国第一个且是当时唯一的对外开放城市，与外界的接触有着悠久的历史。清政府为管理对外贸易，在广州十三行设立公行制度。公行由行商、通译、买办等人员组成。对于外商来说，买办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几乎所有与洋行有关的大小事务，从检验银两成色、会计、雇佣工人(包括厨子、苦力)、翻译，及与中国商人交涉.等等，无一不由买办负责。早期的买办，绝大部分来自珠江三角洲，如香山、南海、番禺。这些广东买办中，香山买办（当时的珠海属香山县管辖）是最大的群体。当时，这些广东买办凭血缘、地缘关系充塞于新开的买办位置，将影响力由一个群体、一个地方扩散到上海及全国，甚至海外如日本。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擅长于买卖蚕丝及经营钱庄的江浙买办，在上海才逐渐取代广东买办的地位。广东买办最终不敌江浙买办。……

鸦片战争后，清廷只准广州一口通商的限制被迫终止。中国的通商口岸大幅增加，中西贸易往来迅猛发展，洋行买办阶层也随之快速崛起。他们作为沟通中外的桥梁，不仅深受清廷洋务派大臣器重，也为外国洋行老板所依赖，成为举足轻重的特殊阶层。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他们有人脱离洋行，成为晚清洋务运动的操盘手；有人在为外国洋行服务的同时，也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向民族企业家转型。

莫氏家族三代，作为香山买办的典型代表，罕见地贯穿于近代中国买办制度的始终。莫仕扬（1820—1879），是广东香山大金鼎镇会同村人（今属珠海市）。莫仕扬早年在广州做生意，1860年后转赴香港经商。因精明强干，熟谙洋务，会一口流利的英文，莫仕扬于1870年成为香港英资最大企业之一的太古洋行第一任买办。同时，莫仕扬又经营着自己家族的生意，是一名香港华资有影响力的地产商。莫仕扬的儿子莫藻泉，为太古洋行的第二任总买办、香港太古糖厂的创办人。莫藻泉的儿子莫干生，为太古洋行第三任总买办，太古糖厂、船坞、保险公司、航运公司、漆厂等庞大资产的实际管理者。莫家这三祖孙代人，是最早把西方企业管理制度引入中国的人，对促进中国的企业规范化管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开创了一代中国买办的先河，父、子、孙三代，都作为英国驻香港太古洋行总买办，共计67年。不仅莫仕扬祖孙三代就任太古洋行的总买办，而且其莫氏家庭三代的直系或旁系子孙，也都大量进入英商太古洋行任买办或副买办，主导经营几十年。每一个洋行分支或一艘新船起航，都由莫氏子孙或旁系子侄任职。百年之间，莫氏宗亲只要能工作的，都在太古洋行或其分支机构工作，累计达千人，故员工中流传着“只知有莫，不知有英”的俗语。莫氏家族，实际上操纵了太古洋行的实权。太古洋行英国资本家，深感大权旁落在莫氏买办身上，于己不利，便渐渐产生了削弱莫氏的念头。……恰巧，莫氏第三代掌门人莫干生于1919年物色了香港太平山顶一块地皮，投资100多万元，建成一幢当时全港最豪华的别墅。当这幢皇宫式的别墅入伙时，莫干生举行了相当豪华的宴会，时任太古洋行经理布朗出席宴会后，就暗中派人查莫干生的账目，要莫干生把经手购入装糖的蒲包，高于市价的部分“赔偿”给太古洋行。这是布朗逼走莫干生的“高招”，借此打击莫干生的威信。经反复磋商，1929年双方同意，由莫干生赔偿25万元。莫干生受此次“釜底抽薪”的打击，感到难以在太古洋行再待下去，遂于1931年向洋行递交了辞职书。从此，太古洋行总行取消了买办制度，代之以经理制。太古洋行由“买办制”到“经理”制，实际上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我的太公（曾祖父）蔡福滋，曾做过上海太古仓的大班

“洋行大班”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粤语中对在华外国商行经理的称呼。这张照片，是1958年5月15日老爸的爷爷，我的太公（曾祖父）蔡福滋86岁时的留影。照片背面是蔡福滋的笔迹。这应该是蔡福滋留在世上唯一的遗物了。按照这个时间推算，蔡福滋生于1872年或是1874年。

按珠海上栅村蔡氏的字辈派语“应宪汝杰嘉扬丽元履阶英华 ”，老爸的爷爷蔡福滋，字履卓，是“履”字辈的人；老爸的爸爸蔡伯良，字爽阶，是“阶”字辈的人；老爸蔡兆裘和伯父蔡兆基兄弟是“英”字辈的人；伯父蔡兆基的儿子蔡华是“华”字辈的人，我和我姐蔡小于也是“华”字辈的人。

据老爸口述，蔡福滋的父亲曾经做过上栅村的村长。蔡福滋年轻时，做过“跑海参崴”的船员。我估计：蔡福滋当时应该是加入了“太古船务”才去跑海参崴的。因为太古洋行莫家的老家珠海会同村离蔡福滋的老家上栅村很近。作为上栅村村长的儿子，蔡福滋应该有很大机会与莫氏宗亲打上关系而进入太古洋行。后来在上海，蔡福滋做到太古洋行上海码头仓的大班。大约是在1921年前后，蔡福滋从太古洋行退休，拿到了一笔不菲的退休金。用这笔退休金，蔡福滋在汉口开办了一家据说是当时汉口最大的五金店—“义协昌”。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11月日军从金山卫包抄，国军随即大撤退，上海沦陷。这时，汉口己经危急。1938年初，蔡福滋带领大部分家眷，举家逃难到当时还是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蔡福滋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蔡伯良则留守汉口照顾生意。为了分散风险，蔡伯良将五金店的大部分货品存放在当时汉口的日租界仓库里，一小部分则放在法租界。日军占领汉口后，为了躲避日军又能照顾生意，我祖父蔡伯良自己不得不躲到汉口附近乡下，准备随时回汉口处理问题。……1941年，香港沦陷。一时间，澳门风声鹤唳。1942年，我的太公蔡福滋又带领一大家子从澳门辗转多地逃往长沙，投靠当时在第九战区任职的三女婿薛纯武。1944年，第四次长沙会战，长沙最终沦陷。为避战火，蔡福滋又不得不带着一大家子随薛纯武逃往临武。当时薛纯武被任命为湖南省临武县县长。抗战胜利后，太公蔡福滋又带领家眷回到汉口。回到汉口后的蔡家已经“元气大伤”！1944年，美国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对当时还是汪伪统治下的汉口实施大轰炸。汉口日租界被美军的燃烧弹基本毁损。蔡家存在日租界的大部分存货也就灰飞烟灭了。再加上八年的颠沛流离，蔡家己经没有实力独家经营原有的五金店。于是，蔡家只能与两个广东香山同乡一起合股经营原来的五金店。抗战一开始，我的太公蔡福滋就己经完全退休。蔡家的五金生意全部都是由蔡福滋的儿子、我的爷爷蔡伯良打理的。抗战胜利后，合股的五金店里，蔡家已经不是大股东。五金店的掌柜是一个姓杨的香山同乡，蔡伯良管帐房，另一个姓陈的负责销售。1947年左右，我的爷爷蔡伯良因病在汉口去世。不久，杨掌柜也去世了。由于无人监管，蔡家在五金店的股份就被管销售的同乡逐步蚕食掉了。因此，解放后老爸填写自己的家庭成分是“小五金商”。这是在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的年代里，老爸能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一辈子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接受当时老爸就读学校“汉口一男中”的地下党外围组织的影响，1949年9月汉口一解放，老爸就报名参加了解放军。不久，老爸就随军去了湖南。到五十年代中，老爸曾经回汉口探望他的祖父蔡福滋。当时，蔡福滋的头脑还是十分清晰的，他对老爸说:如今看来，共产党还是不简单的！说要建武汉长江大桥，国民党喊了二十多年，一直都无影无踪。共产党上台才几年，武汉长江大桥就建成了！……年迈的蔡福滋，当时的眼光看来依然是很老辣的！

后来，蔡福滋己经老态龙钟，人也开始糊涂了。在他大女儿蔡金梅的一再坚持下，他们父女俩回到了离开多年的乡下—珠海上栅村。大约是1961年，我的太公蔡福滋以九十多岁高龄病逝于珠海上栅老家。老妈曾经告诉我:当时我妈正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学习。老爸写给她的信里说:一接到“蔡福滋病危”的电报，老爸就告假坐火车从长沙出发回珠海。不巧的是，洪水冲毁了京广铁路，老爸晚了近一周才回到上栅。蔡福滋在老爸回到家后的第二天才咽气。家里人都说：老人家是在等孙子回来。蔡福滋去世时，身边己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剩下一套貂皮衣裤还有点价值。当时，蔡福滋的大女儿蔡金梅认为:我伯伯蔡兆基己经过继给了叔公，这套值钱点的衣裤应该归属我老爸。可叔公的女儿、云姑婆蔡绮云认为:我伯伯蔡兆基是长子嫡孙应该归伯伯。后来，我老爸表态说:我伯伯蔡兆基在郑州，那边天冷，留给我哥吧！两个姑婆才停止争吵。……老爸说:他后来几次路过郑州，也没见伯伯穿过那套衣服。老爸估计伯伯应该把这套值钱的衣服卖掉，换钱过日子了！

当年，我太爷爷蔡福滋就葬在上栅村靠海边的一片坟地中(大约是如今情侣路那片)。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要珠海市建情侣路，老爸的爷爷蔡福滋、老爸的大姑蔡金梅、老爸的叔公的坟都被政府统一移走了。我记得:当时是在东川路黄嘉丽家，老爸叔公的女儿云姑婆把迁坟的消息通知老爸的。老爸淡然地答道:政府要迁，就迁吧！

解放后，老爸的二姑、四姑先后去了香港。因此，她们俩也就再没有机会照顾自己的父亲、我的太公蔡福滋了。她们都对老爸解放后一直赡养她们的父亲十分感激的。改革开放初，大约是在1980年前后，老爸二姑的大女儿、大表姐梁慧珠到广州，老爸的两个姑姑—二姑、四姑主动提出要送个礼物给老爸。一向寡欲的老爸考虑到我和我姐学习英语的需要，就提出要一部录音机。后来，两个姑婆就合伙买了一部当时相当先进的四个喇叭的原装日本索尼收录机送给了老爸。那部收录机一直在梅花园家里摆到我老妈去世。

老爸的叔公是卜内门洋行的大班

现在在珠海上栅村里，已经基本没有人知道老爸这支老蔡家的情况了。但有少部分的上栅村老人还记得“蔡绮云”。蔡绮云是老爸祖父蔡福滋的弟弟，也就是老爸的叔公唯一的亲生女儿。

老爸的这位叔公，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他的名字。据老爸说：他的叔公一直在卜内门洋行工作，抗战时期做过重庆卜内门洋行的大班。卜内门洋行由经营洋碱起家。该洋行由英国人卜内门氏合作创建于1873年，总部在伦敦，主要经营纯碱、化肥。近代的卜内门有限公司集团，是当时世界五大公司之一，英国当时的四大公司之一。1900年，眼见上海人已开始大量使用肥皂，卜内门洋行就在上海设立了驻中国总公司。另外在天津、青岛、汉口、广州、厦门等13个大中城市设立分公司，联号遍布全世界。中国的总公司主要以进口为主，专门经营种类繁多的化学品和药物。业务与肥皂、块碱、晶碱、玻璃等制造工业有密切关系；农产品、化肥、杀虫剂进口数量也不少。20世纪初，卜内门公司几乎独占了中国的纯碱市场，30年代达到经营的顶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司被日军强占。1945年抗战胜利后恢复经营。新中国成立前，该公司迁往香港。

依据我在网上淘到的1986年湖北商业厅主编的《湖北省商业简志》第四册五金商业志:1929-1937年间，武汉工业原料商店的货源绝大部分依赖于外商洋行供应。文中提到，“据《汉口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梗概》载:武汉地区每年纯碱常销量近十万袋，而烧碱亦近一万桶”；当时武汉颜料业把德商爱礼司、谦信、瑞商汽巴称为“老三牌”，而南星、恒信、卜内门则称为“新三牌”……由此可见卜内门当时在汉口五金业的地位。

依据网上资料:汉口卜内门分行的建筑，处于汉口胜利街，设计于1921年，1924年落成。我太爷爷蔡福滋开办五金店—“义协昌”的时间，也是1921年。我推测:这可能不是巧合。1920年，蔡福滋的年龄己过四十五。除了儿子蔡伯良（我的祖父）和女儿蔡金梅（我的大姑婆）己经长大成人，蔡福滋的另外四个女儿都还年龄不大，都还没有出嫁。其时，老蔡家一大家子人的生活都靠蔡福滋一个人。由于儿子蔡伯良（我的祖父）不肯到洋行工作，蔡福滋不得不为老蔡家的未来另作谋划。作为上海滩的洋买办，我太爷爷蔡福滋的眼光、实力、魄力，应该说还算非同一般。他十分清楚:在强手如林的大上海，凭他自己的实力很难有大发展。由于其弟弟当时在卜内门洋行工作，蔡福滋应该会了解到当时汉口和汉口五金业的发展潜力。于是，选择在民国中期汉口开始大发展之始，蔡福滋就选择放弃自己在上海太古洋行的职位，用退休金在汉口旺区开办自己的五金店。这样，老蔡家既能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儿子蔡伯良（我的祖父）也可以留在自己店里打理生意。之后，蔡福滋一大家都搬到了汉口，租住在汉口花楼街挑子巷。蔡福滋的弟弟一家也租住在蔡福滋家楼上。我老爸讲起他的叔公总会提到:叔公喜欢西洋拳击术。在他楼上的房间里，吊着练习拳击的沙袋。叔公得闲时就会戴上拳击手套来几拳。老爸这个叔公在当时还真的够“潮”、够“酷”了！

