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海元书记二三事

石凡昀

　　少公要编纪念王海元的专辑，要我写点东西。作为一个曲峪人，作为一个当农民、当干部都曾在王海元身边工作，并且以一支拙笔宣传过曲峪经验和王海元事迹的曲峪人，我是应该写点东西。可写点什么好呢？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我写曲峪，写王海元，都是“紧跟形势”的官样文章，而今天，我要说几件“典型经验”之外的，“正面材料”背后的，发生在我与王海元之间的鲜为人知的旧事。或许，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更加真切的王海元。少年气盛，无私无忌我们给海元书记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在中国农业学大寨的历史上，1970年大概是一个最为狂热的年头。是年秋天，山西日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组织了一场关于农业学大寨的系列报道。如今还能记起的几篇报道的题目是《大寨公社尽大寨》、《昔阳迈向大寨县》、《寿阳赶昔阳，一年大变样》等等，而《关键是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则是这系列报道的压轴之作，也被认为是昔阳学大寨经验的根本所在。那时，曲峪大队“司令部”的那座大院里，汇聚了三个血气方刚，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人，居然就被这场宣传声势煽动得热血沸腾，激情涌动。他们眼见家乡这面学大寨的

红旗跟不上形势发展的步伐要落人后；他们眼见红旗下面、典型内部居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似乎比王海元本人还要着急。于是他们在向党总支的主要领导们面进忠言的同时，居然以“革命大批判小组”的名义先后贴出了题为《曲峪向何处去》、《怕放担子行吗》、《关键是领导班子革命化》等三张大字报，而《怕放担子行吗》那篇的副标题赫然就是：——给海元书记的大字报！虽然那时写大字报是载入宪法的公民的民主权利，但如此指名道姓公开给有着全国劳模身份的王海元写大字报，是需要些勇气的；一时间，村民们议论纷纷，不少人在对大字报的内容和观点深表赞同的同时不禁要问：这“革命大批判小组”是谁们，竟敢如此胆大妄为？ 这几个胆大妄为的，不是别人，就是锐生、选良和鄙人。那时我们刚从巡镇中学“老三届”高中毕业回乡，接受了一阵子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后，已陆续被大队提拔使用了：锐生已作了两年的统计，且深得王海元的信任；本人作了一年半会计以后，又要被大队派到县委通讯组去学习；而选良则刚刚接任会计。由于我们参与了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由于我们先后接近了党总支领导核心，所以对大队存在的一些问题就看得较为真切，对曲峪大队的前途命运也格外关注。也许是无私无忌，也许是“文革”遗风，我们居然就选择了这种现在看来似乎可笑，而那时并不荒唐的“火

药味”十足的放大字报的办法，要用此举来推动以王海元为首的曲峪领导班子的“革命化”，革除曲峪大队已存的弊端，跟上形势发展的步伐。就在“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通讯学习班开学，我离开曲峪，上县去参加学习。过不几天，锐生和选良忽然从曲峪打电话来，要我务必回队一趟，说有要事商量。原来，我们给海元书记的大字报贴出以后，除在村民中引起巨大的反响，自然也在王海元那里引起了不小的震惊。他当即秘密组织了村里两个能拿起笔来的年轻人予以“反击”。几天以后，大队门口的墙壁上贴出了署名为“笔伐战斗队”的大字报，（一个是“革命大批判”，一个是“笔伐战斗队”，都带了一股火药味！），内容直指《曲峪向何处去》，基本观点是曲峪存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枝节问题，不是方向路线问题。当选良和锐生在电话中把大体情况说明以后，我当即向他们表示了我的态度，我说，我们的本意是向书记进忠言，是帮助书记从固有的一些指导思想中解脱出来，大刀阔斧解决班子中存在的一些痼疾，带领曲峪人民向更高的层次迈进。既然书记现在不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甚而至于已经引起误解，那我们只好就此打住，难道我们要和书记论战下去吗？

