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记忆（下）——忆二十一军团以上干部赴京参加毛主席接见

鲁宁

编辑：夏鲁宁

1965年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在首都体育馆接见了解放军报社全体同志。毛主席向大家挥手致意。

1968年6月30日 ，毛泽东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济南军区、广州军区、兰州军区的部分团以上干部。

1964年7月23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地空导弹兵“英雄营”全体指战员。

江修惠回忆：

1968年夏天,我们军一部分团以上干部,从西北到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毛主席在多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又开始分批接见军队的干部。在刘建功政委和另两位军首长领导下,我们军去北京的干部编成一个队,驻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由于毛主席接见的时间不是预先定好的,何时接见临时通知,就在等待接见期间,学员一律不准外出,就在驻地组织大家读毛著。这期间,各地来京的学员队负责人,有时也会互相走动,算是兄弟部队之间的友好往来。我和军机关的另两位同志是学员又兼队部的工作人员，负责一些跑腿和接待的事情。据我所见,每次来人都要赠送一些他们单位制造的毛主席像章,我们自然也要以像章回礼。

在送走客人之后,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就会把人家的像章打开来看一看。发现一些制作精良、式样新颖的像章,就称赞说这个好,那个好。刘政委坐在一边抽着烟,并不过来观赏。听到我们连声赞叹时他慢腾腾地说:“怎么光说好不动手呀?”乍一听我们愣了一下,随即明白政委的意思,于是就开始动手了。住在队部附近的人,听到这里的动静,过来一看,弄清是怎么回事,也动起手来。不一会儿,送来的像章就被拿的差不多了。刘政委看着得到像章的人那高兴劲儿,就哈哈大笑。可当我们送给刘政委时,他却总是指指胸前戴着的像章说:“有了,有了。这些给别人吧。”

时过境迁，在人们从政治运动激起的狂热中走出来，恢复了理性,回过头来想想当年“像章热”时的心情和行为,觉得挺好笑。近几年,我在北京街头或在穿越长安街的地下通道里,常在地摊上摆着的一些制作粗糙的旅游小商品中,见到几枚毛主席像章。不禁使人感叹世事沧桑,历史无情啊!由此,我又联想到当年刘建功同志,在“像章热”搅得人们缺乏理性、甚至以对像章热度衡量对伟大领袖感情深度的荒唐气氛中,他却能那样冷静,那样理智,实在是令我佩服!

毛主席第八次接见革命小将

回忆亲眼见到毛主席的幸福时刻

石源回忆：

在绵亘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曾经诞生了许多彪炳千秋的伟人，对于热爱毛主席的人们来说，毛泽东主席无疑是当中最耀眼的那一个，在五十多年前，我有幸近距离亲眼见到毛主席，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幸福时刻，也是一生的荣耀，至今记忆犹新。

1966年8月至11月，毛主席八次接见了全国各地来京师生1100多万人，我所在的部队抽调干部战士，参与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之前对各地来京师生的组织训练工作。

1966年11月初，我们21军奉命组成由司令部作训处长许效民、政治部文化处长许辛为负责人的一个指挥机构，由驻地太原率领一批干部战士赴京，为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对外地师生进行组训，我时任军政治部文化干事有幸随处长一起进京。在北京我跟随当时北京军区文化部胡可部长到各地来京师生驻地了解情况、搜集资料、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汇总材料向上报告。

外地师生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是按照军队编制按师、团、连、排、班的顺序进行的，由军队人员组织指挥，在毛主席检阅前要对他们进行军队的“三八作风”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统教育和安全检查，军队人员加以“分指挥”、“领队”的头衔，以此为主要职责及任务。为完成这几项任务我们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而且在毛主席第八次检阅后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有周恩来总理参加的总结大会，对解放军参与这项活动给予肯定，还给参与此项活动的每个干部和战士发了一枚毛主席像章。

经过短期组训后，1966年11月26日的这一天我们真正见到了世界伟人、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负责组训的这批师生被分配到了机场等待会见毛主席。由解放军战士手挽手坐在第一排，师生以此为基准一层一层向后排。那个时候的京城气温还是很低，凛冽的寒风阵阵袭来，但受阅群众心潮澎湃情绪高涨，仿佛热风扑面一点都不觉得冷。

在下午四点多钟，毛主席乘坐的第一辆敞篷汽车，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徐徐向我们驶来，毛主席身穿军装，满面红光，精神抖擞，容光焕发，站在车上不断向欢呼的人群亲切招手，受阅群众象奔腾的海洋,“毛主席万岁”的声浪一浪高似一浪，大家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目送毛主席乘车驶过，我情不自禁的看了一下手表，毛主席乘车经过我面前时是下午四点十三分，这个幸福时刻从此永生难忘!随即我拿出当时流行的两色圆珠笔在“分指挥”“领队”的卡片上写下了富有纪念意义的两句话:1966年11月26日我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乘坐的检阅车下午4点13分从我面前驶过，并小心翼翼的保存好此次来京的一些证件和记录。