据老爸介绍，他的这位叔公比他的爷爷蔡福滋年纪小很多，只比老爸父亲蔡伯良大四五岁。老爸的这位叔公与老爸的父亲蔡伯良关系很好。蔡伯良在自父亲蔡福滋家里时不时会感到不痛快。一不痛快，蔡伯良就会到自己的小叔那儿诉苦。

武汉会战之后，老爸的叔公在重庆卜内门洋行做大班，他的一家子也就都去了重庆居住。老爸叔公唯一的女儿蔡绮云（云姑婆)是在重庆结婚的。抗战胜利后，老爸的叔公又回到汉口工作与生活。抗美援朝后，当时全国开始钢铁大会战。老爸叔公的女婿黄友达，也就是蔡绮云的丈夫先是被调到“鞍钢”工作，后又去了“包钢”。老爸的叔公那时候应该也己经退休。于是，老爸的叔公、叔婆也随女儿女婿去了鞍山、包头。1957年“百花齐放、大鸣大放”的时候，黄友达因直言领导的问题被打成“右派”。于是，黄友达逞一时意气，就申请离职返乡务农。黄友达是珠海上栅村旁边东岸村的人，他就回到东岸做农民。黄友达妻子蔡绮云（云姑婆)则在上栅村做了村办小学的民办老师。老爸的叔公、叔婆随女儿也就回到了上栅村。我不清楚老爸的叔公具体去世的时间，我估计应该就是六七十年代。老爸的叔婆，也就是蔡绮云的母亲应该是1984年暑假在上栅去世的，去世的时候叔婆应该超过九十岁。

老爸的大姑蔡金梅真是一个孤苦之人！

老爸的爷爷蔡福滋，娶过两个老婆。第一个老婆是珠海乡下人，她应该很早就去世了，生了蔡伯良（老爸的父亲）、蔡金梅（老爸的大姑）。第二个老婆是广东顺德人，她的父亲是一个在上海做买办的顺德人。蔡福滋有了外家助力，才做上了上海太古仓的大班。这个老婆生过二个男孩，都夭折了；这老婆生的四个女儿，也就是老爸的二姑、三姑、四姑、五姑，从小在上海长大，个个貌美如花 ！老爸的父亲蔡伯良、老爸的大姑蔡金梅从小在珠海乡下长大，气质没办法与她们四个相比，在家里的地位自然也没法与她们四个比！

老爸的大姑蔡金梅，并没接受过太多的教育。据我姐蔡小于回忆老爸对她的叙述：蔡金梅成人后，嫁给了一个新加坡华侨的儿子。这个新加坡华侨在新加坡有一条街的商铺，但蔡金梅的丈夫抽大烟，把家业都抽光了，还经常打骂她。蔡金梅并没有儿女，后来因为没办法忍耐家暴，就回到了“娘家”。她回到娘家时，蔡金梅的亲妈早已去世，蔡金梅的后母还在，四姑、五姑这两个异母妹妹还没出嫁。用老爸的话说，回到娘家的大姑蔡金梅在蔡家就是一个“佣人”，在家里没有任何地位！到抗战后期，两个异母妹妹都出嫁了。大约是在抗战胜利回到汉口不久，蔡福滋的后妻也去世了。这之后，蔡福滋就只能完全依靠大女儿蔡金梅的照顾生活了。

实际上，我的老爸就是大姑蔡金梅拉扯大的。我们的爷爷蔡伯良和蔡金梅是同父同母的兄妹。人如其名，蔡伯良生性纯良懦弱，命运不济。作为“老蔡家”唯一长大成人的男丁，他应该结过三次婚。前面两次婚姻，都没子嗣。前面两个老婆都是结婚不久就去世了。老爸的祖父蔡福滋起初希望自己这个唯一长大成人的儿子也像他一样去洋行打工。可蔡伯良虽然英文水平很高，但一直没胆量到洋行打工，这让蔡福滋对儿子有些失望。直到三十多岁，蔡伯良续弦了我的奶奶，才有了伯父蔡兆基、我老爸蔡兆裘、一个叔叔(夭折)、一个姑姑(夭折)四个孩子。我奶奶在生下四个孩子后，也不久就在珠海乡下去世了。老爸说:他妈长什么样，他没有一点印象！……有一次，我们的堂姑婆云姑婆（蔡绮云）曾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奶奶是被乡下土匪掳走后，不知所踪的。因为当时老爸他们年纪太小，才没告诉他们这个实际情况的！再后来，大约在抗战后期，我祖父蔡伯良四个孩子中，老爸最小的妹妹(叫小燕子)在上栅乡下得了肺炎，三四岁就病故了；老爸的弟弟在湖南东安教养院因“打摆子”（疟疾），大约8、9岁时病死；最后，四个孩子只剩下老爸蔡兆裘和伯父蔡兆基存活下来。云姑婆和大姑婆都没孩子。当时伯父蔡兆基随东安教养院去了重庆。因此，蔡兆基就过继给了当时身在重庆的云姑婆。老爸因为“打摆子”被送回长沙爷爷蔡福滋家。自此直到1949年汉口解放后参军，老爸一直都和爷爷蔡福滋住一起。当时我祖父蔡伯良虽然人在汉口，但却单独住在商铺楼上，很少回家。所以，老爸就由大姑婆蔡金梅抚养了。老爸说：他自己从小体弱多病，没有大姑婆的关爱，他不一定能长大成人！1955年1月，部队军官从供给制变成薪金制后，老爸自己每个月开始有工资了。从那时起，每个月一拿到工资，老爸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寄生活费给爷爷蔡福滋和大姑蔡金梅，一直到二老去世。解放后，特别是二老回到珠海上栅村后，蔡福滋和蔡金梅基本上是靠老爸寄来的生活费生活！1961年，蔡福滋去世后，蔡金梅一直孤居在上栅二围一巷的老房子里。1969年，我在广州出生。为了找人带我，老爸曾邀请蔡金梅来广州一起居住。但蔡金梅并不愿意离开上栅。

据老爸说，蔡金梅是个烹饪高手，不仅做的饭好吃，还擅长做香山传统糕点！回到上栅村后，大姑婆经常做千层糕、茶果、粽子之类的糕点拿到村里的市场上卖，以换取一些钱来补充家用！当时在上栅村，人们都说:蔡福滋最有福，是村里的老人吃得最好的。

1979年大年三十晚，蔡金梅在上栅二围一巷家中孤单地死去。因为教育背景和性格不合的原因，蔡金梅一直和蔡绮云关系不大融洽。但蔡金梅去世时，上栅村里只有蔡绮云一个直系亲人。蔡金梅去世第二天刚好是大年初一，蔡绮云不得不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地找人操办蔡金梅的后事。……我曾经听到过云姑婆蔡绮云不只一次向老爸报怨:蔡金梅一辈子害人，连死了都要拖累她！

后来，蔡绮云在整理蔡金梅遗物时，发现了一张在澳门的银行存有巨额银元(好像是十万光洋，具体数目记不清了)的存折。据我姐蔡小于回忆：这个存折是放在蔡金梅睡觉用的空心瓷枕（当时一些广东老人特别喜欢用的一种瓷枕）里的。直到这个时候，老蔡家的其他人才恍然大悟，彻底明白当年蔡金梅一定坚持要带着已经糊里糊涂的老父亲蔡福滋从汉口返回上栅的真实目的。实际上，孤苦无靠的蔡金梅不相信老蔡家里的任何一个人。蔡金梅回到上栅的目的，就是想自己找机会回澳门取出那笔存款。据当年与老爸二姑丈相熟的一个银行朋友计算:按过往澳门银行正常利息换算，这笔存款累计下来，当时大约价值200多万港币。为了这笔存款，老爸二姑的大女儿、老爸的大表姐梁慧珠专门去澳门找到澳门那家银行当时己经退休的50年代的老行长，希望能兑现这笔存款。结果，这个行长告诉梁慧珠：因为这笔存款当初存的是光洋（袁大头）。解放后，光洋己不再是新中国的法定流通货币，所以这个存款的银行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己按法律规定在各大报纸上广为公告:要求储户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将光洋按官方的比例兑换成澳门币，否则，视作废币。当时，内地与澳门早己切断联系，蔡金梅自然不知道相关信息。这笔巨款至此变为了一张废纸！……

图中的情景就是蔡福滋和蔡金梅过去居住房子的现状，残垣断壁、杂草丛生！2003年10月，老爸、老妈和我们一起回上栅，我妈看到这个情景，感慨了好久！我妈觉得:大姑婆这一辈子过得太悽惨了！

老爸的堂姑蔡绮云和姑夫黄友达

老爸的祖父蔡福滋有个小弟。老爸的这位叔公叫什名字，我们一直没搞清楚。当年在汉口，老爸的这位叔公就租住在哥哥蔡福滋家的楼上。老爸的叔公没有儿子，只有蔡绮云一个女儿。老爸称她云姑，我们则称她云姑婆。抗战后期，我的伯父蔡兆基随湖南东安教养院从湖南九死一生逃到重庆，幸好得到当时在重庆的蔡绮云搭救，才得以存活。于是，我的伯伯蔡兆基就被过继给了蔡绮云，做了老爸这位叔公的孙子。

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蔡绮云早年在上海读的中学。抗战时，老爸的叔公，也就是云姑婆的父亲在重庆卜内门洋行做大班，蔡绮云随父亲在渝做护士。由于兵荒马乱，蔡绮云当时己经三十多岁，但依然单身。云姑婆曾经告诉我们姐妹:那时她母亲很为她担心，一到过年派“利是”的时候，就唠叨她！直到蔡绮云在重庆遇到了黄友达。

黄友达是老蔡家老家珠海上栅村旁边的东岸村人。黄友达本人是武汉大学活动房屋专业的毕业生，长得一表人才。抗战时，他在重庆国民党的兵工厂里工作，是一个负责营建活动房屋的工程师。后来，他和云姑婆在重庆结婚。抗战后，云姑婆两口子又和老爸的叔公、叔婆一起回到了武汉。解放后，黄友达先后参加了“鞍钢”、“包钢”大会战。后来，他留在“包钢”做工程师，主要负责营建活动房屋。1957年“大鸣大放”时，单纯的黄友达带头鸣放,批评领导，成为第一批“右派”。黄友达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面子薄，一被点名批评，就立即申请辞掉公职回乡务农。大约1959年前后，蔡绮云黄友达夫妇和他们的父母，也就是我老爸的叔公叔婆一家，便回到了老家珠海上栅村。黄友达成了东岸村的农民，蔡绮云在上栅村里的民办小学做民办教师。

蔡绮云夫妇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女。抗战胜利前后，除了过继的蔡兆基，他们还领养了一个女儿。这女孩的父亲姓鲁、母亲姓梁，也是广东香山上栅村人，好像与老爸的二姑丈是同宗。这夫妇两个都是当年的共产党。这个女孩刚出生不久，她父母就要从重庆坐船去新四军苏北根据地。因此，只能把刚出生的女儿交给一个相熟的好人家领养。……八十年代中，有一次，我们在家旁听了黄友达述诉当时和女儿的母亲假扮夫妻，送她从重庆登船和在船上交接襁褓中的孩子的过程。真的和看一部讲述地下党题材的电影差不多的！当时的共产党人，确实是舍家取义！……这女孩，后来取名黄嘉丽，一直在蔡绮云夫妇身边长大。解放后，黄嘉丽的亲生父母，后来在北京工作。她的父亲还一直是跟随在彭真身边工作的高级干部，当时好像是在最高法院。文革期间，彭真被打倒。她的亲生父母又被下放到广州的暨南大学工作。解放后，黄嘉丽曾经被接回到亲生父母家中生活，改姓鲁。因此，嘉丽曾随亲生父母回到广州，在执信中学就读中学。当时，嘉丽下面又有了几个弟弟妹妹，因为生活习惯不同，兄弟姐妹之间难免产生矛盾。中学毕业后，嘉丽就又回到了蔡绮云夫妇身边，和蔡绮云夫妇一起居住在珠海上栅村，她也在上栅村办小学教过书。文革后期直到退休，嘉丽都在广州市化工局工作。嘉丽的女儿阿姗基本是由蔡绮云夫妇和蔡绮云的母亲带大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嘉丽分到了一套在广州市东川路的宿舍，房子不大，蔡绮云夫妇就基本住在广州帮女儿黄嘉丽带外孙女阿姗。1984年暑假，我正好是初三升高中，阿姗还在读小学，她在我家住了挺长一段时间。阿姗告诉我:太婆快不行了！公公婆婆（蔡绮云夫妇）回珠海乡下处理后事了！处理完后事后，云姑婆和姑丈公两个一起，来我家住了几天。……由于青少年与众不同的经历，导致嘉丽的脾性也有些与众不同，因此，她的婚姻生活并不太顺利。她经历过二段婚姻的离合，导致她的情绪相对不太稳定，最终致使蔡绮云夫妇无法在她家安稳生活下去，只能选择到郑州投奔养子我的伯父蔡兆基。

