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梭（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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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名叫王应凯，字章焕（解放后常用名），1915年1月6日（公历），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罗坪乡寨垭村。根据族谱记载，他属于第九世，是第八世王广连的小儿子。

　　我的祖父名叫王广连，字少川，是唐家过继来的儿子。据说当年唐家有个说法，如果王家有多个儿子，就要过继一个给唐家。于是，我们的二伯过继给了唐家，改名为唐纯法。他的小儿子姓王，算是送回王家的儿子。到了这个小儿子生了几个孩子后，就让二儿子姓唐。然而，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这个沿袭了四代人的传统就此中断。

　　翻开泛黄族谱，父亲的人生脉络在墨香间清晰浮现——他是家中第九个孩子，六位姐姐、两位兄长。

九岁，旁的孩子还在田间疯跑，父亲已踏入私塾大门，开启发蒙之旅。得益于祖父是私塾先生，他得以常伴祖父身侧，于墨香与诵读声中，一笔一划学写人生开篇。然而，不过一两年，祖父的离世如骤雨，打断了这段宁静的求学时光。

所幸，手足情深，哥哥姐姐们倾力相助，让父亲得以在私塾续读数年。（旧岁乡野，大伯已成一方小有名气的道士。他走村串户，为人驱邪祈福，手中渐渐攒下些银钱。家中长辈围坐，商议良久，终定下决策：让幺儿继续读书认字。这不仅是求知识长见识，更是盼他学成有为，为家族立起尊严的旌旗，在乡邻间撑起一片不被欺侮的晴空）。

后来，辛亥革命的浪潮涌来，新式学校如春笋破土。父亲紧随时代步伐，先在本地读完初小，又奔赴磨市，读完两年高小。待完成学业，他已十六七岁，在岁月长河中，留下了一段虽坎坷却熠熠生辉的求学足迹。

　　父亲谈起旧日求学事，眉眼间漾着笑意，似推开一扇尘封的时光门。

他说，读四书那会儿，班上唯他与另一同学能熟练背书。可父亲不仅倒背如流，更似与圣贤对话，字句间深意皆入他心田。而那位同窗，虽也能滚瓜烂熟地背，却如雾里看花，不识真章。

考场上，有趣一幕常现。那同学急得抓耳挠腮，在座位上念念有词，将所背内容大声念叨，企图唤起一丝灵感。周围同学却灵光乍现，顺着他的“背诵声”觅得答题方向，笔走龙蛇。唯有他，仍如无头苍蝇，在题海中乱撞，寻不到上岸的路。

因脑袋比同龄人大些，乡亲们笑称父亲读书聪慧，皆因这“天赐”的大脑壳。时间一长，“大脑壳”的绰号便在家乡传开，成了父亲年少时独特的印记。

　　父亲在磨市读完两年高小后，他心里燃起团火，没和家里吱声，就偷偷参加了中考。

命运似乎格外眷顾这份孤勇，录取通知如一只白鸽，衔着希望落进家中——父亲考上了石门县那所专为培养小学老师的初中。

这所县立学校，宛如暗夜中的灯塔，学费全免、包住宿，还发放微薄生活费。对家徒四壁的我们而言，这无疑是绝处逢生。此后，父亲求学之路少了经济重负，多了笃定前行。

　　1903年，石门县知事陈福荫奉令在石门县城上河街公所在地兴建校舍，创办石门县小学堂，1905年学校更名为石门县官立高等小学堂，1912年学校改办中学，学制四年，更名为石门县立中学校，1914年2月，学校迁往夹山寺，1915年9月迁回县城，以西门巷旧考棚（科举时期的考场）为校址，1924年8月，学校改办三年制初中，更名为石门县立初级中学，1925年2月因军阀混战迁往白云山江宅，1939年2月迁至距县城65里的南圻竹坝桥办学，1942年学校重新迁往县城，以秀峰书院为校址办学，1960年，学校奉命改名为湖南省石门县第二中学，成为一所全日制普通完全中学。