时间过了半个多世纪，我也由毛头小伙到了耄耋之年，纵使我们在发展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如今已然是国富民强，是中华民族最接近伟大复兴的时期，不能忘记老一辈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欣逢佳节，有感而发，时光荏苒，但见到毛主席的这一幸福时刻始终烙在我的心坎上经常想起。

来京保存的证件记录。

历史机遇擦身而过

徐春阳回忆：

1968年9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住在长辛店坦克二校。本准备在毛主席接见之后就回来的,没想到一拖再拖,三个月过去了,听说可能得推到1969 年才能安排上接见。这几个月,师里的同志不断来信,希望我能早点回去。

因部队有要事，军部发报要我急速返回，12月26日,一早起床,面对一轮红日，集体唱了《东方红》,祝贺毛主席生日之后,我离开北京乘火车返回西安。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总书记邓小平接见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全体学员和在职校以上军官合影。（1963年2月27日）

徐春阳作为学员参加了接见活动。

看望徐海东大将

陈福胜回忆：

1967 年冬季,我到北京参加军队高级干部学习班,等待毛主席接见。在会议间隙,我与战友吴怀才、胡汉生、万海峰等同志约定看望徐海东大将。

记得 1940年1月,由于紧张的战斗生活劳累过度,徐海东同志旧病复发,在一次大会的主席台上吐血,此后长期养病。但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1954年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传来我军高级将领被打倒的消息,我们这些当年在首长身边工作的警卫战士无时不在挂念着老首长,首长的安危更使我们感到忧心忡忡。

徐海东大将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和大家一一握手,给每个人斟了茶,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们这些当年的警卫战士。徐海东大将和大家回忆了当年的情景,并逐一询问每个人的工作情况及现任职务,当问到我的时候,我告诉他在济南军区26军当副军长,目前在烟台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徐海东说:“你已经成长为军队的高级干部了,毛主席说要一碗水端平哟! 在地方三支两军,可不能有派性啊。”这句话,乍一听普通,但在当时动乱的形势下却含意很深。

在地方“三支两军”的八年中,我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以老首长的指示为座右铭。他每当想起徐海东同志,总是能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在战争年代里,跟随他南征北战所走过的道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86年,徐海东大将被列为我军33位杰出军事家之一。我在跟随徐海东将军的日子里,不仅学到了无产阶级的硬骨头精神,也学到了许多治军的思想和方法以及为人处世的道理。

1949年，开国大典。

最难忘的日子

郑学训回忆：

1958 年国庆节期间,是我军旅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亦是我人生旅途中最幸福、最难忘的日子。当时,我任21军63师炮兵团教导连指导员,25岁,上尉军衔。我被军党委推选为军的国庆观礼代表，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国庆节观礼代表团的观礼活动,历时一个月。我们下榻在国防部总参招待所。9月30日下午,观礼代表团秘书处通知:10月1日上午7时,全体代表乘车前往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节庆典大会,代表们十分激动:有的高兴地跳起来,有的流下热泪,有的连夜向部队和亲友写信、拍电报,通报明天参加庆典的消息。我也高兴得通宵没有睡意。1日清晨,我早早起床,穿好新军服,胸前佩戴上朝鲜劳动党和政府授予的三枚军功章和抗美援朝纪念章,彼此还十分认真地检查着装和军容风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和大家一样着急地等候上车,总感到这天时针走的太慢、太慢,恨不得一下飞到天安门。7时正,我们终于出发了,代表们乘的大轿车直奔东长安街停车场,我们队伍整齐、精神抖擞地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东台,和全国各地来的劳动模范站在一起。8时30分,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在国庆节庆典大会开始!”这时,欢腾的百万群众立刻鸦雀无声,片刻,突然响起“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在乐曲声中,毛主席和党、国家领导人从城楼西侧迎着朝阳,健步走上天安门主席台。观礼台和广场上的百万群众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亲切地频频向人民群众挥手致意,并高呼:“同志们好!人民万岁!”毛主席宏亮的声音,回响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北京市彭真市长讲话之后,游行开始了,一群穿着节日盛装,手捧鲜花的女青年方阵,护卫着国徽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紧接着是佩戴军衔的军人方阵,以威武雄壮的军人形象整齐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赢得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人民群众的热烈掌声。然后是群众游行队伍,各式各样的彩车,展现工、农、商、学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就……游行活动历时两个钟头。

