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椿》——我的乡愁

四指

我的儿子叫大椿。我起的名字。 　　在北大妇幼门口三叔问我：“孩子起的什么名字？”我脱口而出“大椿”，他怔了一下，“这名字不行吧。”我说：“就它，挺好的。”後来，每当有人问我儿子叫什么名字，我会说“叫大椿。”不熟的“哦”一声，便没了下文。相熟的会笑嘻嘻的说：“这名儿可够土的，哈哈，我们村儿里都听不着这名儿了，哈哈。”还有的则会先“哈哈”，然後转转眼珠，脑袋飞速寻找着可以打岔的客套话道：“好记，还不容易重名。哈哈。”再後来有两位年长的语文老师，听到“大椿”的名字，问我是不是取义于《逍遥游》里“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寓意孩子长命百岁。我附和着：“是啊，是啊。”不自觉地想到编纂《平水韵》的陈彭年，彭者大也，年者富足长寿也。 　　其实，“大椿”是我的乡愁。 　　我父亲13岁生日那天，我奶奶买了一颗香椿树苗送给他当作生日礼物，他仔细地种下，浇水培土。寒来暑往，几十年的光阴，香椿树苗慢慢变粗变大，眼见着系着红领巾的他，怀抱着刨花蹲在身前生火做饭；眼见着他摊开双手，信鸽从肩膀到手腕，整齐地排成两列；眼见着他背起行囊离家插队；眼见着归来时他满身煤污，在树下稍立片刻，竟已是壮年；眼见着他恋爱、结婚；眼见着他怀里多了一个婴孩儿。 　　打我记事起，这棵香椿树已在胡同里一片低矮的平房间，出落的树干葳蕤，亭亭如盖。家里大人说，哪天迷路了找不到家，就找这棵香椿树，看见它，就看见家了。 　　清明以後，老爸会准时爬树摘香椿，香椿芽要吃最尖的那撮儿紫色的，连着根儿轻轻一捋就下来了，闻起来有点清香。老爸说区分香椿与臭椿要靠闻味，香椿香，臭椿臭，他说大石虎那儿种的两棵是臭椿。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去闻过，跟我讲的时候确是言之凿凿。焯水以後配上鸡蛋炒，叫香椿鸡蛋，那是我儿时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道菜。我奶奶还能用香椿做出好几种叫不上名儿的菜，也都很好吃。 　　夏天孩子们喜欢躲在香椿树荫下乘凉，赶飞来飞去落在花盆上休息的蜜蜂，拨拉驮着蚯蚓一点点挪窝儿的蚂蚁。香椿树还能抵挡住从天而降的鸽子屎。 　奶奶家餐桌的规矩大，每顿饭都是一大桌菜，一大桌人，围坐一圈，爷爷动了筷子大家才能吃，夹菜不许乱扒拉，筷子不能插在米饭里，缺口的碗不能用……，犯了哪一条，这顿饭都吃不下去的。吃完饭放下筷子，头儿也不能对着人。 　　奶奶做鱼有手绝活，每次上桌都被一扫而光。她说鱼鳞不能刮的太干净，鱼要有腥味做出来才好吃。因为小时候隔三差五就能吃到鱼，我练就了一手吐刺的本领，即使是小刺多的草鱼，夹一筷子放在嘴里，我也能只用舌头就把所有刺一个不差的吐在桌上。这时候爷爷会得意地对大家说：“看看，看看，我们海边的人天生就会吃鱼。”又用筷子点点中间的一盘菜说：“这是老家的某某带来的八大搔（墨斗鱼）。”“……某某又捎来了蟹酱……”“……山东人爱拿葱菜当拌面卤……” 　　爷爷做了一辈子账房先生，算盘打的哗哗响，最珍视的是一个木头算盘。我三四岁的时候，有次偷拿出他的算盘，当成小车轮在大屋的水泥地上滑着玩。爷爷看见以後，直接就窜儿了，气得用鞋底抽我。老爸听见动静，跑进大屋，正碰上爷爷一手攥着我胳臂，一手挥着鞋底，嘴里嘟囔着：“那么多玩意儿你不玩，你作践它！”“啪”“算盘能在地上搓吗！”“啪”“谁让你摆弄它的！”