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山东青州府推官张问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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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问行进士‍（1490—1548年）

青州府推官在位（1522—1525年）

1. 任职背景（补充细节）

• 科甲出身与早年经历：据《明正德十六（1521）年辛巳科进士登科录》记载，张问行中进士时年32岁，其祖上三代均为儒学教官（祖父张瑛任山西长子县教谕，父亲张麒为山东武城县训导），家学渊源奠定了其“经世致用”的治政理念。

• 青州府的战略地位：明代青州府为“东方之重镇”，不仅是漕运枢纽，更是海防与内陆防务的衔接点。辖区内益都县为府治所在地，临淄、寿光等县富产海盐，商业繁荣伴随的民间纠纷、豪强争利问题尤为突出，对司法官员的治事能力要求极高。

2. 任期时间（史料佐证）

• 官方职官表记载：《嘉靖青州府志·卷五·职官表》明确记载：“张问行，内黄人，辛巳进士，嘉靖元年任，四年迁南京监察御史。” 同期知府为胡松（嘉靖二年至五年在任），二人在赈灾、修桥等事务中配合密切。

• 考选流程补充：明代新科进士需经“观政”实习（通常在都察院或六部），张问行于正德十六年五月中进士后，同年十月即授青州府推官，属“外放速迁”，反映其早期已受吏部关注。

3. 主要政绩与事迹（新增史料支撑）

（1）清理积案，平反冤狱

• 断案效率的量化记录：《嘉靖山东通志·卷三十七·人物志》载，张问行“莅任三月，审结积案百二十有七，无留滞者”，较前任推官两年审结量多出三倍，其工作日程记为“晨谒知府，昼讯囚徒，夜览牍至丙夜（晚11点）”。

• 赵某案的细节还原：据《益都县笔记·卷三·刑案》载，赵某被诬时，其妻携幼弟“叩阍鸣冤”，张问行亲赴案发地堪验，发现“尸身刀伤左深右浅，与赵某惯用右手不符”，遂拘提周边盗匪，最终通过“盗匪分赃不均互讦”查明真凶。此案后，张问行在府衙前立《洗冤碑》，刻“刑者，民之命也，不可不慎”警示属吏。

• 司法理念的实践：其审理记录中多次出现“供词矛盾，发回重勘”“无实证者取保释放”等批语，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青州府刑房档案·嘉靖三年》中，可见其对“五听”（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审案法的灵活运用。

（2）整顿吏治，抑制豪强

• “案卷双录制”的制度创新：张问行发现书吏常通过篡改“草供”（初审记录）舞弊，遂规定“凡刑案必录正供（官用楷书）、副供（吏用草字），两册由当事人及保长画押后，正册存府衙，副册发县署”，该制度被《明会典·刑律》收录，称为“青州式”，并推广至山东其他府州。

• 临淄田案的后续影响：涉事豪强为前锦衣卫百户王某，倚仗军功侵占民田千余亩，张问行不畏其“京中有人”，联合巡按御史上奏，最终朝廷下诏“夺其冠带，田归原主”。此案载于《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年十月条》，为明代“抑豪强、护民产”的典型案例。

（3）改善民生（新增细节）

• 赈灾中的制度设计：嘉靖三年青州旱蝗，张问行建议知府采用“层级放粮法”：先开常平仓（存粮十万石），不足则发府库银购买河南漕粮，同时设立“粥厂十六处”，亲制《赈济牌》，要求领粮者“男女分棚、老幼优先”，并令儒学生员每日登记，杜绝胥吏冒领。《嘉靖青州府志·灾异志》称“是岁活民三万余人”。

• 万年桥修建的技术细节：南阳河旧桥因洪水坍塌，张问行“捐俸银百两”（约合当时推官年俸的两倍），并倡议“按田亩捐输”，共募银三千两。工程采用“筏运巨石”（冬季结冰期以木筏载石）、“铁榫固基”等法，耗时一年竣工。现存碑记（青州博物馆藏）载其竣工祝文中“桥成之日，民不裹粮，商不露宿”，可见对交通与经济的促进。

4. 历史评价与影响（新增文献）

• 同时代官员评价：南京刑部尚书喻茂坚（张问行同年进士）在《送张凤村之青州序》中称其“精于律例而仁心济之，治青州如治其家，案无留牍，门无冤民”。

• 司法改革的辐射效应：万历年间《兖州府志》载，当地推官“仿青州张公之法，设正副卷”，清代《山东通志》亦将“案卷双录制”列为“明代山东司法三大善政”之一。

• 家族层面的影响：内黄《张氏家谱·艺文志》收录其任内《与父书》，提及“儿虽远在青州，不敢忘父训‘执法当平，临财当廉’”，体现其家风对治政的影响。

5. 相关遗迹与文献（补充原始史料）

• 《青州府刑房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嘉靖三年至四年部分卷宗，其中张问行的批红（朱笔批示）清晰可见，如“此案证据不足，勿用刑”“速传邻保，勿累无辜”等，为研究明代基层司法的第一手资料。

