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樟木箱

郗钺

清明节回乡，在老家我又见到了那个久违的樟木箱。

拂去微尘，掀起箱盖，一股熟悉的樟木幽香混杂着悠远的时光气息扑面而来，唤醒了许多尘封的往事。

这个樟木箱是我父亲近50年前亲手做的，那年我要到农村插队落户，这是他当时特意送给我的礼物。

父亲是个中学数学老师，主业是教书，但他热爱劳动（也许更主要的是因为经济拮据），心灵手巧，教学之余，喜欢做点木工。我不知道他是何时何故对“斗木”开始有了兴趣，但记得我小时候玩的木手枪、木陀螺、木玩偶都出自他之手。这些玩具设计巧妙、工艺精美，常让一起玩的小伙伴羡慕不已。

“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后，学校“停课闹革命”，父亲起初以为事不关己，想当“逍遥派”，便和几位有共同兴趣的老师一起潜心做木工。他们置办了斧子、锤子、锯子、刨子、凿子、角尺、墨斗等一整套木工工具，把校园里一间闲置的房子里整成了木工房，有的画图纸，有的开木料，有的刨木板，有的凿榫头，有的刷油漆，干得热火朝天。与外面风云激荡的世界相比，这个“避风港”有着别样的宁静和热闹。

我那时刚读小学不久，因学校停课无学可上，便时常跟随父亲去木工房边看他们干活，边自己玩耍。虽然只是看看玩玩，但似乎也算得上是我最早的“斗木”启蒙。

木工房里刨花飞舞，木香四溢，锯木、刨木刺耳而有节奏的声音，仿佛是原始的劳动乐章，简单淳朴。他们干活时神情投入、目光专注，做的家具五花八门，种类多样，我至今仍有印象的是他们做的摇椅，结构复杂、部件繁多，底部是弧形，可以前后摇摆，两侧扶手的角度通过一个金属的卡位器分三挡调节，头部有靠枕，脚下有脚垫，而承托身体的主要部件则是绳穿的竹帘。

摇椅做好后搬回家是正值夏天，坐在上面舒服凉快，惬意无比，我经常在外玩耍回来后满身大汗半躺在椅子上摇来摇去，没多久，竹片便被我的汗水磨蹭得由青涩变成橙黄。

然而，这段摇椅上的童年时光美好而短暂。不久，父亲还是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之中……

1969年，40岁出头的父亲获得“解放”，被安排去邻近的公社参与创办一所新的高中。这所学校是在一间农中的基础上建立的，地处偏僻，条件简陋，家里除了学校配备的办公桌和办公椅，没有任何家当。父亲便向附近的农民买了些廉价的杉木，利用星期天的时间自己动手打了几件家具。

经过“文革”初期那段时光的潜心研究和实践，父亲“斗木”的技艺大为长进。记得有一次他想做两把小椅子，但苦于没有样板，而我的一个小学同班同学家里恰好有一把，于是我放学后索性把它借回家里。也许是教数学几何的人对图形把握的能力特别强，父亲一看便对小椅子的造型和比例了然于心，第二天就让我把它归还给同学。后来他做出来的小椅子，我觉得比同学家借来的还要漂亮。

我的初中是在一间农村小学的附中上的。“文革”中期兴起大队办初中，公社办高中，都是两年制。我读初中不久，经历了 “马振扶事件”、“张铁生事件” 、“黄帅事件”， 教育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教育质量大滑坡。

1974年上高中时，父亲成了我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那时正值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不久，第一学年教学秩序还算正常，父亲对我的学习要求也十分严格。第二学年学校搞“开门办学” “学工学农” ，班级拆散重组，办起了专业班。我选的是农机班，学开手扶拖拉机、抽水机、碾米机等农业机械，原来的统编教材停用，课堂也由教室移到了工厂的车间和农村的田头，最后分组到有拖拉机的大队去实习。

