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厂点滴回忆

华克华

撰文/王 键

编辑/黄克华

一、原上海勤余织造厂的历史

原上海勤余织造厂是20世纪50年代由几十家弄堂小厂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合并而成，属于公私合营。勤余织造厂分别有公方厂长、私方厂长，总共980多名职工的规模，厂房很分散，建厂初期生产不太正常，特别在“反右”斗争中少数人兴风作浪，聚众闹事，自然影响了正常的生产。我父亲王儒聪是1957年从部队转业到卢湾区委的， 是当时卢湾区工业科科长。由于勤余织造厂是当时的“老大难”单位， 区委派他来勤余织造厂进行企业整顿，担任工作组组长。在区委的领导和重视下，进驻了工作组。经过整顿，企业形势开始好转，步入正常生产。最后区委正式任命我父亲为勤余织造厂党总支书记，那年他不到四十岁，正是青壮年，可谓干劲十足吧。

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工厂生产形势一派大好，效益蒸蒸日上、红红火火，被评为全国红旗厂。厂里出了全国劳动模范，到北京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一时全国各地都来勤余织造厂参观学习，文艺界的明星们也来厂慰问演出。厂里“三羊”牌针织品更是一枝独秀，老百姓以穿“三羊”为时尚和质量的认可。淮海路襄阳路口大大的巨幅“三羊”广告尤为醒目。 许多产品还出口，苏联外贸部门还专门给勤余织造厂写信，称“三羊” 不仅是优质的针织服装，更是秀丽的艺术品。勤余织造厂在上海还支援外省市筹办针织厂，代培技术人员，派出技术人员到外地进行技术指导，针织行业都在学习勤余织造厂，以此厂为榜样，勤余织造厂成了针织行业的龙头企业。

三年困难时期来临，到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许多中小企业面临着被调整，勤余织造厂也不例外。在那单一的计划经济年代里，上级没有给你生产任务，厂子就面临着倒闭，工人被派遣回家下乡务农。 看到此景，父亲焦急万分，这么多职工怎么办？好在他长期在部队军需机关工作，便亲自到过去自己的部队要任务。在部队的支持下，下达了生产军需绒衣的任务。绒衣织物厚，要保温就需要拉绒技术，这对普通针织厂来说，不能不说一个“难”字，在勤余厂的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努力攻关下，终于生产出合格的绒衣，还受到了部队的好评。 就这样勤余织造厂起死回生，再现辉煌。如果当时不动脑筋想办法， 在1962年，勤余织造厂就不复存在了。六十年代初大陆发生自然灾害，为防备被反攻，战备也很紧张，当时部队派人来找我父亲，叫他重穿军装回部队，他说他哪能一辈子当兵，又不是命令，协商就不去了， 坚持留在勤余织造厂。

二、内迁南平

1965年接上海纺织局指示，响应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要迁厂支援外地建设，勤余织造厂有三个地方可供选择:四川、江西、福建。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生产、生活要方便。经考虑，四川太遥远，江西也定在边远的老区，交通十分不便。最后厂领导选择了福建， 现在看来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迁厂也保密，对外叫607厂。

确定迁厂后不久，福建省分管工业的副省长梁灵光亲自到上海勤余织造厂考察参观、了解情况。当时同时迁到福建的工厂有七八家， 如国营上海棉纺织印染二十六厂(三明纺织厂)、邵武丝绸厂、龙岩被单厂等。

1965年，父亲为迁厂到福建出差，到福州后，在轻工业厅有关领导的陪同下考察了邵武，顺昌、龙岩、南平等地，考察后他定在了南平。 理由是南平交通方便，有直达上海的火车。与轻工厅签订协议后就紧锣密鼓地展开行动了，派张水辉同志先到南平负责厂房及生活区的建设，并遵循了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以战备的意识建设厂房。烟囱不能直冲天，而是躺在山的斜坡上，这真是一大“奇迹”。厂房占地六十多亩，生活区在黄垱利用闽江水电局下马的旧房子翻修形成，职工上下班是交通牌大卡车接送，生活区离厂区约4公里。

1966年9月的一天，父亲下班带来一只朱红色的马桶，我感到奇怪，这时我才知道要迁厂到福建了。那里是没有抽水马桶的，在这之前全然不知。当时我是上海市五十四中学的一名初中生，16岁年龄也不懂这些，就这样在1966年10月份与勤余织造厂的职工家属们一起到福建了。当时正式职工600多人，连同家属总共1800 多人。

三、填补了南平针织行业的空白

到南平一切新鲜，有山有水，风景不错。但随着全国的“文革”到来，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这之前，由于迁厂党代会没空开，还准备筹备党代会，成立新党委呢！我父亲作为最基层的一个小领导，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靠边站了。父亲受到冲击，但他很坦然，说好人打不倒，坏人保不了，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南针人的基本觉悟相当高，当时许多工厂都停产停工不生产而闹革命了，甚至出现武斗，打砸抢，但南针人不管两派如何斗争，始终坚持生产不停工，这真是难能可贵。南平山区本来就贫穷落后，地方财政相当困难，主要财政来源就靠南平针织厂，如果不坚持生产，后果可想而知。南平针织厂未来之前，福建没有针织厂，南平针织厂填补了这一空白，为地方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看今朝，南平针织行业已是遍地开花，这不能不说是南针人的筚路蓝缕功劳。

从1966年到1969年，“靠边站”的父亲“解放”了，担任南平针织厂革委会副主任，主任是三支二军的军代表蔡付政委。1970年，南平针织厂与南平纺织厂合并，也就是在南平针织厂的基础厂筹建了一个中型棉纺厂，还专门成立了南平纺织厂核心领导小组，共七名厂级干部。其中军队干部3人:孙部长(沙县武装部长)、蔡付政委、老魏(名字不详，山东人)。地方干部4人:李晋湘、栗金旺、王儒聪、刘改霞(女)。

南平纺织厂当时有三万纱锭，800台织布机。由于南平针织厂有雄厚的资金、成熟的企业管理，是一支要求过硬的队伍。父亲当时负责基建生产、劳工财务及联系到上海、厦门等地工人培训，是相当忙的。两厂合并后职工达4000多人，可谓小船带大船。人们以工作进南平纺织厂为荣，想方设法进南平纺织厂。例如从食品公司卖肉的， 到省领导的女儿等，一大批高干子弟都来南平纺织厂了。就在全面投产前，一张地委令将父亲调至邵武丝绸厂工作了。现南纺股份有限公司已成功上市，是国家大型企业，也是国内规模最大的PU革基布生产基地。说也奇怪，父亲始终与南平、南平针织厂有缘分，1980年国家落实老干部政策，由于父亲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建阳地委找他谈话，分配两个地方:一个是邵武县副县长(分管工业)，一个是南纺厂。考虑到年事已高，他选择了南纺，直至1983年正式离职休养。

由于时间仓促，加上文化水平又不够，我仅仅提供点滴基本素材而毫无艺术加工成分。总之，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我以这样的态度回忆了那六七十年代的生活经历。

本文收录于《跨越山海：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资料整理与研究》“回忆篇”之五，刘盼红、高红霞编著。上海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发行。

刘盼红，历史学博士，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高红霞，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此文献给南针厂、南纺厂朋友们！

感谢刘盼红、高红霞老师！