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祝铜牦牛与吐谷浑家族之关系

行者走凡尘

天祝铜牦牛

　　天祝县铜牦牛作为中国唯一以牦牛为造型的青铜重器，其与吐谷浑家族的关联既包含历史的偶然，也暗含文化的必然。这件高61厘米、长118厘米的青铜器，自1972年出土于天祝县哈溪镇以来，便因其雄浑的造型和神秘的身世引发学界热议。以下从历史背景、文化象征、考古发现三个维度，揭示其与吐谷浑家族的深层联系：

一、历史背景：从鲜卑游牧到吐蕃崛起的时空坐标

铜牦牛出土的天祝县，正是吐谷浑王族的核心活动区域。吐谷浑作为辽东鲜卑的分支，自西晋末年（313年）西迁后，在青海甘肃交界建立政权，其鼎盛时期疆域覆盖今甘肃南部、青海全境及新疆东部。天祝县所在的河西走廊东端，既是吐谷浑与中原王朝的缓冲地带，也是其控制丝绸之路青海道的战略支点。

铜牦牛的铸造工艺与隋唐宫廷传统高度契合。其分体铸造、焊接成型的技法，以及细密阴刻线表现毛发的手法，均符合唐代“官作”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吐谷浑与隋唐的和亲政策（如隋文帝嫁光化公主、唐太宗嫁弘化公主）可能将此类礼器带入青海甘肃。有学者推测，铜牦牛可能是唐代公主陪嫁的祭祀礼器，通过和亲传入吐谷浑王室。

然而，铜牦牛的断代仍存争议。部分学者依据其造型风格将其定为元代，而民间传说则指向吐谷浑时期。这种矛盾恰恰反映了吐谷浑文化的延续性——即便政权灭亡，其遗民仍可能在后世延续相关工艺传统。

二、文化象征：牦牛崇拜与吐谷浑的精神世界

牦牛在吐谷浑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作为青藏高原的“高原之舟”，牦牛不仅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更承载着宗教信仰。吐谷浑的原始信仰中，牦牛被视为沟通天地的媒介，其形象常见于祭祀仪式和图腾崇拜。天祝县民间传说中，铜牦牛是吐谷浑苯教巫师为禳解疫病而铸造的神牛，后因战乱被埋藏。这一传说虽无直接考古佐证，却折射出牦牛在吐谷浑精神世界中的核心地位。

铜牦牛的艺术造型亦暗含吐谷浑的文化融合特征。其健壮的体魄、弯曲的牛角与写实的毛发，既体现了游牧民族对牦牛的细致观察，又融入了中原青铜艺术的庄重感。例如，铜牦牛尾部的“毛笔头”造型，与唐代马具中的装饰风格如出一辙，印证了《北史》所载“吐谷浑乐多杂西凉之伎”的文化交融。

三、考古发现：从慕容智墓到铜牦牛的关联性

尽管慕容智墓（2019年出土）未发现牦牛形象文物，但其出土的列戟屋模型、胡服陶俑等，揭示了吐谷浑王族对中原礼制的借鉴。铜牦牛若确为唐代器物，可能与吐谷浑王族的丧葬文化存在间接关联。例如，其作为祭祀礼器，可能在吐谷浑归附唐朝后，被用于陪葬或供奉。

此外，铜牦牛的同坑出土物（铜马、铜骡）为其文化归属提供了旁证。有学者指出，铜马与吐谷浑“二马相斗”的崇祀传统相关，而这一传统在慕容智墓出土的彩雕马中亦有体现。这种跨时空的文化符号重叠，暗示铜牦牛可能与吐谷浑的祭祀体系存在深层联系。

四、现代传承：铜牦牛的文化意义

铜牦牛的现世，不仅是考古学的重大发现，更成为天祝县文化认同的象征。当地依托铜牦牛打造“吐谷浑文化旅游带”，将其与慕容智墓遗址、华锐锅庄舞等非遗项目结合，形成“文物+文旅”的活态传承模式。例如，2023年武威市推出的“青铜文化的甘肃印迹”展览中，铜牦牛与铜奔马并列展示，成为甘肃多元文化的代表。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铜牦牛见证了丝绸之路民族交融的历史。其造型中汉藏元素的融合，恰似吐谷浑作为“丝绸之路守护者”的角色——既保持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质，又深度参与中原文明的互动。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基因，至今仍流淌在天祝县的血脉中。

结语：青铜牦牛的历史隐喻

天祝县铜牦牛与吐谷浑家族的关系，是一部浓缩的民族融合史。它既是隋唐宫廷工艺的杰作，也是吐谷浑文化的载体；既是考古学家的研究对象，也是当代文旅的符号。这件青铜器的每一道纹路、每一处焊接痕迹，都在诉说着一个消逝王朝的故事，更在提醒我们：中华文明的璀璨，正是由无数这样的“文化牦牛”负重前行所铸就。

现存天祝县博物馆中的铜牦牛复制品。

　　《七律·天祝白牦牛颂》

祁连雪沃莽原苍，华锐神牛气宇昂；

玉角擎云开碧落，银蹄踏月碎琼霜。

冰河饮罢星垂野，夏草嚼残露满裳；

十万山峦皆俯首，一鞭风卷大河长。

作者：叶丹 肇弘

配乐《白牦牛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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