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汉奸”——周作人》

西岳渭水

《“文化汉奸”——周作人》

周作人因当汉奸被判枪毙，被胡适等人救下，改判坐牢，49年出狱后写信给毛主席，没想到毛主席的一句话，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命运。

周作人，一个在新文化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名字，却也背负着“汉奸”的骂名，在历史的漩涡中沉浮。

他的故事，是一部充满争议与矛盾的个人史，折射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与抉择。

抗战爆发，北平沦陷。

面对民族危亡，周作人选择了留下，这一选择，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将他一步步推向了深渊。

1939年，周作人接受了日伪政权的任命，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等职。

他辩称自己是“身不由己”，是为了保全家人，为了守护北大，但事实上，他担任了多达13个伪职，包括伪北京大学馆长、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等。

铁证如山，周作人“文化汉奸”的帽子，再也无法摘掉。

1945年，抗战胜利。

国民政府对汉奸进行了清算，周作人被逮捕，并以汉奸罪判处死刑。

消息传出，文化界一片哗然，有人拍手称快，认为周作人罪有应得；也有人惋惜叹息，认为周作人的学术价值不应被抹杀。

关键时刻，一些人站了出来，为周作人求情。

这些人中，有胡适、蒋梦麟，也有周作人的学生尤炳圻，他们四处奔走，联名上书，希望国民政府能够网开一面。

胡适等人认为，周作人的罪行虽不可饶恕，但并未涉及“杀人放火”，且其学术价值仍有保留的必要。

最终，国民政府对周作人改判，刑期减为14年。

后来，又因为周作人，在狱中保护北大财产等情节，刑期再次减为10年。

历史的进程，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快。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1月，李宗仁政府为了争取人心，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周作人也在其中。

重获自由的周作人，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抉择。

他最初的计划是前往台湾，甚至通过学生洪炎秋，在台湾安排好了住所。

但局势变化太快，周作人的思想也开始动摇，最终放弃了前往台湾的打算，选择留在大陆。

1949年，周作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达6000字的信。

这封信，既是周作人对自己的辩解，也是他对国家的表态，更是一份充满忐忑的“求饶书”。

在信中，周作人辩称自己的汉奸行为，是“缓兵之计”，是为了保护北平的文化，并没有直接参与日军的暴行。

还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支持，称“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在信的最后，周作人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希望能够保留房产，不再被以汉奸论处。

毛主席在收到周作人的信后，认真阅读，并做出了批示。

大致意思就是，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而且当时懂希腊文的人不多，倒不如养起来，做翻译工作。

毛主席的批这个示，也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的务实态度：既不姑息周作人的政治污点，又充分考虑到了他的学术价值。

随后，周作人被安排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外译者，每月领取稿费，初期200元，后增至600元），翻译了《希腊的神与英雄》《伊索寓言》等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得以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学术工作。

晚年，他翻译了十余部西方古典文学作品，虽然都是匿名发表，但质量上乘，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

1956年，周作人还受邀参加了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会。

他的日记，也被鲁迅博物馆高价收购。

晚年的周作人，生活相对安稳，但也始终生活在争议之中，他的“汉奸”身份，始终是他身上无法抹去的标签。

参考资料：

钱理群. (2002). 周作人论.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