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科学大先生》</p> <p class="ql-block">一部科技与文史交融的巨著</p><p class="ql-block">——记文科出身“教授级高工”的作者高文伟</p><p class="ql-block">一</p><p class="ql-block">最近我很有幸地收到了上海市楼宇科技研究会副理事长高文伟教授赠送给我由他亲自签署的新作《科学大先生》一书。</p><p class="ql-block">看着这本500多页40多万字厚厚的巨著,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该书,翻阅一下这本以前早已听说他正在编写创作的,在我看来非常难写的关于老一代科学家群体历史的书籍。我花了几天时间通读了一遍,为了让读者分享,我将此书的内容简单归纳如下:</p><p class="ql-block">《科学大先生》一书包括三大部分:背景:中央研究院早期历史沿革及第一届院士的产生;主体:第一届院士生平与学术成就;启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科学。在《背景》一章中,高文伟教授用了不长的篇幅,就把我国的科学发展过程作了全面回顾,并提出了为什么我国古代发达的科技,在宋、元代之后不再进步了,有些地方甚至倒退了。而欧洲却赶上来了,跑到中国的前面。其关键是缺乏科学思想。大学和学术团体正是培养科学人才的载体。中央研究院就是所谓“西学东渐”的一种产物,由此产生了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这些人对我国科学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p> <p class="ql-block">高文伟教授简介</p> <p class="ql-block">在《主体》的一章中,作者把第一批院士按照数理组、生物组、人文组等三个组别,其中数理组有竺可桢、茅以升等28位;生物组有童第周、贝时璋等25位;人文组有胡适、郭沫若等28位,共计81人。由于篇幅有限,我只能选择6位作为代表,其中因为郭沫若是人们都熟悉,具有新闻性的人物;而其余5人似乎都与我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贝时璋是同济大学母校的老学长;胡适、竺可桢是我澄衷中学母校的校友;童第周是我祖籍宁波同乡人;而茅以升不仅是我桥梁专业的前辈,我还与他直接有过联系,打过交道。作者逐个对每一位科学家的生平和学术贡献作了比较完整又简明的介绍,可以让读者通过阅读这些文章,对当年那些既有些知晓,但又不太清楚的学术泰斗们,有了一个比较完整可靠的概况的了解。</p><p class="ql-block">在《启示》一章中,高文伟教授不仅介绍了第一届院士的去留情况,还对其原因作了客观的分析,随后引入如今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与当年的中央研究院学术上承前启后的关系。最后以史为鉴,提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要发挥更大的作用。</p> <p class="ql-block">全体院士名单</p> <p class="ql-block">二</p><p class="ql-block">看着上述内容,读者第一个感想,一定是这本书的作者需要同时具备科技和文史的素养,缺少其中一种素养,是无法驾驭既要具备一定的科技知识,又要懂得文史研究的方法才能胜任的撰写任务进程的。而作者恰恰就是这么一位罕见的文科出身,但又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尤其是这位文科背景的高工,无论他涉及的工程项目,还是他所研究的科技领域,都是具有地标性的建筑或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项目。同时作者还必须具备很强的文字撰写技能,因为人们从自己的经历,也一定明白,著名的科学家、出色的工程师乃至杰出的文史工作者,不用专业术语,也未必能够写出雅俗共赏的本专业的著作的。</p><p class="ql-block">作者高文伟教授这位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所谓“文科”出身的学者,却在世博中心、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等上海地标性重大工程中,担任负责人,组织科研攻关,屡获科技进步奖,因此成为上海罕有的文科出身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近年来,他又把建筑数字化转型和智慧楼宇信息系统的研发与推广运用,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当然他的文史底蕴也是相当深厚的。已有《婚姻的年轮》《树大根深说俞家》等文史著作问世,其中《婚姻的年轮》一书,作为他女儿婚礼的礼物。该书在《解放日报》连载了将近40天,受到包括新闻界在内的读者的关注和欢迎。</p> <p class="ql-block">世博中心是高文伟教授领衔建设的地标性建筑之一</p> <p class="ql-block">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俗称“四叶草”也是使高文伟以文科背景成为教授级高工的杰作之一。</p> <p class="ql-block">就在上述的学术背景下,高文伟教授又为“科普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撰写出《科学大先生》这部科学和文史交融的著作。人们在阅读这部“科学人物和科学史话”的巨著时,就会发现能有胆量和勇气选择把解放前“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学术与人生”作为创作内容,他(她)一定不会是单纯的“理工男”或者“文史学者”。他不仅要具备相当的科技文史知识,还要具备科学的方法、精神和思想,更要具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列主义的史学观。这样的作品对我国当下民族复兴才有借鉴和启示价值。</p> <p class="ql-block">三</p><p class="ql-block">我是在2019年9月在“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第一次看到并与高文伟教授正式开始交往的。当时我刚刚从上海市楼宇科技研究会秘书长的位子上退下来,而高文伟教授是大会支持单位之一上海东浩兰生集团的副总裁。他还是智慧建筑分会场的主要组织者。当时国际上普遍将智慧建筑和智能化建筑混为一谈,它的英文名词唤做intelligent architecture,这种叫法的语意是模糊的。我临时举手要求发言,说我们的研究,智慧建筑的英文名词称作smart building更为贴切。我们的观点引起台上台下的中外论坛参与者的热烈反响。许多与会者赞同我们的意见的。高文伟教授没有因为我唐突发言而有异议,相反还赞同了我的观点。从此智慧建筑称为smart building的意见被同行广泛接受。