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打工 【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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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都打工 (兴/文)

2002年5月7日，我离职的第二年，这天上午，有一朋友开车到我家，他说他在上海领着十几个人，做小区土建完工后的门窗安装，也就小包工头或者叫小老板，同时约我去干活。自己整好在家闲着，随即答应了下来，紧接着整理好自己所带的物品，匆忙上了老板的车，车上还有3人，老板把我们送到潍坊火车站返回。下午1点多，我们乘潍坊至上海的火车，次日早上到达上海站。出站后乘地铁3号线，当时3号线刚开通，又叫明珠线，我们坐到江湾镇，下车转乘公交到宝山区吴淞口水产路一住处暂住，这段时间我们还到吴淞口炮台公园游玩，公园里有各种健身器材，供人们健身娱乐，这些设施当时乡下还没普及，看万里长江最后支流黄浦江汇入长江的景观。几天后，老板带我们到干活的工地，正式进入安装门窗工作。

大半年多的安门窗干活，切感到了在外打工的艰辛，在劳动中，苦累难免，可从容面对，最不值所言的是，在打工期间，遭遇了一桩离奇匪夷所思的糗事。

我们干活的位置，处在上海宝山区大场镇。上世纪80年代，这里还是农田，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政府在这片土地上，开发建设了大片的居民小区，各个小区署的名字都温馨吉弹美好。成片的小区进度不同，有的小区已入住，有的小区刚完工，有的已封顶，有的正在打桩，还有的小区刚刚圈起院落，整平场地，总之楼群高低错落不一，各个小区联片归纳在一起，名字叫大华新村。

工地上，场景甚为壮观，令人震撼。塔吊耸立，挥舞着长臂，嗡嗡转动，搅拌机声隆隆，滚动着混凝转筒，打桩机锤起锤落，铿锵咚咚，干活人员操持各种工具，在各个岗位上叮呤咣啷发出不同的声音……，各种声音烩集，使整个工地处在隆隆咔啦的高度噪音中，在工地上干活，即是俩人对着面说话，也要注视着对方，不然难以听到对方说的什么。处在楼高层放眼望去，工地连着工地，不尽边际，这仅是上海地产开发的冰山一角。

大华新村康泰新城，是我们安门窗的首个工作工地。前面楼房的土建完成后，我们随其后把楼房各种式样的门窗安装上，同时是有工期的。来的人在家里几乎都没有干过门窗，老板领着我们到其它楼，向正在安门窗的人员学习，经过短暂的学习，大家基本掌握了安门窗的流程，随后老板进行明确分工，3人一组， 正式实施安装门窗。

我与王啟、周华一组，他们二人年轻，身体轻捷，负责安装，我打下手，我们三人配合的很默契。从各类门窗的组装开始，到最后的打胶完成，老板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我们都即快又好地完成。那时的安装门窗，没有红外线水准仪，全靠卷尺、直角尺、线坠、人瞅找横平竖直，确定标准。

安门窗楼上楼下跑来跑去，劳动强度很大，尤其是往楼层上搬门窗。吃饭更是不定点，住宿安装哪栋楼房就住哪栋楼，安装完一栋就要搬一次家，叫搬家文雅点，实则就是挪地方，不管挪到栋楼，住的都是土建刚完工，门窗没安四面通透的一楼或二楼。

进入7月，天气炎热，宿舍更热，南方的热是潮湿闷热，热的人浑身不好受。工地上的夜晚，蚊子无比猖獗，也相当狡猾，睡觉时尽管蚊帐压的再好，蚊子也会钻入。晚饭后待在工舍里，会倍感枯燥乏味，因此，我们在睡前时常三五成群地出去遛达一会儿，消磨这酷热的时段。

7月下旬星期六，晚饭后，王啟、周华我们三人遛达到了上海西站近的交通路上。虽然三人同行，有时我们并走不在一起，在交通路上我们三人前后相距就约三十米。王啟走在最前面，周华居中，我走的慢在最后。这时走在最前的王啟突然被一名警察扣住，因警察少，不然周华也被扣住。

当我走到王啟被扣住的地方时，只见王啟蹲在地上，双手放在头顶，周华离王啟数米开外。我快步走向前，刚要问怎么回事，同时约王啟走，这时，另一名警察从不远处过来，立马冲向了我，让我站住，同时问我要身份证，暂住证，当我拿出证件，他们也不放过，最后我出示了我的特殊证件，他们细看盘问才让我走。

