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峰尽(82)

法律与人生

<p class="ql-block">【随笔】</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28, 128, 128);">家史里埋藏的灾难</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致远 撰</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清明祭祖,既是后人与祖先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也是传承家族记忆的文化仪式;慎终追远,追寻的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在历史裂痕中为后人找寻救赎与重生的方向。</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小时候,我经常会跟着大人给祖先上坟。记得那是菜园里的大葱才长出半截葱芽的时候,母亲喊我去掐回一把,由她洗净切碎,打两个鸡蛋炒在一起。上坟的时候,父亲和伯父一边烧冥币,一边夹两筷大葱炒蛋扔进燃烧的冥币里边。经火一烧,那炒蛋里的油溢出来,发出“滋滋”的响声。我一边看,一边吞咽口水,可惜那么好吃的炒蛋,竟在火中烧没了。上完坟,碟子里还剩一些炒蛋,父亲叫我们每人从椿树上掰下两根底部呈马蹄型的树枝做筷子,大家一人一口把那剩下的炒蛋吃了。虽然每人只能吃一到两口,碟子就空了,但是那一两口炒蛋给我留下了长久的记忆,甚至直到到今天回想起来,还觉得口有余香。</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然而,我至少已经有46年没有给祖先上坟了。1978年10月,我离开家乡去兰州上学,后来又辗转于甘肃陇西、定西和山东烟台等地教书,工作、生活的地方不断变换,家乡就成了来去匆匆的驿站,我从此再没有给祖宗上过一次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上月月底,我在甘肃兰州办完事,已近清明,便决定回老家参加一次家族的上坟祭祖仪式。4月3日这天,我随同一位堂兄,三个弟弟及一帮侄儿侄女去上坟。一条山埂把我们和堂哥两家的祖坟分割成上下两处,我们决定先从山埂上边开始。山埂上边有两座坟墓,那是堂兄的祖父和父亲(即我的大祖父和堂伯)的坟墓。</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按照迷信的说法,今年上坟不宜往坟头上培土。我们先在坟院和坟头上挂满五颜六色的的挂纸,接着检查坟院和坟头上有无鼠洞、水洞、新生的小树苗等妨害坟墓安全的隐患,如有发现,就加以清除和修整,然后在坟前焚烧了一大堆冥币,上了香和供品,磕头跪拜。</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给大祖父和堂伯上坟,我自然想起他们二人的死因来。大祖父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是年为世所罕见的饥荒年,但大祖父不是饿死在家里,而是去野外拔吃苜宿,胀死在苜宿地里。堂伯生于民国四年(1915年)三月,卒于1948年9月。他的去世原因更为特殊,是被妻子与奸夫合伙下毒致死(奸杀)。可怜两位先人死得如此凄惨,死时,一人43岁,一人仅33岁。</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坟院南边5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塌陷的坟坑。堂兄说:“这是咱家老坟最早的位置。”关于我家老坟的搬迁,有一段凄楚又荒唐的故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传说曾祖父和曾叔祖父弟兄二人一生不和,他们生前立誓:生不同行,死不同葬。二人去世后果然分而葬之。曾叔祖父一生未婚,二祖父过继于他。按照封建迷信的说法,未婚之人百年以后,不能进老坟与家人同葬一处。二祖父为了规避后代不能与他同葬的忌讳,早在曾叔祖父去世之前,就出钱为他买了一位瞎子老太婆,权做他名义上的夫人。这位瞎老太婆后来是从山崖上掉下来摔死的,死后就与曾叔祖父葬在一起。