实习回来，不再上课，没有考试，也没有毕业典礼。同学们离校后别无选择，农村户口的回乡务农，社会上称之为“回乡知青”，简称“回青”，这在我们班是绝大多数。而我们三五个非农业户口的则要下农村插队落户，也就是当“插队知青”，简称“插青”。

父亲早预知我毕业后只有插队务农一途，便托人买了些板材（当时木材管控严格），准备自己动手做两个箱子，一个给我，另一个给两年前就已下乡当知青的哥哥。

这些木板都是些小料，长短不一，宽度只有10厘米左右，且边皮料居多，颜色浅黄，有股特别的香味。父亲说这是山樟木，虽比不上红樟名贵，但木质坚硬，木纹漂亮，耐腐抗虫，也是做家具的好材料。

刚放暑假，父亲就找来一张长条凳权当木工凳，在教工宿舍门前的走廊里开工干活。我那时无事可做，便给他打下手，搬搬木料，递递工具。

父亲干起木匠活来就像站在讲台上教学一样严谨认真，有条不紊。他先带着我把所有的木板挑选了一遍，边看边说了解木材是做木工的第一步，要对木材的纹理、质地、特性充分了解，量材而用，安排主次，懂得取舍。

选料完成，接着是用墨斗放样下线。棉纱线经过墨盒拉出，把缠在钉子上的线头固定在木板的一端，扯直绷紧后紧贴在粗糙的木板上，再用手拈起粘上了黑色的墨水棉线轻弹一下，“啪”的一声，木板便留下了黑色的线条。父亲说做木工要按部就班，环环相扣，放线是基础，有了尺寸就有了规矩，有了准绳裁料才有依据。

做木工是个体力活，长时间的站立、弯腰、使用工具，体力消耗极大。父亲当时虽正值壮年，但毕竟不是职业木匠和体力劳动者，那些日子，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天汗水湿透了衣服，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高强度的劳作累得他腰酸背痛、筋疲力尽。但父亲说“斗木”有苦也有乐，两者如同交错的榫卯。木工之乐在于从无到有的创造与收获，在于沉浸其中的专注与宁静，在人与木的深度对话中，你会感觉到每道工序木头都会产生奇妙的变化，最后一堆死气沉沉的原木经过自己的双手成为有生命力的精美作品，完成了质的神奇蜕变，一切劳累都会随之烟消云散。

父亲鼓励我动手尝试，于是我拿起锯子一顿操作，结果没锯几下不是夹锯便是锯歪，还弄断一条小钢锯片。见锯木不成，于是又去刨木，因为没调节好刨刀的深浅，也不会用力，木板被刨得坑坑洼洼，刨刀也崩了一个小口。自己也累得气喘吁吁，疲惫不堪，只能放下工具。

父亲见状没有责备，顺势教导说，学手艺要动手，更要用心。做木工既是力气活，更是个技术活。用锯，用刨，用凿，用漆，每个环节、每个细节都有技巧。锯木要用巧劲，不能用蛮力，看准方向，锯得笔直；刨木要知深浅、懂进退，随时调节，均匀用力，刨得平滑；凿榫头要精准到位，严丝合缝，一丝不苟；抛光时用砂纸要由粗而细，反复打磨，一点点去除木材的毛刺和瑕疵，直至表面温润如玉；刷油漆要循序渐进，厚薄均匀，一遍干透再刷第二遍，不可心浮气躁，急于求成，慢工才能出细活。这些既是手上的功夫，也是心智的磨炼。

我听后一知半解，似懂非懂，起初只知道父亲是在传授我做木工的手艺，后来走上社会见了世面，才体会到他其实更是在教我为人处世的道理。

20天后，经过选料、放线、锯木、刨板、凿榫、拼合、抹灰、打磨、刷漆，装五金件等十道工序，长70厘米，宽50厘米，高50厘米的两个樟木箱终于打造完成。它们的材质、款式、尺寸、颜色一模一样，采用传统的榫卯结构，除了装合页、拉手和锁板，整个箱子没有用一颗铁钉。虽然板材算不上优等，芯材较少，板皮居多，且大多是小板拼接而成，为了掩饰木色的明显的差异还涂了一层赫红的颜色，五金件也简陋普通，用不起昂贵的黄铜配件。但这是我们家当时木料和工艺最好的箱子，凝聚了父亲的智慧与心血，承载着父亲的深情与厚爱，因而在我眼里，它们精美而珍贵。

