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2, 126, 251);">周馥与陈季同的故事</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176, 79, 187);">钱 征</b></p><p class="ql-block"> 林怡编著的《陈季同: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2019年10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十章。其中第九章“效力两江,魂逝金陵”,重点介绍陈季同在南京协助两江总督周馥主持南洋官报局和江楚编译局的故事。具体内容,摘录如下:</p> <p class="ql-block"> 1901年9月,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谈判,病榻上的李鸿章,指挥下属,将列强从一开始提出的中国赔偿列强军费10亿两白银,降到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命若游丝的李鸿章,万般无奈之下,接受了这个屈辱的结果,于1901年9月7日,和奕劻一起,同11国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两个月后,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含愤病逝。</p><p class="ql-block"> 没有了李鸿章的清廷,还在苟延残喘。没有了老上司李鸿章的陈季同,生活还得继续。</p><p class="ql-block"> 在国势艰危中,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依然上奏清廷,请求变法,设立新式学堂。他们在自己的辖区,联合创建了江楚编译局。柳诒徵在《国学书局本末》一文中说:“江楚编译局者,光绪辛丑,刘坤一、张之洞会奏变法,议兴学堂,先行设局,编译教科书。设局江宁,初名江鄂,后改江楚。以刘坤一自逊无学,编译之事,取裁之洞,宁任费而鄂居名,非合数省之财力为之也。”可见,江楚编译局,是由湘军老将刘坤一出钱,地点设在南京,由刘坤一认为比自己有学问的张之洞挂名,而创设的机构。11月,几乎于李鸿章病逝的同时,陈季同应刘坤一的邀请,到设于南京钟山书院的江楚编译局(又名江鄂书局)主持翻译西方典籍工作。这或许,算得上陈季同继承李鸿章遗志的一种努力吧。</p><p class="ql-block"> 1902年,刘坤一认为,兴办新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筹划在南京兴办新式师范学堂。遗憾的是,刘坤一于1902年10月病逝。张之洞暂时署理两江总督。因为有了近一年合作江楚编译局事务的基础,张之洞继续刘坤一的未竟事业,开始创建三江师范学堂。</p><p class="ql-block"> 不久,清廷又先后任命湘军老将魏光焘、李兴锐出任两江总督。但是,这两个人,任期都不长。1904年10月,陈季同的老朋友、任李鸿章文案出身的周馥,出任两江总督。至1906年9月离任,这为陈季同的生活带来了转机。</p><p class="ql-block"> 周馥,是李鸿章最亲近的属僚。李鸿章临死前,因忧虑国事,而不肯瞑目。是周馥赶到,搓揉其眼睛,并发誓继续办好其未了之事,李鸿章才合眼离世的。</p><p class="ql-block"> 周馥出任两江总督后,立即加大力度,兴办李鸿章、刘坤一等人洋务维新未竞之业。</p><p class="ql-block"> 周馥和陈季同,原来都是李鸿章在北洋时倚重的部下。李鸿章是他们俩的“恩主”。二人交情,李来就不一般。</p><p class="ql-block"> 周馥到南京主事,自然重用陈季同打理推进维新事务。这对陈季同而言,是重大利好。所以,陈季同让原本打算到河南谋职的弟弟陈寿彭,也举家迁入南京,帮助周馥编纂《南洋官报》。</p><p class="ql-block"> 在南京,陈季同与江楚编译局总纂缪荃孙共事,二人交往密切。缪荃孙,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藏书家、教育家、史学家、金石家。在他的《艺风老人日记》里,频频记载与陈季同商谈公事,及谈文论艺的文字。1905年4月9日,陈季同代表周馥,出席上海日本人创办的东亚同文书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并发表祝词。陈季同在周馥的讲话辞后,加按语道:</p><p class="ql-block"> “日本与我同文固已久矣。……日人好学之志诚大可嘉。近年意国罗马、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各都城均有中国学塾。此外,若英美,若俄,莫不于东方学校中设汉文专课,是则汉文之大同固已久播于列强。顾诸国所习,究不若日本之精且速,何也?盖以日本与我比邻,且系同种之一家兄弟也者。所望同心同力共保亚洲,讲辅车唇齿之义,日益亲睦,岂仅于同文乎哉?此则中国政府学人之所愿,抑亦日本政府学人之所愿也。”</p><p class="ql-block"> 周馥主政两江,并兼任南洋大臣,陈季同兄弟成了他维新变革的重要助手。他授权陈季同负责《南洋官报》和编译两局事务。周馥莅临两江才一年多,就推进了不少事务。</p><p class="ql-block"> 1906年,在周馥及其夫人共庆七十寿辰之际,陈季同的弟媳薛绍徽,有《代拟南洋周制军暨配吴夫人七十寿序》一文。此文,应该是薛绍徽替作为周馥左膀右臂的陈季同、陈寿彭俩兄弟草拟的。