1979年，“包钢”落实政策，为黄友达摘掉了右派帽子，并帮他办理了退休手续。每月，黄友达都能从“包钢”领到退休金。不久，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黄友达的事业倒迎来了“第二春”。一天，黄友达在报纸上看到:当时在广州市东坑的白云山集团下属的活动房屋厂招聘工程师。虽然己时隔二十多年，黄友达的技术还没丢。依据广告，他认为自己除了年龄近70之外，其他都符合条件。于是，他就去应聘。那时候，活动房屋人才严重紧缺，加上黄友达二十多年在乡下务农，练就了一个健壮的身体，他的头脑还依然敏捷。这一切让黄友达在古稀之年成为了白云活动房屋厂的工程师。八十年代初，黄友达作为工厂的特殊人才，在东坑厂区旁边分得一间一居室的宿舍。因此，蔡绮云夫妇就搬过来东坑居住。东坑离我们当时麒麟岗的家乘公共汽车只有一站。当时老爸也己经离休。于是，老爸每周都会去堂姑云姑婆家坐坐，我们姐妹逢年过节或者是放假时也会随老爸去姑婆家。

大约是在1993年，黄友达己经八十岁。在他再次工作了十多年后，黄友达正式从活动房屋厂退休，他在东坑的宿舍也要退还工厂。养女黄嘉丽的家里，也己经没有两个老人的容身之所。在我伯父、云姑婆的养子蔡兆基的安排下，蔡绮云夫妇到郑州单独借住在蔡兆基二女儿莉莉姐的一套居室内。1993年秋，老爸和老妈曾经专门到郑州看望了蔡绮云夫妇。当时，他们俩状态还不错。但在老爸、老妈回到广州几个月后，云姑婆就突然病故。之后不久，黄友达因无法独自在郑州居住，由友人安排住进了珠海前山一间养老院。1995年10月下旬，因为想与云姑婆合葬在郑州，黄友达又在我伯伯蔡兆基安排下住进了郑州市郊一个专门接收五保户的敬老院。最后，黄友达也是去世在郑州，所有后事都是我伯伯蔡兆基一家处理的。……后来，每次谈论到云姑婆夫妇，我老妈都会感叹：“老年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窝！”

珠海上栅村，如今对我姐和我而言，早己是他乡的故乡了！

2003年10月，我们有了自己的私家车，老爸时隔24年才和我们一起回了一次上栅。我和我妈都是第一次回上栅。现在的村史馆和乡约祠，当年还是村委员会的办公室，前面还有一棵大榕树和一个不算大的池塘。老爸还指着乡约祠说:“这里以前是做塑料花的工厂”。当时的上栅比现在古朴。路上还遇到一个比老爸年纪稍大，小时候曾是我伯伯蔡兆基玩伴的老伯。这个老伯热心地带我们去找老蔡家在二围一巷的老房子。其间，路过其中一个路边的老房子，老爸告诉我们:当年那是云姑婆蔡绮云家的房子。接着走了不远，拐进二围一巷就见到了老爸家的老房子。当年的老房子如今房顶己经全部没有了，只剩下地基，杂草丛生。我妈想进去看看，老伯说:不要进去了，里面有蛇！……老爸还带我们去到二围一巷尽头，指着靠中珠桥小河边的一小片竹林，说:以前这里是一大片的竹林，经常有白鹤到这河边觅食…….

2023年11月25日，我和我姐蔡小于又一起来到了上栅村。离上次已经时隔了整整二十年，上栅村又有了很大变化。乡约祠己经成为景点，门前大榕树己经不见踪影，池塘被填平成了球场！我们己经完全认不到路，只能找到社区办公室，一位正在值班的女社区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不是上柵村人。于是，她打电话给上栅村一位姓蔡的退休老书记。对于我们的上一辈人，如：蔡福滋、蔡金梅，老书记都说不知道，我们俩一下感到无从下手:难道老蔡家就这样隐入尘烟了……突然，我想起:云姑婆曾经在上栅村当过小学老师。我马上说出:蔡绮云，老书记立马说:认识！后来，在社区主任的带领下，我们来到老书记家。这时，我们才发现老书记家就在老爸家老房子的后面。老书记用他浓重的石歧话告诉我们:以前蔡绮云教过他语文。后来，蔡绮云搬到广州去住了。老书记还说:他听他的上一辈人讲，前面那个老房子里有个老人活到九十多岁才去世……一切都对上了，只是我们并不太清楚老爸他这一支蔡姓的具体情况。我提出想看看族谱，社区主任说:因为村史馆正在装修，族谱在一个叫蔡棣宏的村干部家里，可蔡棣宏当时在外地。社区主任就把蔡棣宏的手机号码给我，让我和他联系。之后，我曾多次与蔡棣宏通话，是他告诉我：上栅村蔡家的派语是“应宪汝杰嘉扬丽元履阶英华”。但由于族谱不全，我仍然没找到我们这支老蔡家在上栅村的渊源！对我们俩姐妹而言，上栅村早己是他乡了！在上栅村，我爸这支老蔡家基本己经无人知晓了！

2023年11月23日我们再次回到了上栅村！

上栅村里，云姑婆的故居

二、汉口，老蔡家曾是汉口最大的五金商

在民国的历史上，只有上海和武汉两个城市曾经在城市名字前面冠以“大”字。民国时期，“大武汉”以及“大汉口”曾经声名远播。老蔡家源于香山上栅，起于民国初期的上海，兴于民国黄金年代的汉口。据老爸的口述:老爸的祖父、我的曾祖父蔡福滋在上海做到了太古洋行码头仓库大班之位。本来，蔡福滋想让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祖父蔡伯良继承自己的衣钵，到洋行谋生，但性格懦弱的蔡伯良一直不敢到洋行谋职。后来，蔡福滋从上海太古码头仓库大班之位退休，拿到了一笔价值不菲的退休金。其时正逢汉口商业兴起，蔡福滋就用这笔退休金在汉口最兴旺的商业街上开办了自己的五金店。按老爸的描述，这个五金店是汉口当时最大的五金店，店铺开在最旺的商业街头。至于蔡福滋什么时候开的，五金店叫什么，我记不清了，只隐约记得有个“昌”字。老爸还说:抗战后，由于实力大减，老蔡家已经不能独立开店，只能选择与他人合开五金店，因此命名“联昌”。

这几年，我一直想方设法查找当年老蔡家在汉口五金店的信息与资料，可总是一无所获。直到最近，搜到网上武汉数字地方志中《关于江汉区五金行业的沿革》一文。其中，有如下记载:五金业 初由个体红炉锻冶铁品，后发展为经营土钢、铁品商户。明代，广东铁货走销境域。清中叶，境内始有自产自销红炉铁品，铁业商号在集稼嘴一带。外地客商一般以山货、药材、土特产品换购土铁土钢及铁品。随后，铁号向黄陂街、民权路、广益桥、长堤街延展，成为铁业交易中心。光绪十一年（1885年）后，进口铁、钢流入，五金商号遂向临近租界的花楼街、江汉路附近发展，成为五金交易频繁之地。民国10年（1921年），铜人像附近的义协昌（今首创螺丝店）开业。30～40年代，美新、福泰、全福兴、刘祥记等五金店在民生路、中山大道沿线开业。武汉解放后至1956年前，境内有五金店131户。1957年公私合营后，全区有五金店42家，其中建设、建新、立新、首创等店过渡为国营商店。首创螺丝商店货源充足，品种齐全，与全国1000多个厂家用户建有长期合作关系。兼营普钢、中碳钢、高碳钢、不锈钢钢制标准件和铝制标准件。年销售额400万元左右，在全国同行业中享有“螺丝大王”之称。

我又到百度用AI助手搜了一下“民国汉口铜人像附近义协昌螺丝店‌”，得出文字如下：位于铜人像附近，是首创螺丝商店的早期形式，开业于1921年。该店货源充足，品种齐全，与全国1000多个厂家用户建有长期合作关系，被誉为“螺丝大王”。

我推断:老蔡家在汉口经营的五金店，很可能就是这个位于汉口铜人像附近的“义协昌螺丝商店”！

能寻找到的与“义协昌”相关的信息与资料

汉口的铜人像，在汉口六渡桥的三民路、民权路、民族路交汇处。武汉人都知道有一个“铜人像”，它就是孙中山先生的铜像。铜人像落地六渡桥，源于纪念孙中山先生，修筑了民生、民权、民族和三民路。此铜像是继武昌阅马场孙中山铜像后，在武汉塑造的第二座孙中山的铜像，建成于1933年。1992年定为湖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铜像对面是日租界。铜人像不仅是汉口的地标建筑，还在历史上见证了多个重要事件。例如，1944年日军俘获了几名跳伞的美军飞行员，并将他们拖到铜人像示众，甚至浇上汽油点火戏弄，这激怒并引起了美机对日租界进行报复性轰炸‌。抗战期间，为防止日军抢掠，蔡福滋的儿子、我的祖父蔡伯良特意把五金店大部分的存货都存放在临近的日租界内的仓库，以防不测。但人算不如天算，大部分的存货就是在1944年这次美军对日军、对日租界报复性轰炸中灰飞烟灭！

1921年，“义协昌”开业，“铜人像”是1933年才建成。但老爸的祖父、我的曾祖父蔡福滋能在十多年前就选址在“铜人像”附近的长堤街开店，足见蔡福滋当时的商业眼光、实力和魄力！同时，他能及时准确地捕捉到“螺丝”是当时汉口五金市场的空白点，并把“螺丝”作为自己五金店的主打品类。这说明蔡福滋有较强、较开阔的商业眼光和洞察力。

下图这两张发票，是我从网上淘到的。一张是1952年联昌五金号开出的，上面标明店铺地址:汉口长堤街1103号；另一张是1966年武汉公私合营义协昌螺丝商店开出的，店铺地址是汉口长堤街994号。两个商铺都在长堤街，而且门牌号还十分相近。因为时间相距十多年，我怀疑甚至可能是同一铺位，只是门牌编号略有不同而己。这似乎更证明了我的推测:抗战胜利后，老蔡家无力独自经营“义协昌”。于是，与别家联营“联昌五金号”，1952年的发票为证。1958年公私合营后，义协昌作为五金业的知名品牌，又恢复老号“义协昌”。到八十年代改名“首创螺丝”，中间“首创螺丝商店”的相片也是我在湖北商业厅主编的湖北省商业简志《五金商业志》中找到的。

老爸的二姑丈，是汉口赞育药房的大班。抗战胜利后，老爸的暑假基本上就在汉口赞育汽水厂打工。

1997年，整体打捞出水的中山舰中发现了两瓶原封未动、滴水未漏的饮料。其中一瓶就是“汉口赞育汽水厂”生产的汽水，瓶之形制与当今的汽水瓶相似，铁皮瓶盖，周围以赔密封，瓶身有阳纹汉口赞育汽水厂”及小女孩的头像商标图案，图案周围是英文字，瓶内液体汽水约占整个瓶高的三分之二，已呈褐黄色。这瓶保存完好的汽水，目前存放于中山舰博物馆。我下次去武汉，一定去中山舰博物馆，看看老爸叨念了一辈子的“赞育汽水”！

汉口赞育汽水厂是武汉冷行业史上第一家采用机器制作汽水的冷饮厂，也是抗日战争胜利前武汉乃至湖北地区最大的两家机制汽水厂之一，另一家就是和利汽水厂。赞育汽水厂旧址位于汉口洞庭街107号，属文艺复兴式建筑风格，建于1918年，三层砖木结构，房屋内壁炉、门窗、楼梯、烟囱等都保存完好。与和利汽水厂一样，赞育汽水厂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武汉市一级工业遗产。赞育汽水厂（附属于赞育药房），位于法租界。该厂的全部机器设备从英国进口，日产汽水1000打，与和利汽水厂争夺市场。1949年底停产。　　

汉口赞育药房，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车站路与洞庭街交汇处。建于1913年，原名屈臣氏药房。三层砖木结构楼房。该药房是武汉地区现存最早的西药药房之一。它是当年武汉三镇设备最好、贮藏最全、零售量最大的药房，为武汉首家西医诊所普爱医院提供大部分的用药。

老爸的二姑丈姓梁，他的名字我不清楚。我姐记得：他是上栅村梁氏家族的人。老爸的二姑丈在屈臣氏药房(赞育药房)是从小学徒做起的经理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广州见过他两次。他的个子不高，面容清瘦，两眼有神，话语不多，有种让人感觉“不怒自威”的气场。二姑丈公没有云姑丈公那么和蔼可亲。现在想来，二姑丈公年轻时应该是个相当精明的经理人。

