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的父亲白克敬之五

愚翁

刘叔叔十四岁参加革命，十七岁入党，是一位勇敢正直、实事求是，特有个性的老前辈。他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血雨腥风，对于极“左”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和损失，有着深刻的感受和反思。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着：浑源县东辛庄土改工作会议，执行了一条极“左”路线，对坚持原则的同志，无限上纲，当石头搬掉。1947年10月晋冀区党委土改工作团来到雁北，并在浑源东辛庄村召开了土地改革会议，贯彻了全国土改会议精神，全专区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会议。会后，将参加会议的县级干部都组成土改工作团，深入各地访贫问苦，组织贫农团，展开了土地改革斗争。这次会议是由雁北地委召开的，但晋冀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也参与了领导。会议对全区的土改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在不少问题上，执行了一条极“左”路线，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对部分干部的错误认识进行了错误的批判。由于会议采取的是高压政策，致使不少人难以接受。个别人甚至还发出了怨言，说“老牛力尽刀尖死，伺候君王不到头”，显而易见，这是一种错误的言论，应当受到批判。错误在于，一、不能把党的领导和封建帝王相提并论；其二共产党员有错误就应当批评、改正，批评错了，应当提出申诉。但不能说“老牛力尽刀尖死”。其三即使是犯了路线性整肃干部的错误，如王明时代整肃干部的错误，也应相信党有能力纠正此种错误。但是大会的主持者，没有正确的批判这种错误言论。而是说“没用了，要你干什么？就像蓖梳一样，已经没齿了，还有什么用。”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言论。二、大会决定各县成立贫雇农小组，领导当时的运动。形成了与“文革”时期踢开党委闹革命类似的混乱局面。现在看来，在中国革命非常关键的时候，由并不具备经验和政策水平的贫雇农小组领导那样一场大的革命运动，而且是脱离开党的领导，后果是可以想象的。在那样一个背景下，浑源的土改运动初期，刘叔叔写了这样一件事：浑源市五位贫雇农组成员，二人是人云亦云，一人是“嘴尖毛长”，组长（郭某）是“运动红”。家人也不赞成他的为人。当时浑源市工商局长叫王凯生，为人正派、廉洁奉公。在老家，爹妈把他当宝贝。自己省吃俭用，但每年总要给儿子捎一两匹土布来，以补助他们的生活。这全市的人都知道，邮局也证明，但贫雇农小组长郭某非说他经济来源不明，让他老实交代。我们说了几句公道话，立即遭到围攻。王凯生胆小，想自杀。我和市长白克敬白天晚上不敢离他的左右，劝他、开导他，这样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但最后王凯生还是被搬了石头。三、我们党的政策，一贯的是有成分论，不是唯成分论。而东辛庄会议的主持者，却把地富出身的人，看成是不合格的革命者。浑源市有两名领导干部都是地主出身。一名叫吴继昌，是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另一名叫白克敬，是当时的市长。这两人不但都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经过各种严酷环境的考验，工作也很出色，而且都响应党的号召，主动地向农民献了土地，受到农民的拥护。受到上级的通报表扬，晋察冀日报，还为白克敬同志

登了《满门忠义》的文章。就是这样的好同志，也没有逃脱受批判、搬石头、到敌占区受考验的命运。吴继昌去了大、阳、丰敌占区，白克敬去了应县的游击区，并很快牺牲在那里。我是贫农出身，但对这种做法，也难于理解……我看到刘叔叔这段沉痛的回忆，想到和他老人家同样难于理解的应该还有我的母亲。之前，母亲对她最信任、尊敬的两位亲人——丈夫和父亲同时受到批判，被搬石头，感到的不仅是压力，而且更是委屈和不解。因些在她心里深深地记着她当时并不认识和了解的行署领导杨耕田同志。那次和康世安叔叔谈话后，我和妈妈才明白原来搞极“左”路线的根子，是那个混进我们党内高级领导机构的阴谋家、迫害狂——康生。关于1947年，康生到晋绥边区领导土改，推行极“左”路线，打击迫害革命老同志的历史事实和恶劣影响，参看光明日报老总编穆欣同志著《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开拓新局面第258至260页。那天，康世安叔叔郑重地对我说：“你父亲是一位自觉的革命者，他一开始入党时，就很明确地向我询向了党的基本纲领和最高纲领，然后决然同意加入我们这个党的。他不像我们有些同志最初只是凭朴素的阶级感情，跟着党走。所以他是那样坚决，坚定不移！”他还说：“他胸怀宽广，对党忠心耿耿，坚贞不屈，一颗红心可昭日月！”后来在康叔叔他们对父亲的怀念文章里，我又看到了发自他们内心的类似评价：“白克敬同志对党对人民对民族解放事业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是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浑源人民的好儿子！”；“克敬同志虽然光荣牺牲了，但他坚定不移的斗争意志与满门忠烈的光荣业绩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父亲，您可以瞑目了，这些都是您的同志、战友还有您的领路人，痛定思痛对您的评价和理解！1982年12月，康叔叔又邀约戈华（时任林业部党组成员兼教育局长）、张军（时任国家物资总局驻天津办事处书记、主任）、侯儒林（我至今没有查找到这位叔叔的资料）等同志一起写了《怀念白克敬烈士》的纪念文章。与此同时，还有一直留在我们大同市的外事办主任，也是父亲当年的一位好友阎国瑞叔叔也写了《满门忠烈的白克敬同志》。这些深情朴素的文字，为我们忠实地记录了一个无限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信仰和民族解放事业，坚定不移、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身影。原来，这就是我早年痛失的亲爱父亲。我已不再幼稚的心，不禁感到阵阵痛惜。之后的一些日子里，我把母亲珍藏多年的，两张很不清楚的父亲和几位战友的合照，还有后来雁北报的《塞上英雄》专栏在刊登纪念父亲的文章时，附的父亲一张画像。一起交给我的一位好友胡平（业余画家），请他给我画了一张父亲的肖像画。后来我的同学好友秋兰来大同看我，又给我把这张素描做成了油画效果。从此父亲的容颜和身影时时涌上我的心头——在绵绵无尽的思念中，我试着从那些宝贵的记忆中，去追寻父亲的足迹。为自己，也为我们的孩子不要忘掉我们的前辈，我们的根。

