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一步步逆天改命的？

老张也说说

　　战国著名思想家庄周在《庄子·外篇·知北游》中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作为一名退休人员，告别繁华的首都北京，来到旅游名城爽爽的贵阳居住，享受着衣食无忧、含饴弄孙、绕膝之欢，也算人生大圆满。

　　与城市同龄人比起来，命运对我很不公，一出生就被打上了“农民”二字的烙印，注定要经历很多坎坷，付出与同龄人多倍的努力。随着《哪吒》系列电影的爆火，该电影的经典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逆天改命”成了网络热词。于是，有人对该系列电影逆天改命的主题产生了质疑，认为“我命由我不由天”只不过是一句空口号而已，现实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像哪吒那样逆天改命呢？在我看来，“我命由我不由天”并不是空口号，而是一句励志台词，它可以给人提供精神上的鼓舞和激励。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人生经历。

　　1980 年的盛夏，阳光热烈而灿烂，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点燃。就在这个充满希望与离别的季节里，校园里弥漫着淡淡的忧伤，同学们即将各奔东西，奔赴不同的未来。参加完高中毕业典礼和高考，我拿着那张奖状大小的高中毕业证，心中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未知的忐忑，转身回到了熟悉的生产队。

城市青年毕业或招工招干，没有招工招干就去父母单位待业，而农村青年没有招工招干一说，千千万万的艰苦劳动岗位随时虚位以待。从此，我扛起锄头，正式加入了劳动大军的行列。初入这个全新的环境，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而又艰难，着实让我难以适应。这个环境辛苦至极，真可谓是“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无论烈日炎炎似火烧的酷暑，还是数九寒天冰封雪盖的严冬，都得照常出工。每一天的劳作下来，身体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的力气，骨头也像散了架一般，腰酸背痛得特别厉害，晚上睡觉时，哪怕只是轻轻翻身，都成了一种奢望。不仅如此，长时间握着锄头劳作，手掌心传来一跳一跳的刺痛感，渐渐地，冒出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血泡，每碰一下都钻心地疼痛。

“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当我满心期待地等待着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却终究未能如愿。”一个连数学最基本的通分都不会，物理和化学更是学得一塌糊涂的人，落选的结局仿佛早已注定，毫无悬念可言。

　　时光荏苒，经过一段时间的辛勤劳动，我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节奏。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心中那豪情万丈的热忱也逐渐冷却，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迷茫与失落。“难道这一生就注定要与这片土地为伴，再无其他可能？”每当扛着锄头，行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上，这个问题便如同幽灵般萦绕在我的心头，一遍又一遍地拷问着我的灵魂。

或许，生活的真谛就在于这不断的探索与追寻之中。虽然眼前的道路看似崎岖，但谁又能断言，未来不会有新的转机出现呢？望着山间蜿蜒的小路，从其他人手中要来废香烟盒，倚着锄把写下了第一首短诗《小路》，将它投给了《呼和浩特晚报》 副刊，很快就被刊用，责任编辑张植祥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给予勉励。只是我自己觉得不是写诗的料，缺少诗人那种激情，此后再未敢涉足。

　　那时，偏远的农村与外界的联系几近断绝，仿佛是尘世中的一方孤岛。有时县城都难看到当天的报纸，更别说乡下了。而那唯一的对外信息通道，便是那每日三次的有线广播，成为了偏僻山乡最热闹的音符。

听着广播中那些或激昂、或温情的文章，心中不禁泛起层层涟漪：“这些文章我也会写啊！”

时光之轮转到了1981年的盛夏，骄阳似火，炙烤着滚烫的大地。生产队辛勤劳作收获而来的豆类、小麦，如小山般堆积在保管室门前的场坪之上。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麦香味、豆香味，却也潜藏着丝丝危机。农民们大多有着抽烟的习惯，那星星之火，在这干燥的环境中，若是稍有不慎，极易引发一场熊熊大火。一旦失火，那将是怎样的灾难？农民们半年辛劳的成果将毁于一旦，他们赖以生存的希望也将化为泡影。

这时，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现——我可以写篇广播稿，提醒大家注意防火。这念头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我心中的角落。

　　傍晚收工回家，吃过简单的晚饭，父母和弟妹们已陆续上床睡觉。万籁俱寂之中，我坐在煤油灯下，微黄的灯光摇曳着，仿佛随时都会熄灭。我找出高中未用完的作文本，思绪如泉涌，笔尖在纸上飞舞，一篇名为《三夏防火十分重要》的“听众来信”就此诞生。

我利用不能下地干活的时间，步行七八公里的路程，来到区邮电所，买了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小心翼翼地将稿件投进邮筒。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那篇稿件化作声音，通过广播传遍全县整个山山岭岭，提醒着每一个人注意防火。

大概过了三四天的一个傍晚，我在家中收听有线广播，不经意间从节目预告里，竟意外地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听众张吉录给本站来信《三夏防火十分重要》。”令人惊喜的是，标题和内容编辑竟一字未改。那一刻，仿若心中有一股清泉汩汩流出，兴奋之情难以名状，恰似久旱逢甘霖，又如暗夜遇明灯。