从此以后,二祖父家里一直不吉利,家人接连不断地病逝,短短几年内竟死去6人。问神,神说:这是曾叔祖父的坟茔犯了血光煞,得迁坟。于是,二祖父和祖父商议,就把曾叔祖父和那位瞎老太婆的坟迁到我家的墓地,与曾祖父、曾祖母葬于一处。奇怪的是,迁坟之后,二祖父家中果然不再有人病逝,而我家则开始死人,我的祖母、二姑母、伯母以及伯母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先后离奇病逝。再去问神,神说:还是坟茔里的问题,还是犯血光煞,需要迁坟。祖父只好再找二祖父商议,要求将曾叔祖父和瞎老太婆的坟墓另迁他处,可是二祖父不同意。两个家庭(还包括七八个被裹挟进来的同村村民)就因迁坟问题发生了惨烈的亲族械斗,祖父和伯父都在械斗中被打成重伤。后经法庭协调,两家才将各自先人的坟墓分别迁出。曾祖父和曾祖母的坟墓就从山埂之上迁到山埂下现在的地方。那场械斗后,有族人表示家族关系从此一刀两断,并将两家共同供奉的家谱扔进熊熊大火中付之一炬。</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每次听族人给我讲述这段历史,我的心里总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我想,当年两家死了那么多人,肯定是因为瘟疫或别的什么传染病所致,可是两家人都深信于迷信,导致一场惨烈的家族械斗,真是愚昧之极,荒唐之极!我还想,当年的医疗条件要是足够发达,那种死人的局面肯定会很快得到遏止。即使一时不能得到遏止,至少也能对病人的死因作出科学的解释。然而,现在再谈这些都只能是假如,毕竟那场悲剧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就连那本记录家族血脉延续的家谱,也未能幸免。我们家族的历史,从此就丢失了无法补证的源头。可惜啊!</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这次上罢大祖父和堂伯的坟之后,我们回到山埂下边。山埂下边除了老坟,还有祖父、伯父、父亲和母亲的已经不能算作新坟的坟墓凌乱地分布于老坟之外。老坟内共有4座坟,分上中下三排:第一排是曾祖父和曾祖母的坟墓,第二排只有祖母一人,第三排只有伯母一人。和大祖父、堂伯的死难一样,以上4位祖先中,有三位也是死于灾难之中。例如,曾祖父死于民国9年(1920年)的大地震。那场大地震中,我们家族受难的人除了曾祖父之外,二伯父也受伤致残,数年后离世。但是他因去世的时尚未完婚,没能葬入老坟。如前所述,祖母和伯母都是死于那次病因不明的疫灾。死于那场疫灾的其他4人,也都因为尚未完婚甚至还是孩子,未能葬入老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按理说,祖父、伯父、父亲和母亲去世以后完全可以葬入老坟,可是为什么也都没有葬入老坟呢?这就不得不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那个年代,我的父亲和伯父都是被批斗的对象。活人挨批斗,死人也不能幸免。村里兴修水平梯田,第一块梯田的选址就冲我家的祖坟而来,逼着我家答应平掉祖坟。(可恨的是,第二块梯田不是挨着第一块梯田修,而是直奔我家上千米之外的住宅,逼着我家从西山搬迁到东山。)在平我家祖坟的时候,生产队干部其实也征询过父亲和伯父的意见:是迁坟?还是平坟?但在那个禁锢思想又吃不饱饭的年代,可供我们选择的余地实在太小。我们只能接受简单的平坟。我在前文说,我至少有46年没有上过坟了,其实这是保守的估计。实际上,自从我家的祖坟被平掉之后,我可能再就一直没有上过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大概是1976年以后,也有可能是我离开家乡去外地上学之后,具体的时间现在记不清了,总之,等我再看到祖坟的时候,已经不是儿时看到的样子,而是现在这个样子。当年梯田修进我家祖坟,坟墓被深埋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在没有修筑前埂的情况下,就戛然而止,留下了一个“烂尾工程”。我的伯父在这烂尾工程中搜寻,辨别出4座坟墓的大体位置,并且打了记号。若干年后,兴修“大寨田”的高潮逐渐平息,父亲和伯父就把那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烂尾工程”重新平整了一下,根据当年打的记号,重新垒起4座坟头,圈起一个坟院。这4座坟头的位置是否准确,谁也说不清楚。