6日上午8时,全军国庆观礼代表突然接到通知,要求着装整齐,佩戴奖章,立刻乘迎宾车从西长安街中华门进入中南海,并在草坪上列队等候。不一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带笑容,神采奕奕地走来,代表们顿时热烈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频频挥手向我们致意,并亲切地说:“同志们好!”周恩来总理笑容满面地高呼:“向英雄模范们学习!”代表们深深感到,我们只是干了一些份内应该做好的工作,而党和人民给予这么高的荣誉,一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热血沸腾,一股股暖流涌上心头。这一天,善解人意的摄影师连续为我们拍了三张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留下永久的纪念。

喜事一个接着一个,8日晚上,国防部在北京饭店为欢迎全军国庆节观礼代表团举行盛大宴会。北京饭店座落在东长安街东侧王府井大街的南口,是北京当时最豪华、最高级、专门接待中外国家元首和贵宾的宾馆。代表们有序地进入金碧辉煌的宴会大厅,按座位牌上的姓名入座,等待首长的到来。我发现右边的座位还空着,不知是留给谁的。就在这时,大厅内突然响起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只见身穿元帅服、佩戴元帅军衔的彭德怀部长健步进入宴会大厅,在三总部首长的陪同下,竟来到我身边,伸出右手与我握手并在我右边空座坐下。这突如其来的大喜事,使我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心想,我一个来自农村的穷孩子和基层连队的指导员,做梦也想不到今天能与彭元帅同席就餐!党和人民给予我这么大荣誉,实在是非常幸福，非常光荣，终身难忘的大喜事。

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志愿军代表。

英雄八连破冰救人郭文兴

耿耿回忆录：

战斗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落水的人大部都已被救上了岸。这时,用身体冲开一条冰路的郭文兴,已经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可是还在坚持战斗,他背起一个冻僵了的人，又扶起另外两个人，让他们攀在自己身上，一步一步地向岸边移动;嘴里还在背诵着:“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这是他所在的“英雄八连”的战士们经常背诵的一条毛主席语录。许多年来,每当这个连队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总是按着英雄连队前辈的榜样，高声朗读这条语录去迎接胜利。从湖岸倒挂下人梯,伸过来几双手,好不容易才把郭文兴从堤岸下拉上来。

“水里还有人吗?”“没有了。”“我们胜利了!”

“你们是集体的罗盛教!集体的蔡永祥!”

战斗还没有结束，抢救冻伤人员的斗争还在紧张进行。

当一个个下水者从冰湖里上岸的时候，无数双友爱的手立即递过来一件件棉衣、毛衣、裤子;他们背的背,扶的扶,把他们送到了岛上的南湖饭店。

南湖饭店挤满了人。饭店工作人员,早已腾出了自己的床铺,生起了火炉。炉火温暖着人们的身体,真挚的阶级感情温暖着人们的心。

一位来自湖南的红卫兵，敞开衣襟把战士郭文兴冻僵了的双脚夹在自己热乎乎的腋下。

无数站在屋外的红卫兵小将们，焦急地关切着战友们的健康。他们不时探进头来,询问战友们的名字。这场战斗,有成百人参加了,他们来自黑龙江、吉林、新疆、湖南、四川、上海等十几个省区市,他们都互不相识;但是，阶级兄弟心连心，毛泽东思想把他们紧紧凝结在一起 .....

海淀医院的救护车来了;解放军某医院的救护车来了;某军事学院的医生和有关人员也带着大批的被褥、医疗器材赶到了。

经过抢救，除了几个较重的被送进了医院继续治疗外，其余的同志都被某军事学院当做客人接去过夜、洗烤衣服。然而,“英雄八连”的战士郭文兴谢绝了医生叫他住院检查的劝告,也谢绝了某军事学院的邀请。他说:“再不回去就要超假了。”

人们以钦佩的眼光，看着李怀珠和一批同来的红卫兵搀扶着郭文兴离去，都不禁从心底赞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毛主席教导出来的战士就是过得硬!

“向解放军学习!”......