　　石门县立中学的三年时光，是父亲青春里一卷徐徐铺展的素笺，墨香与书声浸染了他的少年意气。

彼时规定如铁律，毕业后需服务基层两年，方能继续逐梦高等学府。父亲没有丝毫犹豫，背起行囊回到家乡，站上了那方小小的讲台。

教室简陋，桌椅斑驳，可父亲眼中光芒炽热。他用朴实的话语，为孩子们推开知识之窗；以赤诚的真心，在山乡播撒希望的种子。

两年的任教岁月，是奉献，亦是沉淀。父亲的青春，在三尺讲台绽放，也让我懂得，有些选择无关功利，只为心中那片炽热的土地。

（还记得1972年，我们三姐弟在苏市高中读书的时候，学校的教导主任郑老师，也是我们的政治课老师，他说他曾是我父亲的学生）。

　　两载乡村讲台，父亲以粉笔为犁，深耕山乡教育的土壤。稚子求知的眼神，是他每日奔赴的动力；琅琅书声，是他岁月里最美的乐章。

当服务期满，父亲毅然踏上新的逐梦路，参加当时相当于考高中的考试。考场内，他笔走龙蛇，将过往的积累与渴望倾注于答卷。

命运厚待勤勉者，他收到芷江民族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这所学校，是培育初中教师的摇篮，更是父亲教育生涯的新起点。他怀揣憧憬，奔赴下一场山海，续写师者华章。

湖南省芷江民族师范学校1936年创办于芷江县，始称“湖南省立芷江乡村师范学校”，前身是熊希龄、谭延闿1917年组建的湖南第二甲等农林学校。

　　芷江民族师范学校的时光，如静谧湖面，藏着父亲对未来的壮阔期许。他不想毕业后困于中学讲台，而是直接考大学，是他心中炽热的火种。

好友与他一拍即合，约定携手逐梦大学。彼时学校不开英语、大代数课，可这两门恰是考大学的关键。

天未亮，5 点的星辰还缀在夜幕，他们便已起身，奔向学校后的山坡。晨风凛冽，却吹不散他们求学的热情。父亲手握英文字典，逐字逐句对照课本，以自学的坚韧，在未知的知识迷宫中摸索前行，用汗水浇灌着那株名为大学梦的幼苗。

无数个清晨，他们在这山坡上留下坚定的足迹；无数个日夜，父亲在昏黄的灯光下与英文字典相伴。那些枯燥的字母与数字，在他的坚持下，渐渐拼凑成通往大学殿堂的阶梯。他用自学，在知识的荒漠中开辟出一条绿洲，用汗水，在逐梦的道路上浇灌出一片繁花。

毕业的时候，父亲和他的挚友去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成绩出来了，父亲考上了国立（蓝田）师范学院。这消息一传开，全家人都乐开了花，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奔头。这可是方圆几十里的大山深处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是王家第一个大学生。在这闭塞的地方，能出个有学问的人，那可是祖坟冒青烟的好事儿，以后咱家在村里说话都能更有底气啦！

　　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为湖南师范大学前身，1938年夏，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创建一所独立的国立师范学院，由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廖世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授汪德耀组成国立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廖世承为主任。

初设地址在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今娄底市涟源市第一中学校址），后因抗日战争先后于1944年迁至溆浦县（今怀化市溆浦县），1946年迁至衡山县南岳大庙（今衡阳市南岳区）。

国立师范学院直接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行政组织有秘书室、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会计室、教育资料室等。著名院系有中文系、历史系等。

1949年并入湖南大学。1953年调整为湖南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湖南师范大学。

　　父亲在蓝田师范学院求学时，恰逢民族危亡之秋。进步思潮如春风化雨，润泽着校园，也点燃了他心中的热血。受进步教师与学生的感召，他毅然投身支持抗日的学潮，与同窗师长并肩呐喊，以笔为剑，以声为鼓，声讨侵略者的暴行。

然而，这正义之举却触怒了当局，学校无情处分，勒令进步师生退学。但理想之光不灭，父亲随众人奔赴广州。中山大学有故交相迎，愿接纳父亲入学，却要他从一年级重读。父亲望着熟悉又陌生的校园，满心不甘——过往的学识与热血，怎甘被岁月一笔勾销？他站在命运的分岔口，目光坚定，决心另寻报国之路，让青春在更广阔的天地绽放光芒。

　　在广州，父亲听闻中山大学农学院招文书一职，抄写公文、油印文件，虽是琐碎之事，却也能糊口谋生，他便投身其中。每日伏案，笔尖沙沙，在纸张上编织着生活的经纬，一晃就是一年多。