老爸站在门口看着也不过来救我，于是我脱口而出：“于瀛庆！” 　　“谁？” 　　“于瀛庆！” 　　听到这名字，瞬间，爷爷如遭雷击，举着的鞋底停在半空。我见他鼻翼和嘴角抽动了几下，眼神中全是震惊，而后拉长，慢慢变成空洞，整个人都泄气了，攥着我胳臂的手，也失去力度，我一溜烟儿跑出去，老爸一个健步上去扶住爷爷到沙发坐下。 　　“于瀛庆”这个名字，肯定是家里大人随口提起，我随耳听见，情急之下又随口乱说的。但我不知道的是，“于瀛庆”是爷爷的亲大哥，多年前已在山东故去。所以爷爷突然间听到他的名字才会失神怔住。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身边都是山东人，爷爷奶奶、五爷爷、五奶奶、张乃富、姑奶奶，还有时不常来串门的各种山东老家的亲戚，以至于家里如果来了一个“北京人”，我都会很奇怪的觉得“咱们家怎么来了个北京人呢，他来干嘛呢？” 　　每当接到老家的来信，爷爷会搬开折叠桌，拎过椅子，坐好，带上琥珀色的老花镜，表情严肃地拆开信封，一字一句地从第一行读到最后一行，用食指在舌尖沾点唾沫，捻开信纸，再把第二页一字一句地从第一行读到最后一行。然後跟奶奶说老家的谁谁谁怎么怎么样。我会经常听到他们跟我说“等你大点的，就带你一起回山东老家。” 　　因此，在我的认知里，我是个山东人，浑然天成、无可争议。 　　98年山东队宿茂臻一脚低平球打破“工体不败”的神话。工人体育场“振聋发聩”的沉默里，一位少年身着白底红字的山东队队服，在绿色海洋的背景中歇斯底里的欢呼，直到被两个表哥奋不顾身地架着逃出了工体。时至今日，我都觉得山东队欠我一个“最勇敢球迷”的称号。 　　大学校园里，我高高兴兴地跑去参加了山东老乡会。老乡们用山东方言嬉笑怒骂，指点江山，而我则呆若木鸡。当有同学操着浓重的崂山口音问我：“你老家是山东哪的？”我顿时局促而不安，张张嘴又闭上，尽管我听得懂他们说的每句胶东话，但是我却不会讲。 　　我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到迷惑。此刻我才清楚的意识到，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山东人，我才是那个小时候觉得“奇怪的，来干嘛的北京人”。而山东于我，跟地图无关，跟距离无关，跟一切吃喝拉撒无关，跟家也无关，“山东”只是我童年时光中一个意义特别的名称。 　　多年后，看到龙应台在《目送》里写到她去美国读书，参加湖南老乡会的局促感受时，那一刻，我跟她有了跨越时空的共鸣。 　　後来我和一个相熟的胶东同学问了几个我奶奶经常说的山东话词汇，他说现在胶东已经不用这些词了，只能从一些老人家那才会偶尔听到。 　　胶东人管大连人叫“海南丢”，意思是说大连人是从渤海南边丢到北边的，而我爷爷奶奶他们何尝不是“海南丢”，只是被丢在了北京，而后如香椿树苗一般慢慢生根，开枝散叶。他们的乡愁化成了往来故土的邮戳，化成了家谱上的字辈，化成了墓碑上“生于山东省黄县沙埠于家……”的一行题记。尽管黄县已经在行政序列中被抹去，但依旧永久地存在于他们的乡愁里。上大学时，老师说过有位台湾学者根据山东地名中的“庄”和“家”将山东人分成了两个民系来研究，看来爷爷应该是“家”那个民系的播迁。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乡愁。爷爷奶奶的乡愁是山东老家，我的乡愁是那棵标记着家的香椿树。而我父亲的乡愁，早在香椿树苗种下的一刻，已经扎根泥土，至今已长成“大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