屈臣氏药房，总店系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于香港设立的香港药房。屈臣氏上海的分店（A.S.Watson & Co.Ltd “The Shanghai Pharmacy”），咸丰十年（1860年），由英国华生医生（A.S.Watson）开设，地址南京路16号。开办时资本由总店调拨。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除香港总店和上海分店外，在广州、汉口、长沙、南京、厦门、汕头、北京、天津、济南、九江、福州、杭州、宁波、镇江、烟台、梧州、南昌、淡水、佛山、苏州等地，设立分店或联号22处。依据网上关于二姑丈公的大女儿梁慧珠相关资料，梁慧珠1925年生于北京，因其父生意的关系，在湖南、湖北和四川数省间流转，上海、武汉和成都都曾经留下她的足迹。可以推断:二姑丈公应该是在1924年左右在汉口与老爸的二姑结婚的。据云姑婆蔡绮云说：老爸的五个姑姑里，二姑最漂亮，长得像当时电影明星胡蝶。二姑嫁给二姑丈，应该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二姑丈公应该是当时屈臣氏药房的业务骨干，他曾经参与了国内不少地方屈臣氏分店的管理。抗战前后，二姑丈公应该主要在汉口。据老爸回忆:抗战前，二姑丈公曾经和别人合股在汉口开了一间名叫“黑猫”的舞厅，曾经风靡一时。1937年武汉会战时，黑猫舞厅被日军飞机炸弹摧毁。武汉沦陷之后，二姑婆和二姑丈公与我的爷爷蔡伯良一起都没有离开武汉，而是住在武汉近郊的农村，以便随时进城处理生意上的问题。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生意人真的不好做，真可谓“提着脑袋赚钱”！

老爸有时很时尚。上世纪80年代，老爸最喜欢喝的汽水是广州亚洲汽水厂出品的沙示汽水。这种汽水的颜色是深褐色，因为是用一种草药制成，有清热治感冒的功效，喝进口里会有风油精的味道。老爸一喝“沙示汽水”，就会说起:抗战胜利后，他在汉口一男中上学时，一放暑假就到二姑丈公的“赞育汽水厂”用自行车帮忙送汽水的故事。据老爸回忆:赞育汽水有三个口味:黄色的橙汁、白色的柠汁、黑色的沙示。老外最喜欢“沙示”。一打汽水大约卖一块“光洋”，一个夏季大约十万打的销量。二姑丈公只需要上交五万打汽水的利润给公司，剩下的利润由二姑丈公、一个名叫“Doctor Black”的犹太药剂师，汉口中统的负责人分成。一个夏季，二姑丈公从汽水厂能拿到近万元的分红。当时汉口中统的势力很大，汉口香山同乡会每年都会在汉口冠生园聚会聚餐，汉口中统每次都会派人一旁监视。为保平安，二姑丈公必须给汉口中统的负责人分红。

老爸在汉口一男中上学时的学费和零花钱，主要来源于暑期打工送汽水所得和奖学金，基本没花家里的钱。当时的汉口，江湖险恶。送汽水不仅是体力活，还需要打醒起十二份精神。当年送货小哥和客户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一天下来，送货小哥要到钱庄柜台把一天内收到的现款换成银票，再回厂报帐。起初，老爸交钱到钱庄柜台时总是会少几块钱。慢慢的，老爸才发现：柜台掌柜欺负老爸年纪小，会趁老爸没留意的一瞬间快速地把几块钱顺进自己的袖口里。发现这个秘密之后，每次交钱时，老爸就眼睛一眨不眨地盯死那个掌柜，让他没有机会偷钱。汉口夏天酷热，一到酷暑，老爸就在汽水厂睡觉。老爸说:因为汽水厂楼层高，凉快很多！我看资料:现在汽水厂二楼被改造成了“民宿”！下次去武汉，我准备去那个民宿住一下！

老蔡家曾经长期租住在汉口花楼街

花楼街，原指江汉路至民生路段的后花楼。民国以后，将中、西段的白布街、花布街并入，统称为花楼街。今黄陂街下段称前花楼街，今江汉路至民生路段称后花楼街。花楼街作为汉口保存时间最长的老街之一，就是汉口的缩影。花楼街可追溯到1861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花楼街名字的由来，并不是花街柳巷的附会，是因为这里的建筑多有令人眼花缭乱的雕花图案，故被赞为“花楼”。晚清以后，后花楼一直是繁荣的商业中心，名牌名店林立。九如斋的辣子油、菌子油，独家经营，别无分店；金同仁中药号，位列汉口十大中药店之一；老四季美号称汤包大王，莫不是名噪一时的名店。到1980年以后，这里成了老旧棚户区。近20年来，花楼街一直在面临拆迁，随着一栋栋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这里的老武汉生活也渐渐远去。

2003年，我出差去武汉，专门去汉口找过老蔡家曾租住的花楼街挑子街，可我没有找到。2003年的武汉到处烟尘滚滚，正在大拆大建中，我估计挑子街那时己经拆了。当时，老爸告诉我:以前汉口的很多地名都是因为手工业作坊集中而形成的，比如筷子街、打铜街、五彩巷、破布街、袜子街、剪子街……挑子街就是卖扁担、挑子的。最近，我在网上淘到一张1938年汉口街道详图，也没有找到挑子街。我感觉应该在前花楼街剪子街附近，现在肯定拆了。

热干面，是老爸经常挂在嘴边的老汉口美食。老爸告诉我:那时卖热干面的小贩都是挑个担子，一头放个小煤炉，另一头放着原料，沿街叫卖。听到叫卖声，如果想吃，老爸就会在楼上叫停小贩，用勾绳把装着钱的竹篮吊放下去。小贩收了钱后，就现场用小煤炉做好热干面，再把用碗装着热腾腾的面放入篮子里，然后老爸在楼上用绳把篮子拉上来……民国时的花楼街真的很有烟火气！

“到四季美，吃蟹黄包”，是老蔡家秋季在汉口的重要节目。我曾经听云姑婆说过:在她小的时候，一到蟹黄时，大哥(我的祖父蔡伯良)就带二姑、三姑、四姑、牵着五姑、抱着云姑到四季美吃蟹黄包……2018年5月，我们姐妹和我妈去武汉专门吃了四季美的包子。5月不是季节，没蟹黄包。这是我们的一大遗憾！

在云姑婆口里:我爷爷蔡伯良是个好大哥，特别喜欢甜食。抗战胜利后，汉口满大街都在倒卖美国援华军用物资，有:午餐肉罐头、奶粉、咖啡、阿华田、美禄。老爸的父亲、我的祖父蔡伯良最喜欢阿华田、美禄。每次去云姑婆家，云姑婆的父亲太叔公总会冲阿华田或美禄还要再加糖来招呼蔡伯良。

在汉口，我爷爷蔡伯良并没有和我老爸一起住。老爸和他爷爷蔡福滋、他大姑蔡金梅住在花楼街。蔡伯良自己住在店铺的楼上。云姑丈公黄友达告诉我们:我祖父蔡伯良去世那天是突然发病的。当时，黄友达匆匆带着我老爸赶到蔡伯良住所时，蔡伯良己经说不出话，用手指着密码箱。黄友达打开密码箱，里面有一大包金器，我祖父再指了指老爸，意思是这些金器是留给我伯伯和老爸两兄弟的。当时老爸年纪不大，后来那一大包金器就交由大姑婆蔡金梅保存。到了蔡福滋在上栅村去世之后，在办理丧事时，云姑婆要求大姑婆把那包金器拿出来分给我伯伯蔡兆基和老爸两兄弟。结果就只剩下几件了。后来，剩下的这几件金器，我老爸一件也没要，全给了我伯伯蔡兆基。云姑婆一直对大姑婆蔡金梅十分不满，以为大姑婆私吞了那些金器。当着云姑婆的面，老爸从来没有反驳。但老爸私下和我说:解放后，老爸的祖父蔡福滋和大姑婆蔡金梅只靠我老爸每月的汇款生活，应该不太够。大姑婆只能变卖这些金器过日子。老爸就是这样的人，言语不多，但心里很明白。

1949年汉口解放后，老爸在汉口一男中参军

坐落在汉口民主一街的武汉市一中教学大楼，曾经是老汉口地标性建筑。武汉一中，于1931年正式创建,时名“汉口市立中学”。因学生全部是男生，也就被称为“一男中”。抗战胜利后，汉口市立中学复课，同时将伪武汉特别市立一中并入，易名“汉口第一中学”，校址即现在的前进四路与民主一街交汇处。1946年7月，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钱瑛派中共党员陈梅影到一中担任地理教师，以职业为掩护做地下学运工作。不久地下党胡进吾、陈育和张师韩也先后到一中任课并领导学运，张兆贺（张孟林）还被发展为学校第一位学生地下党员。解放前夕，武汉地下党领导学生开展地下学运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全校有30多名进步学生参加了“新青联”和“新民先”。

老爸曾经告诉我:民国时，汉口一男中入学考试的考题比其他学校难很多。民国时没有统考，都是各个中学独自出题。考生要到报考的学校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考。老爸当年报考了三个中学，一男中的试题比另外两个学校难很多，老爸还是考上了。当时，一男中的老师水平也很高，教老爸大代数的老师，竟然用英文给他们上课。学生们都听不大懂，只得私下买中文版课本自学！老爸在一男中的成绩门门都优良。当时汉口香山同乡会向香山籍学子成绩优良者发放奖学金，老爸每个学期都能领到奖学金。

在汉口一男中时，老爸的业余爱好有三个:看电影、打台球和踢足球。抗战后，汉口的大戏院主要以放好莱坞电影为主。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到寒暑假，电视台就会播放一些好莱坞经典旧片。我惊奇地发现:很多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经典片，比如:《魂断蓝桥》、《鸳梦重温》、《出水芙蓉》……老爸早就都看过了。老爸说:当时汉口戏院播放这些好莱坞影片，都是英语原声的；旁边同步打中文字幕。每个戏院都是自己找人翻译。好的戏院会聘高水平的翻译，翻出来的对话就是一首诗一样。台球，对打球人的技术水平和素质都要求比较高。老爸从小到老，都痴迷台球，无论是英式还是美式。以前在汉口一男中，他一有空就会约上好友去打台球。老爸在世的时候，电视台一转播“斯诺克”比赛，老爸就要从头看到尾，几个小时目不转睛，看得津津有味。老干所的桌球，他更是常客。在汉口一男中，老爸和几个好友，还喜欢结伴踢足球。老爸身材并不高大，但人比较灵活，一般踢“后卫”。以前“省港杯”、“世界杯”、“欧洲杯”之类的足球赛，老爸也是逢赛必看。参军后南下到了长沙湖南省军区干部部，老爸还曾经是湖南省军区足球队的主力后卫。当时，湖南省军区足球队的球员以朝鲜人居多。这批四野部队的朝鲜老战士，从延安到东北再南下广东，打遍全中国。听老爸说，在抗美援朝前，这批主要在湖南常德的朝鲜战士，整编成一个朝鲜人师，金日成要，被毛主席还给了金日成。后来，老爸其中一个在湖南军区的战友，抗美援朝期间作为赴朝慰问团的成员，在朝鲜遇到了他们曾经的一个朝鲜球友。当时，这个球友在朝鲜的一个道(相当于我们的省)里做武装部长。据这个球友说:毛主席总共还了三个朝鲜师给金日成。这三个师都参加了1950年6月金日成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战役。美国人仁川登陆后，只有这三个延安朝鲜师是整建制返回的，其它参加南下进攻的朝鲜部队，全部被打垮了。……

老爸说：武汉解放前,一男中的地下党活动己经半公开了。“新青联”、“新民先”这些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己经分发了很多刋物给学生们阅读了。大多数学生都厌恶国民党，心向共产党。后来，一男中高三学生很多都报名参军了，导致当年武汉大学都招不齐学生。所以，当时凡是一男中高二高三学生报武大都可以不用考试。老爸当时是一男中高二学生，他高中没毕业就参军南下了。一男中有不少同学和老爸一起参军南下到了湖南。

老爸当年在一男中的同学，有不少后来都成了栋梁之材。他的一个高中同学参军后被选调外交部，一直是驻外外交官，最后做到多伦多的总领事才离休；另一个由湖南军区保送到人大，后来在北大历史系成了研究“清雍正”的专家；一个上了武汉水利的同学，一直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专家，负责了葛洲坝工程；还有一个在武大毕业的同学，后来去苏联留学，参加了中国核潜艇的技术攻关。到了晚年，老爸还和他在北京外交部以及人大的两个同学有电话来往。老爸去世后，老妈还让我分别致电老爸的这两个同学，通知他们老爸己经过世。

乱世见人心。武汉差不多解放时，老蔡家的人为“避战”几乎都回珠海上栅乡下了。二姑丈公一家则准备去香港。当时，二姑丈公问老爸要不要去香港读大学。老爸说:他要留下来，他准备参加解放军。二姑丈公临离开汉口前,告诉老爸:因为只有你一个人留在汉口。万一所有的钱用完，你可以从凳子之类的小件开始，卖我家里的红木家具。后来局势稳定后，二姑丈公回到汉口家中，看到老爸一件家具都没卖。二姑丈公一直夸“阿裘是个老实人”！