这篇广播稿宛如一把神奇的钥匙，一下子开启了我人生崭新的篇章，点燃了我内心深处那希望的火种。往昔那黯淡无光的日子，瞬间被抛诸脑后，眼前的一切仿佛被重新上色，变得五彩斑斓、生机勃勃。此后，我便如勤劳的蜜蜂，穿梭于生活的花丛中，把身边那些熠熠生辉的好人好事，精心撰写成一篇篇广播稿。随着这些稿件不断被采用，我也有了一份虽微薄却意义非凡的收入。公社广播放大站的广播放大员李道宪师傅，见了我总是笑意盈盈，亲切地称呼我为“土记者”。

1982 年春末夏初，我接到了县委通讯组的通知，有幸参加了县委通讯组和县广播站联合举办的通讯员写作培训班。

　　“命运多舛，小人作祟。”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在人生的道路上遭遇过小人的阻挠，而我一个普通的凡人更难以幸免。作为一名坚定的唯物论者，我本不信这些玄虚之说，然而，回首往昔，那些因小人作祟而错失的良机，却让我不得不感慨万分。

回到生我养我那片贫瘠的土地，本想凭借自己的学识为家乡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却未曾想到，竟因此成为了某些人眼中的“异类”。在他们眼中，上学似乎成了一种罪过。“上学有什么用？某某某人读了高中，还不是照样回农村摸锄把？”这种质疑声直到我进入县城工作才终止，好多人这才来了个360度的大转弯，又以我为榜样，要求儿女好好学习。

　　其实，早在上高中时，小人就开始给我使绊子、设置障碍。当时，我写申请加入共青团，需要大队出具一个证明，说明家庭情况，我找到大队兼生产队会计的干哥，他面带难色地说：“不是我不给你开，生产队长办了招呼，说你上高中没经过生产队同意，你是家中老大，也是主要劳动力，以后学校要开任何证明，都不能给你开！”在我的据理力争和软磨硬泡下，干哥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你去找大队支书说一下，只要他同意，我给你开了，生产队也不好再说什么。”就这样，我又找到了平日里要叫一声姑父的大队支书，向他说明了我的情况，老支书虽大字不识一个却十分开明：“青年人积极要求进步，这是好事一件，大队支持你！”就这样，我才拿到大队的证明。

正因为我多上了两年学，便成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排挤的对象。生产队竟然宁愿让小学没毕业的人担任记工员，也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心中涌起的是无尽的失望与无奈。我明白，这并非是我能力不足，而是那些小人不愿看到我崭露头角。

更令我痛心的是，当地选拔去四川学习蚕桑技术员时，有人推荐了我，说我是高中毕业，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此时，当年不让给我开具证明的生产队长，却摇身一变当上了大队支书。他以我有“花花肠子”为由，拒绝了这一推荐。他宁愿选择一个初中没有毕业的人，也不愿给我一个机会。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

　　公社改乡时，我因为写广播稿在当地有了一点名气。区委组织干部老夏来大队考察，希望在当地选拔一名有才能的人担任乡长。然而，那位小人又趁机对我进行算计。他对老夏说：“那娃娃好吃懒做，蛇钻到屁眼里都不愿往出扯。要让他当乡长，那这个乡就完了！”这样恶毒的诋毁，让我对人性彻底失去了信心。

后来，县上招考轮换干部，我满怀信心地去找乡文书开具证明。然而，又再次遭到小人算计，乡文书在证明上写道：“基本符合报考条件。”我当即与他理论，他却睁大着一只有毛病的眼睛说：“说你基本符合有什么不对呀？国家都说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哩。”那一刻，我真是哭笑不得，却又无可奈何。

带着这个充满“基本”二字的证明，我参加了考试。我虽付出了全部身心，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知道，这并非是我不够努力，而是那些小人又一次在我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

　　1984 年，那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年份，有线广播一则消息如石子投入我的心湖，泛起层层涟漪。安康地区广播电视局和安康地区劳动人事局面向全社会联合招考广播编辑记者，这则通知宛如一道曙光，瞬间点亮了我内心的憧憬。

彼时，我的内心犹如被点燃的火焰，炽热而澎湃，满心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然而，这团炽热的火焰并未持续燃烧太久，很快又被我自己掐灭了。毕竟，编辑记者这一职业，是多少人眼中羡慕不已的热门岗位。我不过是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仅仅拥有高中学历，又无后门，有什么实力去与那些在职的中专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们相竞争呢？这份工作于我而言，既是求之不得而又似乎遥不可及。就在这迷茫与彷徨交织的时刻，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县广播站的编播组长陈进发老师，他的电话如同一束温暖的光，穿透重重迷雾，打到了公社广播放大站。陈老师特意嘱托李道宪师傅通知我去县广播电视局报名。那一刻，我心中又燃起了一丝希望的火苗。