某个寻常的傍晚，父亲下班归来，屋内静谧得有些异样，同住之人不见踪影，唯余一张纸条在桌面瑟瑟。字句如惊雷：“速离，吾等为党人，事泄，危矣！”父亲心跳陡然加速，冷汗浸湿后背，不敢有片刻迟疑，草草收拾行囊，仓皇离去。

此后，父亲如断线纸鸢，在乱世中飘摇。直到蓝田师范恩师传来赴桂林师范学院任教的讯息，那消息似暗夜微光，他毅然追随，奔赴新的未知。

　　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的前身是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创办于1932年，校址在桂林雁山，是中国近代早期的高等师范学校之一。著名教育家杨东莼为首任校长，1936年并入广西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是广西高等师范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一所有过辉煌战斗历程的高等学府。这所高等学府在它存在的40年代，承担着培育广西和西南各省中等学校师资，地方教育行政人员和高深学者的重任。曾以强大的教授阵容，高水准的教学和学术质量，以及民主进步的优良校风和学风而驰誉社会，跻身于当时西南有影响的高等院校行列。

当时桂林是抗日的大后方，名流学者进步人士云集，师院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兼收井蓄，多方设法延聘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专家和学者到院任教讲学。最初五个学系受聘的系主任是：教育系主任林仲达，理化系主任谢厚藩，国文系主任张世禄，史地系主任陈竺同，英语系主任陈翰笙。林砺儒任教务长不久（1942年8月），他即将早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时的学生黄现璠（时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史学教授）招回聘入桂林师范学院任史地系教授兼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以充实史地系和广西教育研究所教学和研究实力。除此之外，梁漱溟、阎宗临、吴燕生、吴世昌、张映南，宋云彬、曹伯韩、穆木天、谭丕模、杨荣国．汪士楷，张锡昌、徐寅初、石兆棠、欧侣予倩、高天行、王西彦、方管、周庆陶、彭慧、张毕来等先后受聘到院任教讲学或担任系主任。

省立桂林师范学院在曾作忠和林砺儒的经营下，以培养进步的人才适应进步的社会为目的，锐意革新。按独立学院的规模和广西教育发展的实际，师梡除将师专原设的教育、史地、理化三科改系外，增设国文、英语两系，使成为拥有五个学系和附属中学的独立学院。在课程的设置上，采取师范加大学的办法，专业与学术并重，科学知识的传授与认识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并重，同时兼顾中西古今，博采学术的精华，各学系的专门学科知识都按大学教学要求编排，英语是各系必修的，还增设哲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

他们当中许多都是在全国学术界有造诣有名望的名师宿懦。师院提倡学术研究自由，求真理，明是非，给师院的教学育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林砺儒的教育哲学，黄现璠的上古史，汪士楷的西洋近世史，宋云彬的中国近代史，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和清季思想史，谢厚藩的普通物理学，杨荣国的古代哲学和孔墨思想，徐寅初的经济学，穆木天的西方文学和诗沦，高天行妁盾洋文学史，欧阳予倩的戏剧，方管的诗选，曹伯韩的文字训诂，石兆棠的哲学，王西彦的文艺学等课程，宣扬东西合璧的先进意识，阐述学术梢义，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达到当时较高的水平。

　　1932年6月7日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开始招生，9月1日开学。10月12日，学校举行开校暨校长就职典礼，杨东莼就任首任校长。此后，在杨东莼校长的主持和一批进步教师的努力下，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成为一所颇具特色的新型民主进步学校，有“小莫斯科”之称，并逐步形成了“尊师重教，敬业乐群”和“弘文励教”的办学传统。并于1936年6月，将其并入广西大学，成为广西大学文法学院。

广西当局为解决全省中等学校师资的缺乏，适应广西教育文化建设的需要，于1941年决定重建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41年11月1日成立筹备处。学校于1941年12月开学，暂以桂林市东灵街（今七星公园内）原广西教育研究所旧址为校址。

1942年2月，迁至东江六合路。同年4月1日，广西省政府下令将广西师专升格为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院，首开广西本科师范教育的先河。12月，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开学，设有教育、史地、理化3个专修科，学制3年，招收学生110名。

1943年8月1日，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院升级为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奉教育部令接收了广西大学中文、理化、史地3个专修科，还承担西南各省中等学校师资培养的任务，接收西南各省选送的保送生，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当时，中国共有38所国立大学和学院，其中国立师范学院仅有6所，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就是其中之一。

