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道走出大道理，红军后代“纪念遵义会议暨四渡赤水胜利90周年”重走长征路之五

问路

2025年4月12日，红军后代寻访了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会址；13日寻访了苟坝会议会址，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一步步实现伟大的战略转折，逐步走向成熟走向胜利。

红军后代来到遵义会议会址。

1935年1月，红军突破乌江后直取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遵义会议纪念馆老馆长赶来介绍红军两进遵义的战斗历史。

在遵义长征学学会和遵义会议纪念馆老馆长指引下，登红军山祭拜先烈。(席明摄影)

红军山上，红军后代与遵义长征学学会一起向红军烈士致敬。(薛航摄影)

祭拜在遵义战役中牺牲的红军三军团参谋长邓萍。邓萍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席明摄影)

2025年4月13日，红军后代来到党中央召开苟坝会议的纪念园区。

当年苟坝会议最集中的议题是，是否捏掉100里外的打鼓新场之敌这个“软柿子”？

今日苟坝会议纪念园区最热门的“打卡地”是，游客们都要走一趟当年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毛泽东小道”。

红军后代走在“毛泽东小道”上，寻找苟坝会议会址。

红军后代在苟坝会议会址前合影。

在苟坝会议的院内，红军后代了解当年关于攻打打鼓新场之敌的一场争论。

1935年3月，长征路上党中央进驻苟坝村后，趁着红军士气高涨，开会讨论是否攻打100里之外的打鼓新场之敌。多数人支持打，理由是该敌属弱旅，红军容易取胜，可获大量补充。少数人反对打，理由是，打鼓新场周围有敌各路重兵，如来增援，弱敌就变成诱饵，红军就有被围歼的巨大风险。

最后政治局举手表决，除毛泽东一人外，其余全同意打。中革军委准备当夜下达作战命令。晚上，毛泽东提着马灯走了1.6公里田间小道，来到周恩来住处，陈情利害，取得支持。

遵义会议纪念馆里，客观地展示了毛泽东对这一夜的回忆:

“在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来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了，听了我的了。”(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1959年4月5日）。

红军后代参观毛泽东在苟坝的住所。

周恩来对这一夜也有回忆:

“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1962.6.10)

此时红军破译了敌电报，敌十万重兵集结打鼓新场周围部署了口袋阵，意在全歼红军。次日中央政治局全部同意了毛泽东意见，朱德总司令立刻下达了《关于不进攻新场的命令》，红军又一次转危为安。

更为重要的是，1935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会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家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瞬息万变、充满不确定性的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遵义会议关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决策的基本完成，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90年前苟坝村这条1.6公里的小道，如今被称为“毛泽东小道”。(席明摄影)

红军后代走在苟坝的“毛泽东小道”上，继续热烈讨论，让懂得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人来领导革命战争，直至形成了一个能够探索规律运用规律的领袖核心与集体。今后不论遇到什么风浪，都能战无不胜。

(王洪山、黄星星、王晓勇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