三、澳门是抗战时期日本人唯一不敢侵占的中国城市

澳门一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抗战时期，当时日本人就连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都攻占了，但是日本人就是不敢碰澳门。因为如果日本人动澳门，可能会让日本陷入危机。葡萄牙是中立国，与巴西交好，巴西有大量的日本侨民。日本害怕巴西因此驱逐日本侨民，所以不敢侵占澳门。

抗战期间，澳门因保持中立而获得空前的繁荣。欧美及东南亚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澳门，并通过澳门转运入中国内地。此时澳门的界址不明，成为对中、葡双方都非常有利的因素。因为澳门位处西江流域出海地区，不但河道纵横，而且海口众多，外海岛屿星罗棋布，内陆桑田鱼塘果园密集，最适宜于走私活动，日军由于人数有限而无法进行阻拦。再加上界址不明，日方连批评葡方纵容走私的机会都没有。不过，日军也并未完全尊重澳门的中立地位。澳葡当局在日军的强大压力下，也不得不与日军存在一定程度的妥协，严禁中国人民在澳门进行任何抗日活动。同时，澳葡以中立国的身份，也为日军侵华提供了方便。他们一方面允许日舰停泊澳门港并供应其给养，任由日军假道澳门入侵中山县;另一方面却极力反对中国在澳门附近设防。

澳门火船头旁边的夜呣街，是抗战时老蔡家租住过的地方

火船头街，位于澳门半岛西侧内港中段。“火船”，是粤语“轮船”之意，“头”，即码头。该街道即因系轮船码头区而得名。上个世纪20～30年代以后一直是港澳和穗澳轮船码头和岐关车站所在地，又因靠近新马路、十月初五日街等商业中心，附近酒店众多，旅客人来人往，是澳门半岛繁盛街道之一。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后，港澳码头迁往外港，热闹程度有所减弱。开往广州和江门的轮船码头、岐关车站仍在那里。另外，还有一艘“澳门皇宫”娱乐博彩船（1999年中迁至外港）和几家酒店，仍是内港繁盛的街道。

夜呣街，是一条古色古香的小巷，名字来自澳门土生葡人富商甘博亚（中文名夜呣）。他在18世纪末去世后，澳门将奥斯定堂前地附近的一条街命名为“甘博亚街（Rua do Gambõa）”，华人则称之为夜呣街。夜呣街拥有古典的青砖门楼，与周边的民居融为一体。

1938年，为了就近照顾各自的生意，老爸的父亲蔡伯良和老爸的二姑、二姑丈冒着战火在汉口近郊租屋居住。老爸的三姑随丈夫薛纯武在长沙参加长沙保卫战。老爸的叔公一家在重庆。老爸的祖父蔡福滋携大部分老蔡家的人租住在澳门火船头旁边的夜呣街附近。据老爸回忆:后来，到澳门避难的人越来越多，弹丸之地的澳门一下子变得一房难求。由于比较早去到澳门避难，老蔡家才有机会租住在火船头附近。这里有歧关车可以直达香山，交通十分便利。

老爸因为是军队离休干部，退休后也没有机会再回过澳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干休所组织老干部到珠海参观。老爸才有机会乘船近观了一下澳门。2000年春节期间，我和我妈去泰国旅游，回程顺路去香港和澳门旅游。我和我妈专门找了火船头附近的一个酒店住下。第二天一早，我们在酒店不远处，找到了夜呣街。我当时用手机和老爸通话，老爸告诉我:以前夜呣街青砖门楼下有几个书报摊。他经常在那儿看小人书。夜呣街走到尽头，往山上走就是“大山巴”。当年，老爸和伯伯蔡兆基就是在“大山巴”附近的陶英小学上学；老爸的表姐梁慧珠、梁慧玲则在“大山巴”对面的圣若瑟女中上学。

老蔡两兄弟在澳门的少儿往事

老爸和伯伯蔡兆基两兄弟，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但这两兄弟绝对是同根不同枝的两个品种。老爸身弱好静、勤思好学；伯伯则天生对一切与机械、运动有关的东西感兴趣，动手能力超强，但对读书则提不起一点兴趣。老爸和我说:刚到澳门时，老爸入读陶英小学一年级，伯伯入读三年级；到1942年他们离开澳门时，老爸小学刚好毕业，伯伯还在读三年级。伯伯除了劳作课、体育课优秀外，其他门门功课都不及格。伯伯动手能力，则真的非常强，他在劳作课上做的船模小木船，真的可以在水盆里航行。老蔡家在夜呣街租住的房子对面有家修车行，旁边有家西饼店。修车师傅们三班倒，二十四小时都在修车，伯伯总是通宵达旦在一旁观看师傅们修车，时不时帮师傅递下扳手。一开始，几个姑婆发现伯伯不在家，总是到处去找伯伯。后来，全家人都知道:伯伯如果不在家，就是在修车行。修车行上上下下都认识伯伯。一般修车到半夜，车行会安排师傅们吃宵夜。宵夜基本就是旁边西饼店低价处理的面包或西点(比如:不成形但质量很好的蛋挞之类)。如果伯伯在旁边跟着师傅们修车到半夜，一般师傅们会让伯伯带上一两合西点回家。老爸只要一吃到好吃的西点就会提起在澳门吃过修车师傅们给的西点。在澳门，伯伯还经常找个理由就不上课，然后自己坐歧关车，回上栅乡下呆几天，和村里的孩子一起抓鱼打鸟。老爸则比较老实，一般只是放寒暑假或清明祭祖才回乡。所以，伯伯比老爸更熟悉上栅乡下的情况。在澳门，虽然小小年纪，伯伯还是有点江湖气的。伯伯曾经带老爸去当时火船头附近的赌场，拣赌客掉在地上绑赌场筹码的橡皮筋；在澳门被日军封锁而缺粮的日子里，伯伯甚至带着老爸，跑到火船头码头附近的货场，偷偷在装大米的麻包袋上剪开一个小口子，一人装一小袋米拿回家……

在我看来，伯伯应该是个特殊人才。只是伯伯生不逢时，如果是他在今天，他应该有机会成为“大国工匠”。抗战后期在重庆，伯伯依然读不进书。伯伯的养父母、云姑婆蔡绮云夫妇，对此无计可施。正好黄友达的兵工厂招学徒，并且有两种学徒可选。一种是半工半读:白天在兵工厂的技校学习，晚上上班。技校毕业后，有文凭拿。另一种是全职:跟师傅直接上班，没有文凭。伯伯不肯读半工半读，直接做了全职学徒。很快，伯伯就出师了。伯伯是个相当出色的钳工。解放后，伯伯被调到郑州铁路局做工人。五十年代，郑州铁路局工会组织运动会。伯伯多个运动项目都拿第一。后来，伯伯还带领郑州铁路局运动队到北京参加比赛。郑州铁路局的工会领导曾建议伯伯放弃工人身份，到工会做干部，专门负责组织体育活动。伯伯知道自己坐不住，宁愿每天与机器打交道，不愿做干部。伯伯持有八级钳工证。上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了八级工制度，将工人技术等级分为一级到八级，八级工是最高级别，代表着极高的技能水平和工资待遇。到了60年代以后，八级钳工的评定几乎停止，直到90年代初才又开始大批授予。八十年代中期，伯伯退休了。很多大老板看重伯伯的八级钳工技术，想聘请他做顾问，但都被他一一婉拒了。伯伯的关节已经不允许他太辛苦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的不少同学都先后自费出国留学了。当时，很多人认为我迟早也会出国留学。但老爸对此并不十分热衷。小时候在殖民地澳门做“二等公民”的经历，让老爸一向认为:做“二等公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老爸告诉我:当时他们班上的同学有不少是葡裔孩子。那些葡裔孩子刚认识老爸时，总会问:老爸是哪个妈生的，搞得老爸“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后来才明白，在澳门的葡裔很多都是“一夫多妻”的。老爸还说过:当时澳门陶英小学的老师，很多都是从东北逃难到澳门的大学生。上课时，这些老师就教老爸他们唱《松花江上》、《满江红》之类的抗日歌曲。老爸在澳门陶英小学还参加过一次童子军露营活动。老爸他们当时是从火船头搭船去位于路环岛的黑沙海滩，在黑沙滩搭帐篷露营一晚。老爸告诉我那里的沙子是黑的。我听后很是响往。于是，2002年春节我和老妈去澳门时还专门去了黑沙滩，那儿真的挺幽静！

抗战时的澳门，还有鸦片卖。老爸的爷爷蔡福滋以前在上海做大班时，染上了鸦片烟瘾。在澳门，每天晚上蔡福滋都要在家抽鸦片烟。后来去了长沙，没有鸦片买了，蔡福滋才戒鸦片了。在澳门，老爸的顺德奶奶总是去附近的戏院听粤剧，老爸有时也跟着去。老爸说:在澳门，他跟奶奶现场听过马师曾、红线女的粤剧大戏。

老蔡家逃离澳门的艰辛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澳门也立即风声鹤唳。我听老爸说:当时，澳门的米价暴涨。1942年春，澳门又遭到寒流袭击。饥寒交迫的老百姓成批病死、饿死、冻死，有的家庭甚至全家毙命。小小弹丸之地，还曾经出现过一天死亡400多人的悲惨记录。这时，在湖南打完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三姑丈薛纯武，派他手下的一个情报股长(好像姓梁，是顺德人)到澳门，接应安排老蔡家在澳门的全部家人转移到湖南。老爸告诉我:他们先是在澳门搭乘日本货船“丸红号”，到当时还是法国殖民地的广州湾(即今天的广东湛江)。当时，老蔡家准备了好几箱上等的绸缎，一到岸就交给在海关的法国人。他们一家人才能上岸。然后，从湛江走小路，一家人坐了三天的轿子，才到达广西金田。当时天气炎热，再加上伯伯、老爸和他们的弟弟挤在一个轿子里。为了争抢甘蔗，伯伯和老爸还在轿子里扭打，把人家的轿子都挤坏了。到广西金田后，他们先搭火车去了广西桂林。又从广西桂林再搭火车才到达湖南长沙。后来，我查资料发现:当年周恩来安排在港民主人士撤离，也是先到澳门，再到广州湾，最后去桂林。那个战争年代的颠沛流离，是我们这代人无法想像的！

几十年后，老爸和云姑婆蔡绮云闲谈时，他们事后分析，认为，当年老蔡家其实根本没必要离开澳门。一是因为考虑到巴西日侨问题，最后日本人并没有占领澳门。抗战后期，澳门还是要比湖南安定的。二是薛纯武隐瞒了老爸的三姑（薛纯武当时的妻子）己经难产去世的消息。等到了湖南长沙，老蔡家的人才获知老爸三姑己经去世。再之后，这让老爸的祖父蔡福滋在处理三女婿薛纯武再娶刚刚过世夫人姐姐的女儿、也是蔡福滋大外孙女梁慧珠的问题上，变得比较被动。三是一大家子人从澳门逃到湖南，花掉了老蔡家抗战前那些年的大部分积蓄。

四、在长沙，老蔡家有太多的故事

老爸蔡兆裘是在2014年4月23日去世的。当时由霍建华、杨紫主演的《战长沙》正好首轮热播。这个故事反映的就是抗战时四次长沙保卫战期间，在长沙城发生的一个真实状况:为保平安，许多有头有脸的长沙人家都竞相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国民党的军官。

大约是在1942年7、8月，第三次长沙保卫战完成之后，老蔡家也正是这个时候才从澳门逃难辗转抵达长沙城。到了1944年夏初第四次长沙保卫战之前，老爸的大表姐、老爸二姑的大女儿梁慧珠主动嫁给了自己的三姑父薛纯武，这让老蔡家大失颜面。接着，老爸的五姑、四姑也先后嫁给了国民党的上校军官。在长沙、在湖南，老蔡家真的发生了不少故事！

薛纯武 薛岳的族弟 粤军中的抗日骁将

这是前两年我在网上找到的唯一一张薛纯武的照片。现在己经搜不到这张照片了。从这个照片看，虽然穿着西装，还是能感觉到:薛纯武人如其名，眉宇间有种英武之气，是一个典型的军人。

网上的资料，有的说:薛纯武是薛岳的族侄；有的说:薛纯武是薛岳的族弟。我记得，老爸说:薛纯武是薛岳的族弟。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绰号“老虎仔”，广东韶关乐昌客家人。八年抗战中，薛岳指挥所部共歼灭日军十余万人，堪称抗战期间毙敌最多的中国将领。日本侵华军的总司令冈村宁次曾发出“撼山易，撼薛将军难”的哀叹。由于薛岳的关系，薛氏家族先后有不少子弟参军入伍。抗战后，“”薛家军”中校级以上军官就有27人。其中，一位上将、五位中将、三位少将。 薛纯武是在1948年4月7日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的。

薛纯武（1904～1982）,字蔚然，广东乐昌县九峰小坪石湾子村人。青年时期参加国民革命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抗日战争时期，因作战受伤返回乐昌。民国37年（1948）4月，晋升国民党陆军少将衔。解放前夕，曾任湖南省临武县县长、乐昌县县长等职。1949年11月，与龚楚一起率部向人民政府投诚。后旅居台湾。1982年于台湾逝世，终年78岁。