第二章

心中的丰碑

父亲的家庭和童年在我国著名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其东麓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个叫净石的小山村，隐藏在浑源去广灵不远的沟壑里。那里除了石头还是石头，只有一条小溪从村边流过。也许它的村名就是这样直白。上个世纪的1912年7月父亲就出生在那里，在当地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大家庭。当时家里有两百多亩土地，十多口人。各种生产农具也俱全。可实际情况是：那里的地，真是像山坡上的块块补丁，还有就是由多年的山洪堰积下来的一些地。我不由得想象着我的祖辈们，该有多么勤劳啊！我们常说土里刨食就很不易，可他们那是在石头上刨食。他们是怎祥世世代代的在这里辛勤开垦，用汗水和血泪浇灌出这方繁衍生息的故士。这就是我的老家，我的祖辈！父亲很小的时候，勤劳的奶奶一边抱着他，一边还要捻麻绳，不料刮下的麻刺儿，刺伤了父亲的眼睛，从此父亲的那只眼睛就留下了残疾。让当年幼稚的我，真不愿接受自己想象中英雄的父亲有那样一只受伤的眼。现在我才知道那只残疾的眼根本不能掩盖住父亲心底淳朴、善良的本来天性。父亲的童年，由于家里人口多，又心疼他有残疾，爷爷、奶奶不要求他参加田间劳动。可他在上小学前的孩童时代就总是主动来到田间拔草、捉虫，参加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亲友邻里们无不称赞他是一个忠正厚道的孩子。1920年到1925年他在本村私塾念书期间，秉性善良的他，非常同情家境贫穷的小同学，经常找种种借口，尽量从家里多带些饭到学堂，为的是能分给生活困难的同学们吃。同学们还记得有一次，当他看到一个讨饭的穷孩子冻得瑟瑟发抖时，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的棉衣脱下来给他穿上。对于这个传说，我深信不疑，因为就在不久前，我堂弟还给我讲过一件事。他说有个曾给父亲送过情报的老乡，名叫李福，也对他讲过我的父亲，那时那位老乡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大冬天，穿着露脚趾的单鞋，冻得双脚几乎无法站立，父亲看到后，就一下把他抱在怀里，解开衣服，用自己的肚子给他取暖。所以当他回忆起父亲时，那样动情地说：“那时再危险我也不怕，我就是心甘情愿，给他送情报。”1926年以后，父亲来到浑源城内的玉皇阁高小读书。康世安叔叔的回忆中，还讲过这样一件事。城里的一些警察，常常打骂欺负一些刚来城里读书的小学生，父亲对此气愤不平，便联络了几个要好的同学，去当面质问警察，和他评理。警察当然不把这几个小学生放在眼里，结果父亲寸步不让，并把警察推到地上。还有一次，那是1931年，父亲还在县城中学读书，因为反对高年级学生欺压低年级学生，抱打不平，被学校开除三年后才允许他复学。