樟木箱做好不久，公社的知青专干召集我们几个要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开会说：“早去主动，晚去被动，不去反动。插队起码要满两年才达到政策规定的招工条件，而招工大多是在下半年，以前有些下去晚的招工时就卡在下乡年限不够，你们还是早点下去吧。”我们接受了他的好意。

1976年8月6日，我和4个同学一起到贺县仁义公社三联大队第九生产队插队务农。从此，父亲做的这只樟木箱便随我踏上了漫长的人生旅途，一路陪伴，一路奔走。

那时的农村一贫如洗，很多人家连个杂木箱都没有，衣物放在用过的装化肥袋里。所以在生产队的贫下中农眼里，我的樟木箱无疑是个“奢侈品”，在知青点的泥砖房里颇为抢眼。为此，我特意在上面盖了一块塑料布。

下乡3个月后，生产队干部改选，我被社员们选为出纳。出纳管钱，那时没有保险箱，我便把生产队的现金流水账簿以及一些有时来不及送存信用社的小额款现金锁进了樟木箱里。

又过了一个月，我们生产队的基干民兵班被公社武装部定为武装民兵班，配发了10支步枪，其中有老掉牙的三八大盖、汉阳造和苏俄骑枪，也有新式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步枪是民兵班长和我去大队民兵营长处领回来的，他和我各留了一支五六式，其余发给各个民兵领回家自行保管。我把这支枪挂在床头，一有空就把玩、摩挲，而同时配发的10颗步枪子弹则放进樟木箱。

有一天收工回来，发现我的樟木箱锁头被撬开，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顿时大吃一惊。一检查，子弹和账本都还在，恰好那天也没放现金，这才松了一口气。因没有丢失什么值钱的东西，所以我也没有报案。生产队长得知后，让我用公款买了一把好锁头。后来知道这是村里一个游手好闲的“烂仔头”所为，他认为就像当地人说的那样，知青隔三差五有点肉吃，“屙的屎都要比农民屙的臭”，再穷也会有点钱，且我还是管钱的出纳，于是起了邪念。

到了年终岁末，生产队的老会计和我一起扒拉着算盘结算，我们生产队的壮劳力每出工一天挣10个工分可以分到4毛多钱（全公社最高），扣除口粮款及各项费用，最终整个生产队一共要支出近两千元的分红款。这笔现金在当时无疑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于是我向生产队长提出要一个民兵陪我去公社信用社提款。他同意了，取钱那天派了个民兵背着支步枪一路跟随，算是“武装押运”。 这是社员们一年到头辛勤劳作的血汗钱，我吸取教训，不敢丝毫大意，取款回来当天来不及分发，便把钱锁进樟木箱里，寸步不离。

1977年10月21日，广播里传出了爆炸性消息：“恢复高考。”命运的敲门声突如其来，我忙完秋收后赶紧回到父亲身边补习功课。父亲争分夺秒把中学阶段的数学知识点给我提纲挈领补习了一遍，此外，还讲授了一些诸如用综合除法做因式分解题等超纲的解题方法和技巧。我则夜以继日疯狂恶补，一个月后与全国570万考生一起匆匆走入考场。

在农村的日子前途渺茫，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插队满两年后能够顺利得到招工的机会，上大学是我此前从未有过的奢望。当年是考前填报志愿，本科、专科、中专可一起填报。我把志愿表上的十几个志愿栏填得满满，最后保底填的是县师范。心想只要有书读就行了，管它是大学还是中专。

不久喜讯传来，我的数学科考得满分（当年由各省份自行命题，广西的数学科目分文理科，我考的文科数学相对简单，我提前半小时就做完题）。这让考前悉心辅导我数学的父亲感到十分欣慰。当时的文科生大多被数学拖累，我则靠数学拉分。