这时我又转向王啟，叫他走，王啟刚要起身，他们立马示王啟蹲下，我说，我们是一起的，都是正规打工的，晚饭后出来走走，同时向他们说了我们打工的具体位置，他们还是不放我们走。并且转向数米外的周华，我赶紧示意周华，叫他不要靠前，离的远一点。

我与他们交涉一番，说什么也白搭，最后我说:“你们不放，要把他弄到哪里去”？他们说:“这不是你管的事”，我说:“我们一起出来的，总得给我个答复，我回去好向老板说明”，他们这才说:“晚上9点半之前在XX派出所”，我深知9点半前老板肯定到不了，我又问:“那9点半以后呢”？他们说:“9点半以后不来领，就送到桃浦遣送站”。事情弄明白了后，我赶紧与周华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离开后急忙找到电话亭，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老板，电话接通，老板火气十足，厉声地责斥我。我当时也没发火，只是耐心地阐述当时的情况，叫他快过来。老板住在宝山，半个多小时后老板开车到了工地，我即刻上车与老板一起，找到了XX派出所，到派出所时，王啟已被送到桃浦遣送站了。

我们俩离开派出所，立即开车往桃浦遣送站赶去，那时车内没有导航，几经辗转，下车询问，终于找到了遣送站，找到时，已深夜近1点了。在去遣送站的路上，老板不时地斥怪我，说:“老王叫我怎么说你，领着些孩子到处走”。此时，我深知老板的心情，我也不作声，但他说了一遍又一遍，好像这事跟我有关，就是我给造成的。这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并说:“谁领着谁，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他们还领着我来”，“只能说我们在一起”，“遇上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你不能怨我”，“早知道这样，我不跟你说，”最后一句当然是气话。

这件事按正常来说，老板应该感激我才是，不但没得到感激，反而带来老板对我无休端的责备，我感到实在冤枉，我做的没有不当之处。假设我看到王啟被扣，对此事不闻不问，置之不理，从一旁绕过，会是什么后果？当然，自己决不会那样做的，这只是假设。工友如兄弟，关键时刻要勇于靠前，奋出相助，即便是一起扣住，也心安理得，无怨无悔。老板的责怪，那是他的事，我感觉这事我做的很到位，心感无愧。

离开遗送站，老板送我回到工地时，已凌晨2点多了。并得知星期三前，要带3千元钱到遣送站领人，在这期间不拿钱领人，就被转送到异地管制干苦力活，满3个月后，再把你放出来遣送回家。通过老板的努力，最终在星期三前，把王啟从遣送站领了出来 ，王啟出来后对我说，“老王啊，人说度日如年，在里边是度时如年”。

通过这次被扣事件后，老板立即开会强调，晚上任何人不准外出，早、中、晚去饭店吃饭时，路上叫我们手把着手，无论何时不准个人单独行动。

2002年，在城市打工被扣时常发生，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扣住，只要扣住你，证件再齐全也无用，他们总会找出理由扣住你。目的就是罚钱，拿上钱放人，搞的在城市打工者，行无自由，身无保障，人心慌慌。当时我也纳闷，中国公民在自己国家的城市，不能自由走动，要不是亲身遇历，真的难以置信，但事情确实如此，真的无语……。直到2003年3月，广州发生孙志刚事件后，引起国家重视，在城市打工者无故地被扣，才得以改变直至正常。

进入11月，老板在浦东揽了活，我们也从浦西到了浦东，干活工地是大华.锦绣华城，具体位置在锦绣路以西，川杨河以北。因冬天冷，住的都是没门没窗，土建刚完成楼，为躲避住楼寒风袭入，老板竞然选择住楼的地下室，住地下室，寒风是刮不着，雨也飘不进，可是刚浇筑好的地下室，墙壁上渗出的水珠顺墙流淌，地下室里潮湿阴暗湿冷，被子整天湿漉漉的，我感觉住的境况，比住土建刚完工的楼好也不了多少。

2002年上海的冬天特别冷，时常零下4、5度，江南水乡的湿冷，使人体感更冷，尽管天气寒冷，工程要赶，工作要干，安装门窗时，寒风卷进通透的楼层，衣服可被冷风穿透，冻的难以忍受，楼层存水的地方，白天可结冰，干活环境异常恶劣，不由地切感到，进城打工真的不易。

春节将至，在2002年12月26日回家，这天恰逢领袖毛主席诞辰日，至此，结束了半年多这段魔都打工。

2025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