根据网上关于“抗战时期国军第 1--6军、师、旅、团系列”的资料中可知，抗战时，薛纯武曾任国军第4军90师537团的团长。另外，根据我在网上淘到的《临武抗战记忆》一书中第150页，一个临武抗日老兵回忆说：“我们临武县的县长叫薛纯武，曾在59师当过副团长”。当时，国军第四军最王牌的两个师就是90师和59师。在国军里的薛纯武应该一直是在第四军。

第4军前身，为邓铿创建的广东军队建国粤军第一师。第四军是国民革命军的始创部队之一，更是北伐的主力，在北伐战争中被称为“铁军”。第四军军中，共产党员甚多。其中，由共产党控制的第四军的一部分，参加了南昌起义。欧震作为叶挺独立团2营营长，随叶挺参加了南昌起义。但在起义部队南征潮汕汤坑时，欧震选择了临阵倒戈，投靠了围攻起义军的薛岳，导致起义部队大败。之后，欧震一直是国军名将。

网上有关薛纯武最早的信息，也与第4军有关。网上有一文，题为《张发奎与铁军四军》。这篇文中提到:1930年2月，张发奎率第四军表面隶属桂军，并己成功占领广州湾(如今的湛江)。桂军在北流设防，准备与蒋光鼐、蔡廷锴、余汉谋部决战，并电促张发奎率第四军从广东南路会师合围蒋光鼐。同是广东人，蒋光鼐在张发奎占领广州湾后，派人私下与张发奎商议:希望与桂军议和，一起进攻在广州的陈济棠，然后建立两广联合政府。张发奎同意这一建议。于是，张发奎派出司徒非(张发奎和蒋光鼐的陆小同学)、薛纯武(薛岳的从侄、第四军营长)为代表去蒋光鼐军中谈判。但两个代表见到蒋光鼐时，蒋光鼐的部队已与在北流的桂军和张发奎部打得天昏地暗，不可能和谈了。蒋光鼐就把司徒非和薛纯武扣留起来，在打败桂军和张发奎部后，将两人解送至广州陈济棠处。陈济棠本想处决这两人，幸好陈济棠的参谋长谬培南搭救，才在关押几个月后释放了两人。……经过三天四夜的北流之战，张发奎的第四军损失惨重，只剩下三个团。张发奎任军长兼师长，薛岳、吴奇伟、韩汉英分任团长，原来的团长任营长，营长任连长。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那时的第四军仍是粤军为主要班底，特别是以客家人为主。张发奎、薛岳都是客家人。那时的薛纯武才26岁，但己是这支部队中营连级的骨干。同时，作为薛家军的一员，薛纯武己经具备一定的个人能力和人脉关系。否则，张发奎不会派他去做和谈代表。

按有关国民党第四军的资料显示:1933年1月，蒋介石发动对共产党中央根据地第4次“围剿”，第四军被编为中路军第2纵队，由南城、南丰向梨川、建宁、泰宁侧击，并截击红军主力。1月下旬，陈诚的中路军第1纵队第52、第59师进至黄陂附近被红军包围歼灭。同年5月，陈诚请准蒋介石重建第59师，由韩汉英任师长，拨归第4军建制。此时，该军下辖第59师和第90师，参加了中央苏区第5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长征后，第4军奉命在云、贵、滇、川等省多次参加尾追堵截红军长征的作战。1936年夏“两广事变”爆发后，该军始离开四川，返回贵州附近整训。……至于薛纯武是否参与第四军对红军的围剿，我没有搜到相关资料。我分析:应该有参与。因为老爸告诉我:1937年淞沪会战时，薛纯武己是营长，并且受重伤。后来，薛纯武曾在汉口老蔡家养伤。打日本人，薛纯武还是相当勇猛的！

薛纯武曾经血战淞沪会战和长沙保卫战

从“抗日战争纪念网”上刊登的湖南抗日战争日志(1942年3月)中发现:1942年3月1日 全国慰劳会前线慰劳总团团长居正及第四慰劳团团长于斌一行14人，由重庆经衡阳抵长沙，慰劳长沙全体军民，向有功将士分赠荣誉纪念章(分甲、乙、丙3种)及慰劳金65万元。荣获甲种荣誉纪念章人员一共34人，其中:薛岳名列第一名、李玉堂第三名、薛纯武第十名、方先觉第十四名。由此可见，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薛纯武战功显赫。可惜的是：我查过第三次长沙会战史和国军第四军抗战史，都没有找到有关薛纯武的情况。至于，他什么时候在哪个部队升任副师长，更是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关于薛纯武血战长沙的情况，我没有听老爸说过，大概因为那时老蔡家还在澳门。关于薛纯武血战淞沪的情况，老爸曾经绘声绘色地讲给我听。因为当时还是老爸三姑丈的薛纯武在淞沪会战中负重伤，后来到了汉口老蔡家疗伤。虽然那时老爸只有七岁，但他还是旁听了不少在淞沪会战中粤军抗日的战火故事。

如今的人讲到抗日，总是会说到350万川军出川抗战。其实，从1937年起，粤军先后有90万人出粤抗战，出丁人数排名全国第五。淞沪会战中，粤军更是功不可没。淞沪会战开始不久，还在贵州“安内”的薛岳，接到命令赶往淞沪战场。陈诚让薛岳出任十九集团军司令加入左翼防御。左翼防御序列位于蕰藻滨以北及南翔、嘉定一线以及长江以南地区，是打得最艰苦的防线。粤军王牌第四军正是在这儿奋力拼杀。当时，第四军的军长是欧震。欧震此人，与张发奎、薛岳是老乡。他打起仗来是不要命的。当年北伐军拿下武昌城的时候，欧震就是敢死队队长。第四军一直是粤军的嫡系，90师是第四军的主力，90师防御的左翼阵地被日军飞机三十多驾轮番轰炸多次，日军大口径榴弹炮更是全线砸到90师的阵地上。直到9月21日下午四时阵地上双方士兵肉搏次数打到10次，守军一线阵地军官阵亡比例达到70%。最终被迫撤出阵地。铁军坚守阵地的惨烈，被后人称为“血肉磨坊”。右翼阵地，则是反复易手。敌我双方在阵地上展开拉锯战。国军在增援部队下连续发起反击，时近日落，右翼阵地也失守了。薛岳发火了，下令无论如何也要夺回阵地。夜晚，90师再度组织敢死队反冲锋。连续突击一个小时，击退日军一个大队。然而，由于我军装备落后，日军趁机发起反攻，最终阵地又一次丢失。我军最终只能凭借一条小河与日军形成对峙。90师防御的罗店南线，焦土一片。利用夜色，阵地间仍然反复争夺。当时国弱民贫，只能用血肉之躯阻挡钢铁洪流。九十师270旅旅长官惠明亲临罗店一线指挥，战死沙场。虽说战斗失败了，但铁军虽败犹荣。国民党《战斗详报》这样评价：第四军五十九师，九十师……在大场与日军激战三昼夜，歼敌近千，有效迟缓日军推进速度，为后援部队赢得宝贵时间，战果显著。第四军因此再次获得铁军称号。

广东人灵活，粤军不笨，粤军擅于在战争中学习。与日军交手几次后，粤军逐渐掌握了一些方法对付日军。比如，利用弹坑设置陷阱巧妙阻击坦克，侧面打击坦克后面的日军步兵。一线官兵到后期就连做饭都会讲究时间，避开日出做饭防止日军炮兵看到炊烟引来炮击。粤军后来总结了日军的进攻套路：日本仔，装备优势劲，每次飞机大炮炸半个钟，之后就来坦克车。我们呢，就把交通壕后三十米隐蔽部巩固修筑，再贯蛇形交通壕，战壕中少数士兵观察，主力隐蔽。日本仔炮击停止冲过来时，我们主力部队才马上进入阵地，利用地形侧射点配神枪手打击敌人，敢死队用手榴弹阻击日本仔坦克。由于，交通沟弯曲，日军坦克规避时容易遭到粤军的埋伏袭击，后面的步兵没有坦克掩护就会被粤军各个击破。运用这些有效的战术后，日军进攻被拖延，粤军伤亡开始减少。……

按老爸的讲法，国军初期打得艰苦但还是打得不错的。11月6日，日军两个师团从金山卫登陆，右翼防御力量遭到威胁。11月9日，松江沦陷，日军强渡苏州河向西扩展，沪杭铁路被切断，淞沪战场成为了死局。

按网上“陆军四军抗战期间战史与沿革”一文：1937年10月1日，因伤亡惨重撤至嘉定附近整补（其中第90师至10月1日除伤亡外剩团长2名、营长2名、连长10名、排长30名，战斗兵约1200名）。如果薛纯武当时在第90师的话，应当就是剩下的2名营长之一。即使薛纯武在第59师，他也一样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据老爸讲:后来薛纯武在汉口老蔡家养伤时，曾经发生一件事。一天，一个曾经在薛纯武营当过兵的伤兵不请自来，拿出一枚手榴弹到老蔡家勒索钱财。薛纯武带着一个警卫班正好住在后院。他的警卫立马把伤兵拿下，押送到警察局。战火年代，只有枪杆子才能保家护院！

老爸的大表姐梁慧珠(梁枫) ， 是香港第一位女性体育记者 ，香港早期唯一女武侠作家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的专题版里，中国武侠小说、 香港武侠小说栏目中，有梁枫的词条：（1925～2017）中国香港作家。本名梁慧珠，另有笔名端木红。广东中山人。生于北京，因其父生意的关系，在湖南、湖北和四川数省间流转，上海、武汉和成都都曾经留下足迹。在长江流域一带接受教育。爱旅游，爱运动，湖南家中曾养马，能骑马。赴港后在《华侨晚报》任记者、编辑直到退休。为多份报章杂志撰写专栏，著作以小说为主。晚年移民加拿大。作品有小说《嫁衣》《一串小梦》《风雨金铃》《千千愁》《不羁的野花》《风雨故人》《逃婚》等。武侠小说创作集中于20世纪60年代，香港伟青书店出版《丹心奇侠》和《剑胆游侠》单行本，未结集出版作品《雪岭奇葩》。作品中对于人物心理不乏细腻精致的描写，但整体而言不如作者的爱情文艺小说。她是香港第一位女性体育记者及体育版女编辑。

网络上还有一文提到:梁枫1959 年开始在香港杂志发表作品，第一篇小说在《新晚报》发表，第二篇散文在《大公报》问世，后在当时最畅销的杂志《家庭生活》上连载小说，从此一发不可收。也曾是香港创作武侠小说的唯一女作家，出版过《丹心奇侠》及续集《剑胆游侠》，《女侠飞山燕》《飞燕龙魔》等四套武侠小说。

2018年，金庸去世。一个叫林遥的人写了一篇名为《香港的“大武侠时代”》的长文，历数代表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风云人物。此文认为:梁枫可能是当时唯一写长篇武侠小说的香港女作家。她的武侠作品虽然只有《丹心奇侠》和《剑胆游侠》两部，但是填补了“新派”武侠小说女作家这一空白。梁枫的两部小说独立成篇，《剑胆游侠》又是《丹心奇侠》的续书。《丹心奇侠》讲述飞山燕李红霞与周天晓、王霸天之间的恩怨。《剑胆游侠》则是飞山燕徒弟的故事。……这篇长文中还提到：香港著名作家倪匡曾在文章中素描梁枫，说梁枫个子娇俏，性格活泼爽朗，十分好客，甚至可以在她香闺里喝酒胡闹。梁枫一直坚持写作，虽性格爽朗，但为人低调，从不张扬，可惜她的武侠小说早已绝版，难以领略其刀光剑影的文字风采了。……

此外，1960年梁枫曾与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梁羽生一起，是电影《江湖三女侠》的编剧。目前在网上查到她参与编剧的电影还有:1970年《黑珍珠》、1971年《嫁衣》、1961年《凤凰山龙虎斗》、1984年戏曲片《三关点将》……

我真没想到，当年老爸的这位大表姐在香港文艺体育界是这么牛！

这些是在网上找到的梁枫正式出版的作品

其中，最上面是梁枫一整套的《丹心奇侠》共8本。据说，网上拍卖叫价三万元，单本的一册79页底价一千元。下面的《一串小梦》，我记得:当年鿄慧珠曾经送给老爸一本，并有梁枫的签名。老爸对这本书的评价不高，认为:只有风花雪月，没有主题思想。当时，我也粗略看过一下，感觉:类似香港亦舒的爱情小说之流。前两年，我和我姐清理老爸房间时还见过这本书，估计现在还在梅花园那两个大箱子里放着……

18岁的梁慧珠主动嫁给了自己的三姨夫薛纯武，让老蔡家颜面大失！

这个相片里穿黄衣服的就是梁慧珠，另一位女士就是她的妹妹、老爸的二表姐梁慧玲。这两姐妹是老爸二姑的女儿。两姐妹虽是同父同母，但性格迥异！老爸的二表姐性格温厚、人见人爱。梁慧珠则自小口齿伶俐、泼辣风流。据老爸说，1937、38年在汉口时，梁慧珠当时也就十二三岁，就己经经常去参加各种舞会，有时晚上还是一些国民党的空军飞行员送她回家的。……按老爸的说法，大表姐梁慧珠这个人从小就比较风流！老爸的二姑丈一直不大喜欢这个大女儿，认为二女儿比较乖。