春雷般的欢呼声,回荡在昆明湖上的夜空。

这篇署名为“《光明日报》记者，《解放军报》通讯员”的长篇新闻报道,作者虽然没有署明自己的真实姓名,然而,笔者透过字里行间,却隐隐约约地看到了沙津同志的身影。

沙津,笔名“沙金”。浙江平阳人氏,出身书香门第,解放前为国统区旧报馆报人，集记者、编辑、主编、校对、排版于一身。文风犀利,下笔有神,行云流水,酣畅淋漓。大军南下,解放浙江时,他投笔从戎,报名参军。而后,他30余年如一日,呕心沥血,辛勤笔耕。为党歌功颂德,为人民军队脸上贴金。长者风范,谦和待人。部队上下,皆有口碑。因闻:“党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遂向党屡屡表忠心，递交入党申请书不计其数,不厌其烦,诚惶诚恐。军龄三十有余，官至团职,却总因“历史问题”,大门未向其“敞开”,屡屡吃“闭门羹”。下连蹲点,基层采访,每逢支委会、党小组会，自知为“党外人士”,无权参加,主动离席,避之不及。直至80年代,

63师建师22周年传经大会老首长与抗战时期干部合影留念。（1962年9月1日）于北京西山。

已到知天命之年，即将离开部队，准备返回原籍，早已是心力交瘁，心灰意冷。党才认为其“经受住了考验”，党的大门方才向他“敞开"了一条缝。沙津同志,五十高龄,被视为“新鲜血液”,光荣入党。脱下军装,全家老少,荣归故里,堂堂煌煌。

1970年,有一天,八连里来了一个工作组。其中,就有沙津。当时,沙津已被调到21军宣传处任新闻干事。这一次,他是随工作组到“英雄八连”来蹲点的。

连长、指导员把全连集合起来，一一介绍工作组成员的姓名、职务。

全连解散以后，回到班里，知情者对班里的战士们称:“沙津是21军的大笔杆子!解放前就是国民党报馆的主编。沙津写的稿子,经常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发表!但是,他还不是党员……”

“他都这么大岁数了!看模样都像一个50岁的老汉!还不是党员?”2班的战士们听了,都觉得新鲜。

“就是因为沙津有‘历史问题’,党委讨论多少次,都通不过!”将其经历一一道来。赞誉之词,溢于言表。

听罢刘亚洲添枝加叶的一番介绍之后，我对沙津仰如高山。敬慕之意,油然而生。尤其是他的那种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永远也无法抹去的烙印,直至如今。

沙津和陈于湘是同一时期参军的浙江平阳老乡。沙津在63师宣传科、21军宣传处工作30余载，与刘建德相交甚厚，部队许多新闻报道出自沙津的笔下。因而，沙津掌握着许多第一手资料。当笔者开始着手撰写这本书的时候，便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沙津。然而,沙津同志已经病故多年。

我对陈于湘阿姨叹道:“沙津跟随刘建德工作多年，如果沙津还在世就好了!”

陈于湘听了,也叹息一声,深有同感。

1966年10月，沙津同志随刘建德、徐治中前往北京，是师指挥所的机关工作人员(注:有人说沙津是宣传科副科长，也有人说他没有当过副科长,是营职干事)。

那几年,沙津在63 师新闻报道工作方面,堪称“第一支笔”。郭文兴的事迹一时间得以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沙津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郭文兴昆明湖救人事发的当天，沙津以他那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的经验和特有的职业敏感性，立刻就意识到了其中潜在的新闻价值。

沙津连夜进行追踪采访，不仅分别采访了郭文兴本人、一道去颐和园的同志和红卫兵,还采访了许多相关的人员。回来以后，他闭门不出,连续几天几夜不眠,挥舞如椽之笔,写出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稿件。

刘建德是师里负责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又是此次进京部队的负责人，新闻报道稿件发表之前，自然要给他审查。刘建德看罢,对沙津的勤奋精神,尤其是对他的文笔格外欣赏,赞不绝口。

刘建德、徐治中均指出:郭文兴昆明湖破冰救人，体现了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是发生在首都北京;二是发生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期间;三是发生在国防部命名的“英雄八连”,意义十分重大。一定要想方设法，竭尽全力，搞好对外宣传，搞好新闻报道工作。师指挥所全力支持宣传科的新闻报道工作!有什么困难,只要宣传科的同志提出来,师指挥所一定予以解决!要钱给钱!要车给车!要人给人……

郭文兴昆明湖救人的当天，就引起了首都一些新闻单位的关注,当晚就有记者前往医院采访。

然而,毕竟63师宣传科占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

62师部分领导同志合影留念。

沙津捧着稿件四处奔波，和首都各大新闻单位的同志一道,逐字逐句斟酌、修改、定稿。

后来,郭文兴被世人称做”公字号的破冰船"。这一称号,石破天惊,令人发聩,便是沙津等同志的杰作。

几乎在同一时间，首都各大新闻单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在显著位置发表和播发了郭文兴在昆明湖破冰抢救红卫兵的英勇事迹。同时,各大报纸从不同角度相应地发表了社论、评论员文章和编者按。