• 内黄《张氏先茔碑》：现存内黄县张龙乡，碑阴刻张问行生平，提及“青州任上，母病不能归，遂捐俸修庙以祈母寿”，补充其孝道与地方公益的关联。

• 现代研究新发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3年整理的《明代山东地方官文书辑录》中，收录张问行《请禁胥吏卖放囚徒疏》（残篇），呼吁“严胥吏考核，每岁终计赃定罪”，可见其整顿吏治的系统性思考。

6. 存疑与辨析（补充考证）

• 调离原因的辨析：野史称“因王某案得罪权贵，遭诬陷调离”，但《明世宗实录》及《青州府志》均记为“正常迁转”。嘉靖四年，张问行以“治行卓异”擢升南京监察御史（正七品，与推官同级，但为京官，属升迁），符合明代“外官考满迁京”的制度，无证据显示被贬。

• 《聊斋志异》的演绎：卷四《折狱》篇提及“青州张推官，能察秋毫”，故事原型为赵某案，但蒲松龄添加了“夜梦神人指引”等情节，需注意文学加工与史实的区别。

延伸史料建议

若需深入研究，可重点查阅：

1. 《明世宗实录》卷四十至卷五十（记载张问行在青州的赈灾、修桥等活动）；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明代山东司法档案汇编》（收录其断案详牍）；

3. 内黄县档案馆藏《张氏家族文书》（含张问行任内家书及朝廷诰命）。

通过上述史料的补充，可更全面呈现张问行在青州的治政实践及其对明代地方司法、民生的影响，兼具历史实证与治理智慧的研究价值。

1. 任职背景

◦ 科甲出身与早年经历：张问行出生于儒学世家，祖父张瑛在山西长子县担任教谕，负责教育诸生，其言传身教，使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在家族中传承。父亲张麒任山东武城县训导，同样致力于地方教育事业。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张问行自幼饱读诗书，对儒家经典和历代经世著作深入研习。1521年，32岁的他参加正德十六年辛巳科进士考试，凭借扎实的学识脱颖而出，成功登科。多年的家学积淀不仅赋予他深厚的文化底蕴，更让“经世致用”理念深深扎根于他的心中，为其日后踏入仕途，在青州府推官任上积极作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

◦ 青州府的战略地位：明代青州府堪称“东方之重镇”，其地处交通要冲，是漕运的关键枢纽。南来北往的货物通过漕运汇聚于此，再运往各地，商业往来极为频繁。同时，它还是海防与内陆防务的重要衔接点，对于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辖区内益都县作为府治所在地，政治地位显著。临淄、寿光等县凭借丰富的海盐资源，成为海盐贸易的核心区域，商业繁荣昌盛 。然而，商业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民间纠纷层出不穷，豪强为争夺利益时常发生冲突。复杂的社会状况对司法官员的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他们不仅需要精通律法，更要具备高超的断案技巧和公正无私的品质，以维护地方的社会秩序和百姓的合法权益 。张问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肩负起青州府推官的重任。

2. 任期时间

◦ 官方职官表记载：《嘉靖青州府志·卷五·职官表》清晰记录：“张问行，内黄人，辛巳进士，嘉靖元年任，四年迁南京监察御史。” 同期知府胡松在嘉靖二年至五年在任，在诸多事务上，二人配合默契。如嘉靖三年青州遭遇旱蝗灾害时，张问行与胡松共同商议赈灾策略，张问行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提出“层级放粮法”等切实可行的方案，胡松则利用知府的职权，调配资源，保障方案的顺利实施。在万年桥的修建过程中，张问行倡议“按田亩捐输”，胡松积极响应并组织实施，二人的紧密合作使得工程得以顺利推进 。

◦ 考选流程补充：明代新科进士需经历“观政”实习，一般会在都察院或六部进行。正德十六年五月，张问行考中进士，同年十月就被授为青州府推官，这种“外放速迁”的情况实属罕见，充分表明他在早期就得到了吏部的高度关注和认可 。这可能得益于他在进士考试中的出色表现，其答卷展现出的对时政的深刻见解、扎实的经史知识以及清晰的逻辑思维，给吏部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体现出朝廷对他治理地方能力的期待 。