先前的位置模糊,再往里边埋入新坟更就难以确定位置。这就是祖父、伯父、父亲和母亲去世以后,都没有葬进老坟的原因,他们至今只能孤魂野鬼似的各自跨在老坟外边的某个角落,夫妻、父子都无法“团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来到山埂下边之后,我们仍然按照过去的习惯,先上老坟外边的新坟,最后上老坟。每一处坟院里,都是先挂挂纸,检查并清除安全隐患,焚烧冥币,上供祭奠。在祖父和父亲的坟院里逗留的时间最多。祖父的坟院里,由于被野猪密密匝匝地拱出许多深坑,大家一起动手,从坟院外边取土,将这些坑洞一一填平。父亲的坟院里长出一簇簇酸刺,小弟领着几个侄儿用铁锨逐一铲掉这些酸刺的茎秆,再在铲断的茎秆上洒上一种什么农药。他们说:洒了这种农药之后,酸刺的根茎就会死掉,不再生长。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上完坟回家的路上,我仍在脑海里追忆我的家族灾难史。事实上,我们这个家族仅有的有据可查的历史,都是和灾难绑在一起的。据说,我们家最早不是生活在现在这个地方,而是生活在今韩家集镇云台村的李湾(当时叫宋吉川),解放初期,二祖父还经常带着几个堂兄去那里上坟。2020年8月,我曾专门去那里做过考证。依据当地村民的引导,我们来到了李湾社一个叫做“武家坟院”的地方。一位姓任的村民对我讲,“这个坟院里的坟,是文革期间修梯田的时候平的。20世纪50年代,你们家的老人曾带着孩子来这里上坟,路过我们家时,还向我家借过铁锨。”当时这个坟院里有几座坟墓,现在已无人能记清楚。这些坟墓里埋的都是谁,也已无法考证。大体可以确定的是,我家祖先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是在清同治以前。同治年间,在那场震惊全国的大动乱年代,生活在这个庄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一个人都没有留下。这家姓任的,就是同治变乱后才迁到这里的。我们家族当时死了多少人,现在无从知道,只知道我的高祖父带着曾祖父从这里开始逃难,一路逃到静宁。(我有一个推测:高祖父和曾祖父的原配夫人都有可能在那场动乱中遇难。因为,现在家谱记载,高祖母生于清嘉庆十八年,高祖父生于清道光四年,小高祖母10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妻子比丈夫大10岁,应该不是原配。曾祖父和曾祖母结婚的时候,已经30多岁了。结婚为什么那么晚,也应该另有原因。但这都是推测,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高祖父和曾祖父的原配夫人都死于那场动乱)据我家现有家谱上记载有关祖先的生卒年等时间点推算,我家离开韩家集镇云台村李湾启程逃难的时间,大概在同治七年左右,从静宁回到现在居住地的时间,大约在光绪十七年左右。逃难时间长达24年左右。在逃难的过程中,高祖母死于光绪三年3月,高祖父死于光绪十六年腊月。两人死后,一个葬于静宁仁大川,一个葬于静宁雷大湾。据说,祖父小时候还常去静宁给高祖父和高祖母上坟。但是,祖父并没有告诉家人高祖父和高祖母的坟墓的具体地点,或者告诉了,但没有传下来,所以我们不知道。我的二祖父也死于灾难之中,他是1960年饿死的。2019年国庆期间,我约了一个通渭的学生开车带着我去了静宁的任大乡和雷大乡,虽然找到了雷大湾和任大川这两个地方,但是根本无法找寻到高祖父和高祖母的坟墓。</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粗略算来,我们家族从高祖父到父亲四辈人中,有许多人死于灾难之中,即使没有死于灾难之中的,一生也经历过太多的灾难,这灾难,有自然的,比如饥荒和地震;有民族的,比如同治动乱;有文化的,比如封建迷信;还有政治的,比如“十年动乱”。记住这些灾难,是我们后代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历史灾难中获得某些启示,作为后代的人生财富,岂不是一件好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版权所有 请勿侵权)</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致远2025年4月18日于山东烟台</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