逢一个礼拜天，我向学习班告假，匆匆回到曲峪，仔细研读了“笔伐战斗队”的那张大字报；如此观点老辣的大字报，那两个执笔的年轻人是写不出的，背后有“高人指点”是显而易见的。这更坚定了我急流勇退的主张，锐生和选良接受了我的建议，“革命大批判小组”的活动就此打住，激荡了几天的曲峪大队重新归于平静。 这次大字报事件过后，王海元曾和选良有过一次关于曲峪问题的谈话，他说，曲峪问题的关键是阶级斗争，要把坏人整治住。而选良则坚持我们“小组”的观点：关键是领导班子。就在这次谈话时，王海元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曲峪的将来是你们的。”书记的这句话，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足以让我们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作如此的猜测：书记是不是认为我们的行动有什么背景？有什么动机？受谁人的指使？甚至是否怀疑有人要夺权？对这类政治问题，王海元向来是十分敏感的。当时曲峪正好住着几个下乡干部和下放干部（省里来的），但我们与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联系。要说有点联系、并且支持我们行动的，只有“六主任”，他在班子里分管财务，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他对个别队干部的贪占行为很看不惯，对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和弊端看得比我们更为深切，他所代表的那种农民身上的正气与我们是相通的。三十多年过去，当我们三人共同回忆起那场幼稚的“革

命”行动的时候，我们实在有太多的感慨，要不是王海元已经作古，我们多么想和他再作一次思想观点的交流。凭心而论，我们的那场“革命行动”不夹杂有丝毫的个人目的，因为无私，所以无忌；热血青年的热切希望，如此而已。现在想来，当时山西日报的那些报道就值得那么信赖吗？非也！后来披露的事实证明，那里边有的是水分，有的是人为的拔高。可惜，少不经事的我们，竟然对这样的宣传虔诚到深信不疑，并且以它为指针、为偶像，去进行一场幼稚的“革命”。曲峪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不是方向路线问题。时至今日，王海元的观点还是站得住脚的。而我们的大字报虽然通篇并无一字认为曲峪的问题是方向路线问题，但我们的那个题目，那个“向何处去”的题目，实在容易让人理解为是方向、路线问题。抛开实质性的内容不说，单就文字的表述，三个“知识分子”竟然不及一个农民，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讽刺！这件事，使我们认识了自己政治上的幼稚，也使我们认识了王海元政治上的敏感，他不愧是一位久经风浪的农民政治家。任有光找我谈话要我给升任地委副书记的王海元作秘书大约是在1975年末或1976年初的一天，县委副书记任有光突然找我谈话，以他特有的直率，开门见山直接了当

对我说：“海元书记提拔了，当地委副书记了，要从河曲带一个秘书去，我们商议让你去。”我说：“我行吗？”。他说：“怎不行？你既能写文章，又是一个曲峪人；对曲峪、对王海元都熟悉，工作上、生活上都好照顾，你去最合适。”这件事对我来说，既感到有点突然，又觉得是情理中事。实在说，任有光说的那两条理由是两条理由。这事使我想起了我在乡作农民期间，一部分村民就在背后把我称作王海元的“秘书”（那时我常被大喇叭召回大队写东西），这回莫非真要作秘书了？任有光副书记找我谈过话以后，我曾反复思谋过一个问题，这事是书记的本意呢？还是他周围领导同志们的建议？凭我的直觉，似乎后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作为他的乡人，作为一个在曲峪作了四年农民，又在他手下工作了一些时日的我，自信对王海元的了解比他班子里的、比他周围的那些人更深切。他们所了解的是作为县委书记的、劳动模范的王海元，而我所了解的，则不仅是作为县委书记的、劳动模范的王海元，还有作为乡人的、常人的王海元。1970年，我在主持曲峪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王泽民的帮助下，最终得以顺利报考教员，参加工作，离开曲峪，脱了农皮；对这件事，王海元虽没有阻拦，但他心里会怎么想？在此之前，他可是没有轻易让任何一个“人才”外流的！

除此而外，我那时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妻子农民，全家农户，入不敷出，年年“三欠”，用农村的话说，我正“拉破窝”呢！由于以上这些缘由，我对这件事采取了一种不却不求，顺其自然的态度，既没有太多的兴奋，也作好了应征的准备：如果书记要带我去，我就走，无非是把家大撇了。（我当时想，作地委书记的秘书，还能顾得了老婆孩子那些家庭琐事吗？）不带我去，我就继续拉我的“破窝”，和我那善良的妻子共同抚养三个可爱而又可怜的孩子。那时有一个名叫温兰勤的山西日报驻忻州记者站的记者常跑河曲，和王海元关系密切。听说王海元要带秘书，此公便极力争取。那段时间他几乎常驻河曲，很少回记者站。温公其人性如其姓，温和而精明，文章也写得好。记得他以王海元名义写的那篇《谈谈翻身工程》的文章，当时的通讯组长张德通看了以后大加赞赏，对我说：我们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一个是正儿八经的省报大记者，一个是才出“茅庐”的小通讯员，二者相比，水平的高下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是王海元也要另打主意，我想，这大概就是没有下文的缘故吧。令我至今不明所以的是，王海元作了地委副书记以后，温公也没有作成他的秘书，而是由地委另派了一个人。