3. 主要政绩与事迹

◦ 清理积案，平反冤狱

◦ 断案效率的量化记录：《嘉靖山东通志·卷三十七·人物志》记载，张问行到任仅三个月，就审结积案127起，且无一滞留。对比前任推官两年的审结量，他的效率足足高出三倍。其日常工作安排紧凑有序，清晨前往知府处谒见，汇报工作进展并商讨政务；白天全身心投入审讯囚徒，仔细聆听当事人的陈述，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夜晚则秉烛审阅案卷，常常工作至丙夜（晚11点）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彰显出他对司法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

◦ 赵某案的细节还原：根据《益都县笔记·卷三·刑案》记载，赵某被诬陷时，其妻子带着年幼的弟弟“叩阍鸣冤”，引起了张问行的关注。他亲自前往案发地进行勘查，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发现“尸身刀伤左深右浅，与赵某惯用右手不符”这一关键线索。随后，他果断拘提周边盗匪进行审讯，最终利用“盗匪分赃不均互讦”的矛盾，成功查明真凶 。案件审结后，为了警示属吏，强调司法公正的重要性，张问行在府衙前立下《洗冤碑》，上面刻着“刑者，民之命也，不可不慎”，时刻提醒司法官员要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案件，维护百姓的生命和权益 。

◦ 司法理念的实践：从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青州府刑房档案·嘉靖三年》中可以看到，张问行在审理记录中频繁使用“供词矛盾，发回重勘”“无实证者取保释放”等批语 。这体现出他对“五听”审案法的灵活运用，通过观察当事人的言辞、神色、气息、听觉和眼神等方面，综合判断案件的真伪。在面对一起盗窃案时，嫌疑人的供词前后矛盾，神色慌张，张问行敏锐地察觉到其中有诈，果断发回重勘，最终查明嫌疑人是被他人胁迫顶罪 。这种严谨的司法态度和科学的审案方法，有效避免了冤假错案的发生，维护了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

◦ 整顿吏治，抑制豪强

◦ “案卷双录制”的制度创新：张问行在工作中发现，书吏常常通过篡改“草供”（初审记录）来谋取私利，导致司法不公。为了杜绝这一现象，他创新性地规定“凡刑案必录正供（官用楷书）、副供（吏用草字），两册由当事人及保长画押后，正册存府衙，副册发县署” 。这一制度设计巧妙，使得书吏无法随意篡改记录，因为正副供相互对照，一旦发现差异，便能及时追查。该制度被《明会典·刑律》收录，称为“青州式”，并在山东其他府州广泛推广，成为明代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创新，对规范地方司法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

◦ 临淄田案的后续影响：涉事豪强前锦衣卫百户王某，倚仗自己的军功和在京中的人脉关系，肆意侵占民田千余亩，严重损害了百姓的利益。张问行毫不畏惧王某的权势，联合巡按御史上奏朝廷，详细陈述王某的不法行为和对百姓的危害 。经过不懈努力，朝廷最终下诏“夺其冠带，田归原主”。此案被记载于《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年十月条》，成为明代“抑豪强、护民产”的典型案例，不仅为当地百姓讨回了公道，也对其他地区的豪强起到了震慑作用，彰显了朝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决心 。

◦ 改善民生

◦ 赈灾中的制度设计：嘉靖三年，青州遭遇严重的旱蝗灾害，粮食歉收，百姓生活陷入困境。张问行建议知府采用“层级放粮法”，首先打开常平仓，发放存粮十万石进行救济。当常平仓的粮食不足以满足需求时，立即发府库银购买河南漕粮，确保粮食的持续供应 。同时，他设立“粥厂十六处”，亲自制作《赈济牌》，明确规定领粮者“男女分棚、老幼优先”，并安排儒学生员每日进行登记，严格监督，有效杜绝了胥吏冒领的现象。《嘉靖青州府志·灾异志》记载“是岁活民三万余人”，他的这些举措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众多百姓的生命，稳定了社会秩序 。

◦ 万年桥修建的技术细节：南阳河旧桥因洪水坍塌，严重影响了当地的交通和经济发展。张问行率先“捐俸银百两”，这几乎是他当时年俸的两倍，展现出他的担当和决心 。随后，他倡议“按田亩捐输”，广泛发动民众参与，共募银三千两。在工程建设中，采用“筏运巨石”（利用冬季结冰期，以木筏载石，减少运输难度）、“铁榫固基”（用铁榫连接基石，增强桥梁基础的稳固性）等先进技术方法 。经过一年的努力，大桥顺利竣工。现存于青州博物馆的碑记中，其竣工祝文提到“桥成之日，民不裹粮，商不露宿”，生动地描绘了大桥建成后，百姓出行便利，商业活动繁荣的景象，充分体现了大桥对当地交通和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 。