文章铺叙了周馥治理两江的成就:</p><p class="ql-block"> “公于是自三江师范学堂以下,增广学室学额,又保存上海复旦公学”;“公于是整顿银元局,添建新厂”;“公于是修江宁府城,开筹捐局”;“公于是裁善后局,设官银号”;“公于是请撤江北巡抚,以提督代之”;“公于是广下关,通商场,设迎宾馆,议开海州商埠”;“公于是设督练公所,改旧营制,行征兵之令”;“公于是以南洋师船并沪上制造船坞,合北洋海军”;“公于是兴商务陈列所、验矿公所、派员至印度考查种茶制茶诸法;又渔业公司,创绘渔界海图”;“公于是为《南洋官报》加增日报;并为江楚编译局广聘译员;更设官书局,售出版诸书。”</p><p class="ql-block"> 薛绍徽铺述周馥治理两江一年的功绩里,自然也有陈季同、陈寿彭兄弟劳心劳力协助周馥的成果。</p><p class="ql-block"> 但是,两江及南洋,长期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领袖们和张之洞的地盘。所以,有些人对周馥在两江推行的一些新举措心存不同看法。</p><p class="ql-block"> 1906年8月8日,郑孝胥日记记载他听到沈瑜庆诵读《南京白字诗》:“‘昔日一科房,今朝督部堂。亲家袁世凯,恩主李鸿章。瞎子兼聋子,南洋属北洋。金陵旧游处,瓦石响丁当。’吴人嘲周馥之作也。”</p> <p class="ql-block"> 沈瑜庆的父亲沈葆桢,1879年卒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任上。沈葆桢与李鸿章同年进士,是同僚,又是朋友,生前与李鸿章共同致力于推进中国的维新变革事业,二人在维新图强事务方面配合较为默契,所以沈瑜庆颇为关注两江和南洋事务。</p><p class="ql-block"> 而郑孝胥长期是张之洞的幕僚,他在日记里专门记下这首诗,显然是对周馥主持两江事务的揶揄。</p><p class="ql-block"> 张之洞及其幕僚,虽然也努力“维新图强”,但他们在立身处世上,与李鸿章及其幕僚,还是很不一样的。即便长期任事于张之洞幕府的辜鸿铭,在张之洞逝世后,也对“亟力为国图强”却“学之不化”的张之洞评论道:“文襄帅天下以富强,而富强未见,天下几成饿殍,此盖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知有国而不知有民也。即此可见其学之不化处。”</p><p class="ql-block"> 梁启超则对比张之洞与李鸿章道:“张何足以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著著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尝语人曰:‘不图香涛做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尽其平生矣。至其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p><p class="ql-block"> 陈季同,字敬如,又作镜如,号三乘槎客。据李华川博士考证,陈季同生于清咸丰二年(1852)正月二十二(公历3月12日),卒于1907年1月22日。</p><p class="ql-block"> 陈季同,是福州人。他和严复是同学,都是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同为一代精英人杰。</p><p class="ql-block"> 陈季同,累计长住欧洲长达15年,是晚清对欧洲极具影响力的外交官。他精通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对他礼敬有加。罗曼·罗兰称他“非常法国化,但更有中国味”;他用法文发表《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快乐》;他用法文把《聊斋志异》翻译到欧洲;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授予他“一级国民教育勋章”,他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个中国人。德皇弗雷德里希三世、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都是他的故交。与他谈判激辩的俄国将军,称他是“最有头脑的中国人”。他自称是“莫里哀的弟子”。他在欧洲不遗余力地宣扬中华文明。他是“中国文人中以西方语言介绍中国文化第一人”。</p><p class="ql-block"> 陈季同在华北,协助李鸿章疏浚永定河和黄河。他在上海,创办《求是报》,译介西学。他参与创建新式女学堂和创办《女学报》,提倡中国女性接受现代教育,促进中国男女平权。尤其是他在南京,协助两江总督周馥主持南洋官报局和江楚编译局,大力宣扬西方现代文明,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1907年1月,他以56岁的盛年,猝死南京任上。</p><p class="ql-block"> 周馥,是安徽省东至县人;与我同乡。</p><p class="ql-block"> 陈季同生于公元1852年,我生于公元1952年;我们相隔时间整整100周年。百年对话,是有意义的。尤其是1953年,屈原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屈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p><p class="ql-block"> 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是1827年德国大文豪歌德,在一种诗性的文学理想中所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歌德谈话录》,〔德〕歌德著,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p><p class="ql-block"> 在预测翻译研究的未来走向时,斯奈尔·霍恩比在《翻译研究的诸种转向》一书中,再次讨论了歌德致托马斯·卡莱尔的一封信。