再往后，形势突变，他的副书记便做不成，成了“顾问”。做顾问没几天，又传出风声，说是做“顾问”也不够“资历”。再不久，他就去世了。温兰勤后来回到山西日报社，先做编委，后任副总编辑。由于太过敬业，废寝忘食，阴阳颠倒（值夜班），终致积劳成疾，于1994年死于脑萎缩，年仅52岁。咳，好人何其命短矣！我做了开河鱼去看望在病床上指挥“引黄”的王海元，他津津有味地吃了1976年初，王海元被确诊为患了冠心病。身兼二任、身肩重任的他，不得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往返于河曲—忻州—太原的医院检查治疗。王海元一生最大的失误，莫过于在身患宿疾之时还要上马“引黄”工程。1976年5月，引黄工程在龙壕举行开工典礼他已不能出席，因为车开不到会场，上下河槽要靠步行陡峭的山崖。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不得不在病床上指挥这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大约是1977年清明节前夕，王海元再度住进县人民医院，那时我的妻子在化工厂作着一名“协议工”，我的家暂时安在南园，我寻租的房子就在离医院不远的地方。作为他的乡人，作为他的属下，作为他的后生晚辈，理所当然

人之常情，我要去看看他。既然要去看病人，总是得带点礼物的。可带什么好呢？那时我骑自行车上下班，天天路过桥儿街，一日忽听有人叫卖开河鱼，于是我便有了主意。逢一个礼拜天，我早早上街，挑了一条比较肥大的开河鱼（那时的开河鱼货真价实，绝无假冒），回家让妻按照老母亲传授的做鱼的办法（那时我们只会这一个办法）做好了，连肉带汤盛在饭盒里，赶在中午开饭前，送到王海元的病室，当时他正斜躺在病床上看报纸。“二爷，我给你做了一点开河鱼……”，面对这位长者、尊者、我的领导者，我一时竟然语拙。我们曲峪是一个有两千多口人的大村子。一条小河把它分隔为南北两村，王海元居北村，我家在南村。南北二村皆以王姓为主（只有丁、赵、苗等少数杂姓），源于一个祖宗，论起辈份来，王海元是我的爷辈，他排行老二，所以在村里、在私下、在非官场的任何场合，我都称呼他“二爷”。面对这位后生晚辈的探望，王海元没有说什么也不需要说什么客套的话，和我打过招呼之后，他坐起身来，慢慢地把鱼汤全部吃了，看样子，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边还说了一句至今音犹在耳的话：“这点鱼汤做好了，下了资本了。”我的妻子是那种不善烹饪的“拙妇”，她做的饭菜常常不

合我的口味，而今天，她做的鱼汤却得到了我的作县委书记的二爷的夸奖——那顿鱼汤她加心在意，确实是做好了。这以后，我又几次去医院去看他，每见王建贵等领导同志在向他汇报引黄工程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1979年2月，引黄工程在内外交困中下马。4月，王海元辞去河曲县委书记职务回地委工作。此后，我便少有机会能见到他，直到他去世。虽然王海元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这样说起过，但我一直认为，引黄工程是他致劳致病以至致命的重要原因。“二年建成大寨县”的逼迫和压力，犹如一道催命符，使他本已疲惫不堪的身体更加心力交瘁。他在那个时候去世不是偶然的（当然还有政治气候的原因），他为引黄付出了政治的、声誉的和生命的代价。当引黄下马，人们对他的指责纷至沓来的时候，我却对他寄以深切的怜悯与同情。这倒并非仅仅因为他是我的乡人，我的长者。“文革”遗风、左倾余毒、冒进旧病——“全农会”的强劲东风把各级官吏、劳模精英、新闻媒体一个个吹得头晕发烧，胡言乱语，狂言妄语，“引黄”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上马，能不说那是一桩时代的荒唐吗？王海元书记离开我们25年了，我谨以这篇短文表示对他深沉的纪念。虽然他有“引黄”之失，但他不失为那个时代的英雄。他是一位斗士，他是一位至死都没有放弃理想和

追求的斗士，他的一生都在奋斗中度过。对于这样一位先人，后人理应给他以应有的纪念。而对我来说，仅凭他是历任县委书记中走遍河曲三百多个村庄的唯一的一位；仅凭他作了县委书记以后还和我们一样在大灶吃酸粥就永远怀念他。

（2004.12.王九雄于忻州退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