</p> <p class="ql-block">在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认识了高文伟教授。</p> <p class="ql-block">其实在此时,我们上海市楼宇科技研究会(下称研究会)虽然对智慧楼宇的研究起步较早,但还停留在《智慧楼宇评价指标体系2.0标准》理论性研究层面上,而由高文伟教授领衔的东浩兰生信息公司团队已经在建设和改造智慧楼宇迈出了踏实的步伐。他们已经将上海兰生大厦建设改造成具有4星级水平的智慧楼宇了。以郑惠强为首的上海市楼宇科技研究会的领导敏锐地发现这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优势互补的良好机遇。经过研究会的选举程序,高文伟教授当选为研究会的副理事长,他的副手项莉总经理担任研究会智慧楼宇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从此我们在智慧楼宇研究的领域内,成了同事和伙伴。我们一起制定了《智慧楼宇评价指标体系3.0》《现代物业管理1.0》等相关标准,参加了诸如《世界城市日——国际城市与建筑博览会》等高层次的论坛,使我们上海对智慧楼宇的研究和实践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也在此过程中我们成了朋友,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我发现高文伟教授也是一位文理相通的作家,他送给我他的著作《树大根深说俞家》一书,其资料之丰富,论述之详实,让我在阅读中惊讶之余,佩服之至,意识到保持我会科普的“科普文学”特色,有了希望。</p> <p class="ql-block">高文伟教授领衔将兰生大厦改建成4星级智慧楼宇。</p> <p class="ql-block">我们一起出席国际研讨会,郑惠强教授(左四)为《科学大先生》作序。</p> <p class="ql-block">高文伟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言</p> <p class="ql-block">科普文学创作是我们研究会科普活动的一个特色,提倡科普与文学相结合是我国科普界长期提倡的意愿,因为科技知识浅说的科普小品文形式,已经不能满足科技发展对科普的需求了。但是这条路走得很艰苦,主要原因是长期的科技和文学是分离的领域,科技人员的文学写作能力普遍不足,而让文学作家从事科普创作也不理想。我是一名科普作家,也是科普文学的热情鼓吹者,在我兼任研究会科普委员会负责人期间,让科普文学成为研究会的科普工作的特色作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我这个“理工男”也被先后被上海市和中国作家协会吸收成会员。当一名理工科出身的文学作家遇到一位文科出身的教授级高工时,他们成为拥有许多共同语言的好朋友,应该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佳话啦!在我拜读《科学大先生》后,不写一篇文章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情,好像连我自己都说不过去了。</p> <p class="ql-block">四</p><p class="ql-block">我和高文伟教授成为好朋友,有许多共同语言和学术共识。他还出席了我的新书《生活就是美——钱平雷科普文学作品续集》的新书发布会并代表研究会发表热情洋溢的祝贺词。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没有分歧。就以“智慧楼宇”而言,他把建筑数字化转型和智慧楼宇信息系统的研发与推广运用,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我更重视具备智慧楼宇的四个条件,或称四个维度——绿色建筑、自动化集智、现代物业管理和融入“智慧城市”中,AI 智能化以外,确保智能化功能充分发挥的包括社会、人文和管理等各系统功能的完整发挥。有一次我和高文伟教授谈及此事,我认为数字化只是实现智慧楼宇现代物业管理维度的一个手段,将其摆在突出地位并不合适。而高教授则认为称“现代物业管理”不够严密,因为“现代”两个字是其内容随着时间变迁是需要发生变化的。也许双方讲的都有点道理,但一时也说服不了对方,只好求同存异,各抒己见了。两个老头儿都不是随便可以被说服的人,因为他们的这些理念都是在自己的脑子中经过长时间思考才形成的。反正这也无伤大局,因为学术上本来就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更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继续发展。</p> <p class="ql-block">高文伟教授(右)和上海市作协党组王伟书记(左)出席拙作《笔下寻乐记》新书发布会时的合影。</p> <p class="ql-block">我与高文伟副理事长(右三)和其他出席拙作《生活就是美》新书发布会的领导、学者、作家的合影。</p> <p class="ql-block">五</p><p class="ql-block">无论从《科学大先生》一书的内容来看,还是其作者高文伟教授的经历来看,“文理相通”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捷径。以往理工科和文科之间分得太清了。互相不来往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理工科重视逻辑思维,而文科重视形象思维,人们发现如果同时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人,拥有更强的创新能力。《科学大先生》中谈到的复旦大学老校长苏步青教授,他不仅在数学领域中是微分几何学的创始者,还是一位诗词名家。最近AI逐步深入到了包括文科在内的各个领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是复旦大学金校长提出明年少招20%的文科本科生的传闻,在网上议论纷纷。我想,如果这个消息属实,说明复旦大学把文理科的界限进一步打破了。因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是文理兼容的毕业生,他们比单纯学文科或理工科的学生,更有创造力和适应力。从高文伟这位复旦的学子的经历,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典范。他虽然读的是文科,但他在工作后,补上了学习理工科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思维、方法。所以他照样也能在理工科领域里取得丰功伟绩。从这个角度来说,高文伟教授为他的复旦母校的教学改革提供了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先例。</p><p class="ql-block">同样《科学大先生》一书的出版,又让高文伟教授在其深厚的文史功底的基础上,以科普文学的形式,为科学人物和科学史话的研究,树立了一座丰碑。</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