在这封写于1827年7月20日信中,歌德高度评价了翻译(者)在人类文明中的作用,以及德国对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所做出的巨大贡献。</p><p class="ql-block"> 林则徐,就是晚清翻译活动的重要赞助人。他被派往广州禁烟后,为了“知夷”进而“制夷”,开始组织人翻译西方的报纸。他一到广州,就设立译馆,招聘懂外文的翻译。当时懂外语的人才不多,大多是为外商工作的,社会地位低下,受同胞的排斥。林则徐把这些人招入译馆,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他被撤职后,还向继任者推荐他的译者。在翻译内容上,林则徐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翻译外国人对中国的言论,了解他们如何理解中国问题,从而找出应对之策,林则徐还组织翻译了一部《万国律例》,这是第一部被翻译到中国的国际法,其比人们熟知的《万国公法》还早了25年。</p><p class="ql-block"> 1862年,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上疏清廷,请求设置船政局监造轮船;1866年7月14日,清廷以罕见的高效率,批准左宗棠的奏请;1866年8月19日,左宗棠前往福州马尾,选定船政局地址。时逢新疆叛乱,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向清廷推荐了在家丁忧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出任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福州船政局(亦称马尾船政局)在沈葆桢的主持下,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p><p class="ql-block"> 1873年,清廷打算向欧洲各国派驻使节,决定先派员赴欧洲考察。沈葆桢保荐陈季同以都司衔随船政洋监督日意格赴欧,陈季同和同学魏瀚、陈北翱、刘步蟾、林泰曾一起跟随日意格前往欧洲,他们先后考察了英国、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第二年回国后,沈葆桢再次保举陈季同升为参将加副将衔。沈葆桢道德事功,堪称是林则徐的传人。</p><p class="ql-block"> 周馥与陈季同的故事,介绍到此,已经属于尾声了。在全球化时代,为具有变化性的世界文学寻找家族相似性,是达姆罗什下定义的三种认识。</p><p class="ql-block"> 第一,达姆罗什认为,作为具有世界文学性质的作品,一定是处在语际传播的流动过程中,世界文学即是民族文学走出本土在语际传播以产生影响的椭圆折射。</p><p class="ql-block"> 第二,达姆罗什认为,翻译在民族文学于语际传播中,走向世界文学,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如莫言的作品《红高梁家族》《丰乳肥臀》《酒国》与《蛙》等,被翻译为英语、法语与俄语等多种语言,其跨越了语际成为被多种语言读者阅读的世界文学作品,也从而有机会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严格地讲,倘若莫言的作品没有被瑞典文翻译家陈安娜、英文翻译家葛浩文与意大利文翻译家李莎等给予成功的翻译,莫言是很难有机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需要说明的是,翻译是改写。可以说,许多非英语及非瑞典语的民族文学作品,其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与翻译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2012年12月10日,莫言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领受诺贝尔文学奖证书、奖章及奖金时,他邀请一批优秀的翻译家共同参加,说明莫言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表现出文学家对翻译家应有的尊重。</p><p class="ql-block"> 第三,达姆罗什认为,世界文学不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经典,如我们经常提及的那些大师性经典。包括,我今天所撰写的《周馥与陈季同的故事》。</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color:rgb(176, 79, 187);">作者简介</b></p><p class="ql-block"> 钱征(1952年4月一一 ),安徽省东至县大渡口镇人。祖籍为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共党员。池州市退休干部。曾任浙江大学树人学院兼职教授、江苏教育学院兼职教授、池州学院佛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屈原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现任安徽省池州市屈原学会的会员、研究院的研究员和创会会长。</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