体检、政审过后，很快就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被报考的第一志愿录取。

喜上加喜的是，我插队已近4年的哥哥和已招工去了县城工厂的姐姐几天后也陆续收到了本科院校的录取通知书，姐弟三人一起幸运地搭上了恢复高考的头班车，我学文，哥哥学理，姐姐学医。

1978年2月，我与同在一个大队但不同生产队插队的哥哥同时离开了农村。他去武汉，我去南宁，各带了一个父亲做的樟木箱。

我的樟木箱里装有日常生活物品和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是我几个月前被评为贺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参加了县里的表彰大会带回的奖品。而“压箱底”的则是一把拆了木把、用牛皮纸包裹着的锄头，因为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来的新生入学注意事项里要求我们自带革命领袖著作和劳动工具（如锄头、铁铲等）。放在今天，肯定会觉得荒唐可笑，但这是时代的特殊印记。

当时入学从我插队的贺县，到学校所在地自治区首府南宁没有直达车，必须先坐汽车到桂林住一晚，第二天才转乘火车去南宁。我携带的樟木箱随车托运，坐汽车时放到车顶上，乘火车则交由行包房放入车尾的货车车厢。

报到时遇上南宁火车站为了迎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典在翻修，客车临时改停到原来是货运用的长堽岭车站。这个车站设施较为简陋，管理也跟不上。我下车后拿着托运单去行包房取行李，值班人员竟然找不到我的樟木箱。我急忙去找新生接待站的老师。他一边安慰我，一边带着我去与车站的工作人员交涉。一番折腾过后，箱子终于失而复得，原来是搬运工卸货时放错了仓库。

读大学的宿舍一间有4张架床，上下床8个铺位，住7个人，留下一个靠门的下铺给大家放物品。每个同学都带有大大小小的箱子，而我的樟木箱在我们宿舍是名副其实的“庞然大物”， 一个箱子就占了公共区域近四分之一的位置。好在同寝室有3个同学是南宁本地的，周末可以回家，没带什么大件的东西，空间基本够用。

与同寝室个别带薪上学的同学带的牛皮箱相比，我的樟木箱质朴得有些“土气”，但却非常实用，如同“百宝箱”，平时放衣物和不常用的书籍，假期回家则把蚊帐、被褥、书信和日记本一股脑塞进箱里。开学从家里回来，箱子里又会多了诸如装在饼干盒里的炒米饼、红薯干和红瓜子等家乡的土特产。每次打开箱子，一股浓郁的樟木味和家乡味扑鼻而来，沁人心脾。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考上了研究生，便又把这个樟木箱带到了广州。那时研究生不多，两个人住一间宿舍，较为宽敞，物品有足够的空间摆放。除了衣物及日常用品，我把家书、日记、照片也存放在樟木箱里，只要乡思一动，打开箱子，这里就是我心灵独处时另外一个精神世界。

时光的列车穿越过历史的风云驶过了一站又一站，我因读书和工作也先后换了近十次住所，但无论搬到哪里，这个装载着我的故事、寄托着我的感情的樟木箱我就带到哪里。频繁搬动的磕碰和漫长岁月的磨砺给这个箱子留下了时光的痕迹，而我成年后兜兜转转半个世纪的人生路上也刻下了它的印记。

千禧年后换了房子，装修时定制了全屋的家具，发现这个被时光熏染得斑驳陆离的樟木箱竟再也无处安放。于是有一年自驾回乡过春节，便把这个在异乡漂泊了几十年的老物件运回了它的出产地。父亲见了，神情有些复杂，我忽然感觉自己像是做了错事一般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一转眼，父亲已经离开这个世界10多年了。往事悠悠，随风而去。每次重返故乡，看到这个摆放在房间角落的樟木箱，我都会想起父亲当年做箱子时弯腰弓背劳作的身影，想起父亲晚上在灯下给我补习数学课的情景，想起父亲养育我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