1944年7月，日本侵略军逼近桂林，桂林师院奉命疏迁。10月抵达柳州附近三江县丹洲乡，借省立柳庆师范学校旧址开学复课；11月，日军直逼柳州，桂林师院再次迁移。12月到达贵州榕江，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全校又分作两支队伍，一队经三合到贵州平越，另一队取道剑河、凯里抵达平越。1945年2月，全校抵达平越，3月，借交通大学旧址正式复课。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桂林师院开始陆续回迁桂林。六合路校舍被毁,便向省政府借得王城部分房舍为校址，同时续招新生和保送生300名，于11月开学。至1946年1月，其他师生全部迁回桂林。

1946年起迁址南宁，1947年5月更名为国立南宁师范学院。1950年2月，国立南宁师范学院并入广西大学，成为广西大学师范学院(后称为文教学院)，并从南宁迁回桂林。

　　父亲到了桂林师范学院。令他欣喜的是，学校认可了他在蓝田师范学院的求学资格，允许他从二年级开始，继续在国文系学习古文专业。这无疑是对他过往努力的肯定，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在这条学术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在桂林师范学院，父亲依然保持着那份对学习的热情与执着，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在经历了数年的寒窗苦读后，1946 年，父亲顺利从桂林师范学院毕业（当年父亲带着学士帽拍照留影，可惜1966年被红卫兵抄家销毁了）。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出色的表现，他留校成为了一名老师。那一刻，他心中满是自豪与欣慰，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他不仅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更肩负起了传承知识的重任。

听父亲说起那个时代的工资，一个月竟有 120 个光洋。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这无疑是一笔颇为丰厚的收入。这 120 个光洋，不仅是父亲辛勤工作的物质回报，更是对他教育贡献的一种认可。

　　1947 年，父亲历经风雨，终得地位与钱财傍身，衣锦还乡。消息似长了翅膀，方圆几十里的亲戚朋友，如潮水般涌来，都想一睹这位“大才子”的风采。

一时间，鞭炮声震耳欲聋，噼里啪啦响彻村巷。红艳艳的鞭炮碎纸，如雪花般纷纷扬扬飘落，没过门槛，将家门口堆成了喜庆的“红山”，这场面，隆重又热闹。

可平静之下，暗流涌动。当年，父亲二姐的儿子因逃兵役，二姐夫被县衙抓去当苦力，已受半年磋磨。县衙官员乍闻父亲归来，还是大学毕业、受人敬重的教书先生，态度陡转。他们深知这读书人在乡里的影响力，生怕得罪，赶忙将二姐夫释放。这一放，放出的不仅是人，更是人情世故里权势与学识交织下的微妙平衡。

　　那时，父亲已至32岁。爷爷奶奶、舅舅等一众亲人皆心急如焚，赶忙托人给父亲说亲。在那个年代，恋爱是稀罕物，婚姻皆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很快，一场盛大婚礼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巧的是，大伯的二儿子亚中也一同迎娶新娘。双喜临门，锣鼓喧天，整个家族都沉浸在热闹喜庆的氛围里。

这门被长辈定下的亲事，父亲满心抵触。新婚之夜，他便冷脸以对，对新娘不理不睬。仅在家待了三天，便毅然决然收拾行囊，返回了学校。此后，一封休书寄回家中，就此斩断了这桩由他人做主的婚姻，留下满堂错愕。

父亲曾与我闲谈，说起在石门县读书那段青涩时光。他说，那时心里住进了一个女生，像春日里悄然绽放的花朵，惹人心动。可少年羞涩，那句“喜欢”始终卡在喉间，未能说出口。后来时光匆匆，这段懵懂情愫，终成了他心底无法弥补的错过。

　　父亲踏上回南宁（广西师范学院已从桂林搬到了南宁）的路途时，身后多了两个怀揣大学梦的年轻人——堂哥王昌永与冷家儿子。他们听闻父亲要回南宁，便满心期待地跟着，渴望能借此机会前往那里，追寻那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

一路上，三人结伴而行，有说有笑，对未来满是憧憬。然而，当他们走到靠近常德的地方时，气氛陡然变得紧张起来。只见街头巷尾，征兵告示贴得到处都是，不少青年人被强行征去当兵打仗。这几年，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抓去当壮丁，就意味着要奔赴那充满死亡与血腥的战场，生死未卜。