《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

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王杰、刘英俊、蔡永祥的英雄形象，活在千万人的心中，激励人们创造更多的英雄业绩。解放军战士和十几个省市的阶级弟兄,奋不顾身地参加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抢救斗争,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解放军报》评论员在题为《像蔡永祥那样热爱红卫兵》的文章中说:

这次抢救红卫兵的战斗中,我军战士、政治工作员郭文兴等同志,用自己的行动,体现了我军的光荣传统。

《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让“公”字大放光彩》的社论,社论说:

我们要热情地赞颂昆明湖上的这场战斗，歌唱舍已为人的英雄;我们要学习解放军战士的高尚品质,让“公”字大放光彩。

1966年12月,为表彰郭文兴同志的英勇事迹,北京军区发布命令,为郭文兴荣记一等功。

首都新闻单位的记者争先恐后地前来采访。北京市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解放军指战员纷纷前往位于中国科学院外国专家局的63师驻地，请部队领导、“英雄八连”和郭文兴介绍经验，请他们去做事迹报告。师指挥所楼下,人来人往,门庭若市。前来采访、学习的人群络绎不绝,接连不断。

那几天,刘建德、徐治中等同志,一个个春风满面,喜上眉梢，高兴得连嘴都合不拢。从早到晚,忙前忙后,忙里忙外,忙得团团转,尽忙于这方面的应酬。

部队在京期间,召开了为郭文兴荣立一等功的立功授奖大会。肖洪川参加了此次大会，他回忆说:“立功授奖大会的地点，就在外国专家局的那一栋楼里。有一个大房间，师指挥所的工作人员整理了一下,挂了一些横幅什么的。‘英雄八连’干部战士全体参加,各团派代表参加。师指挥所没有通知各团所有的人都来，都来了,会场容纳不下。188团参加会议的代表是我负责带的队。开会时,首都各大新闻单位的记者来了很多,军内、军外的记者都有。闪光灯一闪一闪的,记者尽忙着采访、照相呢!给郭文兴照相，给‘英雄八连’照相,给在大会上讲话的人照相。下面坐的战士们，腰杆挺得笔直,唱起歌来,嗷嗷直叫! 露脸啦! 高兴啊! 大会由徐治中主持，刘建德宣读北京军区为郭文兴记一等功的命令。宣读过后,刘建德代表63 师,说了几句话。然后,郭文兴、英雄八连’的代表、各团代表、红卫兵代表先后发言……”

刘建德在讲话中说:“我们受军、师首长的重托，此次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执行接待外地师生和红卫兵的光荣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惟一的宗旨。在红卫兵落水的时刻，在人民群众的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刻，‘英雄八连’的战士郭文兴挺身而出,舍己救人,克服重重艰险,砸开40多米长的冰层,救出多位落水的群众，以实际行动履行了一位人民解放军战士应尽的义务。现在,北京军区颁布命令,为郭文兴荣记一等功,这是对我们巨大的鞭策和鼓舞。我们要向郭文兴同志学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工作……。

中共兰州军区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合影留念。（1964年）

据“英雄八连”负责带队的副连长赵福全同志回忆,63师离京之前,还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是解放军陆海空三军10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63师进京人员全体参加。周恩来和叶剑英、陈毅等军队老帅出席了大会，周恩来指挥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肖华同志代表总政治部在大会上讲话时,还专门表扬了“英雄八连”战士郭文兴在昆明湖抢救红卫兵的英勇事迹。

第二件事是63师干部战士离京之前，北京军区主要领导杨勇、廖汉生、滕海清、郑维山等首长,在外国专家局小礼堂亲切接见了“英雄八连”此次进京的77 名官兵。刘建德、徐治中等陪同接见。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都非常高兴,因为“英雄八连”以及郭文兴同志为整个北京军区争了光,争得了荣誉。杨勇、廖汉生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63师负责接待的数万名外地师生和红卫兵,与干部战士相处多日，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当63师的干部战士送他们上火车时，那些学生在站台上抱着我们的干部战士,哭成一团,难舍难分。

谈起这一段经历，有一些曾经进京参加过接待红卫兵的63师老同志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刚到北京时，刘建德不管走到哪儿,对我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在北京千万不能出事啊!在北京出一点事,都要通天!’即使刘建德不讲,大家的心里也明白。谁不怕出事?都害怕出事!出了事,回去不好交代。结果，接见结束了,部队都快要撤出北京了，临了临了,还是出了事!不过,不是坏事通了天,而是好事通了天!部队回去时,大家在火车上,那个高兴劲儿!真可以称做是:不辱使命,载誉而归啊!”

周总理和彭德怀元帅在一起。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