1942年下半年，老蔡家几经辗转，才从澳门举家逃难至长沙。到了长沙，老蔡家才知道:老爸的三姑己经在广东坪石难产去世了。老爸说:1945年抗战后，他们还去坪石给三姑上过坟。三姑的墓在大路边的山上，还立有个碑。碑上有三姑的相片。但当时老爸他们看到的相片己经被路过的日本兵开枪打花了。……1942年三姑去世后，薛纯武让自己的情报科长把老蔡家从澳门接来长沙，应该是有他自己的打算的。他起初是想续弦四姑的。老爸的祖父和祖母知道三姑去世后，也是这样计划的。但没想到的是，二姑的大女儿梁慧珠此时却主动找上了自己的三姨夫，要嫁给他。薛纯武本人肯定更愿意。对于这个婚事，在老蔡家的家长们看来就是“乱伦之举”，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老爸的祖母更是坚决反对，老爸的二姑为了阻止大女儿的这种荒唐之事，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从汉口穿越烽火战线赶来长沙。但等老爸的二姑到达长沙时，生米己经煮成熟饭！薛纯武己经从二姑的三妹夫变成了她的大女婿。

抗战时的湖南东安教养院

1939年，因日寇入侵，中华大地诸多家庭流离失所，不少儿童成为孤儿，流落街头，无家可归。于是，国民政府救济机构和一些慈善组织便设立了教养院或保育院，在各省从事难童救济工作，收留无家可归的孩童，取名叫做教养院。当时直辖市武昌、汉口两市，有一所三百余难童的教养院。这所教养院刚成立一年时光，因日寇沿平汉铁路大举侵逼，便从武汉折迁至湖南东安大井头，利用一户农家做难院。难童小的只有几岁，最大的不过十二三岁。国难当头，物资匮乏，这些教养院里的孩童其实是非常可怜的。

东安教养院是民国时期湖南的一家社会救济机构，主要职能是收容孤儿、难民和伤残人员，为他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基础教育。这类机构在战时承担了保护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角色。

‌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所谓“豫湘桂战役”，湖南大部的要地（如衡阳、长沙等地）都沦陷。随后，东安（今属永州市）面临着直接威胁。为保全人员与物资，东安教养院开始迁移至当时的陪都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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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东安教养院撤退重庆的艰辛

这是我从网上查到的:2007年《贵州都市报》上刋登的一封寻亲信。这个信是一位美籍华人写的。他登报寻找63年前在贵州独山失散的弟弟。

这位美籍华人名叫吴福生。当年，他与两个姐姐和弟弟吴保生从武汉逃亡到贵州独山，不料正遇上日本侵略军攻打独山，在分头逃离的过程中，弟弟从此失散，没了消息。

据老人回忆:1944年冬，日本人攻打贵州独山县城。炮声隆隆，杀声阵阵，不少老人、妇女、孩子来不及带上行李，便匆匆起程往大后方逃。这个时候，吴福生与两个姐姐和弟弟吴保生一路跟随东安儿童教养院的100多名师生，从桂林、柳州刚刚逃亡到贵州独山。眼看独山也不能久留，大家决定分散逃生。吴福生和两个姐姐背着棉被炊具跟随一队人步行离开独山，弟弟因年幼便搭乘一辆汽车离开。这一别，弟弟吴保生从此失去了消息。因为当时大家都才10岁左右，没有留下以后联络的方法。

吴福生在来信中回忆:当时好像是8、9月份，只记得当天晚上自己所在的队伍才步行大约5公里，就听见到处烧杀声震天，大家只好停下来躲到天亮再继续赶路。1945年元旦前后，逃亡队伍到了贵阳。大约休息一个月后，重庆方面派来两辆大卡车将吴福生和两个姐姐及其他流亡人员接到了重庆。……

这个老人的四兄弟姐妹，应该都是东安教养院的难童。他们先是随东安教养院从武汉撤到东安，后又随100多名东安教养院师生一起经桂林、柳州、贵阳才到达重庆。从这段不长的文字描述中，不难感到:这些难童们在大撤退中遭遇到的千辛万苦、九死一生！这100多人中，应该就有我的伯伯蔡兆基！

老蔡家三兄弟在东安教养院的悲惨遭遇

我记得，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东坑云姑婆家，老爸、伯伯、云姑婆夫妇一起聊到他们在抗战时期的遭遇。据他们回忆:当时东安教养院院长是老蔡家的同宗亲戚，老爸叫她“蔡三姑”。由于蔡三姑在东安教养院的原因，老蔡家决定把三个孙子全都送到了东安教养院。记得当时我还不解地问云姑婆:老蔡家当时还算是有钱人家呀？为什么要把三个孙子都送到教养院做难童？云姑婆低头想了一下，答道:“当时情况复杂，很难和你说得清！”……如今想来,大约是因为在那个烽烟四起的年代，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特别是逃难时，孩子的安全与教育是很难保障的。第四次长沙会战（即长衡会战）即将爆发，老蔡家应该己经感觉到时局不稳，以为:东安教养院毕竟是与政府多少有点关系的部门办的是战时正规福利救助机构，平时有老师负责教育。如果需要撤退，政府会提前安排，加上有蔡三姑这个亲戚在做院长，三个孙子应该会得到照顾！最后，老蔡家决定把三个孙子都送到了东安教养院。

我记得，老爸说过:1942年从澳门到达长沙后，他曾在长沙一中读了初一。所以，应该是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前，大约在1944年4月左右，老爸三兄弟被送到东安教养院的。战乱时期，人算总是不如天算。三兄弟到教养院不久，教养院就有很多难童得了疟疾，俗称“打摆子”（网上有资料讲到，当时衡阳保育院的疟疾盛行，据称是因为日军进行细菌战造成的。东安教养院也可能是如此）。老爸和他的弟弟很快就被传染上了疟疾。没几天，他的弟弟就因此去世了。当时，蔡三姑刚好有公务要回长沙，她就随车把老爸送回了长沙老蔡家。……老爸也就没有随教养院大撤退。我清楚地记得:回忆到这一段时，伯伯蔡兆基对老爸说:“你这是因祸得福！依你当时的身体状况，你要是随教养院走，肯定死在半路上了！”……很多具体的细节，我己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伯伯说，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徒步走，难童们最怕就是跟不上教养院的大队伍，一路都是饥不裹腹。幸好伯伯身体比较强健。一路上，经过玉米地之类的地方，他就想方设法去偷人家地里的玉米粮食之类的，真的是饥不择食，苦不堪言！……网上资料显示：这次大撤退中，难童存活率是30-50%。伯伯真的算是命大！

云姑婆说:当时《中央日报》每天都会刋登撤退抵渝机关的消息。她是在《中央日报》上看到东安教养院到达重庆的消息的，还在难童的名单中发现有“蔡兆基”。她立即就找去东安教养院在重庆的驻地。一进到院子，伯伯就跑了出来，抱住云姑婆，叫了一声“云姑”……云姑丈公讲：由于长期饥饿，当时伯伯整个人肚子胀得很大。有经验的人告诉云姑婆夫妇不能一下子让伯伯吃太多食物。否则，他会撑死的！于是，他们夫妇俩一天分几次喂猪肝粥水给伯伯。就这样调了几个月，伯伯才可以正常饮食！……这就是战火中的儿童悲惨遭遇的一个缩影！

五、1944年6月长沙沦陷，老蔡家被迫辗转粤北的坪石、乐昌。1944年11月后，老蔡家又随薛纯武避难于湘南临武县。

坪石位于广东省北部，是粤汉铁路（今京广线）的重要枢纽，也是连接湖南与广东的咽喉要道。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日方称“一号作战”）时，坪石成为粤北防线的核心据点。此时，坪石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七战区管辖，该战区司令长官为余汉谋，下辖第12集团军及其他直属部队，负责广东全省及赣南、闽西部分地区的防务。

1. 豫湘桂战役中的坪石

1944年6月，日军攻占长沙、衡阳后，沿粤汉铁路南下，企图打通华南交通线。第七战区在坪石至韶关一线构筑防御，依托山地地形迟滞日军。第12集团军主力及第62军、第63军等部队在此与日军第27师团、第104师团发生多次激战。

2. 第三次粤北会战

1944年11月至1945年1月，日军发动第三次粤北会战，分南北两路夹击韶关。坪石作为粤北门户，成为双方争夺焦点。第65军在军长李振指挥下，于坪石以北的乐昌、乳源等地与日军展开血战，最终因兵力悬殊撤退。

3. 坪石的沦陷与抵抗

1945年1月，日军突破坪石防线，国军第12集团军主力向粤北山区转移。部分留守部队（如第63军153师一部）与地方武装继续在坪石周边开展游击战，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

4.湘粤赣会战

1945年1月，日军为打通粤汉铁路南段并破坏中国空军基地（如遂川机场），发动湘粤赣边区作战。中国军队第九战区（薛岳部）与第七战区（余汉谋部）在赣州行辕主任顾祝同统一指挥下，以第四军、第37军、第99军等部队为主力，在湘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展开防御。

根据《湘粤赣会战》记载，第四军在军长欧震率领下，负责防守粤汉铁路沿线的乐昌、坪石、宜章等战略要地，并协同友军阻击日军第40师团、第68师团的进攻。1月27日，日军攻陷宜章后，第四军2月3日协同暂编第54师克复该城，随后与日军在粤汉铁路沿线反复争夺。

5.1945年，第四军的编制与部署

1945年，第四军隶属第九战区，下辖第59师、第90师、第102师。其中，第59师作为该军主力师，在1944年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因作战失利被撤销番号，后于1945年初重建。

根据《第四军军史》，1945年第四军在湘东南、湘粤赣边区采取“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以小分队形式袭扰日军交通线。宜章作为粤汉铁路枢纽，是第四军重点防御区域之一。

这本网上淘到的《临武抗战记忆》，是2015年临武政协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编写的。根据这本书的第28页里记录，“民国33年11月-34年10月（1944-1945）,薛纯武任临武县长”。从长沙撤退之后到1944年11月之前,我没有查到薛纯武的具体情况，但应该是在坪石、乐昌之间，薛纯武应该与第七战区余汉谋的粤军并不陌生。所以，老蔡家从长沙撤离后就逃到坪石。老爸的四姑与五姑都是在坪石结的婚。我感觉，老爸的四姑、五姑与这两个姑丈结婚有可能都是薛纯武牵的线！

老爸的四姑、五姑在坪石先后嫁给了当时国民党的军官

这是一张老爸五姑蔡梅芳的旧照，上面有五姑的笔迹“绮云妹惠存 姊梅芳敬赠”。当年几个姊妹当中，“云姑婆”蔡绮云与五姑最要好。我小的时候，云姑婆与云丈公夫妻俩一见到我，总是盯着我看。他们俩一致以为:我长得像当年的五姑婆。后来，云姑婆还因此专门把五姑婆的这张旧照转赠给老爸。……根据这张照片，我才知道:五姑婆叫蔡梅芳。老爸二姑、三姑、四姑的名字，我们都不清楚。关于她们的情况，我们基本都是听老爸与伯伯蔡兆基、云姑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聊老蔡家往事时，才从中得知一二。

1944年5、6月第四次长沙会战时，老蔡家举家逃难至粤北坪石。大约就在这期间，老爸的四姑嫁给了国民党第九战区交际股股长。他们的婚礼是在坪石当时唯一的一间西餐厅里举行的。四姑丈公当年是国军上校军官。用老爸的说法:国军当时的所谓交际股，主要就是与美军交际，特别是与“飞虎队”，实际上就是做“飞虎队”的翻译。四姑丈公是新加坡归侨，他家曾经在新加坡是华侨富商，但都被四姑丈公的大哥赌光了……

也是在坪石的时候，老爸的五姑嫁给了国民党第九战区情报处处长。老爸的五姑和他结婚后，他帮五姑在坪石国民党税务局安排了一份工作，还挂了个少尉军衔，可见那个年代的国民政府还是很黑的！……但五姑婆在坪石也像当年三姑婆一样因难产而亡。不过她的孩子保住了，是个女孩。因为不想抗内战，抗战一胜利，五姑丈公就离开国军，到澳门一间中学做了历史老师。后来，在澳门他与五姑婆原来的闺蜜结了婚。五姑丈公也是一位新加坡归侨。据老爸说:他家是泰国巨商，有四条街的商铺。四姑丈公和五姑丈公当年都是热血青年，为了抗日才回国参战的。抗战结束后，他们两个都不想打内战。五姑丈公被第九战区授予“少将”军衔，但国防部不承认。因此，五姑丈公和四姑丈公一样以国军上校军衔退役。抗战后，四姑丈公去了香港，在一所中学里教英文。最后，五姑丈公又从澳门移居去了英国，还在英国买了一个大别墅。五姑婆当年难产亡故后留下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当地有钱的华侨。