所以父亲到1936年，24岁才初中毕业。后来考上太原的进山中学，还没开学，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正像康世安、戈华那些叔叔们在文章开篇第一个小标题“追求革命弃家荡产”中写的：“由于日伪军政的狂征暴敛，敲诈勒索，明抢暗夺，几经洗劫，特别是因为克敬同志参加革命后，敌伪对其家人的追捕、关押、迫害，致使全家人被迫打游击。先是搬到麻地沟，继又搬到正南沟，再搬到刘庄子，后又搬到广灵县的东福窑村。起初还能潜回老家，耕种少量土地，赖以糊口。但是后来越搬越远，再回家种地已不可能。加之还要避开敌伪的耳目，防止敌人的追捕，又必须深居简出。所以至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克敬同志的家里早已是：墙倒屋塌，十室九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仅土地荒芜，就是盆盆罐罐，全被破坏。生活非常窘迫，只能勉强维持吃饭了。”

追求真理 投身革命

父亲的结发妻子并不是我的母亲，她是杨庄乡名门闺秀孙氏。我父亲虽说是个“山汉”，但在当时那个小山村，初中毕业也算得上是有学问了。所以若不是日寇入侵，抗战爆发，也许人们的命运会完全不同。岳丈家人本来以为“学问大前途远大，将来会扬名显贵，女婿顶半个儿子，或许能给孙家照料门户”。所以非常喜欢这个女婿。想不到卢沟桥一声炮响，日本侵占中原。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为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多少中央军不战而逃。浑源县也不例外地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这样一来，只想个人显贵的岳父家和追求救国真理的父亲，就变得那样格格不人。父亲的战友康世安等人在《怀念白克敬烈士》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白克敬同志的岳父孙某是当地的名门大户……一开始就和敌人搞在一起，他的妻表兄（实际是孙某认的干儿子）当了本地的伪大乡长，奴颜婢膝，为虎作伥……他们不仅自己甘心做敌人的爪牙，还极力反对克敬同志参加抗日工作。并拉拢劝说克敬同志和他们一道走投靠敌人的路子。”《大同革命老区志》的第六章第二节支前拥政“浑源县白克敬一家满门忠义”的史料内容介绍了整整两页。其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述：“白克敬参加抗日工作，在其岳父家里好像晴天响了一个霹雳，不胜震惊。岳父在当地是名门大户，日军占领浑源城后，他就投靠汉奸；妻表兄也当了伪大乡长。一正一反，势同水火。一方面要策反，一方面要劝降，弄得势不两立，几乎断绝了亲情关系。”我母亲郑芝兰在回忆中，这样写到：“每逢红白喜事那位表少爷必到，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和父亲套近乎。妹夫长，妹夫短的”，然而我父亲“就是不屑于同这些当汉奸的人同处一室。气愤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为国分忧，救民于兵荒马乱之中，就是对不起祖国与同胞，就有愧于做中国人。那些没廉耻的，依仗敌人势力欺压同胞，发国难之财，甘当亡国奴的家伙们怎

能和我结亲攀戚？”所有这些情节以及父亲的谈话，都让我看到了一个热爱祖国、忠于民族、追求真理的热血青年，那——就是我敬爱的父亲！那时父亲在家乡，联络一批青年，学武功练拳术，积极为保家御敌做准备。1938年5月，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开到了浑源县，组成工作组上山下川，协助地方成立民主政权，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伪活动。父亲从此找到了报效祖国的革命之路。在该县五区区长康世安同志的指引下，父亲在次年初就到这个区参加工作，任区助理员。同年5月，立场坚定、追求真理的父亲被党组织表扬、认可，经康世安同志介绍，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密切联系群众 有力打击敌人

1940年的夏天，为了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浑源县根据地的军民进行了第一次民主普选。就是那种在候选人背后的碗里放豆子的选法。由于父亲深受群众爱戴，全体选民一致选举刚参加工作一年多的父亲为五区区长。在此岗位上他的干练智慧得以展示。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父亲努力学习领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时刻不忘关心团结群众，既注意紧紧依靠我党基本群众，又诚心实意的尊重、团结本地的党外有识之士。夜以继日地边工作边战斗。他在领导开展减租减息工作中，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动员爷爷带头把土地献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百余亩，自家只留三十几亩薄地维持生计。父亲这些实实在在的工作，被康世安等叔叔们的回忆录里这样记载评价说：“既有力的联系和团结了当地的人民群众，也影响了游击区、敌占区的一些富有民族正义感的人民群众。从而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社会各阶层人民投入抗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同时，在敌强我弱的复杂斗争环境中，父亲始终牢记、执行我党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视武装斗争，以灵活机动的方式开展民兵训练，加强了情报工作，随时建立岗哨。通过开展游击战，坚决有力地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短短一年中，父亲充分依靠、发动群众，把五区的各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待续

作者简介

齐淑英，曾用名白虹如，齐虹如，白克敬烈士的小女儿，1947年5月岀生在浑源县道巷街。1968年参加工作，197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参加山西广播电视大学考试毕业。退休前曾在大同矿务局雁崖矿、大同市矿区、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供职。

书稿原文 齐淑英

电子排版 李向奎

编辑策划 刘继胜

2025.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