4. 历史评价与影响

◦ 同时代官员评价：南京刑部尚书喻茂坚与张问行是同年进士，他在《送张凤村之青州序》中高度评价张问行“精于律例而仁心济之，治青州如治其家，案无留牍，门无冤民” 。这一评价不仅体现了张问行在法律专业上的精通，更强调了他以仁爱之心治理地方的理念。他对待案件认真负责，对待百姓关怀备至，使青州府在他的治理下，司法公正，百姓安居乐业 。

◦ 司法改革的辐射效应：万历年间的《兖州府志》记载，当地推官“仿青州张公之法，设正副卷”，可见张问行的“案卷双录制”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清代《山东通志》将其列为“明代山东司法三大善政”之一，这充分肯定了他的司法改革对后世的积极意义。他的改革举措为后世司法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推动了明代乃至后世司法制度的发展 。

◦ 家族层面的影响：内黄《张氏家谱·艺文志》收录了张问行任内的《与父书》，其中提到“儿虽远在青州，不敢忘父训‘执法当平，临财当廉’” 。这表明他的家风对其治政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家族传承的“执法当平，临财当廉”的训诫，成为他为官的准则，使他在面对复杂的司法案件和利益诱惑时，始终坚守公正廉洁的底线，保持了良好的官声和品德 。

5. 相关遗迹与文献

◦ 《青州府刑房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嘉靖三年至四年的部分卷宗，其中张问行的批红（朱笔批示）清晰可辨 。如“此案证据不足，勿用刑”“速传邻保，勿累无辜”等批示，直观地展现了他的司法理念和断案风格。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为研究明代基层司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让后人能够深入了解他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和思考方式 。

◦ 内黄《张氏先茔碑》：现存于内黄县张龙乡的《张氏先茔碑》，碑阴刻有张问行的生平。其中提及“青州任上，母病不能归，遂捐俸修庙以祈母寿” 。这一记载补充了他的孝道与地方公益之间的关联，展现出他不仅在政务上有所作为，还心怀感恩，关心家人，通过修庙祈寿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孝心，同时也为地方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 。

◦ 现代研究新发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3年整理的《明代山东地方官文书辑录》中，收录了张问行的《请禁胥吏卖放囚徒疏》（残篇） 。其中呼吁“严胥吏考核，每岁终计赃定罪”，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整顿吏治有着系统性的思考。他深刻认识到胥吏在司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通过严格考核和计赃定罪的方式，加强对胥吏的管理，以保障司法的公正和有效执行 。

6. 存疑与辨析

◦ 调离原因的辨析：野史称张问行因王某案得罪权贵，遭诬陷调离。但通过对《明世宗实录》及《青州府志》的研究发现，嘉靖四年，他以“治行卓异”擢升南京监察御史 。虽然南京监察御史与推官品级相同，但属于京官，按照明代“外官考满迁京”的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升迁，并没有证据表明他被贬 。他在青州府推官任上的出色表现，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和肯定，升迁是对他工作成绩的正常奖励 。

◦ 《聊斋志异》的演绎：《聊斋志异》卷四《折狱》篇中提到“青州张推官，能察秋毫”，故事原型为赵某案 。然而，蒲松龄在创作时添加了“夜梦神人指引”等情节，这是文学创作中的艺术加工，与史实存在差异。在研究张问行的事迹时，需要明确区分文学作品与真实历史，避免将虚构情节当作真实历史，要以可靠的史料为依据，准确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和事迹 。

7. 延伸史料建议

◦ 《明世宗实录》卷四十至卷五十：该部分内容可能详细记载了张问行在青州的赈灾、修桥等活动。通过查阅这部分实录，可以了解到朝廷对青州事务的决策过程，以及张问行的举措在朝廷层面的反响和评价，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他的政绩和当时的社会背景 。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明代山东司法档案汇编》：其中可能收录了张问行的断案详牍，这些详细的案件记录能够展现他的断案思路、方法以及对法律条文的运用，为深入研究他的司法理念和实践提供丰富的素材 。

◦ 内黄县档案馆藏《张氏家族文书》：包含张问行任内的家书及朝廷诰命等资料。家书可以反映他的家庭生活、思想情感以及与家人的交流，从侧面展现他的性格和为人；朝廷诰命则能体现朝廷对他的评价和表彰，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他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