上世纪八十年代，二姑婆和四姑婆都定居在香港，她们两家人几乎每天都聚在一起打麻将。二姑婆的大女儿梁慧珠去英国时，曾去看望过五姑丈公一家。有关他们的消息，都是八十年代初梁慧珠到广州时告诉老爸的。八十年代末，二姑婆在香港去世，她的两个女儿梁慧珠、鿄慧玲两姐妹全家都移民去了加拿大。特别是1994年云姑婆蔡绮云在郑州去世后，老爸也就与她们彻底断了联系了。.……这次查网上的资料，我们才知道：2017年,梁慧珠也在加拿大去世了！

粤湘赣会战时，薛纯武任临武县长和六县联防抗日纵队司令

临武县，湖南省最南部的城市，隶属郴州市管辖。临武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前202年这里就设置有管理机构，纳入汉朝的管理范围。临武是湖南省内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目前已经探明的矿物有9类32种之多，其中锡储量居全省第一位、全国第四位。

1944年6月6日，日军进犯长沙后，湖南省政府迁至临武，临武中学成为省政府几个厅的办公地址。临武中学的全部师生被遣散，回了家。一直到1944年9月后，省政府的机关搬走了，临武中学才恢复正常。

根据《临武抗战记忆》一书59页《战火纷飞“鹰队”蓬勃》一文的描述:1945年元旦，县里举办第三届篮球锦标赛，当时驻扎在临武的国民党第57师也派出了球队参加。在上半场比赛中，57师球队以悬殊比分落后于鹰队（1940年临武青年自发组织的篮球队）。中场休息时，县长薛纯武向我（邝代忠，鹰队队长）提出：57师是谢师长亲自领队，论水平他们肯定负于你队，不过请你们看在我（薛纯武）的份上，希望能把这场锦标赛让给57师，以免谢师长面子上难堪。当时，抗战时局紧张，为示军民融洽，下半场开赛前，我们鹰队就将主力球员换下，有意以微弱的比分输给57师……由此可见，薛纯武当年为官还是不输圆滑的！

《临武抗战记忆》一书99页提到:1945年2月，临武县长薛纯武奉湖南省长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命令，成立“临（武）、宜（章）、乐（昌）、桂（阳）、加（禾）、蓝（山）六县联防抗日纵队司令部”，县长亲任司令，副司令则是曾任程潜秘书的唐鞠庵……临武县抗日常备大队有个25人的警卫排。司令部驻现在的武水镇邝家祠堂和戏台，大队部则驻横排青砖瓦侧厅。……这个描述几乎老爸的口述一模一样。老爸曾告诉我:老蔡家就住在司令部里，门口有警卫排守卫。大表姐梁慧珠此时作为司令夫人，整天穿着马靴，腰间别着一把小左轮手枪，神气得很！……

这篇文章里，还提到临武抗日常备大队的情况：薛岳司令赠送临武大队水压重机枪4挺、子弹4000发、驮马一匹。委派傅超为重机枪连长，日夜操练。……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抗战胜利。临武抗日常备大队撤销，军官仍回原部队，士兵由师团管区接收。临武大队剩余军费用于在大操坪新建“民主宫”一栋，并立抗日纪念碑，后（1946年）毁，改建为“中山堂”（今电影院址）。这些情况与老爸生前和我们描述的基本一样。

根据网上一个临武本地人的回忆，这位作者对薛纯武当时在临武的表现并不太认同。他的描述大致如下：薛纯武1944年11月带着一支一百五、六十人枪的队伍来上任，这么多人吃的是乡仓积谷，领的是当地应变经费，这些人趾高气扬，横行霸道，谁也不敢惹他们。但是当1945年元月初，一听说日本鬼子要来，薛纯武忙带着这些人躲进西山，县政府其他人员及档案公物上了武源四方丘，留下一座空城。当日本人在从卢市到汾市，一路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时，在临武大地上不闻一声抵抗的枪响。据说那几天在县城里，只见过三青团临武分团部一名姓丁的小干事的身影，曾在城头上出现过，其他大小官吏谁也没出现过，更不用说带领人民抵抗入侵了。等日本鬼子退出临武境后，薛纯武回到县城，却大吹他的战绩功劳。按照历来习惯，“上任官，下任狗，打着露水偷偷走。”下任的县长都是急急忙忙地交卸完，冷冷清清地走。薛纯武却一反常态，他大大方方地从县政府搬到教育科，在大门口设门卫，加岗布哨，警卫森严，一般人不能随便进去，在教育科内开舞会，会客人，办堂会，设筵摆宴，神气了好几天后，才带上他那班人马，大模大样离开临武。这时正是1945年9月。……我感觉，这些描述还是很像世故圆滑的薛纯武所作所为！

老爸在临武中学上过初中。在临武中学，梁慧珠做过老爸的国文老师

在《临武抗战记忆》一书中，有一篇《县长易昭声捐年薪办县中》的文章。此文详细介绍了临武中学办校的过程。临武中学成立于1941年，是临武第一所中学。在当时县长兼校长易昭声身体力行、半号召半强迫下，筹集了一笔经费，1942年冬在旧双溪书院基础上，新建了初具规模的校舍。……1944年秋，日军攻占了乐昌，包围了坪石。在坪石的中山大学法学院和理学院部分老师和设备转移到临武，但无法上课。再加上当时局势紧张，交通不便，高教部经费长期不到位，不少教职员工只能通过教书、补习来谋生。其中，中大教授夫人龚冰若就受聘到临武中学教英文……

老爸说:他在临武中学上过初三。当时，老爸的大表姐梁慧珠在临武中学教国文，还当过老爸的国文老师。老爸告诉我，学校曾经组织他们秋游，去过县城附近的舜峰山。老爸当时写的游记被学校评为范文，受到表扬……

解放前夕，薛纯武在乐昌曾两次投诚解放军。五十年代初，在香港与梁慧珠闹僵后离婚，随后到台湾投靠了大儿子。

照片里这个乐昌九峰镇小坪石村边的“八角楼”，是薛纯武的旧宅。从这个旧宅来看，当年薛纯武还是相当有财力的。

位于五岭山脉南端的乐昌县，是粤北地区的重要门户。解放前，乐昌县是南京当局的“模范县”。乐昌是湖南进入广东的第一站，其间隔着险峻逶迤的五岭山脉。独特的地形，造成乐昌地区数百年来匪患不绝。在和土匪连绵不绝的争斗中，也把当地人磨练得性情彪悍，骁勇善战。薛岳，就是乐昌县九峰乡小坪石湾子村人。作为同宗兄弟，老爸早年的三姑夫、后来的大表姐夫薛纯武也是这个村的人。另外，被人称作“红军第一叛将”，原红七军军长龚楚（在井冈山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发给红四军前委的信，抬头的称呼是“朱、毛、龚”。龚楚当时是井冈山的第三号人物)，也是乐昌人。

按网上资料显示：薛纯武担任乐昌县长的时间为1949 年 10 月至 11 月，属于解放战争末期的短期过渡性任职。同时，网上资料有关薛纯武在乐昌两次投诚解放军的背景与经过如下：

1949 年 10 月 19 日，薛纯武作为国民党乐昌县长，率地方武装团队 600 余人向解放军投诚，乐昌宣告解放。这一行为被官方记录为 “和平解放乐昌” 的重要事件，其投诚部队被改编为地方武装。

薛纯武第一次在乐昌投诚后，曾承诺协助劝降国民党驻粤残部，但他实际未履行诺言。1949 年 11 月，他与国民党广东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龚楚率部 700 余人，再次向乐昌县人民政府缴械。然而，其部下仍有部分人员流窜至乐昌周边山区，形成土匪武装。薛纯武的旧部何康民、林显等人，在乐昌地区组建 “粤湘边民众反共救国军第四军”，以大瑶山为据点，实施抢劫、暗杀等活动。部分史料提及薛纯武可能通过香港向土匪输送黄金，但未找到其直接参与指挥的证据。1950 年 3 月，乐昌爆发大规模土匪暴动，匪首何康民、林显纠集 2000 余人进攻县城。解放军 68 位战斗英雄在火车站遭遇土匪突袭，最终击溃匪军，歼灭 3600 余人。薛纯武未直接参与此次暴动。

网上还流传有：薛纯武与龚楚赴琼劝降薛岳的旧事。1949 年 12 月，薛纯武以 “劝降胞兄薛岳” 为由，携带叶剑英亲笔信件前往海南岛。同行的还有龚楚，龚楚中途滞留香港，改名定居；薛纯武则独自抵达海南岛后失去消息。这一行为被质疑为借劝降之名逃脱，其真实动机至今存疑。……

关于薛纯武去香港的过程，我听到老爸转述梁慧珠的说法是，1949年，薛纯武投诚解放军后，到广州参加新政府组织的培训班。当时，在广州还是可以自由出入香港的。梁慧珠早己携他们的两个儿子在香港定居。于是，薛纯武就自行到香港和妻儿团聚。至于薛纯武带叶剑英亲笔信去劝降薛岳之说，老爸应该是没听梁慧珠讲过。不过，以薛纯武的世故圆滑应该确有其事。

按老爸的描述:梁慧珠早期在香港打拼是十分艰辛的。她是当时香港体育界有名的记者，白天要忙于帮报馆写专栏文稿。晚上有大型赛事，她要到现场做电台直播，两个儿子晚上没人带，就跟着她在现场看比赛。当年，梁慧珠还送过一本她写的小说给老爸。她可能知道老爸对娱乐圈的新闻不太感冒，所以，梁慧珠并没有向老爸介绍过她在香港娱乐圈的江湖地位。在1985年之前，梁慧珠还没到60岁退休时，每年元旦霍英东都要点名让她到广州采访“省港杯”足球赛。每次她都住在白天鹅宾馆，然后就请云姑婆夫妇到“白天鹅”吃下午茶并聊家常。老爸也去过一两次。其中一次，当时汪明荃的经纪人同时也是梁慧珠的老朋友，还和老爸他们一起喝茶聊天。……

在当时的香港，梁慧珠是有名的“职业女强人”。薛纯武并没有像龚楚一样成功转型成为商人（网上说：龚楚后来在香港经营字画，身价过亿。1990年龚楚回乐昌定居，邓小平还曾打电话给他这位当年好友），而是成了一个没用的“寓公”。薛纯武、梁慧珠这对老夫少妻之间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香港之后不久，老谋深算的薛纯武就私自到澳门银行用密码把梁家存在保险柜里的财物全部取走，然后去台湾投奔他在台军的大儿子（这个儿子是薛纯武和他在乡下的第一个妻子生的，比老爸还大几岁。老爸的三姑也不是薛纯武原配），并与梁慧珠办理了离婚手续……梁家的人对此都十分忿忿不平，二姑丈公说：那保险柜里的财物都是他的积蓄……不过，在老爸看来，梁慧珠从小就非等闲之人。在香港，薛纯武应该是看透了她！……1982年，薛纯武于台湾逝世，终年78岁。我记得：当年老爸从云姑婆蔡绮云家回来后说，薛纯武在台湾死了，大表姐梁慧珠还是去台湾参加了丧礼。

隐入尘烟中的“老蔡家”

家族、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缩影。“老蔡家”历经晚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这一切始终与国家、社会、时代息息相关。可以说，老蔡家所经历的困难、苦难、灾难，期望、盼望、希望，快乐、欢乐、享乐，也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熟悉、所经历、所感同身受的。

念之所来，思之所往。每一个家族都是一部历史，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故事，每一个人的过往都是一道风景。老爸比我老妈更温和内敛、眼界开阔、思维敏捷。这与老爸青少年成长阶段在上栅、在汉口、在澳门、在长沙、在临武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有着很大的关系。今天，老蔡家的故人俱己云去，故人曾经的故事也正在隐入尘烟！

中国人都有寻根问祖情怀。所有的老人都很喜欢和儿女讲述往事，只是看儿女们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兴趣聆听。实际上，再忙碌的儿女都应该多耐心聆听前辈人的讲述。直到如今，我还常常忆起:坐在东坑云姑婆家里，听老爸、伯伯、云姑婆和丈公讲老蔡家前尘往事的情景，老蔡家这些故人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每每念及这些，我就想到鲁迅的诗：“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忽有故人心头过，回首山河又一春

时光如流水！哪怕最美，最幸福的事和人，最终都会悄然和你擦肩而去，没有在时空和现实中留下一丝丝的痕迹，唯一的只有追忆！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匆匆地赶路。“多年以前”的东西，正在流失。儿时的记忆逐渐萎缩、荒芜、凋零，人物、故事逐次谢幕。时代左右着一切的变革，裹挟着每一个人的命运奔赴向前。

2024年4月，我不经意间翻看到老蔡家的老照片。忽有故人心头来，感慨万千！原以为时间很慢，殊不知转眼之间，老爸就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时间从来不语，回首山河又一春！为了留住那个存在记忆中的“老蔡家”，我开始断断续续地收集与记录，用了一年的时间尽可能地记录下我所知道的老蔡家的前尘往事。终于在2025年4月，在我们姐妹开始为老爸扫墓的第十年，我写完这篇回忆文章！没有主题，只是记录！人生况味，各自品味吧！

最后，还是感谢一下远在北京的厚姨夫！九十四的老人，依然坚持在病床上帮我逐字全文校对修正！老辈们的认真态度，值得我们钦佩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