父亲看着眼前这一幕，眉头紧紧皱了起来。他深知这一路的凶险，若是继续带着王昌永和冷家儿子前行，万一他们被抓了壮丁，那可如何是好？这不仅是毁了他们的大学梦，更是将他们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父亲停下脚步，神色凝重地对王昌永和冷家儿子说：“如今这局势，实在太过凶险，继续往前走，太不安全了。我不能让你们跟着我冒险，你们还是自行回家去吧。”沉默许久，王昌永和冷家儿子最终还是点了点头。他们知道，父亲是为了他们好。

　　父亲回到广西师范学院后，又重新投身到他热爱的教书先生工作中。校园里，那熟悉的教室、亲切的同事，还有求知若渴的学子，仿佛外界的风云变幻都与他无关，他只愿守着这一方教育的净土。

然而，解放前夕，局势却如狂风骤雨般动荡不安。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路狂飙，钱财在飞速贬值。市场上，商品价格一日数变，百姓们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父亲看着日益艰难的生活，心中满是忧虑。为了应对这混乱的局势，他思虑再三，决定买几个金首饰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可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里，那几个金首饰竟然被人盗走了。

那段艰难的岁月，如同一幅沉重的画卷，深深地烙印在父亲的记忆里。但正是这段经历，让父亲变得更加坚强，也让他更加珍惜后来的和平与安宁。他常常跟我们讲起那段往事，告诉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努力前行。

　　当南宁师范学院决定迁回桂林之际，父亲收到了他昔日恩师的诚挚邀请。彼时，教育界环境相对宽松，高中与大学任教并无严苛限制，只要有人递来橄榄枝，教师便可开启新的教学征程。于是，父亲毅然决定留在南宁，前往南宁高中（如今的南宁三中）出任教导主任一职，就此与迁回桂林的学院分道扬镳。

自那以后，直至新中国解放，父亲都全身心投入到南宁高中的工作中。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为学校的教育事业添砖加瓦。解放后，凭借着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深厚的学识底蕴，父亲还肩负起了南宁市扫盲委员会主任的重任，为扫除文盲、普及知识而奔波忙碌。

　　1953 年，经熟人牵线搭桥，父亲与母亲初次相见。交谈间，父亲得知母亲竟是 1947 年考入广西桂林师范学院的学子，还是自己教过的学生，心中顿生亲切之感。

两人仿佛心有灵犀，没有漫长的恋爱过程，情愫在默契中悄然滋长。同年 10 月国庆节，他们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开启了相伴一生的人生旅程。

　　然而，命运的风云变幻总是令人猝不及防。1955 年，反胡风集团运动席卷而来。当年的南宁高中校长是胡风集团的“反革命二号人物”，父亲和同事们，跟着他收听过胡风的会议广播，便被无端扣上了“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他从原本的生活轨道狠狠掀翻，他从此被贬至牛奶场工作。

但谁能想到，这看似悲惨的遭遇，竟在冥冥之中成了父亲的一种“福分”。在那场席卷全国的右派分子批判浪潮中，父亲因身处牛奶场，远离了政治漩涡的中心，侥幸躲过一劫，避免了成为右派分子的悲惨命运。

　　经历风波后，父亲落得一身清闲，生活节奏慢了下来，除了按时上下班，也能顾上家里了。

母亲常跟我念叨，我出生那会儿，她躺在医院里。父亲为了给母亲补身子，特意买了只鸡。可这杀鸡的活儿，父亲哪会呀，只能硬着头皮请邻居帮忙。邻居手脚麻利，开膛破肚后把鸡交还给他。父亲倒好，只晓得把肠子扔了，也不管其他，直接把鸡炖成了汤，提到医院给母亲。

母亲接过汤，正准备喝，却发现鸡菌子完好无损。母亲心里“咯噔”一下，好在她知道鸡菌子里头的东西不能吃，不然这后果真不敢想。母亲每次说起这事，都笑着骂父亲是个书呆子。不过，这书呆子父亲笨手笨脚的爱，倒成了母亲心中最温暖的回忆。