　　考试那天，现场热闹非凡，从农村赶来的质朴青年，教育系统学富五车的老师，还有县级机关的工作人员，纷纷汇聚于此。城关小学的楼上楼下都被设为了考场，气氛紧张而又热烈。此次考试涵盖的范围颇为广泛，不仅有语文、政治，还有历史、地理、物理、化学，更有至关重要的新闻业务。每一项科目都像是一座等待攀登的山峰，而我深知，唯有全力以赴，才能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险中取胜。

在命运的浪潮中不断浮沉，终于迎来了一丝曙光。最终，我所在的县初录了4名人员。其中，李康和陈帮明二人，皆是来自文教系统师范大学毕业的老师，他们学识渊博。而另外两人，则是和我一样来自农村的青年刘华力。李康、陈帮明被文教局卡住不让调出，参加体检的只剩下我和刘华力这两位农村青年。命运再次露出了它残酷的一面，刘华力因心率不齐，与这次宝贵的机会擦肩而过。最终，只剩我一人怀揣着忐忑与期待，手持人事局介绍信去县广播电视局报到。

初到单位没几天，又一个机会如流星般突然降临。安康地区广播电视局推荐人员到北京学习，我有幸位列其中。一同被推荐的还有平利县广播站龙君、汉阴县广播站张春。他们皆是工作多年的老编辑，经验丰富，在业内小有名气。而新参加工作的，唯有我一人。

　　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我始终坚守岗位，默默耕耘，一晃便是多少个春秋。这期间，身边的同事们纷纷踏上了求学之路，他们或报考职工大学，或进修省委党校，不断充实自己，提升能力。而我，却被以“骨干”为幌子，牢牢卡在编采岗位上不能动弹。

直到第九个年头，命运之神似乎对我投来了眷顾的目光。那一年，我有幸获得了单位同意报考广播电影电视部管理干部学院。但是，只有摄影系招生。当时，我想不管是不是自己所想学的专业，好歹先混一个文凭，以免评定职称，再被人卡脖子。经过一番努力，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面对这个技术专业，我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兴趣。在深思熟虑之后，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向学校申请休学。我知道，这个决定可能会让我失去一次机会，但我更清楚，只有找到真正热爱的方向，才能全力以赴，绽放光彩。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来到了1994年。这一年，我再次踏上了求学的征程。这一次，我报考了中国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反正手中有一个录取通知书垫底，能不能考上无所谓，但我必须去努力争取。考试的过程充满了艰辛，成绩也不太理想。幸运的是，我有陕西省文化厅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获奖证书，获得了20加分，让我最终险中取胜，以刚过录取分数线的成绩获得了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

当我收到中国新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我记得那是阳历7月下旬的一个下午，人一走动浑身汗水直淌。当时，我正好外出办事，刚一走出县委大院大门，遇着了这个片区的邮局投递员背着一大包邮件。他累得气喘吁吁，见了面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刚好有你一个挂号，签收一下！”说着，从邮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那是一个中国新闻学院专用信封，我知道喜事终于来了，我按捺住喜悦之情，对满头大汗的邮递员说：“你稍站一下！”转身快步走到路边冷饮专柜，买了一支雪糕送给投递员，大概是邮递员背着大邮包刚爬过一段上坡路，又累又渴，一边连声道谢，一边撕开包装纸迫不及待地塞进了嘴里。

　　语文宛如熠熠星辰，为我照亮了一条逆天改命的康庄大道。写作，恰似那强劲有力的羽翼，赋予我翱翔天际的力量，助力我这个仅有高中学历的农村青年，挣脱黄土地的束缚，踏入县城的崭新天地。自此，我告别了那种在烈日下挥汗如雨、于风雪中辛勤劳作的农民生涯。

此后，命运的齿轮持续转动，我又凭借着不懈的努力与语文赋予我的底蕴，以及中国新闻学院毕业这块金字招牌，一路披荆斩棘，踏入了令无数人望而却步的首都。在这里，我得以与众多高学历的精英同台竞技，在更广阔的天地绽放光芒，享受着优质的医疗资源，感受着这座国际大都市带来的无限可能。

人间并非瑶池，没有十全十美的乐土。北京虽好，只适宜工作，不适合生活。春天沙尘漫天，杨絮飞舞；夏天高温多雨，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秋季短促，不热即冷；冬季寒冷干燥，雾霾笼罩。虽然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应对热冷。但是，大自然的雾霾、沙尘暴，却难躲避。人终究是动物，不可能整天待在室内四门不出。工作了几十年，也算够了，我向所在地的西城区人社局要求提前退休。一番周折，我拿到了市人社局的批复，愿望如愿以偿。

我本善良，奈何世态炎凉。平日里，只行好事、与人为善，从不挑衅和针对任何人。当年与我过不去的小人，没有一个有好的下场。那位村支书因为强奸妇女被收监，乡文书带着情妇至今漂流在外。

我自豪，此生足矣，可谓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不负韶华不负心”。至于尘世中的其他一切得与失，此刻看来，皆如过眼云烟，不过是浮云罢了。（张吉录）

注：此篇是上篇美文《让我逆天改命的几位语文老师》的姊妹篇。大部分插图来自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