　　那些年，父亲的问题如阴霾般笼罩，却始终悬而未决，没有个明确结论。好在工资未曾变动，一家人的日子倒也过得安稳，虽不富裕，却也温馨。

时光流转，到了 1960 年，父亲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折。那顶沉重的“反革命分子”帽子被撤销，他获得了去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改造的机会。父亲带着对新生活的期许，踏上了这段自我提升的旅程。

1962 年，父亲结束了学习改造，与母亲一同前往南宁十二中任教。他站在语文课的讲台上，用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魅力，为学生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世界的大门，开启了新的教育篇章。

　　那时候，校园里尊师重教的风气浓厚得如同春日暖阳，将每一位教师都温柔包裹。学校饭堂有个暖心的安排，会给年岁渐长的老教师中午加一碟有肉的营养菜，父亲也有幸在列。

父亲从不独自享用这份关怀，总会把肉菜带回家，仔细分成五份。在那个物资不算充裕的年代，我们虽不能大快朵颐，但每口肉都带着幸福的味道。

有孩子的家庭，门口都立着个水缸。每天清晨，总有一两个农村女学生，像勤劳的小蜜蜂，挨家挨户把水缸盛满。

晚饭后，父亲常带我们出去散步。月光洒在身上，父亲就开始讲《西游记》里的故事。孙悟空的神通广大、猪八戒的憨态可掬，在父亲的讲述中鲜活起来，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1966 年 9 月，一场突如其来的运动如狂风骤雨，瞬间搅乱了学校的秩序。平静的校园变得喧嚣混乱，父母也未能幸免，成了被批斗的对象。红卫兵冲进家里，肆意翻找，抄走了许多东西，我们的生活在那一刻彻底坠入黑暗深渊。

随后，父母被抓走，留下我们在家中惶恐不安。那漫长的几个月，每一分每一秒都煎熬无比。终于，几个月后父母被放回来，他们面容憔悴，但始终不告诉我们原因。

即便经历了这些磨难，父母没有一句埋怨。恢复工作后，他们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课堂上依旧激情澎湃。他们始终相信党和国家，坚信风雨总会过去。1970年，响应国家号召，备战第三次世界大战，把我们疏散回到了老家农村。1973年，不怎么提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事情，于是我们又回到南宁了。

　　1976 年，“四人帮”被彻底打倒，阴霾散去，大地重迎曙光。1977 年，高考恢复的消息如一声春雷，唤醒了无数青年对知识的渴望，各大中院校也急需教学人才，为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1978 年，南宁师范学校广纳贤才，急需一位教古文的教师。父亲凭借深厚的古文功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被调往该校任教。自此，父亲再次站在三尺讲台上，用生动的讲解，让一篇篇古文焕发出新的光彩。

时光匆匆，直到近 72 岁，父亲才从那方热爱的讲台退休，为自己的教育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981年暑假，父亲和我们一起到北京秦皇岛北戴河游玩。

　　父亲退休后，时间一下子充裕起来。他心中对家乡的思念如藤蔓般疯长，于是多次踏上回乡的路，去探望亲朋好友。

每次回去，他总会带上我的相机（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相机不见了，父亲是不是送人了？不得而知）。他说要收集老家的风土人情、民间民歌，得拍些资料留存。于是，那小小的相机里，装下了家乡的老屋、袅袅的炊烟，还有乡亲们淳朴的笑脸（可惜相机不见了，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恰逢家乡修公路，父亲毫不犹豫地加入其中。他挽起袖子，拿起锄头挖土，扛起石头，虽已不再年轻，却干得格外起劲，尽着自己的绵薄之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电脑如雨后春笋般普及开来。父亲紧跟时代步伐，果断购置了一台。自此，他一头扎进新世界，学五笔输入法打字写文章，还钻研日语法语，似有使不完的劲儿。

他生活规律，每日上午在操场跑步，晚饭后散步一两个小时。有回我陪他散步，竟跟不上他的脚步，望着他矫健的背影，我才懂，他从未向岁月低头。

　　2000 年，父亲怀揣着对家族的深厚情感，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乡。他与晚辈们齐心协力，修定王氏族谱，既慷慨解囊出钱，又亲力亲为出力，为家族传承尽心尽力。

可岁月不饶人，回来后，父亲年岁渐长，身体愈发虚弱，再没能踏上那片熟悉的土地。故乡的山水，只能留存在他的记忆深处，化作一声轻轻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